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技术与经济增长

在1956年和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写了两篇将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经典论文；文章把技术提升至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地位。古典经济学一直关注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局部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按照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系统阐述，则以竞争性需求下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焦点。在大萧条年代应运而生的凯恩斯经济学，着重强调无力转化为投资的储蓄以及通过政府刺激来增加需求的必要，以便推动停滞的经济。到了二战以后，随着重建德国和日本的残破经济以及对后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视，经济学领域才系统性地将注意力转向增长理论。

最初的成果被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以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和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埃夫塞·多马（Evsey Domar）的姓氏命名。该模型强调资本—产出比，设法确定某一增长率所需要的持续投资水平。（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资本—产出比为2:1，那么确定增长率为5%的话，就要求10%的持续投资率。）它完全着重于资本投资。

1956年索洛在论文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认为就长期来看，工人人均产出水平是资本投资率、劳动力增长率（经济理论的常规构成）和技术水平的函数。它特别强调技术变革在生产函数中对资本与劳动比的改变。

在这篇理论论文中，技术被视为外源性的——是固有模式以外的一系列因素——所以它被作为剩余（即实际观察值与估计值之间的差），涵盖与资本或劳动不相关的生产率提升与经济增长。索洛的第二篇论文着重于经验性证据，设法度量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剩余可能是对机器、人力资本、组织创新等的投资。但总的说来，它被简单地归类为“技术”。“索洛剩余”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大约可占到美国趋势增长的40—60%。简言之，我们从直觉、记录和案例研究中知道的情况已经被公式化并结合到经济理论之中，如同其他好的理论一样，可以应用于任何背景。

显然，要了解现代社会及其在过去200年中的转型，我们必须先了解技术的转型，特别是机械化技术如何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基石——智能化技术。

我们正处在世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上升期。世界经济正在上升，是因为我们已经由发明与革新的阶段过渡到关键的扩散阶段。扩散速度取决于每个社会的经济情况和政治稳定程度。这一趋势不会逆转，它的影响甚至会比重塑西方社会的前两次技术革命更加巨大，而且伴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还将散播到世界上的各个地区。

我在这一节里要做的是指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突出特征，通过对若干社会架构的描述，使我们得以看清这一技术革命如何在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中行进，并说明我们可能的选择。

请好好注意我明确区分了技术革命和它的社会——经济影响。“工业革命”一词模糊了两种不同的事物：新的动力形式——蒸汽机的出现，以及工厂（社会组织）创造性地将这种动力应用于商品生产的机器。区分的理由是，对于新技术的应用，并不存在单一的、必然性的确定路径。新技术的组织方式形形色色，而且都是自觉做出的社会决策。不同于由少数积极分子策动的法国和俄国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由人们“投票选定”的政治事件。工业革命在前进时几乎不曾遇到阻力，是因为它生成利润并以更廉价的方式供给商品。

第一次技术革命以蒸汽泵、内燃机以及机器生产为标志。在早期的工厂中，机器按直线轴线布局在一起。原因很简单，蒸汽离气源越远，热量损失越大。这一因素决定了早期工厂的布局。电力出现之后，生产机器的布局可以更加灵活，但工厂管理者已习惯了几十年来的控制模式，简单地延续了工厂的布局。铁路也是如此，在第一条轨道间距延用传统马车轮距之后，虽然人们可以轻易地扩宽轨距，但这种模式还是被持续地传导到其他铁路系统。可以说，既成习惯恰如穿越原始森林的第一条车轨，将成为未来行为的矩阵模型。

大约100多年前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与化学两大领域的革新为特征。电力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适应性更强的动力，与蒸汽动力相比它可以传输到数百公里之外，通过减少能量的损失，使得工厂内部生产机器的布局进一步分散化。电力创生出新的照明方式，改变了昼夜切换的节奏。我们通过电缆传送编码信息，将人声转换为电子脉冲，从而发明出电话和收音机。化学领域的革新，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能力制造染料、塑料、合成纤维、乙烯等自然界没有的合成物。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技术革命。想一下眼下发生的变化，我们必定会联想到诸如电脑、电报之类的产品。但这样的思考忽略了对于理解这场革命至为关键的基本进程。只有认识这些相关进程，我们才能开始描绘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里可能发生的大量变革。

新的技术革命以四项革新为基础，下面我将一一作简要描述。

一、一切机械系统、电力系统和电机系统都将变为电子系统。工业社会的生产机器是机械工具。电子系统正越来越多地取代机械部件。固定电话基本上是一个将信号转化为电流的机械工具（例如拨号系统）；而今天，电话已经完全电子化了。印刷在过去意味着以机械方式将涂有油墨的铅字印到纸上；而今天，印刷也实现了电子化。同样，固态电路被应用于电视的生产。电子化使构件的大幅缩减成为可能，将传输速度提升至可观的程度。通过现代电脑，我们已达到纳秒速度，即十亿分之一秒或万亿分之一秒，使运算变得像“闪电一样”。

