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记我在美国留学时的两位导师
我在美国读书七年，教过我的老师有很多位，但其中有两位导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无论是家庭背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倾向都完全不同，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人品都非常令人钦佩。能在美国留学的过程中遇到他们是我一生的幸运。
Steven Nock——善待他人，快乐生活
Steven Nock是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是典型的美国南方白人，个子不高，头发金黄，说话口音有点南方人的“土气”，走起路来喜欢吹口哨。我们社会学系的楼道很长，但只要他来上班，所有人第一时间就会知道他来了，因为他口哨声的穿透力太强了。
我第一次见到Steven，也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去美国前，我只在学校社会学系的网站上见过他的头像，对他嘴唇上方的小胡子印象特别深刻。到系里报到时，我向系里的秘书询问Nock教授在不在。秘书告诉我她不知道，然后对我说：“你去听听吧。”我当时还觉得纳闷：判断一个人在不在为什么要靠“听”？没想到我刚走出办公室，就听见楼道里传来欢快的口哨声，只见一个小个子中年人从楼道另一头快步走来。走近一看，果然是“小胡子”教授！“Nock教授？”“是我，你是？”“海鸣。”“噢，你好啊！欢迎！”Steven向我报以热情的微笑。我和他就这样认识了。
在刚到美国的那段日子里，Steven的热情和微笑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初来乍到，语言于我是一个难关。在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活跃度也是要算进成绩的。在我所在的班上，除我之外，其他同学都是美国人，加入他们的讨论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很多时候，我刚刚听懂一个人的发言，赶紧梳理一下思路，润色一下语言，然后正准备举手参与讨论时，却发现大家已经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头两节课，我沉默了整整四个小时。Steven细心观察到了我的局促和紧张，在一次读书笔记作业的反馈中，他写道：“你讨论时有些紧张，没关系，别怕说错。加油！”在随后的一次讨论中，他有意识地抛出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我也很自然地参与到了讨论之中。讨论结束后，我专门找到Steven，向他表达谢意。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我能够融入讨论中，另一方面于他自己而言也是一种学术训练，因为提出让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是做学问的基础。“说得再多，问题没问对，也白搭！”“问对问题”这个观点让我茅塞顿开。Steven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我克服了在课堂上参与讨论的心理障碍，也向我阐释了一个做研究的道理。
讨论关过了，还有论文关。第一学期期末，我焦头烂额地分析数据，几乎是赶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后一门课的论文。成绩陆续出来了，我有一门课的论文只得了个B，但任课老师没对我的论文进行批改，甚至连评分的理由也没给。于是我去请教这位老师评分的原因，结果他很不客气地说：“因为你的英文写作很差！”这位老师的话让我感到无比沮丧。接下来我忐忑地等着Steven那门课的反馈。没过多久，Steven那门课的论文成绩也出来了。我最终拿到的不仅是A的成绩，还有Steven写了满满一页纸的评价。在这页评价中，他先说我的文章很有创意，能够看出我是个聪明的学生，做功课很细致，有做学术的潜力，随后点出了我文章中存在的问题，问题的最后一点他指出我在语言方面有欠缺。与其他的老师不同，Steven在谈到我的不足时用另一种方式写道：“我很欣慰地看到你的英文在这个学期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更要鼓励你继续努力，进一步提升你的英文写作水平。”
有时候，一句话能让你一辈子记住一个人。Steven一句平淡的鼓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他还仔细修改了我的文章，连标点符号也细致地校正了一遍。Steven的宽容和细致令身材矮小的他在我心目中显得无比高大。
