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明复兴与独特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关键词：乡村文明复兴 中国现代化

一、近代以来，我们一直走在另类现代化道路上

近代以来，中国在追赶西方现代化、工业化道路上，一直走在属于自己的另类的道路上。近百年以来的历史与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中国只有走属于自己的另类之路，才能取得成功。这个另类文明的现代化之路，用通俗的语言讲，就是中国特色之路。近代以来，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希望模仿西方的革命道路来解决中华民族的独立问题。但中国的历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另类道路。

即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必须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由于简单地学习苏联的做法，希望模仿苏联城市革命的道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为此我们付出很大代价。最终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另类革命道路使中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另类革命道路说明，在中国追赶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是中国的最大国情，乡村蕴含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离开乡村。

但是“乡村兴之中国兴”，对于这个中华文明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律的认识，具有很大难度。因为，近代以来，引领世界现代化的西方工业文明之路，恰恰是城市引领的工业化之路。从理论逻辑看，“乡村兴之中国兴”，这个规律只能适用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发展需要，要追赶西方工业文明，就必须从城市中寻找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道路。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模式与历史，却强制性地要求中国必须从乡村这个文明体中，找到通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文明之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从乡村到城市的革命道路。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急于追赶西方工业化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忘记了乡村决定中国另类文明之路的规律。为此，我们再次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急切地追赶西方的工业化，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忘记了乡村和农民的重要性，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村资源流向城市，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几乎崩溃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对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一个矫正，就是再次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上来，再度从农村看中国，再度从中国的农村中找到启动中国改革的原动力。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使中国的农民成为改革最大受益者，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首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发展鼎盛的时期，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曾占到中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2。正是这一期间，中国农村改革获得的巨大成功，农民与农村问题的解决，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经济与社会基础，而且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发展，我们的思维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随着城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我们对城市化的希望不断升级。2012年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称，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51.3%。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数据，因为这标志着当代中国从一个绵延了五千年的农耕经济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社会转型出现了拐点性变化。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拐点，给予中国长达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梦想以极大鼓舞。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大力推进城市化，最终实现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梦想，成为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战略。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需要不需要推进城镇化，而是我们在什么样的道路上推进中国的城镇化。从目前主流理论对中国城市化前景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以西方城市化为参照系的、城市替代乡村的城市化。未来中国理想的城市化是80%或更多的人过上美好的城市化生活。在这样一种城市化的设计中，未来的乡村将不再是乡村，而是成为类似城市的社区；农民也不再是农民，而是成为服务大规模农业的农业工人；农业也不再是传统农业，而是现代化、企业化、工业化式的农业。有些学者和地方领导，甚至把这样的城市化看成最终实现的中国梦。

如果这样的城市化就是中国梦，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无根的梦。因为这样的城市化是以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镇化，是一种以中华文明传承中断为代价的城市化。我们不能忘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不在城市，在乡村。以乡村社会为根的中华文明，决定了乡村不仅携带着中华民族文明演化的基因，也携带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密码。“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圣贤就发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中国文明演化规律。这个“舟”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农民和乡村。农民和乡村是中国古代文明演化不能突破的底线，中国古代朝代周期性更替过程就是不断修复这个底线的过程。

中国农村问题，并不是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而是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认识视角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并没有忘记农民，他们对农民仍然高度关心。但为什么还出了问题？问题不是感情问题，而是出在认识思路上。1949年以后，我们不自觉地开始站在城市看乡村。其实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农村出现的“三农”问题，也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我们也试图通过搞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来解决。为什么农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呢？问题同样出现在，我们再次站在城市角度看农村，寄希望把中国农村问题放在城市化的一端来化解；我们站在城市的视角搞新农村建设，结果把新农村建设得像城市一样，使农村不像农村；我们站在服务于城市化的角度，搞中国农业现代化和竞争力，忘记了农业的第一使命，是农民的天然保险，是国家政治安全、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站在城市一端，以管理城市的思维设计乡村治理制度，使乡村治理制度无法落地，使乡村治理长期处于乱象之中。若以这样一种思路搞新农村建设，则使农民找不到自信，新农村建设不接地气，缺乏内生动力。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二、乡村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另类道路的根据

中国乡村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发展最成熟的乡村文明。中国乡村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必须说，没有乡村就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乡村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不认识乡村，就无法认识中国。中国乡村对中国的贡献巨大，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未来更是如此。由此决定了我们必须感恩我们的乡村、尊重我们的乡村、保护我们的乡村。

