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光阴里的故事

1956年6月22日，汪国真出生在北京西城区延年胡同附近的一家妇产医院。当他还在母亲的腹中孕育时，喜悦不已的父母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琢磨着为即将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了。虽然他们并不确定即将出生的婴儿是个男孩子，可是却提前起出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汪国真。

其实，当时一共起了三个名字：汪国真、汪国善和汪国美。至于为什么是三个名字，完全源自汪父的一个理想“计划”。他不仅企盼妻子生出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而且还希望以后家中能有三个男孩子，于是，起名时便大胆地放眼未来，按照家族宗谱顺序首先选定名字的中间字为“国”字，而后，怀着对孩子品性的寄托，确定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真、善、美。当然，计划只是最初理想化的懵懂期待，第二年的12月，汪国真的妹妹汪玉华出生了，是一位千金，原来的名字也就用不上了。不过，女儿的出生为家里带来了别样的快乐，此时，父母俩感受到了养育一儿一女的莫大幸福。

汪国真慢慢长大着，北京城的胡同里、机关大院里、学校里，都曾留下他成长的印记。

成长中最温馨的注脚，就是父母既无私又严格的爱。

汪国真的父亲汪振世，为人谦和，1929年出生于福建厦门后溪乡。1949年，汪振世与同乡不同村的少女李桂英结识，李桂英小他五岁，两人相识后便开始不断往来。1953年9月，汪振世由厦门大学教育学系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进入国家劳动部，来到北京从事技工教育工作。两年之后，汪振世与李桂英在北京喜结连理，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结婚后不久，一儿一女的相继出生，无疑为夫妻俩增添了喜悦，但相伴而来的则是抚育子女的辛苦。

父亲汪振世工作繁忙，母亲李桂英便在家里全职带孩子。李桂英出身大户人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上小学读书，1955年毕业于厦门集美初中。在厦门生活时，李桂英衣食无忧，生活起居都有专人照顾。但在来到北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她需要承担起打理家庭生活和带孩子的重担，每天忙里忙外，分外辛苦。这样的生活与原来有人照顾起居的生活截然不同，但李桂英却从不曾有过半点怨言，不仅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让一双子女可以在单纯的生活环境中健康快乐地成长。在年幼的汪国真眼里，虽然无法明了母亲李桂英的坚强与担当，但这种可贵的品质却已经耳濡目染地在他心底埋下了种子，日后踏上艰苦的文学创作之路时，无论是取得成功，抑或是遭遇失败、非议，他都能不受干扰，坚守自己的文学追求。

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孩童，汪国真在父母的爱中成长。

三岁的时候，正处在渴望感知外部世界年龄中的汪国真有了一个新发现，就是邻居家添置的收音机。在物资缺乏的年代里，收音机无疑属于生活中的奢侈品，在整个劳动部机关干部的家属楼中，只有一两户人家买了收音机。可以说，收音机里是一个新奇的世界，有歌曲、有相声，还有故事，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美妙声音，幼年的汪国真总是睁着漂亮的大眼睛，充满好奇与渴知。看到儿子经常跑去邻居家听收音机，母亲李桂英很担心会给邻居家添麻烦，所以总是要在邻居家收听收音机时把恋恋不舍的汪国真带回家。

不过，母亲是最懂孩子的心的，李桂英怎么会不知道儿子那份带着好奇心的迷恋？于是，为了给孩子的童年增添一点乐趣，李桂英就和丈夫商量，准备给家里添置一台收音机。然而，买一台收音机可是一个家庭的大开销。当时汪家全家人的生活花费都来自汪振世每月五十多元的工资，一个月下来，已经捉襟见肘。维持家庭生活尚且很紧张，哪有富余的钱来置办一台123元的红星牌收音机呢？李桂英咬咬牙，将父母给她的一个金镯子和一只金戒指都卖了出去，才凑够了买收音机的钱。当收音机买回家时，天真无邪的汪国真兴奋得跳了起来。接下来的时光，收音机成为汪国真感受精彩世界的窗，给他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一直到长大以后，汪国真都无法忘记收音机带给他的快乐，而且，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了用来换收音机的金手镯与金戒指的分量，远远不止一两多的实际分量，因为那是母亲的积蓄，是准备应对家庭不时之需的“箱底钱”，母亲却为了给孩子带来童年的快乐，狠心拿了出来。这样的分量，汪国真终生难忘。

