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智库形象：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友人

1．曾经的对手和盟友

美国搜索公司Google退出中国、社交网站Facebook是否来到中国都成为中国网络热议的焦点。

2．中国人民的美国老朋友

有不少网络媒体整理过美国友人在中国的光辉事迹，发现有个人，更有援华团队或友好团队。大家发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波高峰，像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记者，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美国飞虎队等；在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又形成一波高峰，多集中于外交、体育和经济领域，如基辛格、尼克松、美国乒乓球队等。

（1）埃德加·斯诺与《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1972年2月15日），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因其在中国革命期间的著作而闻名，是第一个采访陕甘宁边区的西方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为中美之间的沟通和关系正常化做出了极大贡献。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参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西方记者。

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往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1937年的《西行漫记》是斯诺最为著名的出版物，该书记录了从中共创建至1930年期间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斯诺的部分骨灰按照其遗愿，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2）史沫特莱笔下的长征和中国革命

另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是网上讨论最多的，她是美国著名进步女记者与作家，是八路军的第一位随军外国记者。抗战初、中期，她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她著有《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近800万字的著作，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作家之一”。

1938年，史沫特莱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参与动员和组织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医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她还与宋庆龄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她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

（3）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与中缅印公路

二战时期美国著名军事家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是给中国人留下至深印象的美国人。史迪威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任该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不久又晋升为四星上将。在华任职期间，他充分认识到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来看，都很难依靠国民党去战胜日本侵略者。

同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新兴力量，对共产党给予同情。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党实际控制的地区，史迪威极力主张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访问。在他的推动下，1944年7月，第一批美军观察组终于抵达延安。后来的事实表明，此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由于史迪威将军在政治上同情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事业，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冷遇。同年10月18日，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总统召回美国。1946年10月12日病逝。1945年1月中印公路通车。为纪念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卓越贡献，和在他领导下的盟军以及中国军队对缅甸战役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条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为纪念史迪威将军，1992年2月14日，重庆市政府批准成立重庆史迪威研究中心。2003年3月19日，纪念史迪威将军诞辰120周年暨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开馆仪式在重庆外事大楼隆重举行。至今，在中国网友中，有关“史迪威在中国抗战中的那些往事”、“如何评价史迪威将军”等话题，吸引了很多历史和军事爱好者参与。

（4）陈纳德将军与美军“飞虎队”

在美国和美军帮助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传奇故事中，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克莱尔·李·陈纳德与他所领导的美军“飞虎队”战绩辉煌。陈纳德将军曾经担任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有“飞虎将军”之称。

陈纳德1893年9月6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是一名拥有出色飞行技术的飞行教官。1937年7月初，应邀抵达中国考察空军并担任顾问。1941年，陈纳德接受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罗斯福政府当时已准备对轴心国开战，故给予暗中支持，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分为亚当和夏娃、熊猫及地狱天使三个中队。

对于飞虎队的战绩，国内外各种数据差距甚大，国军方面为了宣传需要，宣称飞虎队在八个月战斗中击落300多架日军飞机，在空战中消灭日军飞行人员达到1500人，而日军资料只承认被击落了110多架，综合来看，飞虎队队员的回忆录显示的数据更为客观一些，在八个月的空战中共出战50余次，击落击毁日军飞机217架，消灭日军飞行人员约1000人。

当1942年飞虎队大部分队员返回美国后，有一部分老队员自愿留下参加中国抗战，他们以C-47运输机为主力，开创了驼峰航线，源源不断地将各种中国急需的作战物资从印度经过险恶的喜马拉雅山运送到昆明和成都，对于他们在中国危难之际给予的帮助，后人不应该忘记。其中，飞虎队成员特德·史蒂文斯后来还当选了美国参议员。任期长达近40年，是二战后在任时间最久的共和党参议员。他们都是曾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美国友人。

对于如此传奇的真实故事，必然是文学影视题材的热门。近年来，有关飞虎队的作品，观众基础已经是十分雄厚。早年的电影《黄河绝恋》就曾经掀起观影热潮。2016年，网上传出我国多家公司在与美国好莱坞制片公司和导演们接洽磋商，都准备抢拍《飞虎队》，媒体一度提问是热门IP还是烫手山芋。

