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不同导向——浙江与湖北的比较

一、起点的不同与行为模式的差异

浙江在旧的计划体制下国家基本不投入，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这使得浙江在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基层的力量，必须首先从二元矛盾最尖锐的农村突破，从体制外突破，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因此，浙江工业化的路径基本上是自下而上，“小河有水大河满”，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以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为创业和发展的主体、以富民为根本目标、富民带动强省的“民本经济”道路，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湖北作为老工业基地，既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更是旧体制、旧观念最顽强的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对国家、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已形成巨大的惯性。人们曾形容湖北经济特点是“大（企业）、全（全民所有制）、重（工业）”，这也是多年来湖北经济的主要依靠。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这些曾经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们思维和工作的“定势”，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国有企业长期陷于政企不分的体制，难以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实质上是乡镇政府包办下的“二国营”。在以政府行为为主的经济环境下，广大群众自主创业的主体作用十分薄弱。一些地方不是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到千方百计地形成群众性创业活动，激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上，而是把财政税收看得比普遍的“富民”更重要，一些穷县个体经营者的税费负担往往比城市还要高。湖北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巨大惯性，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大河有水小河满”，更多地依赖政府作用的“官本经济”道路，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湖北远远弱于浙江。

二、工业化模式的差异与结果的反差

不同的路径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浙江大量农民、群众在转化为业主、职工的过程中迅速提高了富裕水平和发展能力，成为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生机勃勃的主力军，这也使得浙江的县域经济空前活跃，成为全省发展的主要支撑。湖北与浙江反差最大的，正是群众的富裕水平和创业能力、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见表1-5）。

表1-5 湖北与浙江群众富裕水平和县域经济有关数据的比较

浙江以广大群众为创业主体的“民本经济”，不仅直接拉动了从家庭手工起步的乡镇工业发展，而且有力推动了民间资本的积累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使得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持续活跃，又有力地推动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升级。浙江民间资本的雄厚和民间投资的活跃、消费需求的旺盛和不断升级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使浙江经济发展能始终保持较强的需求拉动，形成“消费拉动消费工业，消费工业拉动投资、投资拉动投资品工业”的良性机制。而这正是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投资拉动生产、生产满足消费”运行机制的根本之处。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是以政府投资为起点的，强调的是政府的投资实力，即“强政府”；而市场经济则是从消费这一最终需求为起点，它更强调民众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即“富民”。基于民众的消费能力，并转化为投资能力，是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机制的根基。仅仅从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民本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实行“拨改贷”政策，我国大多数地区转而以政府干预下的银行贷款作为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而坚持“民本经济”的浙江则走的是主要依靠民间资本积累、依靠市场机制发展的路子。1995年，在GDP已高出湖北1200亿元的同时，浙江银行贷款总额却低于湖北430亿元，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湖北20个百分点。与低负债率相对应，浙江企业和居民金融资产的大幅增长，2001年浙江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高出GDP总额2340亿元，而湖北却是低于GDP总额430亿元。可见，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本支持，主要来自自身高效的资本积累机制。群众性创业主体的自我资本积累能力、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正是浙江强劲的内源性增长动力的主要支撑（见表1-6）。“富民”有力地带动了强省。

表1-6 湖北与浙江消费、投资和社会资本增长的比较

湖北与浙江不同。基层、农村、县域经济的薄弱和广大城镇居民、农民的低收入相对应，民不富则需求不旺。湖北民间资本的薄弱、民间投资的乏力和消费水平的低下，直接导致湖北需求拉动疲弱，这也正是湖北内源性增长动力难以强化的主要根源。湖北省发展过去靠国家，后来靠贷款，现在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都“靠不住”了，内源性的消费、投资、积累能力的薄弱就尖锐地凸现出来了。它对全省产业的发展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形成了根本性的制约（例如技术改造投资持续疲弱），从而又导致湖北产品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下，难以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的市需求拉动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湖北工业产品已从净调出转变为净调入，出口更是增长缓慢，2002年出口总额已从过去的中西部第一降为第四。

三、导向与启示

湖北与浙江的对比表明，“民本经济”所形成的内源性的强劲需求，是推进工业化及其发展进程的根本动力。尤其有说服力的是，以这种内源性增长动力为主的浙江，在发展速度和效益上甚至明显高于经济外向度高得多的广东和江苏（见表1-7）。

表1-71997～2002年浙江与江苏、广东有关数据的比较

尽管浙江引资水平大大低于广东和江苏，但依靠“民本经济”的力量，浙江己从当年资本奇缺的弱省转变成为资本输出的大省。据有关资料，浙江目前民间资本大约达5000亿元。浙江企业无论向国内还是国外的投资都是最活跃的。浙江“民本经济”所形成的资本积累机制不能不使至今仍为资本瓶颈深深困扰的湖北所叹服。它启示我们，克服资本紧缺的瓶颈，招商引资无疑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还需要尽最大努力不断加大力度。但仅靠这一手是不够的，在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如果千千万万群众特别是农民不能真正成为自主创业的主体，形成强劲的内源性资本积累和发展机制，是不能真正解决巨大的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简单计算，一个县要转移十万农村劳动力，至少需要近百亿元的投资（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3万元/（人·年）计算，十万劳动力需要有增加值30亿元、产值120多亿元的产业；即使按湖北省固定资产产值率较好时期的水平120%计算，也需要100亿元左右的固定资产），仅仅依靠招商引资是很难满足这一需要的。解决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同样如此，湖北省现有失业人员与可安置岗位差距巨大，至少有40万待业人员需要靠自主创业实现就业。更重要的是发展动力上的不同。湖北省招商引资最好的仙桃市与以本地创业为主的温州乐清市相比，尽管客观条件更优，但GDP仅为后者的60%，人均GDP仅为48%，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7%左右。十分明显，广大群众自主创业致富所形成的内源性发展动力，更带有根本性。然而湖北省不少地方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大力招商引资的同时，本地创业环境却十分落后，严重制约了本地百姓的创业积极性。有资料显示，湖北省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1998年为236万人，以后逐年递减为2001年的155.5万人，三年下降了80万人。在本地大多数企业和群众发展艰难的环境下，外来企业也“孤木难成林”。只有把推进工业化的根本立足点放到以“富民”为根本目标、以千千万万群众特别是农民为自主创业致富的良好的环境上狠下功夫，着力形成“富民带动强省（县）”的机制，才是推进工业化的根本之道。

（据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湖北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比较与启示》编写，原文载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发展研究》,2003年8月20日，第28期；姜平：《关键在于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浙江给我们什么启示》——分别载《湖北日报》2003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第6版。）

（作者：严炳洲 十堰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