二、小型化：控制电流或电子脉冲的元件“小型化”是最显著的变革之一。人们以前采用的是电子管，老式收音机里的电子管大约高5—8厘米。晶体管的出现可与蒸汽动力的发明相提并论，代表着微电子元件制造能力的量级突破，这些元件可以像微处理器那样控制、调节、指示和记忆等近千种不同运算。一块指甲大小的芯片可以处理4000字节、32000字节、64000字节，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制造百万字节的芯片。

在过去20年，我们见证了芯片组件数量的指数增长，每10年就增长100倍。今天，一片小小的硅晶芯片里容纳了数万个晶体管，而它的成本只是几美元。芯片上的电路由印刷板制造，如果一个工人一一把分散的组件焊接到印刷线板上，要花大约10年时间。一个芯片就是一台微型电脑，具有输入输出处理以及随机存取的能力，它的体积甚至比1美分硬币更小。

三、数字化：在新技术领域，信息由数字代表。所谓数字就是离散的数，是非连续的变量。电话的工作原理基于模拟系统，因为声音是一种波，它可以被转换为二进制的数字。这一转换最明显的优势是使精确度与可控性获得提高，同时它也使数字化电脑融合图像与声音系统成为可能。第三次技术革命将以往一切的系统都转换成数字形态。

四、软件：早期电脑要通过指令或操作系统来进行控制，人们必须学习COBOL、FORTRAN或者更专业的Pascal、LISP等编程语言。软件的出现解放了电脑使用者，使他们可以快速处理各项任务。通过分布式控制，软件指令一台电脑终端独立于其他终端而运作。个人电脑装入特定的软件程序——供财务分析或信息数据恢复——电脑系统因而可以适应用户的特定需求，用计算机世界的行话来说，即“界面友好”。

软件是定制化的基础，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一名程序员在一个月里大概可以设计数千条编码。在电信业，大型交换机（将数十万次通话分配到不同线路上）可以连接200多万条通路。突破软件程序设计的“瓶颈”，是个人电脑迅速扩展到小企业和家庭的关键。随后要做的是，减少个人电脑内部的函数与应用的数量，如网景和Oracle甲骨文所做的那样，使个人可以按需“随时购买”软件。一旦实现了这一创新，我们就能向用户提供海量程序，并且极大简化个人电脑上的操作。

在光电子学领域的重大进步使新技术的扩大加强获得了保证。它提供了通过激光、超纯玻璃或光纤大批量传输数字信息的核心技术。新材料的传输能力大大超越了电线与无线电。在实验室环境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下属的贝尔实验室创下了“距离记录”：在不扩容情况下，以每秒4.2亿字节的传输速度传送了201公里；以每秒20亿字节传送了128公里。采用脉冲代码调制的方法，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送整部30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光电子学仍在发展之中，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已经市场验证的成熟技术。

关于新技术最为紧要的事实是，它并不局限于某个孤立的领域（如“高科技”标牌所暗示的），而是遍布社会一切领域、重组所有旧关系的一系列变革。工业革命带来一个发动机时代——而我们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在汽车、轮船、动力工具，甚至家用电器（如用1/2或1/4马力的小发动机驱动的电动牙刷、电动刻刀）上，发动机随处可见。后工业时代将再次见证这种无孔不入的变革。在未来几十年，电脑将入侵人们的生活——除了大型电脑，还有“芯片电脑”，微处理器将改变我们使用的设备和家庭环境。汽车、电器、工具、家用电脑都由一台具有每秒千万级计算能力的微处理器驱动。

我们已经看到多种变化正在形成。不同沟通方式，即电话（声音）、电视（图象）、电脑（数据）与文本（传真）之间的分立被打破了，通过数字转换实现了物理互通，形成一整套相互兼容的远程传输方式。电脑辅助设计与建模的引入令工程和建筑实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脑辅助制造与机器人正在改造生产第一线。现在，商业公司、医院、大学等组织机构的信息管理系统在存档、库房管理、调度以及其他方面，都不可能离开电脑。数据库与信息检索系统重塑了决策分析与智力工作。在家庭领域，家用电器可以通过编程而得到控制，前卫住宅设计更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家居环境的种种方面。与电视屏幕相连接的电脑，正在改变人们沟通、交易和信息交流的方式。

学者的任务不仅仅是描述这些铺天盖地的变化，而要对它们做一全面整理，并以社会学理论为根基提供一些基本分析。在下一节中，我将用一些表格来帮助读者了解现有结构在变革面前承受了怎样的压力，以及变革的发生方式。要再次强调的是：技术不能决定社会变革；它只提供手段和可能。新技术的利用与社会抉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