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徐蕾：我在美国学会了enjoy
履历：1974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199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日语系，先后在江苏省常熟市纺织品外贸公司、上海毅石律师事务所工作。1999年陪读赴美，在DetriotWayne University取得计算机硕士。毕业后在Sybase, Federal Home Loan Bank工作。育有二女，现居住在新泽西州Glenridge。
采访时间：2015年2月13日，3月6日
采访地点：新泽西州Secaucus图书馆、哈蒙湾公寓
（一）两手空空来美国
◇“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美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梦，它代表着物质的高度发达和精神的高度文明。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对未来满怀梦想，但到美国要做什么，真的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具体的想法。”
来美国居然已经15年了，有时想起来觉得只是一瞬间。
我依然记得自己1999年来美国的情景。当时是3月，天气很冷，我是在底特律登陆的。从机场到校园的路上，只见路旁白雪皑皑，灰不溜秋的房子无声矗立着，街边有一两个黑人蒙头飘过，感觉挺恐怖的。到了Wayne University校园，见到和我年龄相当的学生，我的心才算踏实了一些。
当时我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姑娘，25岁，no money, no skills, no friends，英语也不行。除了先我一年来的老公，手里的F2签证和两个行李箱，真的是两手空空。
站在冬季萧瑟的校园里，我一片茫然，不知所如。
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美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梦，它代表着物质的高度发达和精神的高度文明。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对未来满怀梦想，但到美国要做什么，真的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具体的想法。
出国之前，我在国内工作了四年。我本科是西安交通大学，专业是日语，1995年大学毕业时，轻而易举在老家找了一个外贸公司，当日语翻译。当时这家外贸公司效益非常好，在当地仅次于海关。在日语翻译少而又少的小城，临时翻译收入是一天一百元，一个月下来是三千多元。在常熟那个人均收入千把元的小城，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的。
父母为了把我这个独生女留在身边，在单位附近为我买了一套房子。呼吸过大学新鲜空气的自以为是的我，背着双肩包，穿着溜冰鞋在城市穿梭而过，令人侧目。渴望自由、渴望飞翔的我和小城按部就班的气氛格格不入。我父亲当时是一家国营企业的领导，在当地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听父母的话，几乎没有违背过他们的意愿。也是一个好学生，一路都是三好生、优秀班干部，可是，往往是好孩子容易压抑自己，心里也有叛逆的种子，只是没有机会发芽，于是那时有了隐隐的要逃离父母管教的念头（笑）。加之那时外贸公司拉业务要请人吃吃喝喝，迎来送往，我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大学生，学生气十足，清高、单纯，很不习惯这样的社会习气，觉得自己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心里觉得蛮别扭的。
工作一年多，我毅然决然，辞职去上海毅石律师事务所当日语翻译。这个律所不大，只有十几个人，但工作氛围很好，老板留过洋，比较开明，很器重我，待遇也不错，我干得挺开心的。干了一年多，我觉得应该挑战一下自己，就抱回一大摞律师考试的书，猛啃起来。我向来是个学习型的人，所以没费什么劲就通过了律师考试，而且还是律所第二名。老板知道后不相信，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而且所里招的其他人都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学生，我怎么可能考得比他们好？看了我的成绩单后，他才相信了。
可是，我拿了律师证，几乎还没开始执业，男友1998年出国了，第二年，我也跟着出国了。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一段旅程还未展开，另一段旅程又开始了。如果我没有出国，可能会自己创业，做个体外贸或者独立执业律师。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挑战自我的人，而且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笑）。可是人生根本无法假设，你选择了这条路，就没办法走另一条路。其实在我看来，无论选哪一条路，都有不同的风景，right？
（二）学会“enjoy”
◇“只要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人就能达到最好的精神状态。美国是人类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所以人们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到美国后，毫无例外，第一件事就是过语言关。