此前，《营救飞虎队》（Rescuing Flying Tiger）是一部由比利·奥古斯特执导，埃米尔·赫斯基、刘亦菲、谢芳、邬君梅、肖涵、毛俊杰、李芳淙等主演的电影。影片以二战期间在浙江一带迫降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原型，讲述美国飞行员降落在浙江后，浙江军民竭力营救的感人故事。

该片是一段发生在战火岁月的温情故事，除了庞大的战争场面外，还讲述了一段唯美的跨国爱情，也将力求从人性角度解读战争，着力再现烽火岁月里的“大爱与救赎”。该片力图还原二战的真实场景，包括“轰炸东京”等战争的恢宏场面都将在片中有所展现，另外还着重打造时代背景下的儿女情长，让该片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史诗大片。

2005年，当90岁的原飞虎队员约翰·迪克·罗西带着一群白发苍苍的80多岁的弟兄们踏上中国的土地，许多飞虎队员的上海缘在60年后得以重新延续。他们一起见到的当年曾救过飞虎队员的13岁的中国少年薛镜，今天也已古稀之年。他们重温了电影《黄河绝恋》的“浦东版”——中国老百姓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当事人因为救助飞虎队员被日本人屠村的往事，直到今天仍让他们难忘和潸然泪下。正是有了这样的以生命和尊严为代价的共同战斗抵御法西斯侵略的革命友谊，让网友们更容易理解今天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深厚感情。

（5）富有争议的知华派美国人司徒雷登

提起美国人，还不得不提司徒雷登，一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前驻华大使。他1949年8月离开中国，毛主席专门为此撰文《别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

但网上也出现了一些历史回顾的文章和讨论，近年来司徒雷登的网上形象也开始更加丰满。比如，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的努力、抗议日本侵华等，都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在中国任职生活期间始终坚持的理念，让后人感受到其真实的初衷，更完整的人物形象。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至此，他的遗愿才算完成。在天涯社区、百度贴吧等国内网上论坛中，也有不少网友追忆司徒雷登对中国的贡献。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6）“中国通”基辛格：打破中美僵局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德国犹太裔美国人，美国政治家、外交家，被誉为美国仅有的两个“世界级战略家”之一。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基辛格是共和党内精通外交事务的资深政治家，在中国事务方面他的研究尤其深入。与基辛格会面被很多野心勃勃的共和党政客视为获得总统提名后必经的一种仪式。

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曾经两次秘密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建交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基辛格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第一位叩动新中国门环的美国高官，以及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出访中国50余次，享受贵宾待遇，多次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风云变幻中，中国未受“门第之见”束缚，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广结朋友，开启了一波恢复或建立邦交关系的浪潮。

今天，在网上，已经能够非常方便地查阅到当年两国接触前如何铺垫的情况。1971年7月9—11日，美国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就国际形势和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交谈，并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协议，7月16日发表了联合公报。这些安排为中美上海公报在尼克松访华时得以签署铺平了道路。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基辛格首次秘密访问北京，执行了一次最具有轰动效应的“秘密外交”，由此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量级的亲历与见证者。现已是耄耋之年的基辛格仍不断在各种场合为中美关系建言，他出版的一本书就叫《论中国》。基辛格坦言：“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基辛格退休以后，也积极开办了国际咨询公司，投身于智库事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7）重走长征路的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年3月28日—2017年5月27日），出生于波兰华沙，波兰犹太裔美国人，地缘政治专家，以极端反苏著称，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中国协会副主席、作家、民主党人。他是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学家、外交家，也是中美建交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他生前多次访华，长期关注中国的发展，致力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17年5月27日，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逝世，享年89岁，随后，中国各界也纷纷追思他的生平和贡献。

1928年3月28日生于波兰华沙。父亲是波兰外交官，1938年由于父亲职务调动，随父母到了加拿大。次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德联合第四次瓜分了波兰，1945年以后波兰成为苏联卫星国，这些变故让布热津斯基从小就埋下了仇恨苏联的种子。

