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两大图式

我们都是大师们的追随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最近的评论是很正确的：“巨大的困难之一是我们无法超越19世纪与20世纪社会学伟人所定下的主题及其变体。‘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圣西门、孔德、托克维尔和韦伯提供给我们的想象的混合物，这证明我们被禁锢在一个定义含糊的圈子里，这个圈子比它设想中的更加难以渗透。”

很奇怪，希尔斯教授并没有提及马克思，这或许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圣西门把历史各阶段描述为有机社会和批判社会的螺旋上升（预示着索罗金观念式的、重视感觉的社会学思想），孔德则看到社会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再到科学阶段的理性进步。如果不考虑其理论，两种观点都很有见地，但是我们对社会变革的兴趣却必然是源自马克思。马克思把社会变革归根于社会结构或体制（而不是一种思想状态，虽然他对待思想过于傲慢，仅把思想看作副现象）。他以决定论的模式来说明社会变革，设法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来揭示决定论的根源。人们基本上不会认为所预想的社会变革源自“天”或人类的空想。即使在最初新的社会变革仅以思想为载体的时期，它们也必然体现在体制之中；追踪社会变革就是追踪中轴结构性质的变化。因此，假如人们不得不接受某种决定论，他们就只能再一次地同马克思的鬼魂妥协。如果要追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得不从马克思的预言开始。但是，这样做却面临了一个难题，因为，正如我设法表明的那样，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的看法不限于一个图式，而是有两个图式，而目前大部分的社会发展理论正是针对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图式所做出的反应。

在《资本论》（特别是第1卷第33章，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马克思勾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图式。他认为新社会的结构，即生产的社会组织，在旧社会的母胎中已得到充分发育；这种新结构反映了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同“资本垄断”所产生的“生产方式的桎梏”之间越来越大的矛盾；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人数日益缩小的资本巨头以及稳步增长的工人阶级；新社会的性质同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日益不能兼容，最终“外壳被炸得粉碎”，社会主义世界来临。这个比喻是生物学方式的，过程是内在的，发展轨道是单边的。

然而，真正的现实并未如此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诉求虽然具有特殊的力量，但马克思主义运动却只是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为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运转方式与《资本论》第1卷概述所设想的情况大不一样。马克思在晚期，尤其是《资本论》第3卷的某些章节中已经准确地预见到已经来临的事物的样貌。马克思两大图式之间的一系列不同，成为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和发达工业社会之发展的起点。

我们先从图式一谈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程的分析，最初基于两种生产：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农业。可是，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土地与资本之间的差别、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地主与资本家的融合使得社会中只留下了两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以及无产阶级。马克思说，我们的设想是资本主义生产继续扩展而吸收掉整个社会；因而只剩下这两大阶级（第2卷，401页）。第三种人被彻底排除了。正如艾布拉姆·哈里斯所写的：

 

马克思用第三种人来指彼此不同而又多少相关的两类人。第一类人包括如小农、独立手工业者以及其他所有在资本主义进程本身以外活动的、旧生产方式的遗留者。第二类人包括两种：（1）牧师、店主、律师、官员、教授、艺术家、教员、医生和士兵，他们生存于资本主义进程的基础之上，但没有参加这一进程；（2）商人、中介、投机者、商业劳动者（白领职员）、经理、工头以及其他所有“以资本的名义发号施令”的官员。

 

为什么第三种人会被排除在外呢？马克思认为，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资本主义进程之外，虽然携带资本主义进程的特点。（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他们是资本家；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他们是工资收入者。）无论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终将消失。艺术家、医生、教授一类的人都是“非生产者”。生产性的劳动必须以剩余产品和新资本形式的新价值来取代资本家预付的旧价值。在旅馆里工作的厨师或侍者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为旅馆老板创造了利润；如果他们在私人家里服役，即使给他们支付工资，他们也是非生产性的。非生产性劳工从参加生产的两大阶级的支出中获得收入。假如劳资关系扩展到医疗、娱乐和教育领域，那么医生、艺术家和教授就成了工资收入者，就是“生产性的”了。

总之，马克思设想了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的模式。他写道：

 