我大学学的是日语，英语停留在高中水平。虽然底子还不错，可是要在美国生活、学习，还是差得很远。我记得当时有人向我打招呼：How are you？我在心里盘恒半天，应该回答I am good还是I am fine？想了想，高中英语教科书上是后者，于是就翻着白眼，生硬地来了一句：I am fine, and you？后来才知道，美国人问How are you，其实是普通的问候，你可以不用具体回答，只要微笑或者简单来句“Good”就可以了。
还有一次去快餐店点餐，说到薯条和番茄酱时，我想当然来了一个“potato bar”和“tomato sauce”，服务员懵了，不知道我要什么。连比带划半天后，他才知道我要的是薯条和番茄酱。后来我才知道，“薯条”的英文是“French fries”，“番茄酱”是“ketchup”，不禁大乐。
凭着那样一口蹩脚的英语，我居然无知无畏地开始读研究生了。选专业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拿着在国内准备好的申请材料，我去找先生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Silver Smith，他看到我本科专业是日语，就建议我学东方语言系。可是当时我想读的是计算机专业。虽然我之前在国内时从未想过读计算机，但到美国后发现计算机很吃香，工作非常好找，我认识的一些师兄，工作没几年就买车买房，每天谈着如何健身，如何提高网球技术等。出于现实考虑，我当时就想读这个专业。
我向Silver Smith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很纳闷，问我为什么要读计算机，我郑重其事地回答：“为了将来养家。”他乐了，但是很不解——一个年轻女孩子怎么家庭责任感这么强？（笑）很感谢Silver Smith，他给了我选择的机会。他看了我在国内的材料，觉得还不错，就建议我先学两门计算机课程，期末看成绩如何再做决定。
就这样，我瞎打误撞地读了计算机专业。记得当时那两门课是数据库和电路设计。说真的，一开始，上课根本听不懂，坐在那里就当练习听力。老师提问，我也不敢回答，有时甚至连问题都听不懂。但作业还凑合，毕竟我的学习能力还可以。一到考试，我就背背提纲，做做例题，成绩反正还过得去。因为成绩还不错，Silver Smith就同意我继续学计算机专业了。
一年下来，我拿了个硕士，算是在美国有了找工作的敲门砖。那时美国经济形势很好，工作很好找，我投了一些简历，最后面试的居然有四五家公司，他们都想要我。最后我选择的是Sybase Inc.，这是一家专门做数据库的公司，当时华尔街公司50%的数据库都是它做的，在业内挺有名气。记得面试那天，坐在我对面的有5个人，我紧张得都不太敢看他们。他们轮流问我各种问题，除了技术术语，其他的我都听不懂。他们在面试中夹杂着笑话，彼此会意地大笑，我只能跟着傻笑（笑）。
我后来的部门经理当时也是面试人员之一，他看我有的问题答不上来，就微笑着提示我。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对生活的态度真的是enjoy，对我影响挺大，稍后我再慢慢说。
就这样，2000年秋天，我上班了。当时我所在的部门已经有两个中国人了，一个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是温州的高考状元，另一个是中科院的计算机系硕士。他们都非常优秀，工作勤奋，可能正是他们的优秀表现让公司对中国人有了良好印象，由此惠及了我，我的运气真的很不错（笑）。
刚上班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会，连最基本的DLL文件是什么都不清楚，更何况编程了。记得有一次，我写了几个小时的程序，结果还是出错了，闷头找了半天原因，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一个美国同事帮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一个英语单词拼写错误。你看，多低级的错误！这就是当年的我！（笑）那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猛问周围的同事，包括中国大拿，他们用中文术语解释，我要翻译成英文，颠来倒去，虽然比较痛苦，但倒也没什么太大压力，觉得编程挺好玩的。记得有一阵子，早上开车上班，脑子里还想着编程，挺兴奋的，有时甚至做梦都在编程。
可以说，当时还是中国式的“学海无涯苦做舟”的感觉，完全达到一种高境界的乐——忘我。记得有一次周末加班，做一个关于accounting的编程，把同事已经编好的程序搬过来重新调试，还是不行。正在抓耳挠腮时，我的经理走过来，轻轻说了句：Have fun！当时觉得，怎么可能fun呢，大周末的，别人去娱乐，我还在这里苦哈哈地加班！
在美国待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have fun、enjoy是美国人最基本、最普遍的生活态度。比如我的经理，他周末也加班，但不为名利，而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工作的感觉，乐在其中。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结果。根据美国心理学家Mihály Csíkszentmihályi的理论，人最好的精神状态就是忘我。也就是说，人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事物，愿意为之投入自己的感情、精力，就可以把个人特质释放到极限。每个人的激情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养狗，有的人喜欢画画，有的人喜欢奉献社会。只要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人就能达到最好的精神状态。美国是人类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所以人们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三）美国的价值观很多元化
