向欧亚舞台的跳跃

南北分立体系

位于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华中地区，降水很多，生态环境温暖湿润，因而物产丰富多样。长江流域水稻发达，是中国的粮仓。江南地区用于保护渠道的堤坝上都种着桑树，发展养蚕业，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生丝。山区则种植茶树。对于粮食、生丝、丝织品、茶叶等物品，秦岭—淮河线以北的华北地区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中央欧亚也有买家需要丝织品等。

但是华北基本没有华中地区所需要的物产。因此在华北与华中的物产交换过程中没有货物从华北运出，交易本身失去了平衡。如果以自由放任（laisser-faire）的态度对待这种商业活动，交易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华北无法获得购买华中物产的实力，而华中如果没有华北的市场，其经济增长也会出现极限，同时华北也会因为没有商品流入使经济水平停滞在较低的水平。所以整个10世纪中国都没有发挥出使经济获得发展的可能性而陷入停滞。

华北如何创造出对华中物产的购买力？一个解决方法是保持秦岭—淮河线两边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权。辽、金两朝与宋、南宋这种形式的分立状况大约持续了270年之久，其背景就是两个政权在体系上和平共处于将生态环境一分为二的南北两侧。

1004年辽宋缔结的澶渊同盟，形式上宋为兄、辽为弟，但其实统治华中的宋朝每年需要赠送20万匹绢和10万两白银给统治华北的辽。对宋朝来讲，这是一个政治上看似屈辱的条约。但在经济上来看，辽用宋朝赠给的白银购买华中的物产，间接地促进了宋朝的基础—华中地区经济的发展。

继承了辽朝版图的金朝也没有试图打破这一分立体系。在1126至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这一史上有名的金宋之争中，获胜的金朝军队也没有追赶逃往华中的宋朝皇室，而是带兵返回。以秦岭—淮河线为界的分立形式随着南宋的建立可以看得更为鲜明。各个政权都在相互的反击中摸索新的交易体制。这也是中华文明自我扩张过程中最后的“离”。

我们看惯了现在中国地图，时常会认定中国本来的样子就是把欧亚大陆东部统一在一个政权里面。但其实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华北政权和经济上日益发展的华中政权在保持政治上平衡的同时并存，这种统治形式才是一个稳定的体系。若不稳定，那么这一体系绝对不会在澶渊之盟之后一直延续到元朝接收临安（现在的杭州），时间长达272年。

分立体系的终结

南北分立体系的特征暗含了纳贡这种交易体制。也就是说拥有富裕生产力地区的统治政权通过向需要物资的政权朝贡，交易就可顺利进行。

南北分立体系在蒙古帝国出现时被打破。蒙古帝国是从欧亚大陆内部崛起的拥有世界视野的崭新的政权。铁木真为蒙古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把游牧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国家形式。通过这种新的组织，铁木真打败了蒙古高原上的反对势力。

在蒙古高原南部干燥的沙漠地区，绿洲就像人的项链散布各处。一到夏天，从北面的高原和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上会有大量融化了的雪水流入沙漠，在沙漠走廊处形成泉水喷出。再在地下挖隧道引流，利用这些水资源发展农业，建立城市，通过城市的相互连接形成交易通道。

当蒙古帝国发展到把沙漠中的绿洲城市置于统治之下以后，连接绿洲与欧亚大陆东西两部进行贸易的维吾尔族人开始与蒙古帝国合作。帝国在经济和情报等方面利用商人们掌握的商业活动网和贸易手腕。商人们因为蒙古帝国成为中央欧亚的统一政权，能够在这一领域内安全地进行交易，所以接受了蒙古的统治。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蒙古帝国把中原纳入势力范围时已经预备跨越南北分立体系了。当蒙古帝国的第四代皇帝蒙哥令忽必烈攻打云南时，就已经决定废弃南北以秦岭—淮河分立的体系，构想出一个囊括了欧亚全境的崭新的体系。攻陷云南是为了取得消灭南宋的垫脚石。蒙哥突然去世后，这一构想的实现就交到了忽必烈的手上。

忽必烈试图将元朝从蒙古帝国中分离出来的新体系应该是蒙哥所没有预想到的。在攻打、消灭南宋并将其收归统治之下的过程中，忽必烈和以华南作据点从事海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开始有了接触。他还沿用了南宋的舰船和造船基地。从此，诞生于高原的蒙古帝国开始向海上发展。

元朝时候的经济体系以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商人经营的白银作为价值标准。他们完全从商业活动中收取税金，而非依靠土地税。商业税征收的是白银，集中到元朝中央政府，再赠送给正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发展势力的蒙古帝国内的领主和贵族。因为元朝要做蒙古帝国的盟主，需要这些赠品。