我和Steven的一次谈话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对待周围的人如此友善。在那次谈话中，Steven告诉我，无论是做学问还是生活，首先要保持快乐的心态。只有心中快乐，一切才有意义。在他的办公室门上，曾长期贴着一条座右铭：“我不是因为吹口哨才快乐，我是因为快乐才吹口哨！”或许就是因为他一直信守这个原则，所以才总是为他人考虑，不忍心让他人难堪。
对Steven而言，快乐更是他学术创造的动力。做学问的时候，他是幸福、愉悦的，研究的内容也与幸福和快乐有关。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婚姻在男人生活中的意义》(Marriage in Men’s Lives)，研究的是婚姻对男人的意义。Steven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结婚这件事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男人的责任感、工作能力、生活质量等。总之，婚姻能让男人更出色、更幸福、更快乐。这本书获得了美国社会学界的最高奖William J. Goode Book Award (威廉·古德图书奖)，对于一本完全用定量方法写就的著作而言，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Steven最为看中的并不是奖项，而是这项研究能为人们的幸福生活做出贡献。作为一个成长在美国南方传统家庭中的人，Steven对婚姻和家庭极为看重，他所发表的大量学术文章都在努力证明一个他笃信的真理：稳定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是一个人活得幸福、快乐的基础。他告诉我，当他每次用统计软件对数万个数据案例进行分析，看到结果与他所坚信的价值观一致时，他觉得这是他做学术最快乐的时刻。
2008年1月的一天，我忽然收到系秘书发来的群体邮件，说Steven在一次手术中不幸逝世了。我顿时懵住了。这怎么可能呢？前几天我还在和他沟通下一步学术计划，而那居然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事后我才知道，原来Steven曾患有小儿糖尿病，一直靠打胰岛素维持生命，每次小手术对他来说其实都是一次生命的冒险。最初患病时，医生曾预言他活不过40岁，但他最终活到了58岁，这可能凭的也是他那份快乐的自信。
因为Steven的缘故，我参加了在美国的唯一一次追悼会。和中国那种贯穿始终的悲哀气氛不同，美国的追悼会更像一个仪式化的party，本系的其他教授和我们分享了Steven生前许多有趣的事情，在轻松的气氛中回忆他带给大家的快乐。听着这些有趣的故事，我的泪水不禁伴着笑容流了下来。我不清楚在美国的其他追悼会上大家是否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怀念逝者，但在我看来，以这样的方式与Steven告别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因为在说再见的时候，我们都是幸福、快乐的。
Jeff Olick——学术严谨，生活随意
Jeff Olick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在纽约的曼哈顿长大，从小到大都就读于私立名校。因为来自纽约，所以他身上有着纽约人的特性：说话快，做事高效，走路虎虎生风。Jeff还是个犹太人，浑身上下透露出聪慧和勤奋的特质，而且是个工作狂。作为一个纯粹的犹太人，Jeff坚决不肯过任何与基督教相关的节日，包括圣诞节。然而他却娶了一个德国老婆！据他说，这个选择最初让他的父母感到非常难以接受。他们这个家族来自东欧，有许多留在东欧当地的亲戚在德国纳粹占领时期都受到了迫害。而当时多数德国人，无论是否参加战争，都默认了纳粹的合法性，这其中显然也包括Jeff妻子的长辈。Jeff回忆说，他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是他印象中自己的父母最紧张的一个夜晚。
如今，Jeff和德国妻子已经共同生活了20多年，并育有两个孩子。尽管在家庭生活中这种关于身份的纠结已经完全消失，但这却深深影响了Jeff在学术思考上的方向。他是美国近20年来在集体记忆研究领域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他所关注的历史是普通德国人在战后对自己的反思史。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名叫《父辈的罪》(The Sins of the Fathers)。在这部论文中，Jeff给出了有关一些历史事实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在纳粹时期，多数德国人都支持希特勒政权，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漠然置之，但在回忆那段历史时，却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Jeff告诉我，这种将自己置于一个大的群体之罪中并以此来消弭自己作为个体所犯的罪过，是人性中的一个特点。
