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丝路敦煌学
佛教典籍自流播之初，便有“因缘”（梵语Hetupratyaya）之说，用以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事物生成或坏灭的主要条件为“因”，为其辅助条件者称“缘”。故云：凡事均有因缘。这恐怕与见于《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中强调机遇的“因缘”有很大的差异。
我从小生长在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与大漠孤烟、戈壁绿洲的丝路“咽喉”敦煌间隔万里，究竟因何结缘，也是我长期以来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在15年前出版的拙著《敦煌吐鲁番学论稿》的“后记”中提及，但当时考虑很不成熟，仅寥寥数言。现在，趁编辑此书的机会，试图再多讲几句，以求识者指正。
1949年9月，刚满5周岁不久的我背着书包到离家很近（直线距离200多米）的一所小学上学。学校就在当时已经不再开放的昭庆寺侧门的一个院落内，这应该是杭州佛教界办的一所小学，故老百姓均称之为昭庆寺小学，其正式校名为“私立普化小学”——普化者，可以有“普度众生”和“普及文化”的双重含义。其实，按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来分类，这应该是区别于公立（官办）、民办（私立）的一所“寺学”学校。普化小学的源流沿革，我准备另行细究。因为我上小学时，父母亲都在外地工作，我随着信佛的祖母生活，送到附近的佛教小学读书，就很自然了。我的印象中，校舍小而简陋，学生也不很多，初小几个年级的孩子常常合并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称为“复式班”。上、下课除了校工摇铃外，还可以听悬挂在教室旁的撞钟声。朗朗书声伴着洪亮的梵钟声回旋在寺院旁，也冲击着幼小的心灵。也许就从那时起，此生开始与佛教及佛教文化结缘。学校老师不多，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蕴玉老师，因为我年龄小，个子小，趴在桌子上写字有困难，常常是王老师坐在凳子上抱着我习字——我已无记忆，这是我三十多年后去看望她时得知的。当时的小学校长叫李家应，我模模糊糊只记得是一位短发的中年妇女。在我保存的初小、高小的毕业证书上，都有她的签名。最近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位“民国传奇女子”：她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徐悲鸿先生挚爱的孙多慈女史的同窗密友，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社会系，抗战时期参加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担任第一保育院院长，胜利后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杭州解放后，她被派往浙江干校学习，后在杭州佛教会任干事，大约也同时兼任我们的小学校长。据说李校长1958年转入杭州佛教协会下属的一家工厂工作，1960年因病去世，刚满50岁，也是英年早逝。普化小学之后的校长是谁，我不清楚。记得70年代后期我到北京广济寺拜访巨赞法师，法师对我说：你们小学的校长后来到北京担任《现代佛学》杂志的编委，“文革”中受迫害而死。这是哪位校长我无从知晓。普化小学后来也搬迁至临近的宝石山下，改名断桥小学；昭庆寺则改建为杭州市少年宫。但我觉得自己与佛教小学的缘分始终存在。
我小学毕业后考到杭州一中（杭高）读书。学校的前身是养正书塾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这所在19世纪末维新思潮背景中兴办、发展的新式学府，历届师生中文化名人、科学家、政治人物辈出，被称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名家大师曾经驻足守望的驿站，仁人志士、文化名流启航的港湾，科技精英、中外院士成长的摇篮”。在我上学的6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数学家崔东伯老校长每次在全校大会上都要强调的“继承发扬杭高的传统”，感受最切的是一大批优秀教师深厚的中外文化修养与爱国情结，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记得在1959年的6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在观赏洪雪飞学姐精彩演出的同时，我知道了李叔同曾经是学校的音乐、图画教师，戏剧演艺精湛，还培养了杰出的画家丰子恺先生。李叔同后来出家入佛门，成为在佛教界影响深远的律宗大师（弘一法师）。尽管那6年里政治运动不断，但杭高注重基础知识教学与良好的人文环境使我终生受益。
1961年秋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师大的培养目标十分明确：合格的中学教师。学校名师汇聚，学术氛围很好。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老校长的学问举世瞩目，无需说他对佛教与其他宗教的研究贡献至巨，也无需说他主持编写的《敦煌劫余录》在敦煌学史的地位无可撼动，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扶助与教育下的启功先生，后来成为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敦煌学研究的恩师；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程今吾到校任党委书记后，还特别重视抓学生的写作训练，规定文、理科学生都必须写作过关，1964年举办全校征文比赛，我的散文习作《茶山青青》得了二等奖，成为一种鞭策。当时中文系里黎锦熙、钟敬文、刘盼遂、黄药眠、李长之、陆宗达、俞敏、萧璋等许多名教授都是我们的学术楷模，为我们年级授课的郭预衡、杨敏如、邓魁英、辛志贤、谭得伶、陈子艾、童庆炳、程正民、韩兆琦、张之强、刘锡庆等优秀中青年教师，也都重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强调教学相长与科研并举，提倡创新精神，为我们的学业付出了许多心血。