◇“在美国生活，你要有一颗坚韧、宽阔的心，一种随时迎接变化的心态，既可以享受人生巅峰，也可以承受人生低谷。无论人生有什么起伏，你都要怀着一种enjoy的心态，这样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公司度过一年比较平静的时光后，从2001年开始，随着美国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公司也开始裁员了。在美国待的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裁员、失业、再就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时上班没几年，而且是从国内来的，觉得失业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心里特别有负担。
我所在的部门花了好几百万美元投资开发产品，但连续几年都没卖出去，公司承受不了巨额成本，开始裁员了。每天早上上班时，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溜到自己的格子间，闷头工作，没有人开灯。下班时分，大家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办公室弥漫着一股压抑、沉重的气氛。
我当时心理压力也很大，作为在国内过关斩将的天之骄子，到美国来，饭碗都保不住，多丢人哪！
当时，我们夫妻俩在美国还没立稳脚跟，我先生还在读书，经济状况不算太好，如果我失业了，家里情况就会比较糟糕。而且，我在国内的工作还算不错，如果在美国失业了，心理落差该有多大呀！
幸运的是，我被留下来了。而我们部门三分之一的人员都被裁了。一个女同事生完孩子，刚回来上班就被裁了。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我技术水平低，拿的薪水低，公司觉得裁我也没太大意义，所以就把我留下了（笑）。
裁员这种事情，在国内很少见，只要你工作还过得去，饭碗一般都能保得住，相对稳定，所以一般人都不会有被解雇的顾虑。但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裁员和失业是一种常态，你随时都要做好思想准备，特别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所以在美国生活，你要有一颗坚韧、宽阔的心，一种随时迎接变化的心态，既可以享受人生巅峰，也可以承受人生低谷。无论人生有什么起伏，你都要怀着一种enjoy的心态，这样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应该培养他们面对挫折时的良好心态，可以承受失败。有一颗学习、开放的心，不要背负别人的期待，为别人活，而应该为自己活。
在这点上，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社会是一个他信社会，大家很在乎他人的评价，经常会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上。而且幸福观有一个定式，比如要挣很多钱，当很大的官，要光宗耀祖，这样在人前才有面子。但美国不是这样的，它也不乏用物质来衡量幸福的人，但这不是唯一，大家的价值观很多元化。比如代表主流社会的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Facebook总裁马克·扎克伯格，他们挣了钱喜欢做慈善事业，回报社会，而不是追求生活的奢侈。而且他们做慈善不是为了追求名利，是人生到了一定境界，觉得金钱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应该反哺社会。我印象最深的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苹果改变了这个世界，但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他，从来就穿着一件黑色套头T恤，非常朴素。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推动和改变这个世界方面，而非个人享乐。
这些美国社会的leader（领袖）带领大家往前走，相信到了我们孩子这一代，社会会有更大改变。我一个朋友的女儿，今年17岁，已经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她说，收入5万元与几千元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但5万元与5万元以上就没有太大区别了。她觉得金钱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人应该追求更根本的幸福。她上学时，休学半年在北京一家孤儿院做志愿者。多了不起！这样的新生代让我很振奋，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但是你要承认，目前国内很多成年人对生命的领悟还没达到这个层次，还在物质层面打转和循环。上个世纪80年代，大家追求冰箱彩电，觉得家里摆上这些东西很有面子。现在水涨船高，追求别墅豪车，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本质没改变，都是物质。
