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匈奴人的语言和政俗

语言有单音和复音的不同，现在的汉族、苗族、藏族以及缅甸、越南、泰国诸族，可以说是单音系；而现在的蒙古族以至西伯利亚的好多种族，均为复音系。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字来看，汉族的语言为一字一音的单音语。从古代传下来的一些匈奴语，以至新疆出土的与匈奴有关的文字来看，是复音语。例如，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谓贤为“屠耆”。因此，可以说匈奴的语言与汉族的语言根本上有区别。

然则，匈奴所说的是哪一种语言呢？19世纪时，有些人像圣马丁（Vivien de St. Martin）主张，匈奴人所说的是近代芬兰、匈牙利的语言。对于这种主张，现在一般学者可以说都是不赞成的。

可是反对圣马丁主张的人们，意见也很分歧。有的以为匈奴语与通古斯语相似，或者是与通古斯语和蒙古语相似；有的以为匈奴语是蒙古语；又有的以为匈奴语是突厥语。

白鸟库吉以为，匈奴语是东胡（按，白鸟所指东胡应作通古斯，下同）语与蒙古语的混合。他最初曾主张匈奴语是突厥语，这种主张见于他所著的《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后来他在《蒙古民族起源考》一文里，又以为匈奴语属蒙古语系。

举例来说，“头曼”这个名词，本是匈奴单于的名字，夏德以为是突厥语所谓“万”（Tuman）的意思。白鸟库吉虽不反对夏德这种看法，但他以为，所谓“万”有“Tuman”之音不限于突厥语，蒙古语与东胡语也是这样，所以匈奴语实含有蒙古与东胡两种语言的成分。

白鸟库吉又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及扬雄《长杨赋》中翻译的匈奴语列为一表，并指出其与东胡、蒙古、突厥三种语言的关系。我们且录之如下：

白鸟库吉说：“是表苟无大误，则属蒙古语者、突厥语者二，东胡语者三，突厥语、蒙古语共通者一，蒙古语、东胡语共通者四，蒙古语、突厥语、东胡语共通者五。故蒙古语及东胡语在匈奴语中多于突厥语，是可据而知者。因东胡、蒙古、突厥三种民族，在乌拉尔-阿尔泰（Ural-Altai）民族中有着极密切之关系，故此等语言，若究其语源，则互相类似是理所当然者，毫不足怪也。职是之故，虽匈奴语中有二国语或三国语共通，亦不能断定此民族为三民族之混合团体。又再考之，自冒顿单于起自匈奴而统一漠北之后，三民族必常隶属之，故其中之一民族之匈奴，于其语言中颇多混合其二民族之语言，亦势所使然也。汉史所载匈奴语其所以如此杂多之性质，盖亦由来于此也。”白鸟库吉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从语言上去证明匈奴种族为蒙古种。关于匈奴种族属于哪一种族，我们另有专章讨论。我们在这里所要注意的是，他以为匈奴的语言是由东胡语与蒙古语二者构成的。

主张匈奴语为蒙古语的著作，还有帕拉斯（P. S. Pallas）的《蒙古民族历史资料汇编》（Sa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Uber die Mongolischen Volkerschaften）和贝格曼的《卡尔麦克带领下的游牧生活》（Nomadische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uken,1804年）。

我们以为，在汉代的记载中，匈奴与东胡是分别得很清楚的。因为二者在历史上互相征伐，种族混杂，语言互有影响是很可能的。但若因此遂断定其语言相同，则不一定是对的。至于说匈奴语是蒙古语，更可怀疑。据近人考证，“蒙古”这个名词始见于《新唐书》中的“蒙瓦”与“蒙克”，至元朝乃大兴盛。匈奴人在后汉末季以后，尤其是自鲜卑占据蒙古高原以后，有的向西移徙，有的向南移徙而同化于汉族，其留在蒙古高原的，大致也同化于鲜卑或其他种族。其与唐以后的蒙古族是否使用同一语言，固很成问题，其种族是否有关系，也是一个问题。若说在蒙古的语言中有一些匈奴语的成分，这是可能的，但是若说匈奴语就是蒙古语，那就不见得是对的。