1953年从加拿大移居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籍。1949年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经济和政治系，1950年获得硕士学位。195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成为苏联问题专家。1961—1962年任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联合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1962年以来是国务院顾问和兰德公司顾问。

布热津斯基有丰富的从政经历。1961年任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也是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以后又为汉弗莱和麦戈文竞选总统时充当顾问。他政治生涯的顶峰是出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70年代末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操控者。布热津斯基因在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在中国也十分知名。1987年3月起任美国—中国协会副主席。1994年5月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曾获总统自由勋章。

作为地缘政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布热津斯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书，所带的最知名博士生是奥尔布赖特（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他在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一名行政助理盖茨后来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奥巴马在哥大听过他的课，并且以苏联核裁军为主题撰写了论文《布热津斯基是苏联问题专家》。

除了他的学生，他的同事、同学一样改变了世界——亨利·基辛格、萨缪尔·亨廷顿……布热津斯基还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大棋局》《大博弈》《大失控》无一不是全球畅销书，也成为外界掌握美国战略走向的参考书。

他的书一直为中国人所看重。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中国就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发行了《布热津斯基言论选》。他每一本畅销书也都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只是每本书的序言里都加上了类似“供批判用”或者“批判阅读、审慎阅读”的字样。当谈到中国是否可能寻求一种类似美国的世界地位时，布热津斯基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

前文我们回顾邓小平访美，其背后的功臣也是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20日，晚春时节，受命于民主党籍总统吉米·卡特，布热津斯基乘坐美国副总统专机抵达北京，磋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他首次访华。布热津斯基的助手米歇尔·奥森博格告诉他：“赶紧看看谁来接我们，如果是外交部长，就说明中国人把这次访问升级为更为重要级别了。”布热津斯基透过舷窗向外看，见是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不禁暗自高兴，推断自己这次访华应该不会像前一年访华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那样空手而归了。

多年后，他依然提起，中美围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磋商当时似乎难题成堆，其中台湾问题最为“敏感”, “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僵持了一些时间”。由于两国领导人的决心，尤其是邓小平关键时刻一锤定音，难题迎刃而解。

30多年后，布热津斯基对当时与邓小平的会谈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一次很长的会谈，我们进行了非常严肃的对话。”邓小平在会谈结束之际邀请他前往北海公园一家餐厅共进晚餐，这样的礼遇出乎他的意料，因为这并不在日程安排之中。

布热津斯基告诉新华社记者，晚餐时，邓小平表示了访美愿望。自己高兴地对邓小平说：“当您访问美国时可来我家用餐，这样我便有机会来回报您的这顿晚餐，而您也将有机会在一个美国家庭中享用一顿正宗的美式晚餐……他说‘我肯定去’。”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同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如约来到布热津斯基家中赴宴。

澎湃新闻网发出《布热津斯基的中国情缘》一文。文章回顾，1981年7月，布热津斯基曾应邀访华，携全家一起赴贵州、四川，沿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走访了遵义、娄山关、大渡河渡口和泸定桥等地。回到北京后，邓小平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观感，并深情地回顾了自己的长征经历。

回国后，布热津斯基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沿着红军长征路朝圣记》一文，写道：“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 “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之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他写道，长征是伟大的史诗，又“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离开政治舞台后，布热津斯基仍是活跃在华盛顿的战略智囊人物，并继续为美中两国发展双边关系提供真知灼见。2009年1月，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日前夕，布热津斯基说，中美在金融危机挑战面前各自承受国内压力，必须努力寻求只有以合作方式才能找到的共同解决方案。中美“富有建设性的相互依赖本就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关键源泉之一”。

2012年2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40周年纪念日前夕，布热津斯基强调，对于中美关系，“我们必须培育它，我们必须促进它，我们必须扩展它”。2013年5月，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前夕，布热津斯基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全球经济稳定和全球安全非常依赖于美中之间有一个健康、友好、合作和相互妥协的关系。”

2016年12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布热津斯基表示，与中国对抗不符合美国利益，与中国密切合作更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或中国均无法独自领导当今世界，与中国合作才能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最大化。“我不是预言家，”中美建交30周年时，布热津斯基谈及中美关系今后发展前景时说，“但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会更加精彩。”