的确，母亲的无私和对子女的慈爱，早已触到了汪国真的心底。在他成为诗人后，并没有忘记为母亲写首真挚的诗，名为《母亲的爱》——

我们也爱母亲

却和母亲爱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爱是溪流

母亲的爱是海洋

芨芨草上的露珠

又圆又亮

那是太阳给予的光芒

四月的日子

半是烂漫 半是辉煌

那是春风走过的地方

我们的欢乐

是母亲脸上的微笑

我们的痛苦

是母亲眼里深深的忧伤

我们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却总也走不出母亲心灵的广场

从1959年到1982年，这台汪国真三岁时家里添置的收音机一直使用了23年，直到有了电视机，才得以光荣“赋闲”。可以说，“收音机事件”只是母爱的一个缩影，更多的爱，是在无声的点滴里。不过，爱，绝不仅仅是满足，有的时候也会有皮肉之苦。

六岁的时候，汪国真曾经有过一次挨打的经历。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六七岁的孩子正值爱玩的年龄。那时候的游戏很单调，基本都是“就地取材”，比如在地面上画上格子做跳格子的游戏，除此之外，即使是有玩具的，也都是打沙包之类可以自制的玩具。忽然有一天，家属楼中的一个玩伴拿来了一个新奇的玩具——水枪。于是，同楼的孩子们玩起了水枪。孩子们弄了一身水，却兴奋异常，当时最为神气的，就是拿水枪的人。汪国真羡慕极了，当然渴望也能拥有一把，可是，水枪是当时孩子们很难拥有的“高档”玩具，汪国真猜想，一向勤俭的父母一定不会给他买，也便断了向父母要的念头。不过，一个有趣的玩具对孩子的诱惑力是无法想象的，那段时间，汪国真的脑子里全都是自己拥有一把水枪后无比神气的样子，于是，他动起了“歪脑筋”——父母一直把家中用的钱放在房间桌子的抽屉里，如果自己从里面拿出钱来，父母即使知道，也不会想到他的头上，因为母亲会以为是父亲拿着钱买烟了，父亲则会以为是母亲拿钱置办家用了。一番琢磨之后，汪国真壮着胆子从抽屉里偷拿了十元钱，买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水枪。

果然，父母并没有发现。于是，汪国真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他不仅拿着水枪在楼里的伙伴面前“显摆”，而且，还在父母外出时在家中玩。有一天，父母都没在家，汪国真没有抵挡住诱惑，拿出了藏在隐蔽处的水枪，兴高采烈地玩了起来。或许是因为太过尽兴，母亲走进家门他都不知道。母亲自然要问他水枪是从哪里来的，汪国真早已看到母亲一脸的严肃，内心惊慌，哪还敢撒谎，只能如实招供。听到实情的母亲气愤不已，当然要管教孩子，拿着扫把在汪国真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顿。

这次皮肉之苦让年少的汪国真明白了对与错、是与非的重要。严格的教育为他的人生之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长大以后，汪国真一直严于律己，为人认真负责，做事积极努力。他觉得，这一切都得益于父母成功的教育。在汪国真看来，父亲和母亲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一定是有分工的。父亲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外出，教育的责任大多落在母亲身上。因此，母亲扮演了“严母”的角色。因为在她看来，小孩子的可塑性很强，教育孩子应该从幼小时抓紧、抓好，一旦养成了坏习惯，长大后就很难纠正了。所以，为了教育好子女，母亲费尽了心思。

日后，汪国真曾经撰写了一篇名为《家教》的短文，分享了他对父母教育理念的心得——

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家教就是培养习惯。仅此而言，家教也是太重要了。

从《傅雷家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父亲对孩子的大爱。大爱教会孩子做人成才，而小爱或者叫溺爱常会使孩子误入歧途。

