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研发行为的相关研究
2.2.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背景和概念内涵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显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这主要归功于全球贸易份额、金融和劳动力流动的前所未有的增长。但是,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一些学者认为,从经济发展历史的长周期来看,目前的世界经济正步入一段衰退阶段,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呼唤,也意味着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开启。为了迎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以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未来的产业发展,瞄准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选择那些潜在市场大、带动能力强、吸收就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加以培育,从而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中国政府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提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举措。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对于战略性,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认为,战略性是针对整个经济的结构调整而言的,因此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导向性。对于新兴性,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就曾进行分析,将新兴产业界定为新出现的、源自科技创新和新的市场需求的产业。苏东水(2000)指出,新兴产业是技术层次尚在萌芽阶段,符合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并在未来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陈洪涛等(2008)提出,新兴产业是在高新技术开发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技术、智力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它承担了新的社会生产分工职能,具有高智能、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张少春等(2010)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求归纳为四个方面:技术门槛高、综合效益好、市场潜力大、带动系数大。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学术界也进行了探讨。张少春等(2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建立在科技重大突破基础上,具有较高的知识密集度,同时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具有比较优势,有条件发展成为支柱产业,能够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鉴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肖兴志(2011)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初步构建了一套可供参考的指标体系。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中指出,现阶段要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2.2.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与溢出
创新和产业演进、经济转型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求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首要外部因素,这其中,产业体系的不断完善是一个必经之路,而创新模式也会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演进。Nelson & Winter(1982)指出,产业演进的过程不仅受到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而且与企业的创新行为直接相关。由于技术创新存在大量的外部经济效应(原毅军和董琨,2008),创新主体之间除了直接的业务关系和财务关系之外,还可以衍生出大量的有价值的机会、信息等资源。这些衍生资源的扩散,有利于产业的突破和形成,进而诱导出大量的相关创新和进一步扩散。
在经济增长向其他经济体外溢的过程中,技术扩散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包括:贸易、金融和移民过程中的知识传播,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转移过程中的技术的直接扩散等。除了技术扩散,通过模仿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如鼓励企业研发或采取新技术的制度以及限制企业采取某种技术的制度,同样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Rodrik et al.,2004)。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能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则有可能陷入持续滞后的“后发陷阱”,主要表现为受制于或依赖于外部产业结构升级(Gerchenkon,1979)。
2.2.3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演进和研发网络
关于产业协同演进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特别强调了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作用,认为协同合作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模块化组织是产业分工系统中出现的一种中间组织形态,也是产业协同演进的一种方式。Langlois & Robertson(1992)从产品制造的角度,最早把模块化的企业生产网络基本分为两种类型:核心生产网络和分散生产网络。在核心企业协调型网络组织中,核心企业居于领导地位,通过协调各个成员企业之间的运作,发挥职能集成和产品集成的作用。而分散型网络组织中,并没有一个居于领导地位,承担整合和集成作用的企业,各个成员企业根据其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有目的地向承担价值链中下职能的企业提供信息和转交活动产出。
随着集成化、模块化、网络化创新的日益兴起,技术创新活动也日趋复杂化。Rothwell(1994)认为,现在对技术创新过程机制的认识,已经从简单的线性模型演变为复杂的相互作用模型。Iansiti(1997)指出,技术集成一般被定义为以创造技术多种选择与技术应用背景之间的匹配为目的的调查、评估与改进等一系列活动,其本质在于有效整合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而模块化创新则在于通过创新价值链结构,在某一环节实现研发的专业化,实现创新价值链的可分性、共享性和可组合性(陈向东等,2002)。模块集中化是指按照某种联系规则将可进行独立设计的模块统一起来,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青木昌彦等,2003)。关于模块化创新的优势,Langlois(2002)认为主要是通过产品架构突破创新实现产业标准化控制,并实现围绕架构连续增量创新的可能性。青木昌彦(2000)则认为,模块化创新的优势在于对于企业和产业边界的改变,对专业化分工合作、外包、联盟迅速发展的促进。在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对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掌控将成为产业组织形态演变的焦点,在全球价值链中领导企业掌握着战略环节的控制权,而供应商则处于被领导地位,整个价值链中参与企业的力量是不对称的,从而呈现出金字塔形的力量和治理结构(Sacchetti & Sugden,2003)。根据Feenstra(1998)和刘林青等(2008)的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过程按照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产品生产的垂直解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环节和功能上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产品生产按资源要素禀赋在全球重新布局的过程;另一个是贸易的整合,是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统一市场的过程。
