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克孜尔情结
30年前，我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为了撰写《岑参边塞诗研究》的论文，得到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的支持，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到自治区文化厅开了证明，第一次乘飞机（安24型小飞机）从乌鲁木齐到库车。那时南疆的交通极为不便，为了参观库木吐拉石窟，我在县招待所苦等了两天，幸好有一位地质勘探队员为我联系，搭了石油部门去“东方红水电站”的吉普车，才第一次目睹了龟兹石窟彩塑与壁画的风采。为了表露当时的心情与感受，我在第二年的《新观察》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过题为《救救库木吐拉》的短文和诗歌；14年之后的1994年，我又应台湾一家佛教文化刊物之约，写了一篇《与库木吐拉有缘》的散文，追忆那初次的礼佛经过。那篇文章中没有提及克孜尔石窟，许多人一定会感到奇怪。其实，当时我正在构思一篇关于胡旋舞的文章，特别想接着去克孜尔考察相关的壁画。克孜尔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在动辄几百公里杳无人烟的天山南麓，算是“近在咫尺”了，但若没有向导和代步工具，仍遥似天涯。记得无奈中我买好长途汽车票正准备去库尔勒时，碰到了北京大学的马世长先生，他陪着日本摄影师正要去克孜尔拍摄洞窟艺术品，当时我们并不相识，我自然不便提出与他们同行的要求，就这样与克孜尔失之交臂了。但是，怅望着眼前从西北方向流淌过来的渭干河水，我的心里却埋下了一颗“克孜尔情结”的种子，觉得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去那个神圣的地方朝拜的！
这一等就是15年。1995年夏，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吐鲁番举办“敦煌吐鲁番学出版研讨会”，会后特地安排了考察克孜尔石窟的活动。那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历程。记得那天清晨北京时间6点整，我们乘车从吐鲁番出发，正是黎明前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刻，繁星在夜空里闪烁，载着代表的三辆汽车驱散寂静，车灯划破晨曦，沿着国道，朝西南方向驶去。已经是第三次到南疆考察、年逾古稀的冯其庸先生坐在最前面的越野车上，像一位出征沙场的战士，胸前挂着他的“武器”——两架相机，目视前方，毫无倦意。中巴车跟在后边，司机是一位维吾尔族小伙子。我怕他长时间驾车会因单调与疲乏而犯困，就特意安排了代表中的古丽比亚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时不时地和他说上几句本民族的语言以提神。大部分代表都坐在大轿车里，包括年龄较大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严庆龙副社长和中华书局的邓经元总经理，都是第一次经行这风光奇特、变幻莫测的丝路古道，路虽漫长，却毫无倦意。当然，会议的主办者不敢大意，还是安排了三位司机轮流开轿车，以保证安全。车过库车，暮色渐浓，三车间距拉远，我乘坐的中巴车已是前难觅“越野”踪影，后不见“轿子”身躯了，路也似乎越来越窄，车也摇篮似地颠簸着。开始时大家还能眯着眼打盹，等到天色漆黑，大家顺着车灯的照射可以隐约看到料峭山崖和陡窄崎岖的公路，路况很差，就紧张得没有一丝睡意了。中巴车到达克孜尔千佛洞，已近午夜，所里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把大家带进食堂，可我的心却牵挂着跑在后边的大轿车，毫无食欲。那时没有移动通信工具可以联络，只能暗暗祈求菩萨的护佑。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传来了汽车疲倦的轰鸣声，大客车安全抵达，尽管这时四周的景物全被夜幕笼罩，什么也辨认不清，人们欣慰的笑容却清晰可辨。随着一颗颗悬着的心沉静下来，代表们很快都在客房里进入了梦乡。
