Ⅶ

社会变革的架构

后工业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它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尚不到50年，对比200多年前工业革命所触发的变革，我们对于即将掌控西方社会的大量变化只是了解到一些端倪。在这一节，我希望简略地谈论以下这些主题。

 

阶级的消亡

过去100多年来，阶级一直是西方社会分裂的核心与社会学理论最关注的话题。这种专注，首先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及马克思的著名预言——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资本主义注定要消亡。因权力与地位差别而形成的社会层级，即便只由于年龄和性别而形成，将体制性地刻印于一切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诉求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将会消灭一切分层差异，造就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的分层基于地产与武力，平民要对领主尽义务。权力由等级决定。封建主义是一种没有流动性的僵化结构，但住在国王特许城市中的商贩可以在体制外获得财富。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它是从生活在封建体制之外的、以制造业或企业生成的私人财产为基础的阶级中成长起来的。它相对开放，有一定的流动性，家族是这个社会体制的核心。家族资本主义通过继承而实现生长和复制，很奇怪地竟然从未进入马克思的头脑。在欧洲和美国，大多数老牌公司都是家族企业。（在美国，以福特［Ford］、斯威夫特［Swift］、阿穆尔［Armor］和格莱斯［Grace］命名的公司，还有纺织业、酿酒业和传媒业等许多产业实质上都是由家族主导的企业。）

后工业社会使得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成为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基础。家族财富虽然可以为在受教育阶段的孩子提供文化优势，有些孩子甚至被送入精英学校，然而学业成绩与职业竞争才是获得专业地位的必要条件。在家族公司内，子女继承日益让位于设立管理阶层。甚至当有些经理人通过收购手段而成为企业主之后，他们也只能把财富而非行政职位留给子女。互助基金和养老金制度使公司的所有权日渐分散，于是我们逐渐走向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体制。它仍然是一个经济制度，但不太是一个社会制度了。

阶级又会如何？在社会学文献中，有3种阶级的构想。第一种关注不同职业与数量聚合。第二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源头，以财产或权力作为阶级基础，研究企业内部的结构关系。第三种是“社会阶级”，根据声望或生活方式来界定。

在职业结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工人阶级正不断萎缩。这部分是由于制造业的减少或角色转换，自动化生产的兴起使半熟练工种逐步消亡。作为劳动者组织核心的工会，其人数已经从1960年占7000万劳动力的30%演变到1996年占1.35亿劳动力的15%。大约40%的工会会员在公共服务业工作。

再看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从培养精英、整个上流阶层，到现在面向全体大众。1940年，大约3000万入学者中只有不到150万人接受高等教育。1996年，6600万入学者中几乎有1500万人进入大专院校。同一年，在25岁及以上的成人中，超过80%的人念完了高中，另有24%的人拿到了4年制本科或更高的大学学位。

这反映了美国职业结构重心的变化。美国经理与专业人士的人数（1996年）超过3600万人，与全国1.267亿的总人口相比，几乎占据了劳动力的30%。这些人中的一半是高管和行政管理人员；另一半是专业人士——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专业医护人员、大学教师、律师，等等。

这些人构成一个“阶级”吗？如果回到我关于阶级的定义，即利益共同体和继承延续性（对他们的子女），职业并非凝聚的源泉。促使人们团结或分裂的因素不在于职业地位，而更多地与宗教、文化兴趣、家庭教育等有关。

在本书提出的第一种构想中，我提议区分作为“专业集团”（如科学、应用技术、行政管理及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工作者（就其功能而言）及他们所分布的“地点”或工作场所（商业公司、政府、大学及社会服务业）（见结语第一部分）。一位科学家可能受雇于一家商业公司或者一所大学。他或她对于“利益”的感受有可能并不相同。知识工作者的利益可能决定于他或她的职业身分或工作场所。这里不存在固化的决定性法则。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始终围绕着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地伴随着一系列不断加剧的危机。马克思提出三种危机理论：一，消费不足；二，生产品与消费品增长率的差异致产能过剩或生产过剩；三，最重要的是，利润率呈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支点。资本家在竞争中设法削减工资、延长工时，当两者都难办到时，就选择用机器替代劳工。由于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个基础的萎缩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促使资本家扩大生产以便从数量上提升利润。

