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世祥
都说好人一生平安，世祥是好人，不但没有平安，甚至连为平安争斗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走了。
3月份的一天，我们作协常务理事班子开会。开会的议题是推选省作协新一届委员，因为温州作协班子的各位都比较强大，任何人当委员都是没有异议的，顺理成章的，但名额只有一个，于是我们自然要在推选前开开玩笑，说说那些“候选人”的笑话，以期把这个“残酷”的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沙龙，尽管各位候选人对这个委员都是无所谓的，一笑了之的，但说笑话，我们都不擅长，这样，世祥就成了这个会议的主角。
我们这个班子，严格地说，都是“游击队”，我就不用说了，大部分是大专，如果有谁说自己是大学，那也是说不响的，是补起来的。唯有世祥除外，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浙江大学博士，摆弄的是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美学、诗学，还当过温州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管教学的副校长，不说著作等身，就连我们这些和文字沾边的人一听他的专业方向，也都是目瞪口呆的。这么说吧，我们这个班子有了他，我们腰板也直了许多，别人若想质疑我们的能耐可以，质疑世祥，那得要掂量掂量自己轻重的。
我们和世祥的关系，要追溯到他刚到温州那阵子，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契机让我们认识、熟悉。抑或是一次文学活动？一次什么会议？总之，我们那阵子是朋友荒，他们那阵子不仅是朋友荒，甚至是地域荒，于是，我们就“如饥似渴”地打成了一片。对于我们的交往，我们是占得很多便宜的，我说过我们都是些散兵游勇，而他们一拔都是响当当的大学老师，张靖龙、世祥、集田、道庆、俞磊。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文化宫楼顶的蒙古包里喝酒，那时候，文化宫正好是最迷茫、探索着市场化模式的时候，里面什么内容都有，健美室、游戏机、国标舞、录像厅、电影院、集邮俱乐部，它屋顶的平台也被利用了起来，开起了餐馆。屋顶风大，所以就支起了“蒙古包”，这种形式最适合我们的交流和做文学梦。我后来常常会想起类似的一些画面：刘海粟在上海办美专的时候，就是有一批美术爱好者“向上海”的；鲁迅先生倡导早期木刻的时候，身边围绕的也是一批热爱木刻的热血青年；这是个非常好的合力形式，进步形式，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向前摸索，向前潜行。
我们的交往就是这样，吃吃饭、开开会、活动活动，说神交也好，说淡如水也好。有段时间我们短信多，那是他在向副校长岗位进步的时候，我有幸也参加了推荐投票，我会向他发一些投票和排名的信息，以为自己是在帮他，帮他分析打气。其实他心里有数得很，淡定又自信。我也请他为文艺界讲过课，那次是委屈他、为难他的，因为我要他讲讲《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注）发表的历史背景，《讲话》当时的历史作用，我以为这不是他的擅长，不想这样的话题他也讲得风趣有物，这让我们这些本来口讷的人五体投地。
有好几次，我们倒是一起“荣誉”过，温州市首届优秀青年人才，我们在一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我们也在一起；后来的温州市拔尖人才，我们又在一起。拔尖人才有一个享受待遇，就是可以国内疗养一次，我们又一起去了新疆，我们自然“同居一室”。那正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们每天备好啤酒备好小菜，熬夜看球，白天照常游山玩水。我们的游玩也有共同之处，风景掠一眼就走，不听介绍，讨厌照相，喜欢私下讨论，喜欢牛肉羊肉等野食，照样“满载而归”。对我们来说，和谁走是重要的，走哪里是不重要的，看什么景是不重要的，路上讲些什么是重要的。10月，我们新疆团又会餐了一次，讲起世祥，大家唏嘘不已。
就是最后那次常务理事会，我们本来也要一起吃饭的，临时世祥说学校里有客人要陪，又匆匆走了。他当了副校长后，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他要为学校争什么课题，要陪什么重要的人考察。4月的时候，我去杭州开会，路上教育局张志宏发来一个短信——“世祥怎么啦？”这条信息叫我吃了一惊，这条信息的语气和凝练让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世祥有大事情了！我立即给良好打电话，按理，良好的消息肯定是确切的，但我仍不愿相信，又给俞磊打电话，俞磊说，昨天去上海了！
这之后我们不断听到消息，说手术不能做，说中医能维持，说他回老家调养了。我和绍国也动议过是不是去他老家看看，回信说他家属怕打扰他，叫大家别去。别去就不去吧，等他回来再聚吧。谁也不会想到毫无生病征兆的世祥会一去不回，以为真的是让他安心、清静地调养，就会好的。后来是良好发来短信——“世祥走了，这几天昏迷，无痛苦。”良好的语句也是斟酌过的，是想告诉我们，世祥也是无奈的，所幸不是在折磨中。但我合上手机，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做人真没有意思！
（作者系温州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