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在十九世纪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维克多·雨果可以说是最璀璨的一颗明星。他是伟大的诗人，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小说家，又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和领袖，他的《〈克伦威尔〉序言》被视为“浪漫主义宣言”和“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他的戏剧《艾那尼》首演成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的胜利。

雨果的一生（1802—1885）覆盖了十九世纪的四分之三。他目睹了拿破仑帝国的兴衰、波旁王室的两次复辟、第二帝国的成败以及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也就是说，他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彻底战胜和消灭封建势力，直至建立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他自己的思想也逐步完成了从保王主义、自由主义到共和主义的过渡。

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派小说，于一八三一年初版问世，此时正值雨果在一八三〇年革命影响下，从保王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因而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意识和对人民群众的赞颂。小说以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通过一个纯洁无辜的波希米亚女郎惨遭迫害的故事，揭露了教士的阴险卑鄙、宗教法庭的野蛮残忍、贵族的荒淫无耻和国王的专横残暴。作者明确指出，迫害爱斯梅拉达的，首先是教会的当权人物——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他因自己罪恶的欲念得不到满足，便疯狂地陷害这个无辜的少女；其次是宗教法庭，他们以偏见迷信为依据，严刑逼供，制造冤案；还有贵族公子弗比斯，从精神上摧残、打击了这颗纯洁的灵魂；最后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高体现者——国王——则亲自下令“绞死女巫”，并残酷镇压了企图救助爱斯梅拉达的人民群众。

作为浪漫派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巴黎圣母院》处处体现了雨果所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即使源于现实生活，也被大大夸张和强化了，在作家的浓墨重彩之下，构成了一幅幅绚丽而奇异的画面，形成尖锐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

《巴黎圣母院》的情节，始终围绕着三个主要人物展开：波希米亚女郎爱斯梅拉达、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和敲钟人伽西莫多。

善良美丽的少女爱斯梅拉达是巴黎流浪人的宠儿，靠街头卖艺为生。她天真纯洁，富于同情心，乐于救助人。因为不忍心看见一个无辜者被处死，她接受诗人甘果瓦做自己名义上的丈夫，以保全他的性命；看见伽西莫多在烈日下受笞刑，因口渴而呼号时，只有她对这个丑怪的敲钟人表示怜悯，把水送到他的唇边。这样一个心地高贵的女孩，竟被教会、法庭诬蔑为“女巫”、“杀人犯”，并被判处绞刑。作者将这个人物塑造成美与善的化身，让她心灵的美与外在的美完全统一，以引起读者对她的无限同情，从而产生对封建教会及王权的强烈愤恨。

克洛德副主教道貌岸然，表面上德行高超，过着清苦禁欲的修行生活，而内心却渴求淫乐，对世俗的享受充满妒羡。他自私、阴险，为满足自己的欲念不择手段：他指使伽西莫多劫持爱斯梅拉达；他得不到爱斯梅拉达的爱情便想将她置于死地。他愈是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人们的欢乐，便愈是仇恨世人，仇恨一切。他煽动宗教狂热，制造迷信，散布对波希米亚人的偏见，伙同王家检察官残害人民。这个人物是宗教伪善和教会恶势力的代表。然而作者刻画这个人物时，既把他看做罪人，又把他写成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牺牲品。作者企图说明，一个卑劣的灵魂如何因受反人性的宗教戒律的束缚而变得更加邪恶。

伽西莫多的形象和克洛德副主教恰恰相反，他外表丑陋，内心崇高。他也爱慕爱斯梅拉达，但完全不同于副主教那种邪恶的占有欲，也不同于花花公子弗比斯的逢场作戏，他对爱斯梅拉达怀着一种混合着感激、同情和尊重的柔情，一种无私的、永恒的、高贵质朴的爱。这个驼背、独眼、又聋又跛的畸形人，从小就受世人的歧视与欺凌。克洛德收养了他，像使唤奴隶一样役使他，他也就像一条忠心的狗一样盲目服从主人的意志。但在爱斯梅拉达那里，他第一次体验到了人心的温暖，这个外表粗俗野蛮的怪人，从此便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热情寄托在爱斯梅拉达身上，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为她赴汤蹈火，可以为她的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种推向极端的美丑对照，绝对的崇高与邪恶的对立，使小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能卷走读者的全部思想感情，也许这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魅力所在。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巴黎最下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群。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但在他们的“社会”里，却可以找到上层社会所罕见的互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与路易十一所统治的上层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些“粗野”、“卑贱”的人们中，爱斯梅拉达受到爱护、尊重；而在那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中，她却受到惨无人道的凌辱、迫害。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救出爱斯梅拉达而攻打圣母院的场面，写得慷慨悲壮、惊心动魄，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七月革命中巴黎人民显示的英勇精神和巴黎人民捣毁圣日耳曼教堂和巴黎大主教府的事件。小说写到这里，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预言人民将起来捣毁巴士底狱，暗示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爆发。

艾珉

一九九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