孩子有时是需要重责的，轻描淡写的批评很容易流于形式。当然，重责并不是打骂，而是严厉，而是严肃，而是语重心长。

父母教孩子似应有分工，一个担当严厉些的角色，一个担当仁慈些的角色。严厉使孩子有所忌，不致打小就任性胡为；仁慈使孩子心智茁壮成长，不致使性格压抑、扭曲。双方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当苛求。”清代顾嗣协的这首《杂兴》诗，是说用才当扬长避短，而培养孩子成才又何尝不该因势利导呢？

至少在表面上，教育子女时父母的意见应是一致的。否则，不要指望孩子会更听其中一个的话。弄不好，两人的话孩子都不听。一旦如此，教育也就难以进行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孩子似乎更乐意听教师的话而不是父母的话。实际上给予孩子影响更深的还是家长而不是教师。赫伯特说：“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老师。”此话虽有些夸张，大致意思却是不错的。

当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不难判断出其中的优劣。从表面上看这是孩子与孩子的比较，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父母与父母的比较，或者说是家教与家教的比较。

记忆就是时间的碎片，有时会闪闪发光，出现在那里。

那些童年、少年时期的点滴往事，充满趣味，带着青春的无邪，总是让汪国真无法忘却。

汪国真从小就爱读书，这一点应该是受了父亲汪振世的影响。历史小说、古代诗词、知识读本等各类书籍，都是他所喜爱的，不仅读过《水浒》《三国演义》《说唐》《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还读过《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等当代小说，也读过《红与黑》《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等西方小说。每次读到一本好看的书，汪国真总是内心带着兴奋，不止是自得其乐，更是充分发挥讲演的才能，与家属楼里的小伙伴们一道分享。夏天的傍晚，或是在房前，或是在大院的空地上，经常会出现三五个小伙伴围在汪国真周围，听他讲书中故事的场景。小伙伴们听得十分入迷，汪国真却总是在关键时刻抖个包袱，留待第二天。多少年以后，汪国真的母亲李桂英还清晰地记得汪国真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情景，特别是他讲《岳飞传》时的样子，仿佛历历在目。

汪国真对读书的热爱，甚至体现在童年的游戏中。他和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们经常比赛背诵古诗词，无论是谁输谁赢，都留下快乐的欢笑声。后来，汪国真在一篇名为《书韵》的短文中，谈到了他关于读书的感受与理解——

朋友不是书，书却是朋友。

朋友可能背叛你，书却永远忠实。

怎么办呢？像选择书一样去选择朋友，像热爱朋友一样去热爱书。

文字组成一本书，大自然组成另一本书。

在宁静悠闲的时间，我就去读文字的书，在忧郁沉闷的时候，我就去读大自然的书。当我从文字的书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好像成了哲人，当我从大自然的书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仿佛成了孩子。

会读书的人和不会读书的人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前者总是“雁过拔毛”，后者却是“一毛不拔”。

对于非常繁忙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休息；对于十分闲暇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工作。

书，是生活中最好的调味酒。

读书有益，也可能有害。

而不读书则是绝对有害。

菲尔丁说：“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戕害。”

这话没错，但也不必为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夸大书籍对于人的品格的影响。更多的情况是：好人读了坏书仍是好人，坏人读了好书仍是坏人。

最优秀的读者，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作家；最优秀的作家，却必定是最优秀的读者。

当我读到一本糟糕透顶的书籍的时候，简直愤怒得想打作者的耳光，但更想打的是自己的耳光；我之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持没有这样做，实在是因为这种想法一旦付诸实践，我的脸庞会经常地又红又肿，以致没脸见人。

