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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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进入信息时代

当我们走进20世纪末时,人类很可能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个名词听上去似乎是崭新的。但事实并不如此。人类从来没有停止沟通,从最早的以烟火为信号,到鼓点、旗语以及100年前发明的电报、电话代码。每一次革新都带来新的时空概念,将世界各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令他们以新的形式进行合作,虽然有时难免相互斗争。不同的是,新的信息时代不是建立在机械技术之上,而是建立在智能技术之上。时空的新概念超越了地理疆界(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接受过音像搜索吗?)并“实时”发生。“虚拟现实”成为老生常谈,而不是潮流口号。

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新生事物,但变化的开端其实是理论知识向基本实践的转换。剑桥大学数学教授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19世纪中叶建造了第一台计算机,即一种机械算盘。哈佛大学的艾肯(Aiken)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克特(Eckert)和莫奇利(Mauchly)制造的电子计算器使用光导开关作为操作装置来控制脉冲电流,进行计算。这种计算器——以及现代电脑——都以二进制为原理。而人们常用的计算方法基于拉丁文中的“deci”,即十进制。1/0的二进制源自布尔代数,它是19世纪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发明的符号逻辑系统,这是成千上万1/0脉冲信号转换为电脑操作编码的基础。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提出原子结构假说,斯坦福大学德国流亡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描述了气体凝聚为固体时能量以量子形态表现的上升,他们的工作推动了固态物理学的发展,从而导致电子管被以半导体材料为基础的晶体管取代。

信息发送需要媒介。理论知识再次为现代通讯产业打开了大门。麻省理工学院的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提出了计算通讯频道传输能力的定理,根据频道带宽(电话、收音机、电视与电缆的带宽各有不同)以及信噪比(就是信号与噪声之比),可以算出在一定时段内发送的信息的“比特(字节)”数或单位数。由此,我们就能获知不同传输系统的能力。

接下来要处理的是,将不同传输系统——声音、文本、图像、数据——“融合”为同一个频道。电话线路传送的声音是一种“模拟”信号,因为声音本质上是一种波。电视图像、传真文本和电脑数据则是“数字化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离散系统的单位脉冲。通讯产业的基本技术变革是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脉冲,以便使不同信号彼此兼容,通过共同的频道传送。(可参考唱片或录音带,其中声音的波形模拟信号被数字化,通过音响的控制获得更高的精确度。)

最终,微处理器问世了。在工业时代,发动机是一切机器的驱动力,而在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微处理器是核心的控制装置。经小型化的微处理器是一切计算、控制和记忆装置的心脏。微处理器在磁盘上储存数以百万计的字节信息,实现了用户的快速存取,并且能够控制发动机、机器和一切通讯装置。

20世纪位于交通轴线和通轴线的交点。交通设施有能力分派更多人员和物资。汽车沿公路将货物运送到铁路、港口和机场。汽车、公共汽车、火车和飞机使得人们的居住地点更分散化。交通能力的提升促成了郊区的发展,现在大多数美国人住在市郊。飞机最早由螺旋桨驱动,随后出现了喷气飞机,飞越大洲和海洋只需5至15个小时。协和式的亚音速和音速喷气机飞越大西洋只需3小时。

现代通讯系统“缩短”了地理距离。人们通过收音机可以收听世界各地的广播。电影提供了建立共同文化的基础。电视首次使希腊人口中的“共享社区”(oekumene)或传媒未来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shall McLuhan)口中的“地球村”成为现实。今天,发生在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对东京地铁的毒气攻击以及波斯尼亚的恐怖袭击等绝大多数新闻都可以做到“即时”直播。传送图像的手段有微波、同轴电缆甚至电话线路,卫星直播也日益成为其中的一员。

后工业社会新的基础结构促成了“质的变化”。电缆、宽带、数字电视、光导纤维、传真、电子邮件、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将数据、文本、语音、声音和图像并入单一频道。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可以说明由新生系统的革新所带来的一个问题。ISDN起初建立时,被欢呼为通信产业的“新革命”。麻烦的是,每个电话公司(如作为该产业龙头的北方通信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别搞出一套自己的综合业务数字网。这些网络互不兼容。通过10多年的谈判,再加上政府干预,这个行业才最终建立起通用标准。然而最有意义的还是互联网与万维网的出现。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在通讯史上是空前的。以往的通讯技术进步从来不曾这么快速地渗透进公众意识并获得公众接受。