在上述情况下，由于工人们抵制剥削升级，危机将会引发阶级斗争。马克思从来没有像凯恩斯那样设想过，即政府可能进行干预，以纠正体制中的某些危机。但是如果拋开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阶级团结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

所有权关系在阶级的定义中作用越来越小。谁是通用汽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或IBM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说，股东们应该是企业的所有者，但为了寻求更高回报，他们频繁买进、卖出持股权，对公司本身并不关心。现实中有许多例子，在计算机领域由企业家开创的公司尤其如此，如微软的比尔·盖茨、Intel的安德鲁·格罗夫这一类人会被视为所有者（通常只拥有很少一部分股份）；但当这些人退休时（例如IBM公司的创始人汤姆·沃森和他的儿子），企业就会落入专业经理人的控制。

由于生活方式清晰可见，所以“社会阶级”的构想引起了较大的共鸣。但是它太多地将地位、声望、名气与生活方式混杂在一起。以《了不起的盖茨比》闻名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说过，“富人和我们不同。”海明威对此回答说，“对，他们更有钱。”现在富人们更加有钱了。近些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但加大的原因是富人变得更富，而不是穷人变得更穷（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数量有所减少）。一个人无需像美国大畅销书《波莉安娜》中的主人公那样积极乐观，就会注意到67%的美国家庭购买了自己的住宅，1.33亿人拥有汽车，等等。就这些层面而言，社会阶级首先是市场研究的对象。然而，如果我们把阶级看成“行动组织”或“利益集团”的基础，社会阶级（而不是消费人群）几乎不可能形成多大的政治作用。

脱离开我在这里讨论的框架，在过去50年，“新阶级”（New Class）的名词出现在两种不同的背景里。1957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领导人、与铁托共同进行抵抗运动的民族英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出版了一本题为《新阶级》的书，说明自己为何要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吉拉斯在书中宣称：权贵阶层、党的高级官员以及官僚政治中的头头们，就其拥有的权力，以及通过培育其子女进入一流大学和获得高位以延续这个制度两个方面，都是这样的一个“新阶级”。这一概念——以及事实——明显地相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财产关系是阶级划分唯一基础的信条。更有甚者，吉拉斯表明，新的阶级制度已变为压迫无产者和农民的一种手段（除了压制人民的恐怖活动和古拉格集中营）。总的说来，吉拉斯提出的这个概念现在在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中已被广泛接受。

在过去20年里，美国社会在一种全然不同的语境里运用“新阶级”这个名词。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用它来刻划“知识精英”领袖反资本主义与反资产阶级的思维定式，这种现象在一流大学社会与人文领域的教授、大报的专栏作家、电台主持人及高级公务员中尤为显著。现在，这一定义等同于带有轻蔑意味的“自由主义者”。

它的起源可上溯到50年前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对知识分子的大举攻击。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一书中称，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而胆怯的生活方式”，而“股票交易所是圣杯的差劲替代品”。熊彼特认为知识分子靠批判生活，缺乏“实际经验”所能提供的第一手知识。哈耶克在论文“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1940）中强调，在每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更加活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都为进步铺设了道路。

的确，二战结束之后，西方文化一直由自由主义主导，按照美国社会文化批判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说法，是一种“反叛文化”。但在二战以前，欧洲文化的主流是右翼的，甚至可说是保守的。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英国文学评论家托马斯·艾略特（T.S.Eliot）、爱尔兰诗人威廉·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和英国文学家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德国以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为首的唯美主义，或者法国天主教思想家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与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都造成了一定影响。而且，他们也都反对资产阶级。