（8）星罗棋布的美国亲华人士

美国是一个跟中国颇有渊源的世界超级大国。回顾历史，有太多值得让中国网民忆起的知名人士，其中尤以政治、军事和外交人物最多，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中美最终走到一起，实现了更大的合作，增进了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其中还包括：

赛勒斯·罗伯茨·万斯：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任陆军部长和国务卿。在其国务卿任内，正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87年3月，他与基辛格一起成立了“美中协会”，并共同出任主席。

小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美国军人、政治家，曾经出任尼克松访华的先遣小组组长、白宫办公厅主任和国务卿，人称“第37位半总统”。退出政界后成为电视节目《世界商业评论》的主持人和多家传媒公司董事。

杰拉德·福特：美国政治家、总统。1975年12月1日至5日，福特访问中国，是第二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2006年12月26日，92岁的福特病逝，是美国已去世总统中最长寿的。

詹姆斯·厄尔·卡特：美国政治家、总统，在任期间完成中美建交。卡特卸任后依然从事各种政治慈善活动，广泛地深入中国开展教育文化等交流活动，是美国最有成就的退休总统。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美国政治家、总统，也称“老布什”。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见证了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4年，出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乔治·沃克·布什：美国前总统，也称“小布什”。1995年至2000年期间，出任得克萨斯州州长。2001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任时期，发生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

文幼章：加拿大联合会传教士，曾担任美国军方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一生积极在西方世界正面宣传新中国，是第一位获得“中国人民老朋友”称号的外国人士。1993年11月27日，文幼章病逝，部分骨灰按照遗嘱撒在了大渡河中。

（二）美国智库与中美关系

近年，智库这个词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媒体和互联网上。智库（The Think Bank），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的专业研究机构，也译成“思想库”，用中国民间的大白话说就是“智囊团”。“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

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智库机构，发展水平高，也建立了一条与美国政治体制相匹配和适应的智库发展运作模式，比如资金募集与非营利运行模式，比如众所周知的“旋转门”，即政治人物与智库学者身份间的平滑过渡，所在党团执政或在野条件下的灵活转换等。

1．旋转门：现代智库的发源地

美国智库不仅仅对美国“两党”政治、内政外交、国计民生和国际局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贾敏认为，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主要体现在四方面：第一，为高层决策者提供应对世界事务的新思想、新思维。第二，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开放交流的研究型平台。第三，提供开放和交流的公共场所，打破党派和政治偏见的隔阂。第四，充当高层政策的阐释者、探路者和询问者。

与传统或纯粹的学术性研究不同，智库不仅要有高超的综合研究实力，更重在实施与推动，侧重学以致用和知行合一。贾敏认为，作为探路者和询问者的身份，指的是智库还可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搭建针对敏感话题和为冲突双方提供第三方调停的斡旋角色作用。智库起到了减压和提供“隐形走廊”的特殊作用。

在影响力方面，美国智库对外传播的三种渠道模式包括向上（决策层）输送策略建议、向下（社会公众）传递动态资讯与横向面对大众传媒扮演意见领袖，以此形成三位一体的信息传播瀑布流。随着传播渠道和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智库影响力的传播速度和透明度有了进一步提升。

在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中，也充分体现了其难以磨灭的贡献和特定功能。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这些重要的智库和延续几代的优秀智库学者和有识之士，就没有中美关系良性发展互动的今天。

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一下美国智库发展的概况。根据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的研究，尽管美国智库都声称是非营利的，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不进行游说活动。但从观点特点来看，美国智库主要可以按照意识形态分为左中右等不同派别。由于美国特殊的社会制度传统，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智库能够繁荣发展。为了保持智库的独立性，美国智库往往并不公开直接接受政府的资助。

美国智库的政治倾向正是与其所代表的政党或政治团体的政治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比如，保守派智库认为，美国是全世界传播美国文明的使者，需要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有损于美国民族主权的建议均表示敌意，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崇尚“实力政策”，市场不应受到政府干扰的小政府主义。减税、低社会福利政策。他们反对堕胎、同性恋合法化等政策。比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家庭研究委员会、胡佛战争革命和平研究所、进步与自由基金会、国家政策分析中心等大都类似。