爱好读书不仅使学生时代的汪国真成绩优秀，而且，也使他在一次“危机事件”中得以化险为夷。

1963年9月，七岁的汪国真到了上学的年龄，开始在距离劳动部不远的和平里第一小学读书。不过，他只在和平里一小读了半学期。1964年1月，父亲汪振世由劳动部调动到教育部工作后，汪国真也在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转学到了毗邻教育部大院的二龙路学校（分校）。在原来的小学读书时，学校距离家只有四五百米的路程，这样的距离难免让汪国真觉得天地太小；转学后，从家里到学校有几站路，而且，学校附近就是车水马龙的西单商业街，让汪国真一下子开了眼界，那种热闹，那种新鲜感，深深吸引了他。当然，新鲜的还有学校内部的环境。转学没几天，汪国真便发现，有人正在打着他这个“外来和尚”的主意呢。

原来，汪国真所在的一年级二班有两个“孩子王”，一个被称为“大王”，另一个被称为“二王”，靠着拳头在班里“称霸一方”。汪国真到了班里，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二王”就琢磨着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然后顺理成章地收归“麾下”。于是有一天，“二王”便在课间找到了汪国真，找茬挑衅还不容易，两人言语不合，就动起手来。

不过，“二王”很快就感觉到失策了。在他看来，白白净净的汪国真长得俊俏秀气，文静得像个女孩子，只要他一出拳头就一定会吓得趴在地上。可是事与愿违，这个白净的小男孩竟然不是一个“软茄子”。

再说汪国真，别看外表文静，殊不知从小爱读书的他，早在文字的海洋里受到“武侠”精神的影响，最痛恨横行霸道的坏蛋，所以看到“二王”来挑衅，心中的“豪气”翻滚，哪肯轻易屈服？虽然眼前的“二王”又高又壮，但汪国真横下一条心，一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架势。俗话说，哀兵必胜。硝烟一起，汪国真索性不管不顾犯起浑来，愣头青一般，一味“撒野”，一番“鏖战”之后，反而让“二王”措手不及，节节败退下来。同学们看到有人打架，急忙报告了老师。老师急忙赶过来，这才拆开了他们。

“二王”就这样败下阵来，当然心里不服气，死死盯着汪国真，一副秋后算账的样子。果然，第二天放学，“二王”便纠集了一帮手下，赶来围堵汪国真。昨天一战小有胜利之后，汪国真当然没有掉以轻心，早就算到了“二王”会带人来“以多欺少”，所以也做了准备。一群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劳动部子弟都是汪国真的好朋友，他早就把昨天的事告诉了他们，所以一放学，这帮孩子就从各自的教室飞奔过来，其中还有一个五年级的大个子学生。“二王”带着一群帮手找过来，却发现这头儿早有准备，而且，阵势已经超过了他们，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从那之后，“二王”再没敢找汪国真的麻烦。

这次的“打架事件”展现了汪国真的“运筹帷幄”。不过，他也知道，父母一定是不允许他打架的，所以他一直没敢把这件事向父母“汇报”。多少年以后，父母才从邻居那里听说了这件事。

1968年9月，汪国真小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就读初中。在“文革”之前，“实验中学”叫作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革”中曾一度改名为北京一五〇中学，后定名为“实验中学”并延续下来。这是一所赫赫有名的中学，除了具备雄厚的师资和良好的教学条件之外，还有其闻名的历史渊源。“文革”之前，“实验中学”是所女校，招生的对象以“三高”家庭的女孩子为主。所谓“三高”，就是指共和国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民主人士。这些“三高”家庭的孩子，都是精英子女，具备优良的素质，在学校生活中勤奋刻苦、严于律己，形成了学校良好的学习氛围。到了“文革”时期，“实验中学”不再是女子中学，而是变成男女合校，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未曾改变。在这样一所中学读书，汪国真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仅使他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初中时期的学习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成为他日后不断追求进步的知识源泉。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扎实的学习积累，汪国真也无法在“文革”后以一个初中生的基础考取大学。

在一首名为《感谢》的诗歌中，汪国真表达了他对初中老师的感谢之情——

让我怎么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收获一缕清风

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让我怎么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

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

让我怎么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

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

让我怎么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

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初中的学习生活临近结束时，汪国真曾经有过一次错失读高中的经历。