分配到各地的白银投资到穆斯林商人和维吾尔族商人经营的贸易行，用于采购丝织品、陶瓷器等中国特产。为了购买中国尤其是产自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的物品，白银回流到中国。这些白银又通过元朝征收的商业税等形式集中到中央。

元朝就是把集中—再分配这种交易体制普及到欧亚全境而维持的帝国。对于这一交易体制，杉山正明（本系列第八卷作者）将其描绘为白银的大循环。

白银与铜钱

蒙古帝国的成立迎来了中华帝国集散离合这一自我扩张过程的终结。因为中国放弃了自成的体系，成为在欧亚大陆全境发展起来的交易体制中的一个要素。本书把从周朝到南宋这一时期定名为东亚舞台，把将要考察的从元到19世纪中叶的这一时期定名为欧亚舞台（请参照图表8）。

这里所说的欧亚，并不仅限于蒙古帝国统治的疆域。将目光转向蒙古帝国以外，欧亚世界中，在白银循环以外的地区正在酝酿着另一种不同的体系。

北宋时代，王安石主政时期中国铸造了大量铜钱。元朝以后，商业买卖逐渐通过白银或者纸币进行，元朝对使用与纸币成竞争关系的铜钱采取了消极政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元末开始铸造铜钱。中国国内逐渐看不到铜钱的流通，于是无处可去的铜钱从此开始大量流向海外。

铜钱作为商品进入日本。比如14世纪初，一艘新安船只在从中国明州（庆元，今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途中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域沉没。从这艘沉船上不仅发现了瓷器，还发现了铜钱，并且数量不是一星半点，而是相当庞大，共800万枚，计28吨。

汪大渊从1327年开始多次访问东南亚各地，他在《岛夷志略》中记录了中国商人在采购染色用的苏木以及非常珍贵的香料如白檀香、胡椒等物品，卖给对方瓷器、棉布等使用的工具就是铜钱。直到16世纪，铜钱和铜铸币（与铜钱相似，用铅铜混合铸造的货币）一直被广泛使用。据推断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元朝。14世纪，越南北部建立的陈朝在铜钱使用方面也得到发展。

14世纪，铜钱在蒙古帝国四周的使用格外广泛。但这并非意味着形成了以铜钱为轴心的国际经济体系。铜钱在不同地区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用欧亚大陆东部这一框架进行概括，白银流通体系受到元朝政策的支持成为中心体系，而周边各个使用铜钱的经济圈正在成为副体系。白银与铜钱在空间上的双重构造就是成为自1351年开始的五百年历史起点的交易体系。

波动的欧亚舞台

蒙古帝国的成立使包括整个欧亚在内的交易体系得以确立。把元朝赶回蒙古高原的明朝和17世纪统治中国的清朝都包含在这一广泛交易体系之内。

先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然后再纵观一下此后的历史。在欧亚舞台上可以发现交易的活跃期与停滞期大约以一百年为周期波动。

交易活动在13世纪蒙古帝国统治下异常繁荣，但是到了14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崩溃，交易也在这一过程中陷于停滞。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心体系已经消失，转而成为副体系并存的状况。有时还会出现失去中心体系后，交易回到最原始的纳贡与掠夺的情况。

明朝没有创建能够代替元朝中心体系的意志和能力。从14世纪到15世纪，中国后退到副体系的位置。元朝时期曾在海上活跃的人开始摸索如何推进相互的交易。

16世纪贵金属的精炼技术改革以后，日本和美洲大陆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白银。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帝国构建的白银交易体系开始复兴。明朝甚至陷入了“白银中毒”的状态。以白银为轴心的交易开始繁荣，东南亚闯入了“商业时代”。新的中心体系正在形成。而且这一新体系的展开，也包括了一些获得了美洲大陆白银的欧洲势力的加入。

但是当这一繁荣在17世纪遭遇日本白银供给枯竭，白银的绝对量无法再支撑日渐扩大的交易时，经济再次出现了异常。白银把地方社会的财富吸走了，地方社会因此疲弊，叛乱在中国频频发生。同时整个欧亚大陆陷入经济不景气，欧洲、亚洲接连发生政权交替。欧洲的霸权从西班牙、葡萄牙转移到荷兰、英国。明朝灭亡，中国的政权变成了从东北亚兴起的清朝。

从商业时代到产业时代

进入18世纪以后，在以白银为轴心发展起来的体系中开始孕育一种不受白银绝对量限制而扩大交易的结构。这一新体系的重点是产业化。如果把16世纪远距离交易的繁荣取名为“商业时代”，18世纪的繁荣就可以称作“产业时代”。产业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用从远方把宝贝运过来，而是使宝贝本身或者它的代替品国产化。

