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忍耐的义务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造成的。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比较微小的。仅仅在出现了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到产生骚扰的程度，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受到了危险、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部。这一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逆转的。在当前这种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在改变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化学药品起着有害的作用，它们至少可以与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论。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飘尘争先恐后地落到地面，停留在土壤里，然后进入生长的野草、谷物或小麦里，并不断进入人的骨头里，一直保留在那儿，直到完全衰亡。同样地，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有时它们随着地下水流神秘地转移，等到再度显现出来时，它们会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新的形式，这种新物质可以杀伤植物和家畜，使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的人受到不知不觉的伤害。正如艾伯特·施韦策所说：“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来的魔鬼。”
现在居住于地球上的生命从无到有，已过去了千百万年。在这个时间里，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着的生命，与其周围环境达到了一个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在严格塑造并支配生命的环境中，包含着对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一些岩石放射出危险的射线，甚至在所有生命从中获取能量的太阳光中也包含着具有伤害力的短波射线。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根本的因素，但是现今的世界变化之快已来不及调整。
新情况产生的速度和变化之快，已反映出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放射作用远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岩石的基本辐射、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中了；现在的放射作用是人们干预原子时的人工创造。生命在本身调整中所遭遇的化学物质，再也远远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和由江河带到大海去的钙、硅、铜以及其他的无机物了，它们是人们发达的头脑在实验室里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而这些东西在自然界是没有对应物的。
就大自然的范围来看，去适应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它不仅需要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而且需要许多代。即使借助于某些奇迹使这种适应成为可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像涓涓溪流般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一年几乎有五百种化学合成物付诸应用。这些数字令人震惊，而且其未来含义也难以预测。可想而知，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千方百计地去适应五百种这样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完全都是生物未曾经验过的。
这些化学物质中，有许多曾应用于人对自然的斗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二百多种基本的化学物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用现代日常用语称之为 “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物品以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名称销售。
这些喷雾药、粉剂和气雾剂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园地、森林和住宅所采用，这些未加选择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 “好的”和 “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翻腾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本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消除少数杂草和昆虫。谁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施放有毒的烟幕弹，怎么可能不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做 “杀虫剂”，而应称为 “杀生剂”。
使用药品的整个过程看来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滴滴涕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因为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并获得对某种杀虫剂的抗药性。之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药物，昆虫再适应，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药。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也是由于后面所描述的原因所致，害虫常常进行 “报复”，或者再度复活；经过喷撒药粉后，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因此，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都在这场强大的交火中受害。
与人类被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在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已进入生殖细胞，以致于破坏或者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为我们人类未来的设计师，曾兴奋地预期总有一天能随心所欲地设计改变人类细胞的原生质，但是现在我们由于疏忽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因为许多化学物质，如放射线，一样可以导致基因的变化。诸如选择杀虫药这样一些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决定人们的未来，想想这一点，真是对人类极大的讽刺。
这一切都冒险做过了——为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为我们在权衡利弊时所表现的低下判断力而感到无比惊奇。有理性的人们想方设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种，怎么能用这样一种既污染了整个环境又对自己造成病害和死亡的威胁的方法呢？然而，这正是我们所做过的。此外，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即使检查出原因也没有用。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大量使用对维持农场生产是需要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我们的农场不再考虑改变产量的措施，并付给农夫钱而不让他们生产；因为我们的农场生产出令人目眩的谷物过剩，使得美国的纳税人在一九六二年一年中付了十亿美元以上的钱作为整个过剩粮食仓库的维修费用。当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产量时，另一个部门却像它在一九五八年所宣布的：“通常可以相信，在农业银行的规定下，谷物亩数的减少将刺激对化学品的使用，农业以求在现有耕地上取得最高的产量。”若是这样，对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又有何补益呢？
这一切并不是说就没有害虫问题和没有控制的必要了。我是在说，控制工作一定要立足于现实，而不是立足于神话般的设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须是不要将我们随着昆虫一同毁掉。