1．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载体、文化之根系

当我们今天以城市化、工业化是世界发展潮流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城镇化时，我们必须导入另一个视角，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演化视角，来找到属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定位的时代坐标。从工业化、城市化潮流看，确实存在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这就是乡村将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走向被解构、终结的命运。当我们按照整个所谓的时代潮流的逻辑，来设计与推进中国城镇时，不能忘记，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存在，也需要我们去关注，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个有着五千年乡村文明演化的时空中进行的城镇化。

无论从学理上对中国五千年文明有如何多样化的解释，还是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存在的载体看、从文明演化根源看，负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生产方式是农耕经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在城市，是在乡村。所以，以乡村为载体成长起来的中华文明之根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历次改朝换代中，作为皇权中心的城市，虽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但中华民族血脉的繁衍，并没有因城市的毁灭而中断，只要乡村在，中华文明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文明是属于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

与此相对应，2500年前，诞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另一种形态的文明。由于工商业经济最需要的载体是城市，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所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鼎盛、衰微与消失，总是与城市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被西方史学家称为欧洲的中世纪。中世纪恰恰是西方进入农耕经济与乡村发展时期，而欧洲这个时期恰恰被西方史学家称为黑暗的中世纪。而且，近代以来西方走向文明复兴之路，也是从地中海城市繁荣导致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对于西方而言，是西方传统文明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过程。

我们必须以全新视角，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演化，西方与东方，从一开始就是从不同的历史起点开始，沿着不同的文明之路而行进着。西方城镇化可以不顾乡村是否终结，因为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然而，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为负载着中华文明的乡村以足够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提出的记得住乡愁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要在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与世界城市化构成的时空坐标中探索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中华文明的独特模式，决定了中国乡村是世界上自主性和主体性最强的乡村。在西方文明体系中，乡村是依附于城市的，而中国乡村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之根、文化传承之载体，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我们不能忘记，推动中国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的乡村和农民。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成为推动改朝换代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西方文明演化史上并不存在。但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所以，古人讲“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这里的水就是乡村与农民，所以毛泽东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今天，我们对此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2．乡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人类文明的遗产

对习近平提出的“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需要我们以新的财富观和新的价值观来重新解读乡村和乡愁。在GDP主义和物质主义流行的今天，如果从纯物质财富、GDP财富看，乡村除了能够为工业化社会提供城市不能生产的粮食外，其他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文化财富和精神价值看，让我们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恰恰负载着城市无法找到的、金钱无法购买的、物质无法替代的精神与文化。可以肯定地讲，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也是世界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核心和灵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那么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根在哪里？多样化的文化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城市可以使我们享受工业化带来的物质文明，但乡村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城市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多元的物质财富，甚至是来自西方的多元化文化，但值得我们自豪的中国五千年文化之根在乡村。

今天值得我们自信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大国，最值得我们自信的是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具有多样化、历史最悠久的乡村文化。如果说按照工业化的标准化、分工化生产方式建设成的现代城市是如此千篇一律，而中国古代乡村文明，却在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下，用他们的智慧，在不同的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乡村文化。从自然来看，在中国丘陵地带乡村是诗意乡村，山地是桃源乡村，平原是田园乡村，青藏高原是天堂乡村。从历史来看，有神话乡村、远古乡村、历史名人的乡村。从功能来看，有茶乡、花乡、陶瓷之乡、刺绣之乡、武术之乡、耕读之乡等，数不胜数。中国乡村文明不仅属于中华文明的遗产，也是属于世界文明的遗产。

3．中国乡村是世界上最具有自我调适力、创新力的乡村

中国的乡村从来就没有停下过追赶时代的脚步，在重大历史的变革时期，中国乡村还会肩负起引领时代的使命。

在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是阴与阳的关系、是树根与树冠的关系。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追求当下，喜阳、不喜阴，喜快、不喜慢的非理性时期，我们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认识正在被颠倒和误读。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快速发展，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载体。我们误认为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与树根没有关系，我们为了得到更多果实，就希望把所有的空间都让树冠来占领。在这种错误思维的指导下，我们发现乡村是多余的，乡村占用土地是一种浪费。

目前，我们必须回到对乡村与城市关系认识的正见上来。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繁荣与发展，是源于一个扎根中国大地的乡村，不断为城市提供营养，这才有了中国城市的繁荣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的承包制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历程，是承包制的成功为城市改革带来了示范效应；20世纪90年代，由中国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主体的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经济和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2.5亿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2000万农民工，默默地回到家乡，几乎是零代价帮助中国渡过了金融危机。