晨曦刚刚将渭干河南岸的却勒塔格山崖染红，代表们早已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克孜尔洞窟下方的鸠摩罗什铜像前观瞻了。啊，这位带有天竺血脉、早于玄奘两个多世纪的译经大师，是当之无愧的龟兹之子！现在，他的铜像屹立在明屋达格与却勒达格之间，成为克孜尔最有特色的标志。看着他在莲座上低首垂手而思的形象，我不禁想起在巴黎罗丹纪念馆看到的名塑“思想者”。我觉得，尽管二者的造型风格很不相同，他们思考的内容也截然有别，但给人以启迪的精神力量却是一样的。现在，罗什塑像和北边山崖上鳞次栉比的洞窟都披上了霞光，塑像的题名者冯其庸先生早已支起三脚架，开始了紧张而愉快的摄影工作。看着代表们脸上虔诚而兴奋的表情，我猛然觉得15年来埋在心中的那一颗“克孜尔情结”的种子，已经生根、萌芽了。
第一次参观克孜尔石窟所引起的震撼，不是几句话甚至几篇文章能够说得清的。236个洞窟，我们只能匆匆瞻拜其中的少数，但仿佛已经经受了一次文化、艺术的大洗礼。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走在一座连接印度、中亚、西亚、希腊、罗马与敦煌、中原文明的七彩桥梁上，目不暇接而思载百代。龟兹文化的多源兼容、博大精深，佛教艺术的普及繁荣、璀璨辉煌，都仰仗于开窟者的刚强，取经僧的坚忍，译经人的智慧，信徒们的虔诚和塑匠画家们的杰出的创造力。有人形容克孜尔是“第二个敦煌”，这其实是不确切的。这不仅因为它的开窟年代要早于莫高窟一个多世纪，也不仅因为它的佛本生故事画与佛传故事画要比莫高窟同类题材的壁画内容与形式都更为丰富，也由于它在许多方面都得到天竺佛教更直接的影响，成为敦煌石窟艺术之先驱前导。当然，多年之后，我得以捧读季羡林先生的《龟兹佛教史》（现改名为《西域佛教史》），才更深刻地了解到作为龟兹文化精华的克孜尔石窟艺术的意义所在，也才明白为什么这位学术大师在自己的言谈与著述中常常会流露出对龟兹学更多的关注。
在这次参观时我们得知，龟兹石窟研究所已经成立10年。虽然建所时间不算长，但那些成年累月长期生活在克孜尔的研究人员，也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龟兹人”。他们的工作态度与牺牲精神，与我所熟悉的“敦煌人”一般，同样引起我们赞叹，值得我们崇敬。这里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和敦煌一样艰苦，而交通则远远不及敦煌便利。他们之中有些人，因为工作、家庭的关系，还必须常常奔波于克孜尔与乌鲁木齐之间，至于因气候条件季节性的“迁徙”，就更是家常便饭了。如年长于我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顾问霍旭初研究员，作为龟兹石窟研究所和龟兹学会的创办人之一，他为研究克孜尔石窟和龟兹佛教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有目共睹。“滴泉”沁心，涌泉相报，其精神是可以感天动地的，这有霍先生自己的专著《滴泉集》为证，无需我在此赘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贾应逸研究员，虽然不是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制中人，却是人人尊敬的“龟兹老大姐"。我知道她1987年在克孜尔踏查洞窟时，摔断了锁骨和11根肋骨仍要坚持工作。还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也舍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终日与洞窟为伴。进入新世纪后，连续举办的三届龟兹学学术研讨会，以丰硕的学术成果昭示世人与学界：正是这些“龟兹人”的奋斗，让“龟兹学”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蓬勃发展，让克孜尔石窟名扬天下。1997年春夏之间，我到德国柏林考察，也曾在博物馆里陈列的被掠夺的龟兹石窟珍宝前留连却步；2005年夏，我又在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惊讶地看到了“二战”行将结束时被苏联红军“截获”的龟兹壁画残片。所有这些，让我心中的“克孜尔情结”有了更丰富充实的内涵。
今天，在即将迎来研究院（所）建院25周年庆典，龟兹石窟研究所已发展壮大为龟兹研究院之际，我愿再次将心中的“克孜尔情结”捧出，奉献给所有热爱龟兹文化艺术、热爱祖国边疆、热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朋友，愿这一情结能历久不衰，开出更加绚丽多彩的花朵！
（2010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