克里斯托及其追随者以一种不现实的经济决定论，把社会定位同文化心态混为一谈。后工业社会的知识阶级是由专业人士构成的阶级，通常深入地涉足政治，不大是熊彼特描述为“胡说八道”的那类人。的确，受过教育的人在价值观上总是趋于自由主义或普世价值，甚至共和党内也存在这种思维定式，有的人在经济问题上保守，但在人工流产、同性恋或反对死刑等社会问题上是温和的。一如我过去的观察，“‘新阶级’这个名词乃至思想，是语言学和社会学上的混乱，把一个新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的社会阶层与文化心态混杂起来。”人们可以指出，硅谷里有许多人，即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前卫分子，在信念和生活方式上选择自由主义（而不是保守主义），在经济方面强烈提倡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

 

谈谈妇女

在过去25年，最惊人的社会变化之一是妇女在社会、尤其是在职场中的新地位。1950年，70%的劳动者是丈夫，家里有妻子和一两个孩子，这在劳动力市场非常典型。今天这样的男人只占劳动力的15%。50%以上的妻子在外工作。

社会变化一般是两种力量的汇合：文化心态以及用市场条件将这种观念体制化的能力。妇女平等的文化心态可以上溯到100多年前美国民权领袖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等人的著作。但是把这些观念用市场条件加以体制化，则只是过去25年的一个特征，是后工业社会的特征。

在工业社会，“工作”一词主要指工厂车间或管理部门的男人的工作；妇女们在纺织厂或时装店工作，或者当打字员、秘书或售货员。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年轻妇女（特别是那些做“白领”职业的）结婚之后，就辞去工作照顾家庭——但在美国南部以及某些服装厂，移民和有色人种的妇女往往选择工作或在婚后继续工作。

后工业社会里的职位，特别是在医疗、教育和研究领域的职位，都以高等教育为基础，并且面向妇女。1960年，只有6%的25岁以上女姓有大学学历，而截至1995年，21%以上的女性有本科或更高的学位。今天，49%的管理阶层（大多数在医疗领域从事办公室主任、公共行政管理、人事等工作）、30%的自然科学家、40%以上的大学教师、30%的律师，以及50%以上的教师（除了在大学）、图书管理员、设计员和心理学家都由女性来担任。

妇女地位的非凡变化是美国社会在过去1/4世纪里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这在25年前是难以预见的。

 

发展的阶梯

现代社会学的转型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到来。从1950年到1970年，据加拿大人口统计学家内森·凯菲兹（Nathan Keyfitz）的估计，美国和西欧中产阶级人数从2亿扩大到5亿。所谓中产阶级，大体说来，我指的是生活水准摆脱过去累人的苦差使、强调居家便利——拥有洗衣机、冰箱、电话、收音机、电视，甚至汽车——的人。他们是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和消费经济的基础，改变了发达国家的战后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见证了亚洲社会——东亚与东南亚——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转变。即使在中产阶级为数极少的印度社会，那里中产阶级人数只占人口的15%，约有1.5亿人——但已是日本人口的1.5倍。显然，下一个十年的主要问题是，波及若干国家——印尼、韩国、泰国——的金融危机，是将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瓦解，还是经济增长终会恢复（虽然不如以往那么高速）？

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发展被视为跨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捷径。如果将后工业社会定义为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社会，那么，英国、绝大部分西欧国家、美国及日本已进入后工业时代。但如果信息社会被界定为具有科研能力及把科研知识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一般称为“高科技”——那么只有美国与日本可以说已进入信息时代。

还有多少国家能进入信息时代？大体说来，我们可以用“技术阶梯”描绘任何社会集中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技术阶梯”可描绘如下：

资源型：农业与采掘业

轻制造业：例如，纺织业、制鞋业，等等。

重工业：例如，钢铁业、造船业、汽车业、工程业。

高科技：例如，仪器、光学、微电子、电脑、通信业。

未来型：以科学为基础的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空间站、人造卫星。

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多年前指出，日本和大多数拉美国家在130多年前几乎同时接触到扩张中的世界经济。日本迅速发展，而拉美并没有，主要是因为拉美各国的精英、大地主阶级和军方抵制现代化。