其次，自由派智库则认为，美国沉浸于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状态必须结束，应该大规模削减军事开支，停止武器研制和生产。只有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明显的直接威胁时，美国才可以对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武装干预。他们主张加强美国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加强全球合作，减少国家间的冲突，通过增加税收提高社会福利，致力于消灭贫富差距，实行大政府主义。比如美国进步中心、世界观察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所、政治与经济研究联合中心、国防情报中心等皆属此类。

当然，还有诸如全球知名度比较高的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自由论坛、进步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所，大都被划入了意识形态中间派。此外，观点倾向偏右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兰德公司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中间偏左的则是城市研究所等。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多为党政背景附属研究、市场研究或教育研究机构，发展水平和运行机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越来越重视现代智库的建设和重要作用的发挥。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智库做出批示。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由此，我国也进入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高速发展期。

有人称，事实上，中美之间虽有100多个对话交流渠道机制，但仍远远不能覆盖所有重要领域。中美智库交往的确在两国间增加了互动沟通的便利渠道。如2016年7月5日，一场汇聚了众多精英学者的“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在华盛顿召开。这场对话会距离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仅剩一周时间。对于该仲裁案，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则屡放狠话，选边站，导致近年南海问题升温。中美两国智库通过邀请重量级嘉宾深入交流，缓和局势，被媒体称为举足轻重。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也积极搭建国际智库合作交流平台与网络，取得积极进展。

2．美国智库界中国问题专家

除了前文我们提到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及其咨询公司，美国还有大量如雷贯耳的智库名家，在推动中美合作与双边关系发展方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比如布热津斯基、费正清、傅高义、鲍大可等。眼下，有不少新的年轻学者也脱颖而出，还有不少华裔或有在华经历者，女性数量有所增长。

此外，美国著名汉学家或“中国通”有不少，常常被媒体和网友提起的有：费正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鲍大可（中国问题专家）、施乐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傅高义（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史景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理查德·西尔斯（“汉字与词源”网站创办者）、魏斐德（原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宇文所安（哈佛大学教授）、季北慈（中国问题专家）、芮玛丽（耶鲁大学顾问）、白鲁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卢公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芮沃寿（佛教研究学者）、杜赞奇（芝加哥大学教授）、德效骞（牛津大学教授）、牟复礼（美国儒学学者）、费慰梅（中国艺术与建筑学者）、傅汉思（耶鲁大学教授）、柔克义（美国外交官）、恒慕义（美国公理会教士）等。

（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出生于美国，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他的博士论文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观点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权威。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费正清后来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35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费正清此次来华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务是了解西南联大（主要是清华）的情况，也见见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陈福田等。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

早在1966年，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就已开始编写，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12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费正清是两位总主编之一。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此外，他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很多，善于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阐述问题。

（2）鲍大可

鲍大可（A.DoakBarnett,1921-1999），是美国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毕生致力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一生撰写和编辑了大量的学术论著，为世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学术遗产。1921年生于中国上海，与已故的费正清和现在加州的施乐伯，并称为美国的“三大中国通”，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开创者。从对美政府中国政策的影响来看，鲍的地位似较费、施二人犹有过之，对中共“围堵而不孤立”的策略即由鲍大可设计而由行政当局采行的，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美国政学界，也有人将其与50年代美国围堵苏联的策略相比。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先供职于香港美国总领事馆任新闻官，后担任美国各大学在港办事处研究员，后期任福特基金会香港国际训练及研究计划主持人，对赞助和策划中国内地的政经研究颇有贡献，在此之前，他亦曾任国务院外交学院区域研究项目主任。40岁时（1961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聘，担任中国政治教授。