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195—196页）

 

这种“纯粹形式”的假设是马克思分析的基本点。它设想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或者被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所消灭，或者从属于它。不论是从商品或是收入分配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进程，“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地租、利息等形式……”。（《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370页）

在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内部，有一个双重的过程，即“资本主义积累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的不断积累造成了资本集中，以及它牺牲了“许多较小的资本家”，集中到“强大工业企业”的手中，“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687页）另一方面，固定资本所占比例远远超出了可变资本或劳动力。这个替代工人的过程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并使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劳动同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274页）作为经济启示录，《资本论》中的强烈感情随之展现：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随着那些……资本巨头不断减少，……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自序中，强调这些结果将成为铁一般的定律，而最早发生这种情况的英国的命运预示着其他所有国家的命运。马克思写道：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过程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8页，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

 

应当强调，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图式一并不是一种经验性描述，而是从他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型中得来的。然而“纯粹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等到马克思开始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大规模投资银行体系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已经开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曾经存在一个由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构成的“旧”中产阶级的话，人们又该如何看待正在出现的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新”中产阶级呢？这即为图式二的基础。马克思以格外敏锐的目光评述了这一现象。

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三大结构性变化。第一，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而筹集资金，而依靠于全社会的储蓄。马克思评论道：“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686页）第二个变化是股份公司所造成的革命，其结果就是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且产生了一个新类型的职业（如果不说是一个新阶级的话），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社会的“指挥劳动”。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434—435页。）

 

最后，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办公室人员和白领工作的扩大。

 

……很清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业活动将会增加；……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讯，都属于这类活动。生产规模越扩展，产业资本的商业活动……也就越增加，虽然决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业雇用工人就成为必要了，他们组成真正的事务所。（《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334页）

 

这三大结构性变化似乎在大大修改或挑战阶级分化的理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1卷的末尾都格外强调阶级分化理论，它被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想），马克思认为基本的社会学趋势、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财产社会化性质的扩展会迫使社会矛盾走向尖锐。

就银行制度而言，马克思不认为信用的体制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根源，而认为它会加速危机。

 

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剥夺了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由于这一点，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686页）

 

至于管理职能，马克思认为它既能服务于资本主义，也能同样程度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他写道，管理职能“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而“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这无非就是说，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435页）“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不必是乐器的所有者。”“合作工厂证明资本家就像职员一样地多余。”

事实上，马克思在随后一段惊人的分析中简要指出，经理的出现是把利润转变为“社会财产”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有了经理（“熟练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资本家就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经理脱离自身的劳动，而利润被赋予了社会性，马克思写道：

 

……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

在股份公司内，（生产）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494页。）

 

至于白领工人，马克思预见到这类职员的数量会扩大，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因为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和公共教育的发展将降低他们的价值。他这样说：

 

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用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地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动能力只需要得到片面的发展，……其次，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预备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获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他们的工资下降了。（《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335—336页）

 

新的结构趋向被打了折扣，因为马克思隐晦地认为图式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为什么那“外壳”一定会炸毁就不清楚了。正如保罗·斯威齐写道：“在真正的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既否定了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可能性，也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可是他的资本主义生产特有的经济崩溃的理论却难以被奉为圭臬。”而且，正如斯威齐所进一步评论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包括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亨利克·格罗斯曼在内，竭力强调这样一种必然的崩溃，这就更没有说服力了。

在历史证据方面，鉴于利润率不存在内生的下降趋势，国家有能力干预和缓和（即便不是阻止）经济危机，以及技术成为资本再投资的开放性门槛，马克思在图式一中设计的趋向已经有所改变（假使不是篡改的话）。没有证据（在理论上或实践中）表明资本主义一定会由于制度内部的经济矛盾而崩溃。

旧社会子宫内的“新社会”结构（劳动力性质的改变、经理的作用）将会如何发展呢？我称之为图式二的社会发展会走向何方呢？这些因素对自马克思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进化的概念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阅读20世纪上半叶有关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社会学理论，人们就会看到：事实上，几乎所有这一类思考都是在同马克思的图式二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