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宇宙研究上的专长是恒星、恒星演化和星系结构。如果没有同行们为我每月的文稿悉心提出意见，我绝无可能涉猎如此之广的专业话题。他们的意见常常可以令我的文章从一篇普通的记述变成闪耀着来自宇宙学研究前沿的思想光辉的精彩文章。在有关太阳系的内容方面，我要感谢我研究生时代的同学，如今麻省理工学院的天文学教授瑞克·宾泽尔（Rick Binzel）。他曾接了我好多电话，因为我急于向他求证文章的准确性或者讨论我打算写的有关行星及行星周边的内容。

担任过相同角色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布鲁斯·德瑞恩（Bruce Draine）、迈克尔·斯特劳斯（Michael Strauss）和戴维·斯伯格（David Spergel）。他们在宇宙化学、星系和宇宙学方面的专业背景令我可以探讨许多原本无力探讨的宇宙话题。在我的同行之中，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勒普顿（Robert Lupton）也是最接近这些文章的人之一。他在英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我看来无所不知。对专栏中的大多数文章而言，勒普顿对科学及文字细节的高度关注使得我每月的作品更为可靠。另一位一直帮助我修改作品的同行兼通才是史蒂文·索特（Steven Soter），我的初稿不经他审阅根本就算不上完整。

在文学界，埃伦·戈登松（Ellen Goldensohn）是我在《自然史》杂志遇到的第一位编辑。1995年他听到我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做的一个访谈之后，邀请我在《自然史》杂志上开设专栏。我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件每月都要完成的差事至今仍是我所做的最耗精力同时也是最令人振奋的事情。我现在的编辑艾维斯·兰（Avis Lang）延续了戈登松的努力，他保证我可以说出我的真实想法，而无须作任何妥协。我由衷地感激他们两位付出的努力，令我的作品不断进步。其他曾经帮助我修改文章的还有菲利普·布兰福德（Phillip Branford）、博比·福格尔（Bobby Fogel）、爱德·詹金斯（Ed Jenkins）、安·雷·乔纳斯（Ann Rae Jonas）、贝琪·勒纳（Betsy Lerner）、摩德柴·马克·麦克劳（Mordecai Mark Mac-Low）、史蒂夫·纳皮尔（Steve Napear）、迈克尔·里齐蒙得（Michael Richmond）、布鲁斯·斯图兹（Bruce Stutz）、弗兰克·萨默斯（Frank Summers）和赖安·怀亚特（Ryan Wyatt）。海登天文馆的志愿者克瑞·布因丁切（Kyrie Bohin-Tinch）帮助我组织了本书的内容。我还要特别感谢《自然史》杂志主编彼得·布朗（Peter Brown），感谢他对我写作的全力支持和对本书编辑出版的经济支持。

这里我不能忘记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他主持的《自然史》杂志“生命观”专栏已经发表了近300篇文章。从1995年到2001年，我们一起为《自然史》写了7年专栏，每个月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古尔德事实上开创了现代专栏文体的格式，对我的作品产生了显著影响。每当我必须深入了解科学的历史时，我总会像古尔德那样查阅多少个世纪以前的珍稀史料，从中学习先人如何探索自然的运作。如同62岁逝世的卡尔·萨根（Carl Sagan）一样，古尔德60岁时便英年早逝，在科普界留下了至今难以填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