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有，德川吉宗时代的日本不是进口生丝，而是实现了国产化；奖励种植竹节人参代替作为中药药材进口的高丽人参等。欧洲的代表性例子有，萨克森（Königreich Sachsen）国王仰慕中国的白瓷，18世纪初炼金术师约翰尼·弗里德里希·伯特哥（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受国王命令制造出麦森（Missen）瓷器。

另外一种产业化的方式就是完善远距离交易商品的生产体制，用出口商品的方式代替用白银进口宝贝。18世纪以后出现的商品的特色是，生产比需求进步，需求是在日后创造出来的。其中从日本出口中国的海产品、英国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是具有代表性的商品。

18世纪的时候，中国依然从世界各地吸收白银。但是不同于16世纪的是，确立了把白银与铜钱分开使用的结构。地方经济完全靠铜钱支撑，在全中国流通的白银很少再会出现扰乱地方经济的情况。在这一新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化也开始发展起来。随着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豆、福建的砂糖等新商品上市，同时也出现了山区冶铁业勃兴的势头。

环球舞台

属于欧亚舞台的五百年时间里，很多祖上是中国人的人迁移到欧亚各地。明朝时候，郑和远征带来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地情况的信息，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东欧亚的认识。明清时期虽然基本上禁止中国人去海外，但是因新世界观而渡海的浪潮，较之以前规模更盛。

元朝以前，也有一些中国人在海外定居。但是没有形成改变定居的当地社会的规模。16世纪与18世纪所看到的来自中国的潮流不仅仅是规模上的变大，而且是有组织的。于是，华裔居民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欠缺的元素，影响了此后东欧亚的历史。

19世纪中叶以后，华裔的活动领域越过了东欧亚的范围，开始踏入美洲大陆、奥地利、非洲等地。而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就是发生这一变化的契机。本书把这以后到现在的时代称作环球舞台。所谓“环球”是globe的中文翻译，这一词语准确地表达了globe本身作为球体表面的语感，所以本书没有用global stage，而希望用“环球舞台”来表示。

“耆英”是一艘在香港建造的木造帆船，1846年12月这艘船从香港出发往印度洋航行。它是一艘传统的广式帆船，船身长49米，载重量为800吨。1847年3月这艘船到达了非洲南部的喜望峰，经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渡过大西洋到达纽约。耆英是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中国船只，在中国海洋史上深深刻下了它的名字。这一壮举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标志着中国闯入了环球舞台。

不过耆英这个名字与身在环球舞台中的中国人的一段苦涩记忆也有关系。帆船的名字来源于清朝一名官员的名字。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负责交涉的中方代表就是耆英。由于推行软弱外交，他经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中国因《南京条约》而被迫开港，18世纪后半叶以后大量中国人前往海外。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史，因为他们是被当做交易商品的苦力。

这些人在马来半岛的锡矿，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爪哇、夏威夷或者古巴的甘蔗种植园等处劳动，在旧金山、纽约、温哥华等地定居，逐渐形成了唐人街的居住区形式，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从事各种小生意、饭店等营生的中国人。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则可以认为在欧美人轰轰烈烈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华裔们已经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创造出环球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这些来自中国的渡海人，他们在各自土地上信仰并祈求庇护的神就是脸上带着温和、慈爱笑容的妈祖。诞生于福建小岛地区的妈祖信仰就这样经过东亚舞台、欧亚舞台、环球舞台传播到世界各地。

东欧亚的五百年

1351年刘福通在华北颍州揭起反元大旗，占领了地方政府所在地。这支起义军被称作红巾军，从此之后各地叛乱丛生，统治中国的蒙古人王朝体系失效。朱元璋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崭露头角并建立明朝。

在此后的五百年里，1851年洪秀全在华南的金田村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自称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军队辗转各地一路来到华中。清朝的统治体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得不发生变化。本书所考察的时段就是以这两次起义为始末划分的。

在这五百年的历史中生活在东欧亚的人们造就了怎样的历史？本章最后对本书的写作方针作一介绍。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世界，而且所有的世界都各不相同。无论是皇帝生活的世界还是一位航海水手的世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因此本书中尽量用皇帝的名字记录各个皇帝。比如说朱元璋，本书不用他死后被封的太祖庙号，也不用按照统治时代的年号洪武帝表示，而坚持采用朱元璋来记载。

世界是复数名词。若用英语表示的话，不应该是the world，而应该是worlds。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中心，以这个世界为对象不断累积各种行为。所谓历史不是the world的历史，而是无数个人的worlds互相共鸣、互相较量，这是历史所必须写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