20世纪60年代美国长久以来孤立中共，视北京政权为过眼云烟的政策开始动摇，参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傅尔伯莱特于1966年3月召开美对中国政策的听证会，邀请当时美国学界顶尖的中国专家如费正清、施乐伯和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戴德华等作证，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教授兼东亚研究所代理主任的鲍大可是首日听证会（3月8日）发言的第一人，鲍的分量和美国会对他的重视可以想象。后来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担任亚洲资深主任的李侃如，卡特时白宫的中国专家、参与美中建交谈判的奥森柏格均是鲍大可任教哥大时的门生，他在海峡两岸产生影响的中国学生则是民进党“立委”张旭成和纽约大学的熊玠教授。他卧病期间，李侃如曾去医院探视，虽在病中仍心系中国，对当时的中美关系引以为忧，不过他还是表示审慎的乐观。

在哥伦比亚执教八年后，他于1969年应聘来华府，加入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这时正是尼克松上台，开始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鲍大可曾受邀到白宫，与费正清、戴德华等与尼克松进行深入的私下恳谈。据《纽约时报》刊出的讣闻说，他曾透露在白宫和尼克松辩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好处。在布鲁金斯学术生涯近尾声时，亲台的保守大将里根入主白宫，出售高性能战机给台湾成为中美争执的焦点，鲍氏执笔写了篇有关美国对台军售的专论（1982年出版），极力反对出售高性能战机给台湾，台北甚感头痛，视其为亲共敌视“中华民国”的“中国通”。1982年鲍氏离开布鲁金斯研究所转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任讲座教授，1989年退休。退休前，曾发表回顾研究中国40年学术生涯的演说，提到“对个人所学并不满意，必须继续学习以求了解中国”。

有观点认为，鲍大可对台湾当局的印象不良由来已久。幼年时期鲍氏曾目睹国民党治下中国的贫穷腐败与战祸频仍。鲍大可从耶鲁大学（获学士及硕士学位）毕业后，1947年以《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及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的双重身份重回中国，他的报道记录了国共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并于1950年才离开中国。

他勤于治学，著述极丰，出版专著20多本。早期著作有《共产经济的策略：大陆中国的崛起》（1959）, 《共产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1960）, 《毛以后的中国》（1967）, 《不确定的航程：中国过渡到后毛时代》（1974）, 《中国政策：老问题、新挑战》（1977）, 《从全球看中国经济》（1982）。晚期的论著有《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结构与过程》, 《中国的大西北：四十年来的变化》，最后的著作是和中国学者合写的《重新认识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

（3）施乐伯

罗伯特·安东尼·斯卡拉皮诺（Roberty Anthony Scalapino），生于1919年10月19日，2011年11月1日逝世，中文名施乐伯，生于美国堪萨斯州利文沃思（Leavenworth），美国著名汉学家与政治学者，专长在于东亚政治与外交。他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创办者与主席。在我国互联网上，有关施乐伯的信息要少于傅高义和鲍大可，这可能与施乐伯与中国相关人士的公开交往略少、旅居中国时间较短有一些关系。但由于施乐伯丰富的研究成果与巨大的影响力，丝毫没有影响其学术地位。

比如，1959年，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The Conlon Report），施乐伯是东北亚章节的主笔，他主张美国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施乐伯曾就越南、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发表过39部著作以及553篇文章，其中包括：《战前日本的民主和政党运动》（1952）、《当代日本的政党和政治》（1962），以及与另一人合著的获得伍德罗·威尔逊奖的两卷《社会主义在朝鲜》（1972）。他曾于1962年至1996年担任学术期刊《亚洲概览》（Asian Survey）的编辑。2008年，施乐伯出版了回忆录《从莱文沃思到拉萨——活在革命的时代》（From Leavenworth to Lhasa—Living in a Revolutionary Era），而他在书名中突出拉萨，大概是表示此生连世界屋脊西藏都去过了，应该是了无遗憾了。

（4）傅高义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男，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是傅高义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进行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作者还拟在若干年后再写一本关于20世纪90年代广东的续集，后者作者将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粤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2012年3月，傅高义花了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时代》，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关于中国事务的著作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入围，但未能获奖。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那年夏天，傅高义希望“做一些能有所贡献并能延续的事”。傅教授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具有研究中日关系的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课题。

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傅高义说，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是保持东亚地区和平和繁荣的主要力量。2013年3月23日上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