我和Jeff最早的接触也是因为“大屠杀”。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我决定请Jeff和两位历史系研究东亚历史的老师举办一个Panel Discussion (专题讨论会)，讨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我发给Jeff的邀请邮件里写的是Nanking Holocaust，在面谈时，Jeff很认真地告诉我：“Holocaust这个词只能用在犹太人大屠杀上，是个专指名词。而南京大屠杀只能用atrocity或者massacre。”“为什么？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性比不上犹太人大屠杀吗？这不公平吧？”我很疑惑并有些愤愤不平。“这就是我们需要学着对记忆的政治进行反思的地方，”Jeff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不是因为南京大屠杀不如犹太人大屠杀悲惨，而是我们当代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塑造是充满力量的。你看有那么多回忆录、纪录片、电影等都在用不同的诠释方式反思犹太人大屠杀，对人性和政治进行思考。这已经是一种全球的共识，是全球的记忆。而南京大屠杀或是别的大屠杀依旧停留在地区性的争辩上。这就是西方的高明之处，自己悲惨的历史能通过集体记忆塑造得比别人显得更‘悲惨’。”听完他的讲述，我豁然开朗。我还停留在为历史的不公平而纠结，Jeff却从更客观、深刻的视角去解读不公平背后的历史洪流了。
那次研讨会上，Jeff和其他两位教授都做了精彩的发言。事后，Jeff还特地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赞赏我为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我的学术兴趣也逐渐与Jeff的学术兴趣趋于一致。因为大屠杀的专题讨论，我和Jeff开始熟识起来。
Jeff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在生活上不喜欢一切繁文缛节和条条框框，比如发邮件时他经常连标题都不写，而是直接把一本书的链接发给我，至于我读不读这本书以及怎么读，他不管也不问。有时他去主持一个系里的会议，走进会议室的时候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这时他经常会直接把门口贴的会议通知扯下来作为他的“主持词”，搞得晚到的人找不到开会地点。做他的学生还要习惯他的“时间”概念，一般他说10点见面，基本上你要到10点15分才能见到他。当然，他比很多人都要好的是他会在9点59分的时候给你发个信息：“像往常一样，我会晚一刻钟。”
做了Jeff的弟子后，我的行事风格越来越像他。有一年的12月24日晚上，我给他发信问第二天能不能与他见一面，讨论一下我的论文。过了一会儿，他回信道：“好的，10点到我的办公室吧。”在圣诞节，一对疯狂的师生居然要到学校讨论学术问题，这种做法在美国人看来太不可思议了。但对我和Jeff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是中国人，他是犹太人，我们都不过圣诞节。我们彼此连问都不用问一声：“你过圣诞节吗？”我很喜欢这种师生间的默契。
每次和Jeff见面后，我都会感到无限的压力和动力，有压力是因为看到了导师的勤奋而为自己的懒散感到惭愧，有动力则是因为Jeff总能传递给我一种学者特有的思想的力量。所以每次和他讨论过之后，我都会如打了鸡血一般卖力地阅读和写作。等过上一段时间，这股精神头有些懈怠时，我就会再约他见上一面。Jeff常告诫我，学术写作和文学写作类似，都要尊重读者，每写一句话，每表述一个观点，都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想。另外，学会讲故事也是学者必备的能力，“严谨不等于干涩”，Jeff自己的文章就经常以精彩的故事开头，从故事本身出发，发现问题，再通过材料的梳理和理论的融合回到对故事的反思中去。
和他一样，Jeff的家人也都很好学，他的德国妻子是位科学家，一双儿女在我每次去他家拜访时都手捧一本书静静地阅读。他家养了一条狗，起名叫Talcott，Talcott这个名字借用的正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Talcott Parsons的名字。每次Jeff的家人在阅读或写作的时候，Talcott都会很安静地趴着。我想，它大概也在从事学术思考，反思狗的世界吧。
生活中有纽约人的随意，思考时有犹太人的智慧，写作中有德国人的严谨——Jeff具备了受人喜爱和尊敬的学者的一切个性。我也在磕磕绊绊中不知不觉地模仿了他很多年。而当我不由自主模仿一个人的时候，他在我的生命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