互联网的问世可以溯源到20多年前美国国防部为了建立军事研究之间的联系而建立的、可互动的ARPANET(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要在该网络上发送一个信息,电脑必须先将数据放进IP(互联网协议)包里。因此,电脑操作者(而不是网络)要为确保通讯而负责——简单地说,就是每台电脑都可以与任何一台电脑“对话”。与此同时,局域网(LANs)获得了发展,以本地桌面工作站为基点的网络互联逐渐展开。大型公司、机构不再将它们的电脑与一台大型分时操作主服务器相联结,而选择把整个局域网接入ARPANET。网络互联由此进一步扩张到商业领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重点高校建立了5个超级电脑中心,这成为互联网获得新发展的契机;直到那时,只有武器开发工程师才有资格接触世界上最快的电脑。NSF决心由这5个中心为开端,建造自身的网络。1991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参议员阿尔·戈尔(Al Gore)提出的一项法案,批准建立美国研究与教育网(NREN),把网络互联扩展到所有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不但将这些电脑中心相互联结,还允许每所大学里的任何成员访问其他大学的电脑中心(恰如车轮的辐条)——由此,网络得以大幅扩张。重要的是,NREN是自主的逻辑互联网,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中央处理系统,因此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发展和扩容。事实上,通过NSF以及高校互联,大学教育资格得以成为入口,使得每个接受四年制高等教育的学生成为互联网的用户。

一个关键的事实是——当时的互联网只能处理文本,让研究者在进行实验时实现线上合作(许多案例显示,同时在线交流信息或开展实验的人数可以达到40人或更多)。1994年10月,加州的网景公司开发出“浏览器”软件,它不但可以协助电脑使用者轻松接入互联网,还能呈现声音与图像。1996年,网景公司的浏览器占据了市场中80%以上的份额。主导个人电脑市场的微软公司由于低估了互联网的增长,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网景威胁。微软很快开发出自己的浏览器,并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销售,迫使使用该系统的用户只能接受微软浏览器。两年之内,网景的市场份额缩减到大约一半。这一事实是1998年10月美国政府以反垄断为由对微软提起诉讼的根据之一。

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把互联网引进家庭,这项工作是由美国在线等商业组织完成的。它们收取月租费后提供服务器和浏览软件,把家庭电脑连接到互联网上。眼下,互联网可能连接了3000万台电脑和1000万名用户。按照当前的增长速度,到本世纪末,互联网可能将接入一亿台电脑。

互联网本身是一种渠道,是传送信息的分组交换网络。电话一般是在两方之间建立直接的物理途径的“电路转换”网络。互联网则采用“分组交换”,信息被分割成标有不同目的地址的小包由网络传送,就像在一辆邮车里装入不同的信件。因此,分组交换扩大了网络容量。网站是组织或个人的地址;互联网站数以万计。这些网站提供产品信息、来自报章杂志或电视台的种种材料(今天,几乎每家重要的报纸、期刊、商业杂志和电视台都有自己的网站)、政府活动的更新情况(以及政府档案中的历史资料)、完整的图书馆书目——所有这些,都可以由用户“下载到”他们自己的电脑上,需要的话,也可以打印在纸上。

个人在互联网上“冲浪”,可能会被巨量信息压倒。于是,信息服务商设立了“搜索引擎”,以帮助用户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1989年,日内瓦附近的欧洲粒子物理学实验室“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为传送文本、图片和声音开发了HTTP协议(即超文本传输协议)。至1991年,欧洲核研究组织已经开发出可在文档中检索信息以及在线交流的网站服务器和浏览器。在文件中以超级链接的形式嵌入URL地址(统一资源定位器)的能力,意味着用户轻轻一点,就可从一个信息源转移到另一个信息源,而无需输入文件的地址或名称。据大型门户网站“雅虎”估计,该网站目前保有3000万至5000万页的信息或200至300千兆字节文本。一位古典文学教授最近在互联网上搜寻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Plato)的参考材料。因为互联网是不做鉴别的,他找到了4.4万个网站,其中大量信息指向“芝加哥郊区”(suburb of Chicago)和西班牙文的“盘子”(plate)。他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名为“四部曲:探索柏拉图的中期对话”的网址(plato@evansville.edu, evansville指印第安纳州的伊凡斯维尔大学——译注),以及关于哲学和法学主题的另外3个网址。由于有“四部曲”的关键词,不但该网址本身容易找到,而且那里的材料是分类的,只有对学者有价值的材料才被展示出来。