主张匈奴语是突厥语的人很多。例如雷米札所著《鞑靼语言的研究》与克拉普罗特所著《论突厥与匈奴以及土耳其的类同》（Sur l'Identite des Tou-Kiue et les Hiongnu avec les Turcs）。此外，又如佛朗克的《从中国的史料中所认识的突厥与塞族》（Beitra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 der Turkvolker und Skythen）一文以及夏德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与匈奴》一文。

除了上面指出的几位学者，主张匈奴语是突厥语的人还有很多。在他们之中，有人（像我们上面所说的夏德）以为在突厥语言中有了不少匈奴语言。还有人以为，突厥尤其是其中的楚瓦什族（Chuvash）是匈奴的后裔，所以他们断定匈奴语就是突厥语。

近来好多学者以为，突厥与高车、铁勒（或敕勒）或汉代的丁令均为同种。因《北史·铁勒传》说：“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北史·高车传》说：“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北史·突厥传》说：“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

《北史》虽说铁勒为丁令后裔，但汉时所说的“丁令”与匈奴有别。二者是否同种族与同语言，还是一个问题。至于高车，只说是“或云其先匈奴甥”，突厥也只说是“匈奴之别种”，是则不仅突厥与高车有了不同之处，突厥与铁勒也有不同之处，同时高车与铁勒也有区别。《北史》作传，分三者为三传，可能是因为有了这种区别之故。所以后来一般学者以为他们都是同族，是有可商榷之处的。又，丁令在汉代的记载中既异于匈奴，则铁勒、高车、突厥是否为丁令的后裔，则成了一个问题。

这些种族既有不同之处，其语言是不是相同呢？铁勒、突厥与匈奴的语言是否相同，史书没有记载。只有高车的语言，据《北史》说是“略与匈奴同”。所谓“略与匈奴同”，本不相同。《北史》接着说“时有小异”，这又好像是大同小异了。假使是大同而小异，那么高车语言大致上就是匈奴的语言。

假使高车的语言与铁勒、突厥的语言也是大同小异，那么突厥的语言也应该与匈奴的语言是大同小异。不过，我们既已指出突厥为匈奴别种，而不一定是匈奴的后裔，同时史书也没有记载突厥语言与匈奴相同，我们也难于断定匈奴语就是突厥语。

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在匈奴强大的时候，好多种族在匈奴的统治之下，所以匈奴称为“百蛮大国”。这不仅是说“百蛮”之中匈奴最大，而且是说在匈奴这个大国里有“百蛮”，因而后来好多种族都被当作匈奴的别种。除突厥外，《北史》卷九十六中说：“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又如蠕蠕，也被称为匈奴的别种。《南史》卷七十九中说：“北狄种类实繁，蠕蠕为族，盖匈奴之别种也。”又如《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说：“赫连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

因为在匈奴这个大国里有好多种族，经过长时期的混杂，血统固有同化，语言也必互相影响。在匈奴强盛时，不但受匈奴统治的各族可能用匈奴的语言作为一种通用语，在葱岭以东乃至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匈奴语也可能是通用的。张骞第一次出使葱岭以西，到大月氏、大夏、康居、大宛诸国，带了堂邑氏故胡奴父照同去，我们推论，就是利用他的匈奴语以为翻译。

因此，在匈奴统治之下的各种族后裔的语言中含有匈奴语成分固然可能，就是与匈奴接触频繁的东胡族的语言中含有匈奴语的成分，也是可能的。

近来又有人以为，在西伯利亚的楚瓦什族是匈奴的直系后裔。巴特霍尔德（W.Barthold）在其《突厥民族历史研究的现状与今后的问题》（Der Heutige Stand und die Nachsten Aufgaben der 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en der Turkvolker）一文中与波佩（Poppe）的《突厥-楚瓦什的比较研究》（Türkische-Tschuwaschische Vergleichende Studien）一文中都有这种看法。人们以为，楚瓦什人的语言虽有突厥语的特性，但又与所有的突厥方言不同。他们还指出，后代的保加尔人（Bulgars）与哈萨尔人（Khazars）的语言，比古代突厥语尤接近于楚瓦什语与匈奴语。假使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突厥语也只是与其他好多种族的语言一样，有一些匈奴语的成分，而不能谓为匈奴语的直系。

