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央要求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提高领导干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习总书记曾引用王安石的“立善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这个论断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的治理体系，治理体系如果是制度体系，它主要靠国家的法律体系来承载。习总书记引用过韩非子的话，“国无长强，无长弱”，一个国家不能总是强，也不能总是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调制度的执行能力是奉法。如果有一支很强的执法队伍把法律完整地实施，国家就很强；相反，法律执行弱，国家就弱。这是法律得到贯彻落实的问题，无论立法还是法律实施，都离不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对法治有共同的理解，全社会有共同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当利用这些共识、精神和原则去思考问题、判断问题、处理问题时，才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法治思维不同于其他思维的特点如下：

第一，法治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应用法治思维的人总是很平和的，法治思维一定强调说理，没有理就没有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一定强调要讲事实和证据，没有事实和证据就没有法治思维。所以，法院里面最好的判决是说理过程，如果一份判决只是说“本院认为”“判决如下”，这个“判决如下”就是一种非常武断的判决。好的判决总是最好的说理，因此法治思维是说理的思维，是有据的思维，是重事实的思维。我国一些古县衙，像山西平遥保留下来的县衙，进门处挂一个匾，上面写着“明镜高悬”四个大字，这是给被告人看的，被告人进来跪下，抬头看到的就是“明镜高悬”，要求被告人不能说谎。第二块匾上面写着“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字，在县太爷的位置上抬头看到的第一个警告是理，判案时要求“天理、国法、人情”一并考虑。法治思维要讲理，作为领导干部要减少一些暴力，减少一些与平和不相容的习气，才能慢慢养成法治思维。

第二，法治思维是确定的思维。凡是利用法治，结论一定是确定和肯定的，模棱两可不是法治，因为法治是确定的，构成法治的核心是规则，构成规则的元素是权利与义务，每一项权利和义务都是肯定的。现在很多立法者没有把握住这个原理，立法的真谛是去发现规则，发现规则事实上就是准确地设定权利和义务。有权这样做，有权要求别人怎样做，这是立法的确定性；必须怎样做，必须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这是立法的义务。所以，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是法治思维确定性的根据。

第三，法治思维是程序的思维。有程序就有法治，重程序的人是具有初步法治思维的人。立法需要程序，司法需要程序，行政执法也需要程序。所有的自由裁量权应该在程序当中，破坏程序、无视程序就是在破坏法治。所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程序思维、一种程序方式。

第四，法治思维是建设性的思维。法治思维重构建，这不同于革命。我们党在取得政权之前一定要有革命思维，革命的思维是破坏旧法治，打乱旧秩序。但我们现在是执政党，执政党所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不能自己再去破坏，所以要用构建的思维，放弃革命的思维。构建的意义在于进行制度建设，而革命的思维往往是进行破坏，运动式思维、革命式思维、特权式思维都是违背法治的。所以，重构建而反对破坏是法治思维在现实当中很重要的特点。

第五，法治思维是正义的思维。政府公务员管理公共事务，法官、检察官管理正义。政府官员始终要把改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目的和追求，法官和检察官始终要把改善对正义的管理作为追求，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质上就是正义的思维。社会存在若干冲突的价值，比如公共事务特别强调秩序，但是秩序一定对应着自由，当秩序和自由发生冲突时怎样处理？习总书记讲，管得过严像一潭死水不行，管得过宽波涛汹涌也不行，法治在自由和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平衡点的最高标准是正义。利益和正义是社会价值中的一对冲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今天，生存权和发展权有时候是冲突的，自由权和平等权有时候也是冲突的，法治就是面临无数冲突。平衡冲突在于找到正义，立法在于设计正义，执法的全部工作在于落实正义，守法是自我实现正义。司法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当正义被扭曲破坏时，通过它来矫正正义，使正义再回到原点上。这就是正义的一种思维。

第六，法治思维是衡平的思维。法治思维在西方的法学里被称作衡平。荀子讲过，“人生而有欲，有欲则不能不争，争则乱。”法律是设定利益的度量分界，西方普通法的全部精神是衡平，寻找度量分界，进行各种力量的衡平，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进行衡平，衡平的思维就是法治思维，但前提和根据是在合法性之下。

2014年1月7日，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新概念，即要求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不光要有法治信仰，要告诫政法战线上的所有干警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要有法治的定力。什么叫法治的定力？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曾经引用弗兰西斯·培根的话，“一项犯罪并不可怕，一项犯罪就好像是污染了的水流，在清水中倒入了污水，但是司法腐败很可怕，一旦腐败了，污染的是水源，流出来的水都是脏的”。弗兰西斯·培根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作最伟大的法官，但是他的晚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原因是他作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收受了当事人3万英镑的贿赂。英国上院同时也是最高法院对他进行审判时，他同样留下了让后人很感慨的话，“我是英国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最廉洁、最伟大的法官，但是，今天的审判是英国近二百年以来所有审判当中最正义的审判。”这是他最后的陈述，大家表示赞同。弗兰西斯·培根从事法治工作，为什么他最后也进了监狱？因为有比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重要的东西，叫作法治定力。在学理上，法治定力叫作法治意志，法治意志是对法治坚守的能力。《公务员法》审议和制订时有一个问题被提及，“下级公务员和上级公务员是什么关系？”商鞅说，“夫生法者君也”，中国古代立法的人是君主；“守法者臣也”，这个守不是遵守的“守”，是守护的“守”，守护法律的人是官吏；“罚与法者民也”，老百姓是被法管理和处罚的人。公务员队伍的主要责任是守护法律，只是遵法、奉法还远远不够。《公务员法》在制订时另一个问题也被提及，“当上级公务员对下级公务员下达了不符合法律的决定和命令时，下级公务员怎么做？”《公务员法》规定，下级公务员有权利要求上级公务员收回命令。如果上级公务员收回了命令，那么下级公务员就守护了法律。如果上级公务员不收回命令，还要求下级公务员去执行，《公务员法》针对此种情况有规定，“凡是下级公务员要求上级公务员收回命令而没收回，执行错误命令以后，可以免除下级公务员的责任”。下级公务员有免责权，这就鼓励下级公务员对来自上级的不符合法律的命令进行抵制。

《公务员法》规定，明显不符合法律的决定和命令，下级公务员要求上级公务员收回，上级公务员要求执行，这时候不免责，下级公务员要和上级公务员一起承担责任，实际上就赋予了下级公务员一种抗命权。这种条件下，下级公务员有权抵制，这是守护法律。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公务员不仅要有法治信仰，还要学会法治方式、法治思维，有法治定力，养成守护法律的能力。

（徐显明：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