过去50年，日本是一个沿技术阶梯进化的完美案例。它的进步首先从二战后的轻工业开始。当其他国家凭借低工资开始涉及这些领域时，日本转向了钢铁业与造船业，并且在两个行业中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然而，钢铁业与造船业都是能源密集型的工业，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特别在1973年以后，日本再次转向仪器、光学元件、微电子领域，而且凭借新的生产技术（电脑协作）而涉足汽车制造业。

原则上，一个国家沿技术阶梯上升，需要具备3个条件：国内稳定，因此投资人预期可以获得投资回报；拥有为数众多的企业家、科技人员及熟练工人，以生产与制造产品；以及高效的教育系统，以便培训具有一定读写和计算能力、有能力学习新技术的人才。

除了“技术阶梯”，我们在发展中社会还可以看到“消费阶梯”。我们可以按图索骥将它们列为如下步骤：

·生存

·需要

·希求

·可支配收入

·奢侈品

处在生存水平的社会（例如孟加拉国）把大部分收入（往往高达日常收入的一半）用于购买基本食物——大米、意大利面、面包。恩格尔定律，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厄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根据家庭收入和消费之比而建立）命名，描绘了购买力随着收入上升、以基本必需品为起点的变化。

需要是指适用于所有人的生理性需要——食物、衣服、住所——一般基于最简陋的水平。随着社会收入上升，需要让位于希求。希求是心理性的，因人们各自的品味不同而不同。在19世纪，人们的某些品味基于对虚构小说中人物的认同；今天，则基于对电影、电视或广告人物的认同。“帅气”，在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中成为一种渴望，焦点在于对偶像的模仿。

可支配收入指需要与需求被满足后余下的收入。在这一层次，金钱可用于不同目的——旅游、珠宝和展示、爱好、娱乐。

奢侈品属于社会学范畴。它是一种明确的、供他人旁观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奢侈品设定与他人相比较的标准，得到人们的赞赏。奢侈品可以是高档轿车、豪宅、贵重的绘画与书籍，等等。

这些定义不是固定的，因为社会经常重新界定各种标准。过去的简单希求已变成今日的必需品。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标志，就是将一种生活标准重新界定为生活方式。随着中产阶级作为消费者而成长起来，销售也得以上升。

基于需要与希求的大众消费，仍然是每个社会的重要基石。但随着收入上升，人们对生活方式的希求越来越关乎地位，同时也越来越需要标示地位的商品。（最传统的例子是服装和高级时装业的兴起。相比于大规模生产，它更强调个性标志和定制设计，尽管大众时装制造商往往很快就开始仿制高级时装。）

从社会学来看，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从阶级向社会地位的转化。在由阶级构成的社会里，个人最关注的是经济事务，如找工作、吃得饱、有个家，等等；而在由地位建构的社会里，他人的认可、对新潮时装的接受，成为公开宣扬的个人主义标签（即使这种个人主义只是别的个人主义的仿制品）。阶级这一概念与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社会相联系，其任务是把生活标准从需要、希求提高到可支配收入的层次。社会地位则关乎产品的差异化（如时尚界）、展示个人品味的愿望，以及在个人隶属的圈子中获得权威认证。送礼是揭示社会地位的一个灵敏指标，因为送礼是社会交换的一种形式。例如，日本是一个高度关注送礼的社会，因为这种行为涉及人与人之间地位高下的一套暗示。送礼成为一种仪式，在一年的不同时期，上下级相互送礼，互惠和认可的程度以此建立。

从阶级向社会地位的转化，正如我所试图界定的，是社会流动性的特征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许多伟大的小说探讨过这一与行为和道德有关的主题。在司汤达（Stendhal）的《红与黑》里，“从外省来的年轻人”于连设法挤入巴黎社会；而在巴尔扎克（Balzac）的《高老头》中，其中的拉斯蒂涅通过对上层阶级的观察而了解到世界如何“运转”。