总而言之，我们以为匈奴是自有其语言系统的，虽则其本身在早期发展时可能已吸收了其他种族的语言。在汉代，这种匈奴语在西北各种族中是最为通用的语言，在匈奴强盛时，好多种族受到匈奴的统治或控制，这些民族受匈奴语的影响，有的较深，有的较浅。同时，匈奴因为与各种族的关系密切，因而在匈奴语中也有其他各种族语言的成分。后汉亡后，匈奴也亡，其南入塞内者，种族语言都同化于汉族。其西徙者，也必与西域诸国的种族与语言混杂。汉代的匈奴语已逐渐失去了固有的特性，匈奴既亡，这种特性更易消失。可能有少部分匈奴人，如近人所说的楚瓦什人，保存了不少原来的匈奴语言；以往在匈奴统治之下或与匈奴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族的后裔，也保存了一些匈奴语言，所以突厥、通古斯、蒙古各个种族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匈奴语成分，楚瓦什人则可能保存得更多一些。然而，我们很难确定其成分多少，因为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有些嫡系苗裔，其种族可能含有大部分甚至纯粹的匈奴血统，也不能说其语言一定能保留原有的特性。因为种族的原来血统固可以保留，而语言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却可以完全改变。美国的黑种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大部分仍保留其血统特征，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及生活方式，可以说完全美国化了。

关于匈奴语，除《史记》《汉书》《后汉书》所保留而加以翻译者（如白鸟库吉所举出者）外，匈奴的单于与其王号或官号的名称见于这几本书中的也很多。假使“头曼”的意义是“万”，“冒顿”的意义是“圣”，那么冒顿以后单于的名字应该都有含义。除了五单于争立之中的屠耆单于的意义是“贤”，其他单于的名字意义如何，我们就不清楚了。在单于与王号或官号的各种名字中，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单于的名字有的是单音的，如单于咸、单于舆；有的是双音，如头曼、冒顿、稽粥、军臣；有的是三音节，如呼韩邪、伊稚斜、句黎湖、狐鹿姑；有的是三个音以上的，如虚闾权渠、握衍朐鞮。两个音既为一字一义，三个音或四个音也可能是一字一义。

第二，有好几个音是常常见于各单于或其他名号或官号的，兹列举如下：

这些例中所指出的音，如“乌”“呼”“於”，是不是另有意义，或需与他音混合起来始成为一字一义，我们不得而知。又如“渠”，单于名字如虚闾权渠，官号如大且渠，阏氏如颛渠阏氏。“渠”这个音可能是一个字，而且是表示一种好的意义，但这只是一种推论而已。

第三，有好几个音是相同或相近的，如“呼”与“於”，呼屠及单于名字如壶衍鞮的“壶”，握衍朐的“握”，是否在匈奴语言中都是同音、同义，而汉译之后，音虽相同或相近，而字却不相同？这种例子是有的，如昆邪王亦译作浑邪王。

第四，在语法上，“单于”这个称号，固常放在名字之后，如老上单于（老上稽粥单于）、军臣单于等；也可以放在名字之前，如单于咸、单于舆等。

至于匈奴语的书写符号，即文字，司马迁与班固都说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桓宽在《盐铁论·论功》中却说，匈奴“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史记·匈奴列传》指出：“（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中行说是文帝时陪同汉朝嫁给单于的宗室女的官员，所谓“教单于左右疏记”，至少要教他们数目字，否则不易“计课其人众畜物”。中行说本是汉朝人，所能教单于左右的不外是汉族的文字或数目字。这样看来，匈奴不仅有刻骨的或雏形的文字，而且受到汉族文字或计数符号的影响。