处于“文革”的特定历史时期，很多青年的未来都随着历史机遇而摇摆。初中毕业的1971年，恰逢北京市恢复高中招生的第一年。这个消息对于初中即将毕业的汪国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人生际遇。然而，他最终却与这次机会擦肩而过了。当时的高中招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而是在初中毕业班里“根红苗正”的学生中选取成绩优秀者。汪国真一直都是班级里成绩优秀的学生，可是，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原因，他成了“根不红、苗不正”的学生，错失读高中的机会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1971年12月，汪国真初中毕业。刚刚15岁的青涩年龄，他已步入社会，进入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北京仪器仪表修理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开X51立式铣床，开始了七年半“三班倒、开铣床”的生活。俗话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刚刚走上工人岗位的汪国真还带着初入社会的新鲜感，尚未意识到失去读高中的机会对自己人生的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日复一日的铣工生活，越来越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与校园、与学习越来越远。汪国真后来说：“15岁正是嗜睡的年纪，但是每天晚上都不能睡觉，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当时根本看不到未来，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将来争取当一个八级工，这已经是技术工种里面最高的一个级别。”

工厂的生活虽然辛苦、单调，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十分质朴。汪国真记得，自己当时年纪小，刚刚开始工作就有些吃不消，有时候赶上夜晚，真是困得不行，就在铣床上睡着了。按照劳动纪律，上班睡觉是要被罚款的。但他的师父看到以后，非但没有上报，还把他抱到角落里，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盖在身上，然后不声不响地帮他干完了活。还有一次，汪国真因为阑尾炎住进了医院，他这个年纪在同事中理所当然是个小字辈，他以为同事们并不会过多关心他，但令汪国真感到意外的是，上着“三班倒”的师傅们都没有忘记他，他们利用白天的休息时间轮流来看望他，还给他买了水果和糕点。虽然都是小事，却已在汪国真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多少年后仍然对工厂时期的往事念念不忘。后来，汪国真写了一首名为《美好的情感》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念之情——

总是从最普通的人们那里

我们得到了最美好的情感

风把飘落的日子吹远

只留下记忆在梦中轻眠

善良，不是夜色里的松明

却总能把前途照亮 把热血点燃

真诚，不是春光里的花朵

却总能指示希望 把憧憬编织成花篮

往事总是很淡很淡

如缕如烟

却又令人 难以忘怀

感激总是很深很深

如海如山

却又让人 哑口无言

父母从小教育汪国真，出生在普通家庭，要靠自己的努力发展、进步。在教育部大院里，家长都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汪国真进入工厂的时候，很多邻居家的孩子也加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一个和汪国真经常一起玩耍的大院里的孩子头，也在这个时期去了外地。他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是机关里的高干，有一次，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只有几个字：“速寄50元。”尽管在那个年代里，50元是个很大的数目，可是对于一个高干家庭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有趣的是，他的妈妈并没有给他汇款，而是同样回了一封信，上面也只写了几个字：“好大的口气。”一个高干家庭，因为儿子没有写明要钱的原因，并没有因为疼爱而汇款。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却可以感受到汪国真所处的严格的教育环境。

或许正是这种教育严格以及上进思想的指引，汪国真从小养成了乐观进取的性格，因此，尽管开铣床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汪国真如同学生时代一般，依旧刻苦努力，很快成了工作岗位上的佼佼者，甚至在全市性的技术比赛中取得了第二名。那是1976年的夏天，北京市仪表工业局举办了一次全市范围的机加工比赛，每个厂派出两名代表分别参加车床和铣床技术比赛，两个代表在两个项目中的得分总和，就是该厂的综合分数。经过厂内选拔赛的遴选，汪国真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市第三光学仪器厂两个代表之一，担任铣床操作。汪国真胆大心细，与另一位同事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最终为厂里夺得了大赛的第二名。除了本职工作，汪国真还担任了工厂里的团支部副书记，承担起团员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的《青年》一文中，曾留下他在那段工厂时光里的青春记忆——

