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当代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涵化无论作为媒体实践运作的机制，还是作为媒体理论研究的领域，都出现了诸多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当代电视涵化效果的主要特征，从而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实现有效沟通，保证电视媒体的功能实现。因而，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当代多元传播生态为背景，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描述电视涵化效果及其相关特征的变化趋势，考察电视涵化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电视涵化模式，从而为当代电视媒体更加科学、合理的发挥对受众认知的培养作用提供可靠依据。由此，本书将着重关注和解决以下研究问题。

一是新传播环境下电视涵化效果在大小、方向、趋势上的变化。一直以来，电视涵化效果被描述成电视对观众认知长期稳定、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这种培养作用以不显著的、倾向于电视叙述的方式表现，并随着受众观看电视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加强。然而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涵化效果在各方面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我们将关注并描述涵化效果的这些变化。在效果大小上，各种因素的加入是加强还是削弱了电视对受众认知的培养作用？新加入的各种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们可能与固有的社会机制和受众心理配合，进一步将受众封闭在电视世界中，从而强化电视的涵化效果；也可能释放出新的批判元素，改变受众“被培养”的角色，削弱甚至抵消电视涵化效果。在效果方向上，多元的传播语境是强化还是颠覆了“电视世界”的合理性？多元的传播语境对涵化效果的影响不是先验的、短期的，而是必须经过媒体实践长期验证的。多元传播语境下的电视涵化效果是按照传统涵化的路径倾向于电视叙述和电视意识，还是逆生成为解构的力量，使受众认知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都需要实证研究提供科学的证据。在效果趋势上，信息社会的全新特征是延续还是动摇了电视的“文化霸权”？信息社会重构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传统信息所有权和传播权带来的文化霸权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平面的、单一的。这一点也将反映在电视涵化效果的变化趋势上，日益丰富的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意味着电视更强的权力，还是受众更多的选择，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关注涵化效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发生怎样微妙的变化。

二是电视涵化关系中调节因素的变化及其影响。现有的涵化研究已经不断发现，电视与受众认知之间的涵化关系是受到各种因素调节的。早期涵化研究主要关注受众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涵化效果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主流化”、“共鸣”等概念来解释跨群体涵化效果的不同特征。随着更多传播主体和社会因素卷入涵化关系，旧的调节因素的作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的调节因素又如何发生作用，成为本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涵化研究测量的主要调节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种族等等，这些因素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是否继续有效？如果有效，那么它们对新的涵化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此外，在各种新加入电视传播的因素中，哪些对涵化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些新的调节因素如何与传统的涵化变量相互作用，共同促动或阻挡电视涵化效果的产生？

三是在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对电视涵化效果进行有效引导和控制。新的传播生态改变了电视涵化的运作机制和表现形态，媒体、政府和受众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和价值诉求，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电视涵化效果进行引导和控制。随着新兴视听媒体逐渐融入电视发展，电视出现了压倒性的商业化趋势，电视媒体更加迫切地希望加强对受众的涵化，从而使这种影响力转化成寻求商业发展的优质资本。而政府出于统治和秩序的需要，更倾向于利用电视涵化效果为自身服务。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电视涵化是有效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在意识形态传播环境和传播特征急剧变化的今天，政府控制和利用电视涵化的措施也会有所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受众为了满足多样的媒体使用需求，可能会表现出对电视涵化的不同态度，并根据个体特征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电视涵化。本书将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多种因素互动的电视涵化模式，挖掘当代电视涵化的意识形态内涵，从而揭示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观看与受众认知培养的动态关系和一般规则，为各种社会力量从不同角度认识、引导和控制电视涵化效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