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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的“文革”中，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出一件事，成为Z的叔叔被打倒的重要因素：一九四八年末，大约与Z的父亲离开这块大陆同时，Z的叔叔在解放军全面胜利的进攻途中，特意绕道回家看过一次Z的爷爷。他在家只待了一宿，关起门并且熄了灯，据揭发者说，他和他的反动老子嘁嘁喳喳一直谈到天亮。“对，就是他，就是他！”揭发者后来跳上台继续揭发说，“我认得出他，他现在老了，长得越来越跟他的反动老子一模一样。他是个叛徒！他必须老实交待他都跟他的反动老子说了什么，他都向敌人泄露了我们的什么机密！”造反派们愤怒地呼喊口号：“老实交待！老实交待！打倒内奸！打倒叛徒……”一些虔诚的保“皇”派如梦方醒地啼哭，形势跟当年斗争土豪劣绅异曲同工。揭发者受了鼓舞，即兴地写意了：“他和他的反动老子密谈了一宿，然后为了掩人耳目，趁天不亮跳后墙溜跑了。”台下群情激愤，数不清的胳膊和拳头一浪一浪地举起，把一句反诘语喊出了进行曲般的节奏：“中国有八亿人口！——”“中国有八亿人口……人口……人口……人口！……”“不斗行么？！——”“不斗行么……行么……行么……行么？！……”我曾经坐在这样的台下。我曾经挤在这样的人群中，伸长着脖子朝台上望。皮带、木棒、拳头和唾沫，劈头盖脸向着一个老人落下去。我曾经从那样的会场中溜出来，惶惶然想起我和画家Z都可能见过的那座美丽的房子和它的主人，神秘、高贵的那座房子里优雅的琴声是否还在流淌？但我并没有来得及发现，一个偶像是在哪一刻从他所坐落的那片概念里消失的，抑或是连同那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一同消失的。

当他再从他所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屈服，他已变为凡人，他孱弱无靠听任造反者们把种种罪名扔在他头上。他想反抗，但毫无反抗能力。

Z的叔叔承认：一九四八年，那个深夜，他劝他的反动老子把一切房产、土地都无偿分给穷人。他说他劝爷爷：“然后你不如到什么地方去躲一躲，要不，干脆出国找我哥哥去吧。”他说他对爷爷说：“坦率讲，凭你当年的所作所为我没必要再来跟你说什么。”他对他的反动父亲说：“我不是为你，懂吗？我是冲着母亲的在天之灵！”Z的爷爷一声不响。Z的叔叔喊：“你就听我一句吧，先找个什么地方去躲一躲。否则，坐牢、杀头，反正不会有你的好！”这一下爷爷火了，说：“把房产土地平均分给大家，这行。但是我不逃跑，我没必要逃跑！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为什么要跑？谁来了事实也是事实！”爷爷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地作证，我自青年时代追随了中山先生，几十年中固不敢说赴汤蹈火舍死忘生，但先总理的理想时刻铭记于心，民族、民权、民生不敢须臾有忘，虽德才微浅总也算竭尽绵薄了。我真不懂我们是在哪一步走错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来这苦难的民族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呀？如今共产党既顺天意得民心，我辈自愧不如理当让贤。如果他们认为我该杀，那么要杀就杀吧，若共产党能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我一条老命又何足为惜？！”“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与交待到此为止。因为台下必定会喊起来：胡说！胡说！这是胡说！这是小骂大帮忙！不许为反动派歌功颂德！肯定会这样。甚至会把那个得意忘形的揭发者也赶下去，或者也抓起来。

但这只是一个故事的上半部。

断章取义说不定是历史的本性。

十年之后在为Z的叔叔举行的平反大会上，这个故事的下半部才被选入史册。……在爷爷自以为清白无辜，老泪纵横地慷慨陈词之后，事实上叔叔的立场绝对坚定。叔叔冷笑道：“你说什么，你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你敢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吗？”爷爷居然不敢。他们同时想起了叔叔是怎样参加了革命的。叔叔说：“那年闹学潮，你都干了些什么？”叔叔说：“你们口口声声民族、民权、民生，为什么人民抗议营私舞弊，要打倒贪污腐败的官僚卖国贼，你们倒要镇压？”爷爷嗫嚅着说：“我敢说我的手上没有血。”叔叔说：“那是因为你用不着自己的手！”爷爷说：“不不，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干。这由不得我呀！”叔叔说：“但是他们就那样干了，你还不是依然和他们站在一起吗？”爷爷不再说什么。叔叔继续说：“你又有什么资格去叫喊‘天下为公’？你有几十间房，你有上百亩地，你凭什么？你无非比那些亲手杀人的人多一点儿雅兴，吟诗作画舞文弄墨，写一幅‘天下为公’挂起来这能骗得了谁？”爷爷无言以对。叔叔继续说：“就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你又娶了一房小，你仍然可以说你的手上没有血，你可以坦坦荡荡地向所有人说，我的母亲是病死的，但是你心里明白，你心里有她的血！”那时爷爷已是理屈词穷悲痛欲绝了，叔叔站起身凛然离去……平反会开得庄严、肃穆甚至悲壮，主席台上悬挂国旗、党旗，悬挂着几个受叔叔牵连而含冤赴死的老人的遗像，周围布设着鲜花。但是不等大会结束，Z的叔叔就走出了会场。不过他没有再走进那片恢弘和苍茫中去，他就像当年的我——就像一个才入世的少年一般，觉得世界真是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