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汪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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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序:相识与偶遇

1956年6月22日出生在北京的汪国真,于2015年4月26日凌晨,悄然病逝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这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诗人,一生只度过了短暂的59个春秋,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有人称他是一位饱受争议的诗人,一面拥有如火的读者,另一面却遭遇诗坛的冷遇和文学评论界的讥评。成败自有定论,就像汪国真所说的,“人民认为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如果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也不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走进汪国真的创作历史就会发现,他的诗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歌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汪国真的诗”绝不为过。那是一个属于汪国真的时代,媒体将汪国真诗歌在当年引发的全国性热潮称为“汪国真现象”,这个现象持续了长达五年之久;五年之后,诗人并未落寞,一直到他在病床上与世长辞,长达25年的时间里,汪国真的诗歌不断被出版社出版、再版,诗集发行量创新诗出现以来中国诗集作品中的发行量之最。而25年间,他的诗集更未间断过被盗版的命运。

汪国真的传奇还在于他的多才多艺。他不仅是位诗人,还是书法家、画家和作曲家。他生前向往古代诗人的才学,把诗、书、画、曲四艺皆精作为奋斗目标。汪国真与那些只树立理想却不践行的人不同,他的行动是和理想同步的。早在1993年,汪国真就开始习练书法,他天资聪慧,再加上勤学苦练,很快就有了很大的提升。他的书法自成一体,虽然在书坛未必能脱颖而出,但在诗人圈、作家圈里,却是小有名气的。曾师从吴镜汀、徐悲鸿、李可染等大家的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王学仲先生撰文说:“汪国真的书法笔画舒展、神采飞扬,可谓潇洒、遒劲、大气磅礴!”这样的评价,是汪国真书法最好的注解。

诗人的名气,加上书法的实力,使汪国真的书法很受人喜爱和追捧。不过,他没有肆意乱写,除了无比慷慨地满足诗友、文友的求赠之外,对于商业性的书法创作却十分谨慎。不难发现,风景名胜区的邀约是他的首选,于是,他的很多作品留在了名山大川的碑石上。人生只有几十载,镌刻在山川上的书法却能流传于后世——所以说,汪国真一定是心存抱负的。

书法风生水起时,绘画也相伴而行。汪国真的画以牡丹、竹为主,或许是因为这样的题材雍容淡雅,能给予他内心的宁静,所以汪国真才情有独钟。此外,他的音乐事业也在2000年起步,汪国真在少年时就喜爱音乐,之后他透过诗歌的韵律找到写作与作曲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自学,一步步推出了自己的音乐作品,最终跻身作曲家之列,曾在北京音乐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专场音乐会,音乐作品亦被收录于中国音乐学院的教程。