我们不要忘记，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化的启动、城市的创新，是因为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从来没有停下创新和追赶时代的脚步，这样才养育了城市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不仅从来没有停下过创新的脚步，而且往往还是时代创新的引领者。公平地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中国农村、农民与城市相比，对改革需求最大，承受改变的压力最大，所发生的变化与进步也最大。这恰恰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快速变化的秘密所在。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国乡村问题需要再度反思。中国的城市化也讲城乡统筹，似乎没有忘记农村。但仅有这个是不够的，关键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大背景、大逻辑下看城乡统筹关系。这个大背景和逻辑，就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现代化背景下来认识中国的乡村。如果从纯经济思维，对乡村价值缺乏足够认识的背景下，搞城乡统筹，那么城乡统筹关系，就是城市替代乡村，把乡村变成城市的城乡统筹。

三、中国乡村逢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学界均认为，城市化是未来人类的发展大趋势，笔者却认为，如果未来世界仍是西方主导世界，那么这个大趋势确实会持续下去。但在以城市为载体的工业文明带来的能源与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在当今世界已经不是西方单级主导世界时代，代表东方文明的亚洲崛起和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崛起的背景下，我们坚信当今世界正在从工业化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从西方主导的单级化向世界多元文明板块相互作用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工业化资本主导物质竞争世界向文化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自然也包含了从城市文明主导世界发展潮流向多元化的乡村文明、小城镇与城市共生的多元化文明发展。

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提出走生态文明之路的背景下，在中国演化几千年的“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的规律，正在通过“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实现着新演化。

1．五千年乡村文明蕴藏着医治工业文明病之解药

现代的工业文明病之一，就是严重存在着缺乏精神制衡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之病。在工业化文明系统中，缺乏精神与文化制衡的物质财富无限制增长，不仅吞噬了大量的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危机，而且也吞噬了人类的精神能量，使人类文明在物质主义、病态消费主义、GDP主义的单极化世界中越走越远。

医治工业文明病的解药，不仅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找不到，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中也找不到，因为中国城市也染上了这种文明病，某种程度上比西方还要重。医治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解药，就在中国乡村文明中。在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中，中国先民发现，大自然虽然给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但它提供给人类智慧的精神财富却是无限的。几千年形成的古代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正是这种在耕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互动，才是中华文明成为长寿文明的秘密所在。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所以是短命的文明，就是缺乏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均衡。诚然，我们不是简单地让人类回到中国古代耕读社会中，而是说，中国古代耕读的乡村文明携带着被我们可利用的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基因。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之所以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提出要树立文化自信，是因为，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和必然，也是当代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需要和必然。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利他共享的伦理观、协同共治的天下观，以及系统整合思维方式等，与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契合。

而生态文明时代所需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生发于中国的乡村。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背后必然是中国乡村文化的复兴。目前，在中国乡村仍保留天人合一的敬天尊地文化、基于熟人社会的互助利他的亲情文化、融教化与养性为一体的乡土文化，这些文化，既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汲取的营养，也是医治现代诸多城市文明的解药，是民族文化产业的最大资源。目前正在兴起的旅游业、中医中药业、康体保健业、文化创意业、传统民间手工业等产业，都是以中国文化为资源的新兴产业。可以说根源于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价值，100年前是包袱，20世纪80年代是概念，90年代是古董，21世纪是稀缺资源、是财富之源、是竞争力之魂、是民族自信之根。

2．支撑生态文明走向未来的绿色发展的优势在乡村

目前绿色发展已经作为中国发展的核心战略列入十三五规划。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正在兴起绿色消费、低碳消费、文化消费的新趋势，使沉睡于乡村的绿色资源成为新财富之源。十年前，习近平在浙江安吉调研时，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十年过去了，今天安吉县已经变成了一种“两山”绿色发展新模式。安吉县的农民仅仅依靠青竹和白茶两类绿色资源就带来的乡村产业，2014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21562元，比全省的19373元高了2189元。安吉仅仅是中国绿色发展在乡村的缩影。生态文明时代的绿色经济是一种依托自然资本、文化资本的新经济。目前在全国各地快速兴起的农家乐经济就是乡村独有的自然资源与乡土文化资源相结合的产物。