与19世纪不同的是，在20世纪末，贵族阶层已经解体，连将特定阶层视为“上流社会”的概念也已流为过去的暗影。今日的名流显要是由媒体打造的。同样显著的是，消费者阶梯上处于上升的人数极大增长，他们由于缺少经验而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定位。许多人以为消费主义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为了寻求与新地位相称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的品位被大量的时尚、美食及休闲旅游杂志所操控。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如果亚洲与欧洲的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话，陷于身份困境的案例还会增加。可以预见，中产阶级的舞台在地理上和社会内还会继续扩大（即上升为消费者的人数继续增长）；通过互联网等工具建立亲密集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文化进一步融合，而传统精英对这些登堂入室的新变革进行抵制。“文化大战”（kulturfampf）已经在代际之间展开，由于将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视为文化垄断的根源，许多国家正力图抵制“美国化”。

 

匮乏的终结？

30多年前，“电子革命”（即电脑与自动控制的结合）的先知们预言“一个几乎有着无限生产能力的系统”，将使我们有能力破除工作与收入之间的联系（见“结语”第4节）。这个生产率大幅上升的预期是错误的，先知们没有预见到服务业的扩张。

今天有一种类似的过分乐观。“新经济”的拥护者断定信息（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匮乏的问题，因为信息一旦公开，人人皆可利用，而且一旦加以保存，也很容易被检索。信息不像商品，永远不会“耗尽”。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在有效信息发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决定信息有效性及使用的必要因素，即判断——而判断是无法衡量的。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按照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定义，与匮乏有关的一个关键分类是可分销商品与地位性商品的区分。可分销商品，不论是汽车、电脑或电器，可因成本不断降低而增加产量，供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但是地位性商品在本质上是匮乏的。它可以是山顶或海滨别墅，公司、大学院系的主管头头的地位，或者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mite，美国加州著名游览胜地——译注）或其他景区需排队使用的娱乐设施。只有有限的人可以获得这种地位性商品。同样，只有少数人可以生活在风景优美的马撒葡萄园岛，而不致使这个小岛过度拥挤。

正如我在该部分所指出的（见“结语”第4节），自霍布斯以来的哲学家一直认为，匮乏的终结是中止人类社会冲突与竞争的必要条件，它也是建立社会位置乃至乌托邦的前提。后工业社会虽然提高了生活水准，且供应大量可分销商品，但对地位性商品（以及其稀缺性）的争夺将越来越成为社会（尤其在职场）中竞争与冲突的根源。

 

时间管理

在商品生产社会或工业社会里，企业的核心问题是库存管理。如果一家企业有太多库存，它就必须为产品的“前期”成本和贮存手头过度生产的产品而承担风险——还要承担库存产品超过“保存期限”的损失。如果当市场出现需求时它的库存太少，它在销售上就将输给手头有同类产品的竞争者。库存管理是利润的支点。（联邦快递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史密斯通过一项创造性的革新向其他企业表明：他的空运与相关服务在订单与运送规划之间建构了所谓的“空中仓储”，从而大幅减少仓储需要。）

在信息社会，核心问题是对时间的管理。人类生活有一定节奏，而一天只有24个小时。世界各地根据太阳的起落被划分为不同时区。过去，人们的生活大多依据农业生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工照明的出现改变了昼夜的分野。在全球，信息与人类活动是“实时”（Real time）发生的——这个词有点奇怪，好像以往的时间都是不真实的。但其实它只是要表明信息的传递在刹那间就可完成。当一个身在东京的人与另一个在波士顿的人通话，他说话时对方立即就能听到。现在，人们还创造出“虚拟现实”。它意味着我们消除了空间界线，可以通过“模拟设备”获得身处另一个三维空间的体验。我们可以在太空或岩洞中行走，有如身历其境。