汪国真,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诗人。

因为缘分,我有幸结识了他。

那是2003年的年底,我尚在新华社某期刊担任执行主编,正在为杂志筹划的一场论坛邀请嘉宾。我的好友、亦是我的主管领导张宝瑞先生向我推荐了汪国真。汪国真的名字我当然知道。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诗,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有同学说他是台湾的诗人,可是我总有一种错觉,诗人这么有名,一定是已经作古了。这种想法很可笑,皆源自我心底的那种因崇拜而产生的距离感。那日,张宝瑞先生说起了这个名字,自然令我十分兴奋,而后又听他讲述了与汪国真结识并因志趣相投成为好友的故事。自此,我更是对与汪国真的相见充满向往。就在那一年的冬季,在我策划组织的论坛上,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诗人,他的朴素、儒雅、淡定与平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快,我们又有了交集。2004年8月,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京城四大怪才”丛书,分别是汪国真的《国真私语》、张宝瑞的《宝瑞真言》、司马南的《司马白话》和吴欢的《吴欢酷论》。新书出版后不久,于2005年1月16日下午,在北京中关村书城举行了一次签售会。这四本书中,只有《宝瑞真言》是一本传记,因为我是这本传记的作者之一,便与四位名家一同参加了活动。我的位置是在最左边,右侧挨着的就是汪国真。活动开始前的间隙,我们一直在交流。他翻看着放在面前的四本书,忽然拿起《宝瑞真言》对我说:“传记写得好看不容易,《宝瑞真言》我已经看了,你写得不错。”这四本书在签售会之前早已送到作者手中,汪国真所言不是假话,他一定是读了。听他这样说,我心里非常高兴。其实,口述史的写作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无论是哪位大家的口述史,如果成书,采写者的二度创作都十分关键。为了《宝瑞真言》的写作,我在工作之余的无数个夜晚经常加班加点,但图书出版时,出版社在中国版本图书馆的登记数据上却只有口述者一人,虽然在封面上写了我作为采写者的名字,但在合法的登记手续中,我已经不是作者了。当时碍于宝瑞老师的情面,我并未向出版社争论此事,但却因为“爬格子”的辛苦而心有不平,毕竟,劳动成果的认可是文字作者最为渴望的回报。此时,听汪国真如是对我说,我的心顿时暖暖的。他读了书,也对作者的辛苦有感知、有评价,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却足以令人感到满足。我想,汪国真是经历过多年退稿的煎熬后才迎来成功的,所以他懂得写作的艰辛,更愿意鼓励年轻作者,这一点是作为名人的他极为难得的品质。在接下来的签售过程中,我心情愉悦。此时,一个可爱的青年读者忽然找到了我,他请我签名的书并不是《宝瑞真言》,而是我在不久前刚刚出版的影星周星驰的传记《周星驰外传》。坐在一旁的汪国真看到了,问:“这是你的书?”我点头。他又说:“回头送我一本。”我以为诗人是在开玩笑,只是笑了笑。

那次签售活动之后,我经常会在金蔷薇文化沙龙的活动中看到他。每次见面,我们寒暄之后并没有过多交流。这种不交流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也行走在文学路上,但我并不写诗,面对一位神坛之上的诗人,我很担心会在谈诗中露出我的无知;而除了诗,我在当时却又找不出可以和诗人交流的其他话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每一次,汪国真只要出现在活动的现场,就会有很多人围上来。他的朋友非常多,他会和大家一一寒暄,寒暄过后也不会清闲,老朋友们又会把慕名等候在一旁的新朋友介绍给他,所以他总是被众人拥在中心。于是,我恢复了做记者时养成的习惯,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在他与别人的交流中去感知他。

不过,不久之后,我们有了一次偶遇。

那是2007年春季的一天,我应邀前往琉璃厂参加一位朋友的画展,没想到,我在那里见到了同样出席开展仪式的汪国真。仪式结束后,主办方安排了午餐,我吃过饭以后便准备离开,恰好那天汪国真没有开车,我们住的小区又不远,他便搭上我的车一道返回。在路上,我们有了独处的机会,也便有了畅谈。

我告诉他说:“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之间有谈恋爱的,就会把您的诗写进情书里,成功率挺高的。”

汪国真显然对这样的现象很了解:“这样的事情确实非常多。有的人呢,可能就因为我的这些诗结合了,可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反而因为这些诗分了手。”说完,他便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我很好奇:“因为诗分了手?”

汪国真边点头边解释说:“比如《河南日报》的一个记者,曾经跟我讲过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当时跟他的女朋友正在谈恋爱,就觉得我的诗特别能表达他的心声,所以他就抄了我的一首诗送给女朋友,只不过署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结果女朋友一看就火了,说:你拿汪国真的诗署上你的名字来骗我。”

我也笑了,问:“她知道是您写的诗吗?”

汪国真说:“对,她知道,那时候我的诗集还没出版,但已经有很多人在私下里抄我的诗,她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对我的诗很熟悉。那个记者没想到这个女孩子读过这首诗,竟然知道诗的作者是我。结果适得其反,女孩子认为他不真诚,两个人就吹了。”

我把车开得很慢,就是想借着这样难得的机会和他多聊聊。

我问他:“诗歌给您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名气吗?”