互联网和新一代的通讯设施大大不同于上一个世代。通讯过去主要服务于商务往来,新的系统则将普通市民转化为用户和消费者。新一代的通讯基础结构强调互动和参与,用数以百万次的互联极大地丰富了传媒。互联网令新闻和流言倍增,任由轶事和丑闻博取大众眼球。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人类的文化资源变得易于获取。它跨越了国界,使志趣相投的组织数量大增。互联网改变了“守门人”的性质,“守门人”传统上是指在某个思想接近的圈子里决定他人品味,左右对新时尚、新产品、新娱乐的接受程度的人物。195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伊莱修·卡茨(Elihu Katz)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出版了一部具开创性的著作《个人影响》(格伦科自由出版社,伊利诺伊),探讨公众舆论与品味的形成方式。传统观念一般强调大众传媒、广告等渠道的作用。但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发现在大众传媒与个人之间进行干预的是一些被他们称之为“守门人”的人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作为某些集团或圈子成员,彼此交流对电影、服装和其他消费品的看法;“守门人”是那些意见最有份量并足以影响朋友和追随者的人。发现守门人是市场研究者的关键任务。互联网的出现使志趣相投的组织成员扩大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极大地改变了个人发挥影响力的模式。

新的互动显然可被视作社会网络,从而提升社会资本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社会资本”一词是社会学家近年来一直在大加探讨的主题之一。物理资本是指对货品与资源的控制,金融资本是对钱的掌控,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获得新技能与新知识。社会资本是根据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关系,发现晋升的机会和可能性。(研究者发现,美国黑人族群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社会资本,因此在向上的社会流动中更容易受到排挤。)

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关键点。一是互联网虽然可以触及全世界,但实际上仅局限于那些基础设施支持、建立了现代电话系统的国家和地区。在整个非洲以及第三世界的其他各国外加大部分东欧国家与西伯利亚,几乎不存在什么电话网络。而且,即使其中有一些国家的政府机关与科技大学可以登录进入互联网,人们往往也只能浏览少数网站。

另一个关键点是在这个时代,互联网仍是一种独立于电视和电话系统的媒介。然而,在美国,可提供宽带服务的电讯公司正在尝试通过有线电视接入互联网。电视机只显示信息和图像;不能进行互动。许多公司正在考虑以技术和商业计划推动传媒一体化。当一体化的可能性从萌芽发展到实用阶段时,在电脑、软件、通讯和娱乐领域,商业公司间的竞争可能导致各种联盟和兼并。

我们从大量事例中可以看到,互联网正在改变着新闻业、政界和商业。建议弹劾克林顿总统的长达450页的斯塔尔报告(Starr Report)在互联网和纸媒上同时发布。该报告在互联网上被上百万民众“点击”了600万次。人们在屏幕上滚动阅读,随时可以按照需要翻回到任何一页或一处来回顾,尤其是那些八卦的内容。1977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实施探索火星的探路者计划,将一个比小型冰箱略小的六轮车“寄居者号”降落在火星表面,全世界都看到它在火星地表行走。在一年之内,探路者网站收到来自全世界的10亿次点击。

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越来越成为那些需要检索深奥艰涩信息的用户的有力工具。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每个工作日大概被点击100万次。截至2000年,国会图书馆预期会拥有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500万份美国历史档案,每一所学校和图书馆都可以上线浏览或通过光盘借阅。大英图书馆在伦敦尤斯顿的新馆开设了一个名为“翻开书”的展览,参观者可以在那里阅读到达芬奇的全部手稿,在特制屏幕上一页页地翻看,放大和查看对关键段落的文字说明,这些屏幕甚至能显示出如果不用达芬奇标志性的镜像反写,而用正常的书写方式,这些页面看起来将是怎么样的。免费的“出版名录”(PubList)自1998年8月以来一直流传在万维网上,它将在各大图书馆阅览室能找到的标准期刊名录汇集起来,使收录的刊物总数超过了15万种。新名录下的条目可以被检索或浏览。每个条目包括刊物简介、周期、出版商资料、定价、国际刊号,甚至提供有效的网址。