我们以为，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既很密切，时间又很长，同时匈奴又大量输入汉朝各种物品，其中有些物品如丝绣，匈奴本没有，他们采用这些东西，可能就沿用汉人的名称。所以，在匈奴的语言中有一些汉人语言成分是可能的。总而言之，在匈奴语言中，既有东胡及西北其他外族的语言成分，也有汉人的语言成分。但这并不是说，匈奴语言是由各外族语言混合而成的。他们自有其语言，自成一个系统。同时，他们的语言也影响到其他外族，如丁令、东胡等。所以在这些种族的语言中，可以找出匈奴语言的痕迹。

言语以外，匈奴还用自己的宗教、政治及其他习俗惯例去约束或治理其民族。其宗教及制度，上面已经叙述，现在简略谈其政俗。

匈奴的官制，《史记》《汉书》与《后汉书》均有记载。《史记·匈奴列传》载：

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班固在《汉书·匈奴传》里完全照抄了这段话，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里加以补充道：

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

范晔这段话，使我们一方面了解到各王的次第，一方面了解到匈奴王族的王号与异姓大臣的官号。除这些王号与官号外，还有好多王侯，如昆邪王、休屠王、卢屠王、奥鞬王、犁汗王、休旬王、瓯脱王、西祁王、右皋林王、右股奴王、右伊秩訾王等。此外，赵信本为匈奴小王，降汉之后又降匈奴，单于以他为自次王；汉人之降匈奴者如李陵，匈奴以为右校王；雁门尉史降，匈奴以他为天王；卢绾降，匈奴以他为东胡卢王。用“侯”名的，有左安侯、左姑姑侯、粟置支侯等。

这些王侯的地位如何，我们不很清楚。从史书记载这些王侯的事情来看，可知其大略。先从仅次于单于的左贤王说起。

左贤王就是左屠耆王，因为匈奴谓贤王曰“屠耆”。《史记·匈奴列传》说左贤王常以太子当之，是单于的继承者，但左贤王不一定都是单于的儿子。最明显的例子是复株累若鞮单于，他继位以后，以其弟且麋胥为左贤王，弟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弟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若鞮在位十年，死了以后，且麋胥继立为单于，而以弟且莫车为左贤王。且麋胥死后，且莫车继立为单于，以其弟囊知牙斯为左贤王。且莫车死后，囊知牙斯继单于位。他们既以弟为左贤王，乃遣其子入侍汉朝，这就说明左贤王不一定是单于的儿子。

左贤王位置仅次于单于，是单于的继位者，但也不完全如此。如卫青在幕北攻败匈奴单于，单于逃跑，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了，乃自立为单于。又如虚闾权渠单于死后，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左贤王的地位高于其他诸王，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的高低次第，是不可混乱的。不过可能也有例外。《汉书·匈奴传》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介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颜师古注云：“自次者，尊重次于单于。”赵信回匈奴之后，很得单于的信任，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单于都采纳他的提议，其权力确实不在左贤王之下，是名副其实的“自次王”。然而这仅是例外，而不是制度。此外，又有所谓“天王”。《汉书·匈奴传》说：“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保此亭，单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汉谋，乃下，具告单于，单于大惊，曰：‘吾国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这个“天王”，只有其名，非其地位如天之高而名“天王”。

在匈奴的官制中，单于阏氏的地位与作用，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史记》《汉书》《后汉书》记载匈奴阏氏的地方颇多，但阏氏的地位作用如何，历来学者的意见颇不一致。现在将这几部书中关于阏氏的记载收集起来，做一番比较研究，希望得出比较正确的解释。

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阏氏）旧音於连、於曷反二音。匈奴皇后号也。”颜师古《汉书注》云：“阏氏，匈奴皇后号也。阏音於连反，氏音支。”《后汉书·和帝纪》注云：“阏氏，匈奴后之号也，音焉支。”这三种解释，都是把阏氏当作皇后。《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生子必为太子。’”刘敬也以为阏氏是皇后，故说“生子必为太子”。北宋史家刘攽对上述说法却有异议，他说：“匈奴单于号其妻为阏氏尔，颜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日人白鸟库吉大致同意刘攽的看法，他在《蒙古民族起源考》一文里说：“通古斯（Tunguse）语谓妻为Asi……匈奴之阏氏，即为Asi，确是同语……故阏氏之义，不若师古所言之严格，不过但有妻义耳。”白鸟库吉的意见与刘攽大致相同，即“阏氏”并非匈奴皇后；但与刘攽的意见又不完全相同，刘攽所说的“阏氏”是匈奴单于的妻，白鸟库吉所说的“阏氏”是泛指一般的妻。