汪国真想了想,说:“最开始写诗时并没有想到会因此出这么大的名,只是想把我的思想、感情通过诗宣泄出来、表达出来。可能我所表达的内容跟很多读者产生了共鸣,所以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名气。就像我搞书法一样,开始练只是因为我的字不好,没想到后来大家喜欢我的书法。我不是特意为之,只是想改变某种状况,但这种状况改变之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我又问:“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去看,您又如何看待您的诗产生的影响呢?”

汪国真先是露出了微笑,忽然又神情严肃,回答说:“虽然从我成名到现在已经过了快20年,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我的诗歌之所以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还是因为诗的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诗集还是不断在出版、再版,而且还有盗版,一些诗也在2000年以后陆续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诗集能够被盗版,是因为在民间有读者。我的诗集连续被盗版17年,在大陆我没听说过有第二个诗人。至于我的诗被选入了课本,如果不是有积极意义的优秀作品,是不可能进入教材的。我现在还经常会参加一些公众节目,每次到了活动现场,主持人把我的名字一报出来,往往掌声一下子就起来了,而且非常热烈。所以我很高兴,我觉得我的诗并没有被遗忘。”

车还是很快到了他家楼下,我和诗人的谈话意犹未尽,可也只能就此别过。没想到,汪国真却问:“你下午有事吗?如果没事,就到家里坐坐。”

那是第一次去他的家,装修很简单,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书。比书更明显的是书法作品,墙上挂着他的字,书房里除了笔墨纸砚之外,最有意思的就是改装之后的墙。为了适应书法创作的需要,他把一面墙装置成了他的桌案,由几大块木板组成,顶端固定在墙上,底端有支架,挥毫创作时,便不再是伏案写字,而是垂直于地面写字。汪国真指着墙上的木架,十分自豪地说:“在这上面写字,可是需要功力的。”的确,在墙上写字的功力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汪国真这样做,只能说明他已经把书法当成了他的事业。事实上,对于将书画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汪国真来说,这面墙就如同他当年的书桌一般重要,已经成为他使用最多的一块创作园地。

不过,我们的话题还是没有离开他的诗。我说:“当年的那些读者,喜欢您的诗喜欢到了十分狂热的地步,可是也有一些人在批评您的诗?”

汪国真眼望着窗外,神情淡然地说:“当时的确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我的诗俗、肤浅,没有深度,而且这个声音还不小,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惯我的这些诗。”

我追问:“您那时也就三十几岁,听到这种声音有什么样的想法?”

汪国真回答说:“我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人,而且心态一直很平和,我觉得,如果我按那些批评我的人的那种思路、那种写法、那种追求去创作的话,那我的结局肯定跟他们是一样的。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没有走出来?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深刻的、崇高的、有深度的作品,读者却并不买账。如果读者不买账,事实上这些作品也就没有意义了。”

那一天,一杯清茶,时光飞逝。诗人的话语如同我们相识时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朴实得就像个普通人,但朴实中却让我看到了深邃。正是这种思想上的深邃,才使他的诗拥有两个与众不同,其一是通俗上口,其二是富含哲理。这些都是我在那一天所领悟的,可以说,相识几年时间,唯有那一天的谈话让我真正了解了他。