3．当代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三+技术”，乡村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覆盖全社会的能源利用技术、通信技术、交通技术是决定人类文明模式转型的三大关键技术。引领18世纪到19世纪工业革命的“三+技术”是利用煤炭的蒸汽机技术+有线电话+火车；改变20世纪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三+技术”是利用石油的内燃机技术+无线通信+汽车、飞机。影响21世纪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将是新“三+技术”，即分布式新能源+移动互联网+现代高铁交通。在此之前技术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城市不是乡村。但正在兴起的新“三+技术”是农村与城市共享的技术，而且在许多方面，农村比城市更具有优势。首先，分布式的新能源最大优势在乡村。具有高度分散性、相对均衡分布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等新能源，越是人口分布密度低的地方，人均可利用的新能源量越大。新能源这种特性使农村获得了城市不具备的新优势。其次，“互联网+”带来的分享经济给古老的乡村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使深藏在乡村里的无法市场化的土特产品、有机产品进入城市高端市场成为可能。“互联网+”从根本上打破城市垄断的信息优势，使乡村与城市实现了信息获取的均衡化。

总之，互联网+新能源+现代交通带来的改革，不是单独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而是让乡村的美好生活成本比城市还要低。在城市需要高成本得到的良好环境、安全有机食品，在农村只需低成本就可以得到。

四、我们需要有根的现代化、城乡双向流动的城市化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农村问题。“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习近平这一系列通俗表达中，就是要告诫全党，中国乡村与农民既是中国发展不能突破的底线，也是中国最终走向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进入新常态、走向生态文明的大历史背景下，时代需要我们从单级化、两元独立的思维，转变为两元协同、多元共生的新思维，重新认识中国乡村价值，重新定位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

1．我们需要一种新乡村文明观

乡村作为中华文明基因的携带者，是我们认识中华文明与历史逻辑的起点，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立足点。中国乡村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成熟的文明，也是最具有自我调适力、创新力的乡村。中国的乡村从来就没有停下过追赶时代的脚步。而且在重大历史的变革时期，还会肩负起引领时代的使命。乡村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不认识乡村就不能认识中国，没有乡村文明的现代化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无根的现代化。

乡村是一个集政治与经济、历史与文化、社会与家庭为一体的文明体。按照这个新乡村文明观，我们需要把目前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上升到乡村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进行。如果说新农村建设是乡村发展的1.0版，那么美丽乡村建设就是乡村文明建设的2.0版，在“十三五”走向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乡村建设应该上升到以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为内容的3.0版。

2．认识乡村文明的未来

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面对当代中国乡村凋敝、萧条的景象，我们需要走出狭隘的线性思维，从大时空、长周期的视角，认识乡村文明的未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城市不是普世文明，乡村也不是被历史淘汰的文明，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类文明的两极，就像太极一样是一种阴阳契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即使在城市文明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也是一个乡村与城市交替互动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出现的逆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市乡村化的过程，只不过西方发达国家，没有足够的农村容纳逆城市化，由此形成了城市郊区化的格局。从城市演化周期看，中国未来5年也将会出现逆城市化。

推动中国逆城市化的动力和契机，来自不断升温的“新回乡运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有五类人向乡村回流。第一类是新告老还乡者。20世纪80年代有120万人考上大学。这批50年代出生的人未来5年均会进入退休年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回乡养老、回馈故乡的强烈愿望，如果有相应的政策推动，他们将会成为乡村发展的新乡贤，成为乡村文明复兴的中坚力量。第二类是改革开放后，到城市打工的2.5亿农民工。未来5年内大约有3570万农民工到了无法在城市就业的退休年龄，他们中将有70%、约2500万农民工会带着他们的收入、带着城市文化回乡养老或再创业。第三类是新下乡知识青年。随着城市就业难和乡村的发展机会的增加，出现了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新趋势。特别是“互联网+”给乡村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的背景下，乡村将会成为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希望田野。第四类是随着中国逆城市化出现，一批城市人会回到乡村养老或从事乡村产业的经营。未来5到8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退休高峰，城市退休人员将达到2亿人。城市人回乡，将会给乡村带来新消费，带来乡村养老产业发展。第五类是中国6000万华侨同胞将会寻根回乡。随着祖国的强大，在国外的华侨将会出现一个回乡寻根热。他们寻根，也将会给乡村发展带来国际资源。

面对转型时代出现的新变化，我们需要顺应时势，以二元协同、多元共生的思维方式，从城乡双向流动来认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我们需要把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着力点，从关注农村到城市单一通道的疏通，转向城市与农村双向流动通道的疏通上来。中国逆城市化之路，不是重复西方的城市郊区之路，中国有广大的乡村腹地。未来中国逆城市化将会带动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中国未来城市化格局将是一个城市、乡村与小城镇协同共生、双向流动的城市化之路。我们理想的城市化是诗意乡村、温馨小镇、田园城市的多样化的生态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