我们还要指出，白鸟库吉承认“阏”字有二音，一为颜师古所说的“阏音於连反”，与《后汉书》注所说“阏氏音焉支”的“焉”字同音；一为司马贞所说的“旧音於连、於曷反二音”。但是白鸟库吉以为，“阏氏”就是通古斯语所谓“妻”（Asi）的同语，那么他在这里所采用的“阏氏”，是司马贞所说的“旧音於曷反”，非“於连反”。司马贞虽然以为“阏”字“旧音於曷反”，但在《史记索隐》中也引用习凿齿与燕王书中所说“阏氏”也音“烟肢”。习凿齿与燕王书曰：“山下有红兰，足下先知不？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绯黄，挼取其上英鲜者作烟肢，妇人将用为颜色。吾少时再三过见烟肢，今日姑视红兰，后当为足下致其种。匈奴名妻作‘阏支’，言其可爱如烟肢也。阏音烟。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读《汉书》也。”

阏氏音“烟肢”或“焉支”，含有“美丽”的意义。据说，汉武帝时攻破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匈奴失了焉支山之后，曾有歌谣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焉支山也作“胭脂山”，因为焉支山出烟肢，匈奴妇女用之为颜色，使其更加好看，才有这样的歌谣。因此，阏氏音为“焉支”，比“阏”音“於曷反”意义更鲜明。

刘攽以为只有单于之妻才称为“阏氏”的意见，也有可商榷之处。《汉书·金日传》载：“金日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骑复西过居延，攻祁连山，大克获。于是单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为汉所破，召其王欲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昆邪王杀之，并将其众降汉。封昆邪王为列侯。日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同传又说：“日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

休屠王不过是匈奴好多王之一，其子称为“太子”，其妻称为“阏氏”。那么“阏氏”就不只是单于之妻可以这样称呼，其他匈奴王之妻也可以这样称呼。

单于的阏氏不止一位，《后汉书》中有“诸阏氏”的说法。《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同传又说：“（东胡）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从这段话来看，单于的阏氏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好多个。在好多阏氏之中，有的为单于所爱，有的不为单于所爱。单于把所爱的阏氏送给与他为敌的东胡，又进一步说明阏氏并非专指匈奴的皇后。因为无论冒顿如何忍辱，也不会把一国的皇后随便送给他的敌人。

不但匈奴妇女可以称为“阏氏”，汉人女子嫁给单于者也可以称为“阏氏”。《史记·匈奴列传》说：“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汉书·匈奴传》说：“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说：“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阏氏还有其他的称呼，如宁胡阏氏、颛渠阏氏、大阏氏、第二阏氏、第五阏氏等。《汉书·匈奴传》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同传又载：“虚闾权渠单于立，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望。”同传又载：“乌珠留单于立，以第二阏氏子乐为左贤王，以第五阏氏子舆为右贤王。”

在众多阏氏中，也有高低位次之分。王先谦《汉书补注·匈奴传》引沈钦韩以为，“匈奴正妻则称大阏氏”，“大阏氏”好像是地位最高的。但是《汉书·匈奴传》说：

始，呼韩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它阏氏子十余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其母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残，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

颛渠阏氏比大阏氏贵，所以大阏氏才说“舍贵立贱，后世必乱”。《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颛渠阏氏，单于之元妃也，其次为大阏氏。”由此看来，王先谦之说是不对的。

