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总设计师（1982—1989）(6)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通过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同一天，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座谈讨论《告台湾同胞书》。政协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说，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日程。
尤其引起世界瞩目的是，就在这一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国民党军据守的岛屿，福建前线轰鸣了几十年的炮声开始听不到了。
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对台政策，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美。行前他多次会见美国客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1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说，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他提到了1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说：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合情合理的。他还表示，我们允许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的贸易、商务、投资等关系。1月8日，他又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解释我们的现实态度，这就是台湾同美国保持民间贸易，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人民的生活条件不仅不会降低，而且还会提高。随后不久，他又进一步指出，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当局拥有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在的政策、现行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不变。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带着这些创见性的新构想，邓小平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邓小平的访美震动了全世界。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双方为共同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以达成有关协议。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以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这就是海外广为称颂的“叶九条”，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
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同年10月，他又说：
我们不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台湾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来统一大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得上合作，相互容纳。台湾保持台湾的制度，大陆保持大陆的制度，这样就不发生你吃我、我吃你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不现实，不可能，那就只有用武力，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方法，目的是让我们民族统一起来，着眼于民族利益。
1983年3月，一些海外学者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中国统一之展望”的讨论会，此举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和欢迎。3个月后，参加人之一、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来到北京。6月26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说：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他还指出：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无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这就是著名的“邓六条”。讲话发表后，港、澳、台地区反应强烈，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为中共实现祖国统一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
“邓六条”的发表，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由此，祖国的统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国两制”的构想，继续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内容包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力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这就是继“叶九条”“邓六条”之后又闻名于海内外的“江八点”。这些主张和建议，为打破现阶段两岸政治僵局，早日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开辟了新的前景。
江泽民的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和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重申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方针和原则。
从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台胞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开始，海峡两岸同胞被隔绝状态终于画上了句号。两岸从紧张的军事对峙转向了缓和，台湾当局也提出正式结束所谓“戡乱时期”。两岸新闻、科技、学术、体育、文艺各方面的交流得到开展，特别是1992年以来两次“汪辜会谈”，带动了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
香港回归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人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
由于上述三个条约都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因而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所以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承认这几个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都没有承认过这些条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曾向英国政府提出收回香港的问题。1943年，双方达成协议，在战胜日本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借问题。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因忙于打内战，协议又被搁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国际市场上投资者日益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态度在地产业投资上最为突出。因为地产业的投资受租借期的很大限制。而租借期日趋迫近就使投资者越来越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不仅使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且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英国政府作出了这样的一种估计：“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去减低1997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
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兼首席财政大臣的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很大。
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政府不断派其代表试探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1979年3月下旬，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约问题。3月29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谈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邓小平说：
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1981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访华。邓小平说：“在十六年内或十六年后，即使香港的地位有变化，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害。”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坚斯访华。
1982年4月，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访问中国时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那还早，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你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至于说到投资问题，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管理香港。邓小平还表示：“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贵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摸清了中国政府的意图后，撒切尔夫人也就匆忙上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