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关于本书

本书给出了一些思路，对李嘉图及其同代人提出的贸易理论加以修订。在李嘉图时代，贸易约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从那时起，尽管世界产出飞速增长，但是贸易在GDP中的份额上升了13倍之多。这毫无疑问地表明，我们需要研究贸易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文献也非常多，本文将是这些文献的组成部分。

显然，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变化，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基于自然资源的优势依然存在，就像英格兰在专业化生产羊毛方面有优势，而葡萄牙在专业化生产葡萄酒方面有优势，但是现在，后天优势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优势可能来自某一产业，并获得专有知识、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在知识传播变得非常容易且规模经济不太显著的产业中，还存在着如下可能性，即利用廉价劳动力或其他特有优势在全世界组织生产，然后再通过低成本的现代运输手段把产品运往全球市场。

后一种情形尤其有可能使人们认为经济活动的地域限制现在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跨国公司可以从它们开展实际经济活动的世界任何地方汇回利润。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经济收益都留在增值地。利润通常只是经济活动带来的一小部分增值，大部分收益，如工资留在了当地。对一国来说，不管谁拥有公司，重要的是它本身是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

尽管各国不像公司那样直接参与竞争，但是实际发生在其境内的经济活动数量至关重要。就像我们将要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这不仅对那些从事有可能直接经历起落的特定产业的人群至关重要，对整个国家也至关重要。

成书经过

我们的合作至今已有40年。它始于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的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告诉鲍莫尔：“有个年轻人（即戈莫里）你应当见一见。他刚刚解决了整数规划（integer programming）问题。”我们很快认识了，并立即兴奋不已地投入整数解的经济学解释、它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以及其他一系列令人着迷的问题中。最后我们合作完成一篇后来被多次引用的论文，多年以后我们回想起那次默契合作，仍然充满感情。

后来我们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戈莫里离开了学府，遨游于数学研究、科学和商业世界（曾任IBM研发总监），最近又就任一家研究赞助机构——斯隆基金会的总裁。多年来我们一直互通信息，但未曾有机会合作。

1992年，我们再次重逢。戈莫里说，他在实业界的职业生涯使他进一步了解到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规模经济与整数规划的关系，以及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含义。事实上戈莫里已经做过大量的基础分析，而且他的老朋友，耶鲁大学的赫伯特·斯卡夫（Herbert Scarf）在均衡理论方面的指导也使他受益匪浅。不过，戈莫里强烈地感到，他需要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即一位经济学家，以进一步开展他的研究。很自然地，他忆及我们以前令人愉快的合作。经过多次讨论之后，其间鲍莫尔曾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他从未研究过国际贸易理论或与之直接相关的领域，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同意一起进行研究。此后是历时多年的愉快争论、极富乐趣和刺激的困惑或者暂时的意见相左，一篇篇书稿也常常在我们的争论中陆续问世。

致谢

除了我们已经提及的人之外，还有很多人应当接受我们诚挚的谢意，他们中有的人直接为我们的书稿而工作，有的人提供了建设性的建议，有的人给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鼓励。在所有的同事中，我们要深表谢意的人包括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约翰·贾诺波利斯（John Geanopolis）、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彼得·凯南（Peter Kenen）、达思·奎（Dan Quah）、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卡尔·谢尔（Karl Shell）、马丁·苏比克（Martin Shubik）、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弗兰克·斯塔福德（Frank Stafford）。这个名单太长了以至于我们不用将他们的贡献逐一列明。除了这些私人交往外，我们还大大得益于其研究开创了书中所及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吉恩·格罗斯曼、埃尔赫南·赫普曼（Elhanan Helpman）、威尔福雷德·埃瑟尔（Wilfred Ethier）、弗兰克·斯塔福德和G.F.约翰逊（G.F.Johnson）。我们列出的参考书目还包括其他许多人的名字，我们在第十章中论述了先驱者的研究工作，试图以此来厘清本书与此前诸多同行努力之间的联系，但这仍然不能让我们全面展示为我们提供诸多启示的思想宝库。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纽约大学的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他运用其独特的数据处理能力撰写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章节。由他撰写的第十一章为工业化国家持续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来自斯隆基金会的支持和鼓励也令我们感激不尽。

任何一本书的完成都是许多人努力工作的结晶。这其中就有我们的三位朋友和同事坚定、有益和热情的参与。斯隆基金会的贝弗利·纽曼（Beverly DeMaggio Newman）有效地管理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断地在乱中求序，虽然混乱偶尔也会占据上风。普林斯顿大学的休·安妮·贝蒂·布莱克曼（Sue Anne Batey Blackman）通读并修改了大部分书稿，把那些晦涩难懂的字句修改成通俗易懂的字句。最后，纽约大学的吉尼思·罗德里克·刘易斯（Janeece Roderick Lewis）以其娴熟的绘图技能绘制了书中大部分漂亮的图表。与上述三位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其他的帮助，但是若要我们说出他们最突出的贡献，我们希望表达的是他们的帮助何其丰富、何其关键。

我们还必须感谢我们的绘图员马克·马姆里加（Mark Mamrega）（是的，这一设计形式仍然存在），他将复杂的、由特定数学模型计算而来的机械制图转化成可读性和审美性兼具的图表。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各自的妻子对这份事业的重要支持：没有她们本书将难以形成。她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希尔达·鲍莫尔和莉莉安·戈莫里-吴都提出了无数的想法、反应、批评和鼓励。她们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并努力在我们周围营造令我们奋进的氛围。有妻如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