但美国人不一样，不管是leader（领袖），还是普通老百姓，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精神。给你举个例子吧，今年2月某天早上7点多，我准备去上班，发现车没电了，于是敲开邻居的门。他是一个小型物业主。见了我，问：Can I help you？我说明了来意，他迅速找出连接电缆，出门帮我把车充上电。事后我问他：你帮了我大忙，我要如何感谢你？他微笑着说：我不需要你感谢我什么，你去帮助别人就好了！当时我特别感动，觉得心里被净化了。
在美国，人与人的关系比较放松，不紧张，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戒备心，大多数时候是可以彼此信任的。这可能缘于大多数人有宗教信仰。
美国是个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这种精神不是大而无当的，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普通美国人身上都能看到。比如我工作的第一个公司，当时才成立20多年，非常年轻，有生气，代表了美国的先进文化。我的经理是个美国人，他冬天就两件衣服，一件羽绒服，一件公司搞活动时发的免费T恤。每天，他光着脚丫子，把桌子推到角落，埋头编程。但门一天都敞开着，我们随时可以进去找他。他因为埋头技术，对行政管理不太上心，后来被降职了，他也不以为然，照样enjoy自己的编程工作。他还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经常带她回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应该如何追求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活出自己的特质。
在他身上，我还知道了什么是民主、平等。我先生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我经理知道后，开玩笑说我老公是“Captive man”。我当时不知道是啥意思，回去查了字典才晓得，金屋藏娇！当时我又生气，又伤心，就给经理写了一封信，说，我很尊重你，你平时对我的工作支持也很大，但你的笑话伤害了我。他看到信以后，敲敲我的Cube的门，真诚地说：这只是一句玩笑，如果伤害了你，真的很抱歉，我现在向你道歉！他手下管着二十多号人，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是个“官”，完全不需要对下属这么做，但他却做了。这就是平等！
民主、平等已经成为公司的核心精神了。我公司的大老板隔一段时间就到餐厅和大家聊天，问大家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那时英文不好，不敢提问，只有听别人说的份。记得有一次，一个印度女同事很冲地问老板：我在旧金山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你一年拿了很多分红，可公司的业绩并不好，这个你怎么解释？老板喝了一口水，定了定神，然后有理有据地解释他的收入由哪些构成。我们离去时，经理把那个提问的印度同事拉到一边，笑着说：“你选择公开的场合问这个问题，很聪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作为公司大老板，一个下属当众给他难堪，他完全可以找个理由给他穿小鞋，或者干脆解雇他，但他没有也不敢。这件事给了我很大触动。
我现在这个公司是印度公司，从老板到中层，很多都是印度人。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透明、直接，很少有“办公室政治”。当然，也有一些人，为了得到空出的位置，压制手下人，突出自己。我也能理解，比如他有好几个孩子，要养家糊口。我们经理是个印度人，他把人生看得比较透彻，说，大家互相竞争没啥意思，不就是为了生存吗？他的这种思想反映到平时工作中，就是对我们很民主。有什么事情，总要先问我们：你怎么想？我们平时开会都是翘着二郎腿，一边吃东西，一边讨论问题，气氛很宽松（笑）。
（四）对女儿的美式教育
◇“世界日新月异，她们（孩子）本身又很有个性，技术的发展使个性的发挥更具有可能性，她们可以选择更丰富的生活，我们根本无法安排她们的生活，所能做的就是让她们尽早独立生活，独立思想，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
可以说，在大女儿出生前，我都在忙着工作，拼命学技术，拼命想办法提高英文，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感悟。真正的思考应该始自女儿四五岁时。那时她个性初显，非常倔强，嘴巴不饶人，我看她很不顺眼，心里挺纠结的。记得她当时迷上了百老汇音乐剧《狮子王》，天天像个女王似地哼唱：No one saying，“Do this”，No one saying，“Stop that”，Free to run around all day, Free to do it all my way。
在她心里，她就是她，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她跟我的冲突也频频发生，我开始通过看书寻找答案，慢慢才知道，每个孩子来到世上，上天就给她设好了密码，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在乎别人评价，有的活得很自我，这只是个性差异，而不好说有好坏之分，只能顺势引导。你想想，女儿出生在美国，和我有着文化、时代的双重差异，她不可能活在我的价值观里。她有自己的个性，这不是什么坏事。
