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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爷爷不断写信要他们去的。爷爷的信一封封寄到南方，要母亲带着儿子一起到北方来。爷爷说他一个人也孤独寂寞得很，爷爷说“你们母子俩也一定过得很艰难”，爷爷说他老了，故土难离，“你们来吧，到北方来我们一起生活”。爷爷的信里说，他已经弃政从农，他决定弃政从农倒主要不是局势所迫，而是这么多年党党派派见得多了，累了，也腻了，且自觉身心俱老，昏聩无能，碍手碍脚的跟不住潮流了。爷爷在信里说，自幼读陶渊明的诗，到了这把年纪方才体会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宽坦清静的真境界。爷爷的信里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爷爷说自古及今，兵伐政治，鹿鼎频争，无非是打天下坐天下，朝朝代代，谁不说着天下为公，可天下几时为公过呢？英杰豪勇，伟略雄韬，争为天下君罢了。为天下君何如“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爷爷说，思来想去，莫若退隐归耕。爷爷信中说：他再没有什么亲人了，若能与小孙孙在一起，终日为嬉为戏，也就可以无憾无怨安度晚年了，“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以后有过一次机会，母亲把这些信拿给Z的叔叔看，想让他知道爷爷的心态。叔叔看罢那些信，劝母亲不必担心。叔叔再把那些信扫视一遍，笑笑说：“他发泄发泄不满罢了，无非说明了一个阶级的穷途末路。”叔叔说，像爷爷这个年纪，真要他脱胎换骨也不可能。叔叔说：“别让孩子受了他的影响，这倒是大事。”

爷爷在国民党政权中做过什么官？不详。他要么是做过很大的官，大到解放军来了也不杀他，杀了反而影响不好；要么就是官职太小，小到不足为患，小到属于团结教育之列。但据其信中“退隐归耕”一节推断，他也可能是起义人员，并在新政权中应邀占一个体面而闲适的职位。

叔叔却是共产党的人，一个老党员，我们常说的老革命。但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毋宁说是个概念。在我从少年直至青年的心目中，他曾是一个肃穆、高贵的概念，崇敬之心赖以牵动的偶像，他高高大大不苟言笑坐落在一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里。然后不知何时，我记得我一如既往地仰望他，他却从那片概念里消失掉，我未及多想，又见他从那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若使他从一个概念中活脱出来，他就不见得还是他，不见得单纯是Z的叔叔了，我眼前便立刻出现好几个人的形象，并且牵系着很多人支离破碎的故事。截止到我想把Z的叔叔写进这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都还在，他们都还活着，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变动着心绪和情感，以不同的方式度着晚年。他们当中的一个，随便谁，都让我想起并且决定写下Z的叔叔。他们当中的故事，随便谁的故事，都可能是Z的叔叔的以往或继续。

Z的叔叔高中没毕业便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那年他十八九岁，正逢学潮，他不仅参加了而且还是一方学生的领袖，学潮闹了五六个星期，闹到他被开除学籍，闹到他与Z的爷爷同时宣布废除他们的父子关系，闹到官府出动警察镇压并通缉捉拿几个闹事的头头儿。通缉捉拿的名单上有Z的叔叔。一天他半夜偷偷回到家，在哥哥（Z的父亲）协助下隔窗看了一眼病势垂危的母亲，之后，哥哥想办法给他弄了些钱，瞒着家里所有的人送他走了。“你，想到哪儿去呢？”“找共产党。”“他们在哪儿你能知道？”“哪儿都有。哥哥咱们一起走吧，你那些报纸那些新闻不过是帮他们欺骗民众罢了。”哥哥再次阐明了自己一个报人的神圣职责和独立立场，兄弟俩于是在午夜的星光下久久相对无言，继而在夜鸟偶尔的啼鸣中手足情深地惜惜而别，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这情景当然都是我的虚拟，根据我自幼从电影和书刊中对那一代革命者所得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