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总设计师（1982—1989）(1)

历程

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掀起的改革浪潮中，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难度最大的。邓小平知难而进，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演变而来的，主要是照搬苏联的模式。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十年动乱的大悲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自身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并且指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并强调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这篇实际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和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可见邓小平当时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已有了高度的重视。他提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对此，后来他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讲话中，他还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作了阐述，如关于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责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主要有：实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充分地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把立法工作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从而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到1980年8月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初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根本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病有了越来越痛切的感受，表示出强烈不满。

对于政治体制方面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当时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没有简单化地将其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是从更深的层面上，即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找根源，着手解决问题。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当时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一个专门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讲话对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作了深层次的分析，进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系统而精辟的阐述。例如，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还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确定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篇讲话发表之后的几年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铺开。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那样：“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更为紧迫，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发轫。同时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要取得一致需要一定的时日。

先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从农村到城市的轨迹迅速推进，仅仅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另外，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步伐、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已开始遇到新的问题和矛盾，包括与旧的政治体制的碰撞。由于中国过去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是紧紧捆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转为以城市改革为重点以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的矛盾就自然地日渐暴露并突出起来。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使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必须适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从1986年起，到召开党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新成为邓小平思考和谈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他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这是他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

自此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焦点。这一年中有近20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九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

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明确提出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6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乔石汇报党风工作情况后，邓小平从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他甚至由权力下放问题，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关系整个改革成败的高度，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9月3日，他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1月7日，他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从改革过程中，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经济改革到一定时候要提出政治改革。

毫无疑问，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邓小平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放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情况就不同了，英国前驻华大使伊文思的评论不无道理：“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

1986年，距离党的十三大只有一年的时间，邓小平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通过充分讨论、酝酿，理出头绪，以便能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一个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所以他不仅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将其目标和内容也都明确提了出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说得非常清楚。1986年9月3日，他会见竹入义胜，在回答客人的提问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9月29日，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更加明确、完整地概括出总目标为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更富有新意的是关于近期目标或者叫具体目标，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的，以11月9日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表述最为完整，他提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认为效率不高主要涉及党政不分；“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与长远目标相比，近期目标需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这一点。

第一个目标尤为关键，它是提高效率和调动积极性的基础和保证。

增强领导层的活力，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这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着重讲过这个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为领导层年轻化做出了表率。他认为，七年多的时间，我们走了几步，但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因此，到了1986年，他不但更加重视这一问题，再三呼吁，而且从自身做起，恳切地表达自己退休的愿望，带头实践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

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11月1日，他又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拿我来说，非改革不行，已八十二岁，还能干吗？该让路了。与我同龄的人有一批，我们在酝酿让位的问题，这一步非走不行。

在坚决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退休，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同时，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力主领导层要年轻化，并表现出了很大的决心。10月24日，他在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的谈话中，当日本朋友谈起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领导人在年龄上、对问题看法上的差别时，邓小平干脆地说，年轻人思想开放，最支持改革。第二条，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总之，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11月3日，他同美籍华人陈省身谈起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实现年轻化的期限，他说：“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他明确提出要花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几天后，即11月9日同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他进一步作了具体设想：“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党的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党的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

萦绕在邓小平脑海里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何处着手。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地提出了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如，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等等。这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健康地进行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