“阏氏”这个名词，在两汉时的西北各民族中，只有匈奴采用，成为匈奴所独有的名词。乌孙虽与匈奴同俗，但乌孙王的妻子叫作“夫人”。《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条说：“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载：“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乌孙昆莫的右夫人是汉朝宗室女公主，龟兹王的夫人是汉朝的女外孙，就是汉朝嫁给乌孙王为夫人的解忧公主的女儿。匈奴单于的女儿嫁给乌孙王，也只称“夫人”。这说明在西域诸民族中，王妻除了“夫人”这个称谓，似无其他称谓。奇怪的是，匈奴好多官职都分为左、右，如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阏氏却没有左右之分；乌孙在职官上有大昆弥、小昆弥的区别，但夫人没有大小之分，却有左右之分。虽则匈奴与乌孙同俗，然在职官与夫人的制度上却有不同之处。匈奴单于妻除阏氏外，是否也有“夫人”的称谓呢？史书上除了说到郅支单于时有“诸阏氏夫人数十”的记载，其他单于妻均无称“夫人”的记载。很可能是郅支逃到西域之后，受了西域风俗的影响，除保留“阏氏”的称谓外，又采用了“夫人”的称谓。

匈奴不仅称单于之妻为“阏氏”，单于之母也称“阏氏”。《汉书·匈奴传》说：“单于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后汉书·和帝纪》说：“二月，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汉人皇帝有皇后，其母为皇后者谓皇太后，祖母为皇后者曰太皇太后，《汉书·武帝纪》载：“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而匈奴单于之母只称“阏氏”，这是匈奴与汉人不同之处。

总的来说，从《史记》《汉书》与《后汉书》所说的“阏氏”来看，固未必像司马贞与颜师古所说是皇后，也不见得平民之妻也能称为“阏氏”。只有单于之妻与诸王之妻，才能称为“阏氏”，冒顿未继立为单于时，也只能称其妻为“妻”。《史记》载，冒顿“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而不能称为“阏氏”。

阏氏虽不见得是皇后，但单于的阏氏在匈奴的地位却很重要。《史记·匈奴列传》与《汉书·匈奴传》载，汉高祖在平城被围七日，没有办法冲出来，最后乃使人设法去笼络阏氏，阏氏说服冒顿，然后得救。冒顿是匈奴单于中意志最坚强、最讲纪律的，平时对大臣的话都不愿意听，而且对于不听他话的人每加斩杀。阏氏在单于包围汉皇帝的时候，受汉的厚赂，敢于进言为汉帝解围，说明阏氏是单于左右最为他所信任的人。《汉书·匈奴传》载，虚闾权渠单于死后，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颛渠阏氏任用近亲，专杀旧臣。在匈奴历史上，虽然没有因单于死而由妇女行使权力的记载，但是像上述两位阏氏，都是有政治影响的要人。《汉书·李陵传》载：“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颜师古以为，这里的“阏氏”是单于的母亲，说明单于母阏氏对于国家政事是可以干预的。同传又载：“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饰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李广利降匈奴后，单于对他很好，尊宠在大臣卫律以上。卫律嫉忌他，乘机谋害他。单于对李广利虽宠爱，但为了母阏氏的健康而杀死他，既说明单于对母亲的孝敬，也说明阏氏地位的重要。

匈奴的阏氏除对国内政事有重要影响外，在外交上也占重要的地位。苏武出使时，副使张胜与缑王谋劫单于母阏氏，就是一例。汉朝赐财物给单于及大臣时，往往也赐给阏氏。《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枝；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又，据欧洲人在5世纪的记载，匈奴王布雷达、阿提拉的夫人，在王不在王庭的时候，曾多次出面招待与设筵宴请从欧洲来到匈奴王庭的使者。布雷达已死，其妻仍与阿提拉之妻一同出来款待使者，可见她们在外交上的地位。

匈奴阏氏不仅在内政、外交上有重要地位，在战争中也起作用。冒顿攻围汉高祖时，阏氏随军。《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王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匈奴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无论平时或战时，阏氏及其他家属皆随单于而走。阏氏在战争激烈时，也参加打仗。《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载：“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匈奴长于骑兵，男子从小到大皆习骑马，女子也善骑。在战争的时候，阏氏在军中，那么在战争激烈与危急的时候，阏氏参加作战是可能的。郅支单于的“阏氏夫人数十”皆引弓作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