试图解决某个问题但随之却带来一系列灾难，这问题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伴随物。在人类出现很久以前，昆虫居住于地球——这是一群非常多种多样而又和谐的生物。在人类出现以后的这段时间里，五十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以两种主要的方式与人类的福利发生了冲突：一是与人类争夺食物，一是成为人类疾病的传播者。
传播疾病的昆虫在人们居住拥挤的地方变成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卫生状况差的条件下，如在自然灾害期间，或者是遇到战争，或者是在极端贫困和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于是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就变得非常必要。这是一个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严峻事实，大量的化学药物的控制方法仅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但它却给试图要改善的状况带来了更大威胁。
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些昆虫问题的产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大面积土地上仅种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数量的猛增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的农作物耕种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这样，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自然界靠着这种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有自己的生物物种。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积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不适应的其他谷物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于其他情况下。在一代人或更久以前，在美国的大城镇的街道两旁排列着高大的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建设起来的美丽景色却受到了完全毁灭的威胁，因为一种由甲虫带来的病害扫荡了榆树，如果掺杂混种，使榆树与其他树种共存，那么甲虫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现代昆虫问题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必须对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背景进行考察：数千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它们原来生长的地方向新的区域蔓延入侵。英国生态学家查理·艾登在他最近的著作《入侵生态学》一书中对这个世界性的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的描述。在几百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大海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陆桥，使生物发现它们自己已被限制在如同艾登所说的 “巨大的、隔离的自然保留地”中。在那儿它们与同类的其他伙伴隔绝，它们发展出许多新的种属。大约在一千五百万年以前，当这些陆块被重新连通的时候，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个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们的大力帮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代昆虫种类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几乎是永恒地随同植物一同迁移的，检疫只是一个比较新的但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是美国植物引进局就从世界各地引入了几乎二十万种植物。在美国，将近九十种植物的昆虫敌人是意外地从国外带进来的，而且大部分就如同徒步旅行时常搭乘别人汽车的人一样乘着植物而来。
在其故乡数目不断下降的植物或动物，一旦到了新的地区，由于逃离了其天敌对它的控制而可能蓬勃发展起来。因此，我们最讨厌的昆虫是传入的种类，这并非出于偶然。
这些入侵，不管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仰仗人类帮忙而发生的，都好像是在无休止地进行中。检疫和大量的化学药物仅仅是赢得时间的非常昂贵的方法。我们面临的，正如艾登博士所说 “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只是去寻找抑制这种植物或那种动物的技术方法”，而是需要了解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这样做将 “促使建立稳定的平衡，并且封锁住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的入侵”。
许多必需的知识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我们并未应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在我们政府的机关里雇用他们，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任致死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似的喷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倒有许多办法可行，只要提供机会，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的办法。
我们是否已陷入一种迫使我们接受的低劣而有害的状态，失去了意志和判断 “什么是好”的能力了呢？这种想法，如生态学家保罗·什帕特所说：“难道只要生活在比环境恶化的允许限度稍好一点点以摆脱困境就是我们的理想吗？为什么我们要容忍带毒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一个家庭位于枯燥的环境中？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与不完全敌对的东西去打仗？为什么我们一面怀着对防止精神错乱的关心，而一面又容忍马达的噪音？谁愿意生活在一个只是不那么悲惨的世界上呢？”
但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正在向我们逼近。一场用化学方法创建的无虫害世界的十字军运动，看来已焕发起许多专家和大部分所谓管理部门的巨大热情。从许多方面来看，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喷洒药物的工作运用了一种残忍的力量。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勒·特纳说过：“参与管理的昆虫学家们就好像是起诉人、法官和陪审员，估税员、收款员和州长在实施自己发布的命令。”肆意滥用农药的恶劣行为不管在州还是在联邦的政府部门内都毫无阻拦地予以放行。
我的意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我想说的是，我们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而对它潜在的危害却全然不知。我们使大量的人群去和这些毒物接触，而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经常不让他们知道。如果说民权条例没有提到一个公民有权保证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死毒药的危险的话，那确实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由于受限于他们的智慧和预见能力而无法想象到这类问题。
我进一步要强调的是，我们已经允许这些化学药物使用，然而却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它们在土壤、水、野生生物和人类自己身上的效果进行调查。我们的后代未必乐意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负担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的过失。
对自然界所受威胁的了解至今仍很有限。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盯着他自己眼前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褊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很少受到质疑。当公众由于面临着一些应用杀虫剂造成的有害后果的明显证据而提出抗议时，只提供一点半真半假的话作为镇定剂。我们急需结束这些伪善的保证和包在令人厌恶的事实外面的糖衣。被要求去承担由除虫者所造成的危险的是民众。民众应该决定究竟是希望在现在的道路上继续干下去呢，还是等拥有足够的事实后再去行动。让·罗斯唐说：“我们既然忍受了，就应该有知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