青春是生命中最美丽的年华。

青年，不一定非要成功，只要有追求；不一定非要成熟，只要肯学习；不一定非要沉稳，只要善总结。

青年有许多弱点，而青年的可爱，不仅在于他的优点，也在于他的弱点。

童年，更多的属于摇篮；老年，更多的属于庭院；青年，更多的属于自然。

青年，一个令童年向往、老年羡慕的年龄。

青春年华，爱情与事业应该是可以兼得的。就像蔚蓝的天空，伸出左手挽住黄昏，伸出右手拉住黎明。

执着的追求和不断分析，这是走向成功的双翼。不执着，便容易半途而废；不分析，便容易一条道走到黑。

青春时节，会经常有一种无奈和矛盾的感觉萦绕心头，诚所谓：无缘何生斯世，有缘则累此生。美国小说《红菱艳》中芭蕾舞女演员维多利亚·佩奇的经历，颇具典型意义，是这种无奈和矛盾的多重注脚。

为别人着想，为自己而活。

为别人着想，才不失活得高尚；为自己而活，才不失活得洒脱。

好儿女不但要适应顺境，也要经得起挫折。孩子的肩膀稚嫩，老人的步履蹒跚，未来的担子我们不挑谁挑？

遇到困难，便逃避现实或消极处世，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青年特别需要坚定，不论外界怎么变化，自己都应保持一种乐观和向上的精神。

我叹世事多变幻，世事望我却依然。

一篇《青年》，让人看到了汪国真对于青春的期待，也看到了汪国真积极乐观的心态。的确，尽管心有不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汪国真在或许并不适合他的工人岗位上，依旧积极进取。他有时也在想，命运当真就如此了吗？终于，命运在不经意间出现了转机。

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的、因“文革”冲击而未能参加高考的青年都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其中，自然包括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铣工的汪国真。

汪国真很兴奋，他知道，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宝贵机会，也是一个青年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虽然会是万人争过独木桥的局面，但他告诉自己，无论多么困难，都要抓住它。但是，汪国真遭遇的困难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是一个“三班倒”的工人，他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完成好工厂的工作，只能在工作之余，利用业余的休息时间进行复习。可是，复习总要有个方向，对于一个一天都没有上过高中课程的初中毕业生而言，高考就像是隐藏在远山里的一块圣地，那么美好，却也那么模糊。不过，汪国真并没有因此气馁，他没有条件像其他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一样，利用考试前的时间进入高中旁听备考课程，于是，便通过朋友借来一些复习资料，依靠自己在初中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凭借自己的思考力和理解力，一步步地向着理想靠近。1977年的冬天，570多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其中就有汪国真那有些瘦弱却带着刚毅的身影。

可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无数青年带来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但根据当时国家的办学条件，录取人数尚无法达到30万人。在首届高考的舞台上，在数百万人的竞争中，汪国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佼佼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不过，这份成绩并没有为他带来最终的喜悦。尽管汪国真已经被报考的学校录取，但他所在的工厂却不同意。或许是因为汪国真的工龄已经超过五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享受带薪上学的福利，或许是工厂要留住这个优秀工人，总之，工厂在汪国真上大学的问题上给出了反对意见。没有工厂的同意，那就意味着汪国真将与这次难得的际遇失之交臂。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除了失望，汪国真更多感受到的是无奈。

然而，人生路上的坎坷，并不会让汪国真那么容易就败下阵来。他内心总是带着坚忍，选择《勇往直前》——

流云在天边，行囊在眼前，有一条通往太阳的路无边又无沿。

路上绿草茵茵，有青春为伴；远处黄沙滚滚，同成熟相连；我们走着，用生命筑起心中的圣坛！

即使受了伤，也不让泪水遮住脸，把泪水揩干净，我们要重绽三月的笑颜！

即使迷了路，也不把忧伤刻在额前，星星终会升起来的，我们也总会知道哪边是北，哪边是南。

我们走着，一天又一天。听风传递着雨的消息，听雨敲打湖的鼓面。那岁月的缆绳，终会成为我们抛向空中的闪电。

我们走着，一年又一年，看冰雪沉没在冬天、响亮在春天，看春天的冰雪消融在大地的字里行间。那季节的色彩，终会被我们泼洒成斑斓画卷。

我们把每一个日子过得寻常而又不凡，让飞扬的思维轻轻缳住微风中的紫罗兰。我们的眼睛很黑很亮，瞳孔里变幻闪烁的是晨曦和晚霞的迷人光焰。我们走过的足迹，将会风化成一个传说，一个风采，一句格言。