由此反观我自己。我小时候生活在镇上，成绩非常好。班上有个来自农村的同学，衣服破破烂烂的，成绩也不好，但他经常会向大家显示父母如何如何爱他，一脸幸福。每次一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就质疑：你成绩那么不好，父母怎么可能爱你？当时的我，无形中就觉得，只有成绩好父母才爱你，爱是有条件的。所以小时候的我，一心扑在学习上，什么早恋呀逃课呀，想都没想过。回头想想，生活在中国那个时代和环境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了，习惯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获得自我认知。我们这一代人也有梦想，但被现实绑架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比如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老师，但因为成绩太好了，觉得考师大太亏了，因为当时老师社会地位不算太高，于是我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如果在美国，孩子会坚持自己的梦想，家长也会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有两个女儿，我对她们的教育是比较美式的，如尊重她们个性的发展，注重品格教育等。我不是特别在乎她们掌握多少“技能”，比如钢琴过几级、会唱几首歌，而是关注她们性格和品格的发展，比如是否有勇气和毅力去选择并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否有一颗爱别人的心，是否有勇气在别人都说“yes”的时候说“no”，是否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是否善于跟和你性格不同的人交流……我觉得，这些远比你会弹几个曲子、获过几次奖有意义得多，它决定了你将来能走多远。
去年夏天，我把7岁的女儿送到一个野外寄宿夏令营，那里远离市区，环境比较艰苦。在那里，她要学会和周围的小朋友相处，要学会处理很多问题，要学会独立生活，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和锻炼。回家后，她瘦了一圈，也黑了很多，我妈妈心疼得不行，怨我太狠心，瞎折腾孩子。我们这代人，特别又是在美国，和父母那一辈教育孩子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他们喜欢安排我们的生活，觉得这样才妥帖，才是可以看见的幸福。但是到我们孩子这一代就不一样了，世界日新月异，她们本身又很有个性，技术的发展使个性的发挥更具有可能性，她们可以选择更丰富的生活，我们根本无法安排，所能做的就是让她们尽早独立生活，独立思想，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
如果留在国内，我挣的钱可能比现在多，有可比较、可看见的幸福，比如房子、车子，但是生活经历绝对没有现在丰富。在国内，一个中国人或者一百个中国人，生活方式、人生追求、思维方式基本是雷同的，但美国就不一样了，它是多元化的移民国家，一百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文化、思维方式都不一样，和他们相处，可以开阔我的视野，丰富我的阅历，启迪我的思维。
就这点来说，我真的特别喜欢美国。
访谈手记：
徐蕾是我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2013年夏天，我和女儿刚到美国不久，女儿去参加了一个夏令营。某天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小纸条，说今天认识了一个中国小朋友，这是她妈妈留下的电话。出于好奇，我拨通了她的电话。电话里的她，声音柔和，但又干脆利索。
不久，她约我们到家里坐坐。到了她家里，只见个子娇小、容貌清秀的她举着硕大的网在捞游泳池里的飘浮物。她一边麻利地干活，一边和我聊天。也许是同龄的缘故，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教育理念、人生信条、生活经历……两人聊得不亦乐乎。
期间，她的大女儿因为和别的孩子产生矛盾，哭着从游泳池里爬上来。徐蕾搂着她的肩膀，柔声安慰她。其耐心，其爱意，让我自愧不如。
后来知道，为了当好母亲，她在百忙之中还参加了新泽西父母子女教育俱乐部，还当过副主席，和很多高素质的华裔母亲探讨儿女教育之道。在她的邀请下，我参加过几次活动。每次活动，都见她忙前忙后，脸上放光，不亦乐乎。
她的两个女儿，没有上过一天中文学校，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还能阅读《熊贝贝》等难度不小的中文书，这在我所见的华裔孩子中是罕见的。我曾经惊奇无比，问她是怎么教的。她告诉我，自己有空就教她们《中华字经》，陪她们阅读。在她的车上，放着“三国演义”等故事碟片，只要孩子在车上，她就打开中文故事，两个孩子听得津津有味。
我曾经问她：你的孩子出生在美国，以后也不太可能回中国工作了。为什么还要下这么大气力教她们中文。她认真回答：“她们出生在美国，但根还在中国，学中文是想让她们知道，她们从哪里来。只有知道从哪里来，将来才知道到哪里去。”
前段日子，徐蕾的父母回国了，她和先生工作、家务、孩子一肩挑。每天早上，她七点一刻出门，开车送孩子上学，然后去上班，傍晚接了孩子就往回赶，做简单的晚餐。饭罢督促孩子练琴、睡觉，等孩子睡了，自己看书、收拾家里。周六，带孩子去学琴、跳舞、去各类博物馆、科技馆。周日，她还在镇上的中文学校当志愿者，教中文。天气好时，她还领着孩子们在户外踢足球。在草地上奔跑的她，似乎又回到当年穿着溜冰鞋在故乡小城穿梭的年轻岁月。
这样的生活节奏，我听着都累。她却笑呵呵地说：在美国生活都这样，你必须坚强独立，变成一个“女汉子”，否则怎么待下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