有关研发网络的研究也日趋丰富。研发网络之所以得以形成,是因为研发网络节点企业之间由于网络合作关系而呈现出一种“1+1>2”的协同效应:通过组建企业研发网络,企业可以在专注和发挥自己核心能力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网络节点企业的能力扩展产品功能,形成技术组合优势,发挥研发资源的协同效应,实现技术突破(Bayona et al.,2001; Miott et al.,2003)。通过合作,可以创造出价值使合作者共同受益,这种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所无法实现的(Teece, 1992)。蔡文彬(Tsai,2001)曾采用石油化工企业的数据,从网络合作的视角研究了知识转移的问题,验证了吸收能力和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和绩效有显著的作用。Schilling等(2007)则采用11个产业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网络结构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他们发现高聚类性和高接近性的合作网络中的企业具有更好的知识产出。Capaldo(2007)在研究了网络关系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后发现,在知识密集型合作网络中,企业获取网络能力的核心在于构建大量的外围异质性弱联系和核心圈的强联系。任胜钢等(2011)利用331份企业数据研究发现,网络嵌入结构(structure of embeddedness)对渐进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突变式创新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些研究表明,研发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研发模式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关注,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开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也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推动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2.2.4 研发网络的形成机制和网络嵌入理论
在有关研发网络的研究中,关于研发网络形成机制的研究是最具基础性和理论意义的内容之一。关于研发网络形成机制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视角。比较经典的一个视角是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各企业主体间形成研发网络,通过网络联结和协调机制使得资源和信息实现共享,进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Williamson(1985)在其书中提出,网络的形成实际上是一种治理结构的选择,因为从交易费用视角来看,网络关系的建立使得网络成员间互相信任,在知识、技术上相互依赖,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搜索、沟通、谈判、监督等成本都会下降,因此具有其经济合理性。Podolny(1998)也指出,网络型的组织结构,与市场或者科层结构组织形式不同,这种结构不仅能够促进企业间的相互学习,而且与其他机构的网络关系还能带来自身地位的提升。这实际上是通过网络同盟关系使得交易成本降低,进而带来效益的提升。在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研发网络形成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通过网络合作关系和协调机制来降低交易成本。
另一个视角是从网络结构的角度出发的。基于对网络结构的研究,Burt(1992)提出了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的概念,指出网络中处于高关系密度区间的网络位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称之为“结构洞”。他认为,行动者在网络合作中所获得的收益(包括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与其所拥有的结构洞数量成正相关。在此基础上,Gordon Walker等(1997)研究了社会资本、结构洞和产业创新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总结出网络形成机制的两个相对的动力因素。其一是网络成员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其自身具有的网络结构地位,是社会资本对网络结构的作用;其二是网络成员根据自身收益最大化而选择网络结构,从而引发网络结构的演变。他们认为,生物技术创新网络就是一个以合作网络为基础的例子,其形成过程主要受社会资本的影响。但市场交易网络的形成,则更多地受到结构洞的影响。
第三个典型的视角是网络嵌入视角。“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是1985年由Granovetter(1985)提出的,他认为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忽略了市场也有社会关系构成的秩序,因而应该从网络嵌入的角度研究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后来,Ostgaard & Birley(1996)基于英国集群企业的研究,发现商业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交叠现象,从而证实了商业关系、创新行为的社会网络嵌入性。随后,Uzzi(1997)进一步指出,经济行为都是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环境中发生的,是基于信任而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在网络嵌入视角下,研发创新活动的主体都存在于社会经济网络和关系网络中,以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相互连接并相互影响。本书正是基于网络嵌入视角来探讨研发网络的形成机制问题。
网络嵌入是指单个主体的经济行为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是对主体间相互联系内容的研究。1985年,Granovetter(1985)首次将社会和经济层面的网络嵌入微观化到个体和群体行为中,认为人类行为是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后来他进一步将网络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大类,从而建立了网络嵌入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有关网络嵌入形成的文献,本书将它们分为网络嵌入过程、网络嵌入的驱动因素以及网络嵌入程度三个方面。
在网络嵌入的形成演化过程方面,Granovetter(1992)和Gulati(1998)将网络嵌入过程诠释为交易各方相互理解、信任和承诺,进而达成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形成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基于相互信任、通过信息共享来共同解决问题。而Gulati(1999)则进一步从网络结构的角度研究网络位置与组织学习的关系,认为网络嵌入是网络资源与企业能力的互动交流的过程。
网络嵌入的驱动因素也同样吸引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力,因为嵌入的驱动因素直接影响到嵌入的程度以及关系纽带的质量。驱动因素可以大体上分为网络资源驱动和网络关系驱动两类。网络资源驱动学说主要强调网络合作带来的一些关键性战略资源,而获取这些资源正是企业试图嵌入某个网络的动因之一。Nahapiet & Ghoshal(1998)研究指出,技术资本、商业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战略性资源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也是促使企业与其他企业建立联系、促成网络嵌入的驱动因素。网络关系驱动方面,Mowery等(1996)则指出关系优势是驱动网络嵌入的关键因素,认为合作各方的联结关系越强则信息交换越频繁,因而学到的知识、获取的资源也越多。廖列法等(2011)运用计算机仿真方法研究了网络信息对称性对网络嵌入的影响,发现不对称信息下高嵌入性网络倾向于形成路径依赖,对知识学习的抑制程度高于低嵌入性网络。王文平等(2013)也注意到网络中关系强度的作用,采用多主体建模与仿真方法研究了不同变化策略下动态关系强度对知识流动的影响。杜健等(2011)则采用探索性案例的方法证实了多样性、信任、共同解决问题和承诺等不同网络嵌入属性分别对知识获取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Uzzi(1997)也是关注网络嵌入关系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网络嵌入具有信任、优质信息共享及共同解决问题三个特点,有助于组织间无形知识的转移和组织学习,而信任关系可以促进学习成效、降低伙伴的投机行为。但他提出的“网络嵌入悖论”认为关系并不是越强越好,而是有一个最优的嵌入程度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网络关系是最合适的,由此引出了网络嵌入程度最优化的问题。
在网络嵌入程度的研究方面,Uzzi(1997)通过对23个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的嵌入程度与企业绩效呈现倒U形分布,因此他认为网络关系并不是越强越好,网络嵌入的理想程度应该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嵌入程度太弱会导致合作关系无法形成或者难以为继,而嵌入关系过强也会影响企业绩效。为了更清晰地描述网络嵌入的程度,McEvily & Marcus(2005)用信任、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三个维度来表征网络嵌入程度,研究表明,这三者均能有效促进企业提升能力,但作用机制不同。
2.2.5 其他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验的借鉴
近年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争相制定科技发展的国家战略,尽力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制高点。戴淑庚(2003)研究了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模式情况。杜茂华、高文玲(2010)就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问题,对中日两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郭怀英(2010)对日本发展环保产业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对促进经济转型的启示。李洪江(2008)捕捉到了日本风险投资的一些新变化,并基于此对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展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