大学毕业时，“文革”开始，我志愿到新疆当教师。乌鲁木齐任教10年，锻炼心志，专心育人，也成就了我的西域情结，并为日后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1978年考回母校读研究生，1980年开始我准备唐代边塞诗研究的学位论文，初涉敦煌吐鲁番资料，得到启功、邓魁英先生的精心指导。1981年底启功先生推荐我进中华书局做编辑，在文学编辑室担任《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作品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修订重印本）等书的责任编辑，后做《文史知识》编辑部的主任，筹办了“敦煌学专号”。1982年参加敦煌文学座谈会，第一次提交敦煌学专题论文，得到前辈鼓励；1983年出席全国敦煌学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成为该会第一批会员，在季羡林、周绍良、宁可、程毅中等先生带领下开展敦煌学研究，后来又长期协助会长、副会长负责学会秘书处的工作，在为学会成员服务的同时，也得以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加强与国内外敦煌学家的联系。1991年5月，学会派我和沙知、齐陈骏两位教授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查访俄藏敦煌文献，开始涉猎俄藏敦煌、黑城文献。1993年夏，我和书局总经理邓经元应邀访问设于巴黎的敦煌研究小组，1997年又应邀到法兰西学院汉学所演讲敦煌学术。1997年底，在我辞谢了上级领导提议让我去线装书局做负责人的同时，在中华书局成立了全国出版界第一个汉学编辑室，与一些年轻编辑一起，在原先所出“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法国敦煌学名著译丛”等译著的基础上，又编辑出版了“世界汉学论丛”、“法国汉学”、“日本中国学文萃”等一批汉学论著，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肯定。2003年，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在日本京都成立，我作为第一批干事之一，也为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做了些工作。至今，我从书局正式退休已经11年，今年也要离任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职务，但相关的文化普及、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工作都还在继续进行着。30多年来，我多少次到敦煌考察学习已经记不太清了；在中国内地及台湾、香港的几十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做敦煌学演讲，至今已十访巴黎，五上圣彼得堡，六赴京都，也到德国、韩国讲过敦煌的文化艺术，又曾去英国、斯里兰卡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广大的敦煌文化爱好者及敦煌学家、汉学家进行了频繁而卓有成效的交流。几十年来的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确是十分精当的不刊之论。
写到这里，似乎还应述及我和“丝绸之路”的“因缘”。众所周知，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造就了这个“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宝库，也形成发展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隋唐时期，从敦煌西出玉门关、阳关西行，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中三道。1979年夏，我因研究唐代边塞诗的需要，到新疆北庭故城踏查，又接触了回鹘佛寺（西大寺）的发掘工作；第二年夏，我第一次到古龟兹地区的库木吐拉石窟考察，又身临奇险雄伟的铁门关。通过两次实地考察，在原有10年新疆生活的基础上，我开始领略古丝路上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逐渐领悟着与丝绸之路的缘分。本书所收《与库木吐拉有缘》、《我的克孜尔情结》两文即是简述这种缘分。1982年夏，我在兰州参加敦煌文学座谈会后，乘火车、卡车到了敦煌，得以第一次观瞻艺术宝库莫高窟。自此，我的学习、工作、生活无不与丝绸之路，与敦煌密切相关。丝绸之路与丝绸密不可分。我与丝绸的缘分也不能割舍。我父亲柴焕锦（1913—1996）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级蚕桑学校（浙江省丝绸工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前身）制丝系，作为著名的丝绸工艺专家，为我国丝绸技术的进步、发展与丝绸品种的改良及创新耗费了一生心血。他对丝绸的钟情，对丝绸技术的潜心研究，对发展新疆和田地区丝绸生产的关切，也给我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从小时候的植桑养蚕，到近几年《丝绸与飞天》、《说“天衣”》、《壁画丝踪》等文章的撰写，无不与父亲的熏陶与教诲有关。
其实，前面所述恐怕还只是“缘”，即事物生成的辅助条件，或曰“外部条件”（哲学家称之为“外果”）。真正的“内因”何在？我自己还说不很清楚。我想，作为一个浙江籍的学人，还应该不局限于个人的身世，而需要联系19—20世纪的浙江及全国的人文背景，特别是一批浙江前辈学者的政治与学术思潮，去认真探究浙江学人与遥隔万里的丝路敦煌的关联。这也是我若干年前在《浙藏敦煌文献》出版之际提出“浙江与敦煌学”这个命题的原因。
就我个人而言，诚如我在拙著《敦煌学人和书丛谈》的“学术自述”里所重申的：“即便我忝列敦煌学研究队伍已经30余年，我自觉至今尚未真正进入敦煌学庄严的学术殿堂。”本书中所收文章，最早的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有约五分之二则是近两年所撰，结集出版企望读者批评指正，也想借此表明我对丝路及敦煌文化普及与学术研究的继续追求。吾生有涯而学无止境，是我的真实思想。
（2015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