生活并不简单，我们勇往直前！

工厂中依旧可以在岗位上看到汪国真那真诚投入工作的身影，而在业余时间，没有在1977年高考中如愿走入大学校门的汪国真却依旧捧着书本在刻苦复习。同事们不禁好奇，既然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复习呢？事实上，汪国真正在为与1977年高考相隔半年的1978年高考而紧张复习着。那么，即使他能再次取得优异成绩而被大学录取，但工厂的反对意见如何解决呢？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汪国真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汪国真记得，初中毕业时，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可是最终却未能继续就读高中，原因就是他家里的海外关系。如今，这个曾经的“坏身份”却成了汪国真的“救命稻草”。他知道，如果自己能够考取招收华侨青年的大学，那么依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工厂便无法阻止他读大学的梦想了。于是，汪国真在全国的大学中仔细寻找，发现全国只有两所面向华侨青年的高等学府，分别是广东广州的暨南大学和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他最终选择了报考暨南大学。

汪家参加这一届高考的，还有汪国真的妹妹汪玉华。

汪玉华当时正在北京的延庆县永宁公社插队，和其他插队的青年一样，为赶上改变命运之车，积极投入到高考复习之中。她还找到大队里的书记，又是讲道理又是求情，终于请了三个月的假，回到市里复习。复习的时间里，汪玉华到菜市口中学做了一名插班生，跟随应届生一道备战高考。此时，汪玉华越发感觉到哥哥汪国真参加高考的艰辛，他不可能向工厂请假，而“三班倒”的工作令人的身体很疲惫，可是他依旧坚持复习，那样的毅力，绝非言语可以表达。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妹妹汪玉华报考了北京建工学院工程机电系建筑机械专业，而汪国真则报考了暨南大学中文系。在那个格外重视科学技术的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占据了主流，之所以报考了文科，只是因为他没有读过高中，如果报考理工科，物理、化学的劣势会十分明显，唯有文科才有竞争的可能。于是，1978年，汪国真和妹妹一道走进了考场，投入了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的竞争之中。

高考之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忽然有一天，汪玉华收到了一封信。她一看，那是哥哥汪国真写给她的信。妹妹很好奇，哥哥很少给自己写信，怎么突然寄来一封信呢？汪玉华急忙打开信封，取出信笺。那是一张白纸，文字不多，其中的一些语句让汪玉华忍不住笑了起来。原来，那是一封告知高考成绩的信。汪国真诙谐地问妹妹：“你知道我的数学得了多少分吗？我是100分少了一个零！”那不就是10分吗？汪玉华笑了。那可是极低的成绩啊。这样的成绩岂不是要与大学殿堂失之交臂？事实上，数学考试一直是没有读过高中的汪国真的“软肋”，所幸的是，其他几门考试汪国真都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特别是语文得了80多分，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成绩。那一届的高考，汪国真再一次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高考录取率仅为4%的惨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以初中学历如愿获得了进入暨南大学中文系的“门票”。正如汪国真最初所预期的，因为是一所华侨大学，按照国家的政策，工厂同意了他上大学的选择。

彩虹总在风雨后，在汪国真看来，要迎接成功，首先要学会面对困难，要《学会等待》——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就打不起精神

每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苦衷

你看即便像太阳那样辉煌

有时也被浮云遮住了光阴

你的才华不会永远被埋没

除非你自己想把前途葬送

你要学会等待和安排自己

成功其实不需要太多酒精

要当英雄不妨先当狗熊

怕只怕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河上没有桥还可以等待结冰

走过漫长的黑夜便是黎明

汪国真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已经出现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