那次畅谈之后,我们交往更多了。比如2007年4月25日,我为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担任策划,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了一场以青年成才为主题的交流会,汪国真作为主讲嘉宾,不仅与北大学子们分享了他的诗歌之路,还讲述了他的散文《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的创作过程,以此劝告大学生要培养善于观察、懂得发现的能力。比如2008年7月,作家出版社为家父的一部长篇小说举办研讨会时,汪国真因为将赴外地参加既定的活动不能参会,便在临行前将特意写下的“风华妙笔”几个字让我转交家父。后来,他获知这部小说由郭宝昌导演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翻手为云覆手雨》时,还特意给我发来短信,表示祝贺。再比如2012年4月13日,我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便是推荐人之一。我将自己出版过的近十本书送去他家时,他还特意问:“有《周星驰外传》吧?”我才意识到,当年在中关村书城签售时,他索书的话并不是玩笑,不由得心生歉意,急忙把手中的书递过去。他把那些书拿在手中,一边翻看着,一边说:“我这几天有时间,正好都看看。”很多人都说过汪国真细致认真,那次我当真感觉到了,他那么忙,还抽出时间看我的拙作,的确难得。他在中国作家协会报名表的介绍人意见一栏郑重写下了推荐语:“欣平先生出版过许多著作和文章,其书其文都很有文采,产生了较大影响,我愿意推荐他入会。”虽然那一年我未能如愿入会,但国真先生的推荐语,已然成为激励我在文学路上努力向前的动力。

后来,我感觉到他越来越忙,在北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有几次我和宝瑞先生趁他在京的间隙同去拜访,他总是兴奋地告诉我们一些他当时正在忙的事,比如他的书画签约了经纪公司,他可以安心投入创作;比如他在各地的工作室正在或即将建立;再比如他开始在电视台担任主持人……总之,言语之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欣喜。或许,这种欣喜寄托的应该是他对再创辉煌的渴望。

不过,汪国真并不会因为忙碌而忘记朋友。听说我近年来向编剧、导演的方向发展,他经常询问、鼓励,在看过我执导的一部公益题材微电影后,还特意在微信上发来评语:“形式很新颖,主题很深刻。”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位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激情的诗人、书画家、作曲家、主持人,竟然英年早逝,意外地离开了我们。

宝瑞先生是我和国真先生共同的好友,获悉噩耗之后,他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谈到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建议我为国真先生写一部传记。宝瑞很了解国真先生和我之间的友谊,他认为汪国真的一生,值得有一部全面、准确而又美好的传记留下;而我又是可以写好这部传记的人选之一。他的建议里含着深情——我记得,春节刚过的时候,宝瑞先生就曾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汪国真病重住院的消息。我能感觉得到,他当时十分担心,很想去医院看一看,但他也很清楚家属并不想外界过多打扰,因为汪国真患病的消息当时还对外封锁着,而宝瑞也是从医院的朋友那里意外获知的。无奈,去医院探望的想法只能作罢。可是,已经获知消息的张宝瑞却无法平静,虽然无法去看望,却先后给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都打了电话,告诉大家做两手准备——如果康复了,便组织大家去医院探望,欢欢喜喜地去,给诗人一些惊喜,祝他早日出院;如果不幸走了,那便要尽最大力量组织起沙龙的朋友们前去送行,让诗人一路走好。为此,张宝瑞通过医院的朋友密切关注着汪国真病情的变化,甚至延后了去河南参加笔会的计划。不久之后,他听说汪国真病情略有好转的消息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汪国真去世以后,张宝瑞一直在为汪国真的诗坛成就鼓与呼,不断在金蔷薇沙龙的朋友群内转发有关汪国真的消息,并在追悼会之际积极组织沙龙朋友前往送行。如今,他希望能有一部汪国真传记问世的建议,寄托的是他对老友的无限深情,而我,又何尝不是呢!

传记,记录的是传主的人生。我觉得,一部好的传记,不该妄加评论,当力求真实,以事讲人。我会用这样的要求指引我的创作,勾勒出一位真实而精彩的诗人的一生。感谢国真先生的母亲李桂英女士、国真先生的胞妹汪玉华女士的信任,这份信任已成为我为国真先生立传的动力之一。感谢所有受访者的真诚回忆,没有来自众人的支持,便难以再现国真先生丰富的人生。作为作者,我想用一本书的时间,为所有喜欢汪国真的读者讲上一个故事,故事是一位卓越诗人的一生历程,里面有一件件微小却不平凡的精彩故事,它们会带着我们一同走进他的世界,将精彩长留于我们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