打破时空，即打破我们过去用来构建现实的坐标，是进入信息社会的重要一步。这一飞跃将演变成实际的问题与商品。大约20年前，如果一个人想看电视节目，他就不得不“按时”坐在电视机前，否则就要错过节目，就像没有按照预定时间赶到而错过了飞机、火车一样。但随着录像机的出现，人们不但可以录制节目并按“自己的”时间播放，还可以随时播放录音带听到自己想听的音乐。过去，人们想听音乐的时候，必须把唱片或磁盘放进装有扬声器的录音机里播放，而且不能距离录音机太远。小型化的“随身听”发明之后，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播放音乐。许多年前，人们如果要从银行提款，必须在银行营业时赶到银行。有了“自动取款机”，我们可以在千里之外的任何一台ATM上从账户提款，只要银行总部贮存了相关的账户信息，电子交易就能进行。人际通讯手段的最新发展是电子邮件。以往的邮政系统既老旧又笨拙，靠人工收信、发信和送信。传真加速了这个过程，但仍包含用传真机收发信件的步骤。以电脑为中介的电子邮件更加简单便捷。由此，时空可以基于个人的需要而加以重组。

不过，一切创新都有代价。正如我在25年前指出的（见“结语”第4节），在对各种“时间节省”进行相对的成本及收益计算时，这些选项从后门再度导入了效用分析。在与闲暇有关的计算中，人类变成了所谓的经济人。

知识分子（尤其是管理者）在做决策时不但要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而且随时要处于待命状态，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说，“随时在线”。一个人在从办公室到机场休息室，再到旅馆或者家的路上，通过寻呼机或移动电话时刻保持在线。由于“距离的消失”以及信息在一天24小时内持续传播，管理者和金融商必须“随时应战”，根据政治事件、汇率、股票与债券价格作出快速计算，同时处理因复杂决策而引起的各种难题。情况正如英国数学家及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时间飞逝，从不停留。这里还要引用瑞典经济学家斯蒂芬·林德（Staffan Burenstam Linder）的一句话，“时间或将成为最稀缺的商品。”

 

规模的难题

新的社会结构要如何根据后工业世界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以及新的技术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结构呢？这里必须考虑一个关键的变量——规模。

人们常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加速变化的时代。坦白说，我并不了解它的意义。如果我们尝试在分析中运用这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它缺乏明确的界线和定义。在谈论步调或步调的加快时，这个词应该是表示度量的单位。然而，变化的是什么？衡量的对象又是什么？谈论“变化”本身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不得不追问：改变的是什么？假如回答“一切”都在改变，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但是，运用规模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视角。规模变化是指形态上的变化。举例来说，不妨回溯一下伽利略的平方——立方定律：将物体的尺寸增大1倍，它的体积要变为原来的3倍。如果我们使某个社会机构的成员翻了一番，它就会出现质的变化。一所拥有5万名学生的大学，或许仍在延用30年前仅有5000名在校生时的校名，但人数的增加必然导致它内部结构的变化。

通讯产业革命正在改变人类活动规模。归功于“实时”通讯的性质，人类第一次锻造出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而且它越来越表现出非稳定系统的特征。某些变量的量级改变、某些单元的剧变与动荡，会立即触发所有构成单元的反响。

规模管理一直是教会、军队、企业乃至政府等社会机构最古老的课题之一。当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与政治和行政单位的规模相协调时，社会就能够合理地运转。然而，规模不匹配的情况不断加剧。许多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曾评论道，民族国家对于人生问题来说太小了，而对于琐碎政务来说，它又太大了。民族国家，就它的政治政策而言，在应付国际经济的浪潮时日益无能（经济峰会的协调只是象征性动作），而当政治决策集中于官僚中心时，对它管控下的不同地方与地区单位的多样性和自发性来说，它又太大了。就此而言，假如说后工业社会里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学话题的话——特别在过渡阶段管理这一领域——那就是规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