按照亚历山大大帝遗愿而建立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它既是博物馆和大学,又是拥有最丰富的希腊古籍收藏的学术研究中心。它的贡献不仅在于保留珍贵的古代文本,而且在于在解读这些文本的过程中催生出更多学问。该图书馆经历了古罗马的统治,直到3世纪才被战火摧毁。那么,在每个人的电脑桌面上可以组建起一所现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吗?乐观者已经在为这种可能性而欢呼雀跃了。在可见的将来,这样一所“大学图书馆”是否能成为现实,尚不完全清楚。如果要高效地搜索所有的有效文本,我们仍需解决许多问题,更不用说数学公式、音乐、艺术等非文本信息了。为它们编制索引将非常麻烦。(我们如何编制一幅画或一部电影的索引呢?)开发一种摘录程序,以便以简明的方式归纳结果,则是又一件棘手的任务。不过,各项工作已在进行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数字图书馆启动计划,它试图将所有专业图书馆(从天文学到动物学)合并为同一种数字化格式,以方便用户使用。

宣扬互联网将催生一个电子市场、为顾客创造一种“虚拟零售”体验的舆论遇到了挫折。像喜欢去教堂、博物馆一样,美国人也爱逛购物中心。这是家人共处的大好时机,而且人们经常(像在图书馆浏览一样)被新奇商品所吸引。触摸和体验是“鲜活和真实的”,虚拟体验无法取代。但是,当人们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或者便利是被考虑的第一要素时,电子市场确有它的优势。在金融领域,互联网上进行的交易占1998年个人投资者股票交易总和的10%以上。在航空公司用“荷兰拍卖法”以较低折扣预售,并随着起飞时间临近而降低折扣率之后,网上预售机票变得越来越流行。人们经常上线购买书籍和唱片,尤其是在离书店或唱片店较远或者要购买一些稀缺的书或唱片时。购买房屋的人感受到的便利是,他们可以先在房地产商的清单上检看,之后再决定是否看房。电子银行不再只是“虚拟”现实,人们一天24小时都能办理银行业务,而不仅是上午9时到下午3时的银行时间。“票务大师”,这个最大的演出票务商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市场,因为买方发现能自动寻找最佳位次的电脑服务比电话订座更加方便。不过,众多电视购物频道惨淡的业绩,说明互联网的电子市场化可以提供单一功能服务,但不会像热中者认为的那样提供“虚拟零售”体验。这里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把信息视作“商品”的问题。信息不同于物品的一个关键是,物品将在一定时间后被用光或磨损(譬如一辆汽车),而信息却不会。在某种程度上,信息更像是免费的物品或公共品,它和知识一样不会被耗尽。这样一来,我们又该如何给信息定价并把它作为价值的来源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探讨了这一主题。1995年4月12日,阿罗教授在米兰天主教大学的讲话中说(部分摘引):“大约15年前,我的朋友、杰出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向我建议,认为我应当考虑‘信息价值论’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就像‘劳动价值论’之于古典经济学那样。我恐怕看轻了这项建议。以一种经济学家对其他社会科学家常见的优越感,我耐心地对他解释说,劳动价值论可以解释相对价格,而信息不论如何定义,总难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商品显然不能根据其中的信息含量来进行交换。我辩称,事实上,信息含量高的商品可能非常便宜,因为信息可以廉价地再生产,即使初始壁垒非常昂贵。每个新古典经济学家都知道边际成本及再生产成本才是决定性的。“我的回答没有细节上的错误,但我忽略了贝尔的要点。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错的。令人吃惊的是,就电脑软件和其他一些商品而言,信息几乎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如果把这些看作极端案例,信息作为生产率和价值的来源,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市场上获得验证,并日益成为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构成。因此,在这次演讲中,我要联系两个概念(这两者曾被加以探讨,但结果都不够让人满意):1.信息作为经济商品的定位;以及2.知识型公司的定位和对财产权利的要求。”肯尼思·阿罗,“信息与工业组织”,《社会科学国际杂志》不定期论文,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