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语境意识与反思维度——对“中国文艺现实与审美经验”的理论思考

范玉刚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关键词：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语境意识 中国经验 中国道路 反思维度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正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世界需要中国发声，面对全球治理的难题和困境，需要中华文化贡献智慧，需要中国提供方案。世界越来越重视中国，中国以什么发展理念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对于中国道路的解释固然纷繁多样，但在文明互鉴的全球化时代，任何外来理论都要重新语境化，并经由本土经验的实践检验才能发挥效力。同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艺的振兴，文艺是时代精神的先导，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灯火，伴随文艺精品的不断涌现和民族文艺的经典化，需要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文论和美学话语体系，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来表征文论和美学的自觉。在中国文论和美学话语体系建构中，本文倡导视界融合、多学科交叉、跨界的“中国经验”研究范式，以方法论创新：以中国为历史——重塑世界历史逻辑，重构中国现代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以中国为价值参照系——重塑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积极建构“中国理论”；以中国为方法——准确阐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为旨归，建构一种有国际通约性和中国价值诉求的“中国理论”，使其匹配于中国发展现实和中国道路，从而为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力量支撑。

从现实性来看，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生成的语境和发生作用的界域，都有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或者价值诉求，而不能在跨文化语境中简单随意移植和挪用，“旅行”而来的理论给予我们的是启发和参照，而不能成为本土理论建构的主宰，更不能催生其成为理论霸权。某些西方理论在其界域内的有效性，不能表明在“理论旅行”和简单移植后可以完全适用于中国文艺现实，现实中往往会发生理论误读或扭曲“中国经验”，从而导致强制阐释中国文艺或文化现实。如某些文学批评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解读中国当代西藏文学，往往在其理论借用中枉顾西藏文学现实本身，以强烈的主观意图或理论预设扭曲西藏文学现实，尤其是当代西藏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主观臆断地将后殖民主义理论强制阐释为中央—地方、中心—边缘的关系，试图把西藏文学从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性中分离出去，这背后其实有着意识形态的用意。一些现代西方理论对中国文艺现实和审美经验的强制阐释，正好显现出某些理论“旅行”后的无根性，近年来学界的反思表征着某些理论确实需要淡出，而愈发显现出基于“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话语体系的紧迫性和现实性，亟须中国文论和美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关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理论家卡勒曾指出：“文学理论并不是一套脱离现实的思想，而理论作为一种推理论证的实践存在于读者和作者群体之中，和教育文化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理论并非漂浮于空中，而是内在地嵌入现实的文化网络，并与文学周边的各种实践、观念发生持久性互动，由此参与文化现实的建构。理论的生命力源自对现实的回应和创新冲动，并非理论自身的单纯推演，往往是现实的压力成为理论发展的动力。有学者指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理论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可以看到纵向理论谱系产生巨大作用的情况，也可以看到现实世界促使理论范式深刻变革的局面。然而，追根溯源，横向关系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现实世界始终强有力地楔入理论。理论的真正使命是：阐释、解读现实世界，继而参与现实世界的改造实践。”可以说，正是现实强有力的问题召唤使理论创新层出不穷，理论与现实的互动包含了多维的递进对话，甚至是跨文化的文化间性、研究范式间的对话，从而体现基于现实经验的理论担当。如欧洲的“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就脱离不开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语境。现代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总括性的术语主要指1890年至1930年主导欧美知识界的一群知识分子和文化运动，其内涵从个体性的文艺实践开始扩及广泛性的文化运动，超越了文体学而扩大到现代主义者回应并试图改造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现实。尽管其内容驳杂，但无论是前卫派或现代主义者，其理论要义都在于“回应西方文化中不断加剧的商品化，一方通过竭力从商品化对象中清除或者抽取出他性，借以进行艺术生产，而另一方则要彻底摆脱商品化对象，寻求作为 ‘纯粹形式’的艺术。”严格意义上讲，“现代主义”的命名就是美学意义上的，虽然表现形式多样，甚至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对其内涵的理解却离不开如下语境：现代大都市的兴起、世纪转折时期的文化危机、乌托邦文化复兴希望与堕落至“大众文化”野蛮状态的恐惧之间的危险结合，以及现代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洞察其美学追求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者的“审美”活动往往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是一种文化视野下的政治理论；甚至可以说“他们希望更新现代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可见，现代主义者试图把美学造就为一种意识形态，借以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和物化过程，在审美基础上重新思考政治，将文化创造的价值置于社会的中心位置。通过强调审美的优先地位，现代主义者旨在使公共领域重新恢复活力，从而使政治审美化。对此有学者指出：本雅明和阿多诺“两人都有一种现代主义的信念，即艺术是现代性乌托邦诉求的最后避难所，而且他们作为现代主义者，都不大愿意出于更新现代生活的目的而在理论上为其建构制度基础。他们的乌托邦激情和实践上的开放性所体现出的现代主义视野，再次说明现代主义作为政治理论一贯具有的巨大力量：即在思考历史性现在时的需要方面所表现出的毫不妥协的韧性。不幸的是，他们也复制了现代主义的致命弱点：即不能形成一种足够务实的政治视野，以引起对现实政治震荡的严肃关注。”正是对此的洞察使我们认识到，理论建构的有效性与理论的偏颇往往在以现实为轴心的演变中昭然若揭，从而彰显了理论背后的问题导向及其现实关怀。

从世界经验来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大陆的后结构主义（包括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及英国新左翼的文化研究，相继经由美国各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学科，在美国的大学和社会广泛传播，但这些“欧洲的”理论只是进入了美国的大学课堂。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后与美国本土的文化和社会思潮如民权运动（反种族歧视）、妇女解放运动、反越战运动、反文化运动等充分交融，有了现实问题意识后才被发扬光大。尽管学界对这场社会文化运动的性质认识不同，但正是经由美国本土文化的激荡和理论冲击，使这些“欧洲的”理论经由再语境化实现了“美国化”，生成了具有美国文化意味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包括与之相关的性别研究、种族（族裔）研究、身份政治研究、后殖民理论等批评学派。这些理论在美国本土化后，逐渐失去原有的批判性锋芒和政治化诉求，形成一种与美国政治、经济相吻合的非批判的去政治化的大众文化思潮。这种理论在凸显“美国性”中开始关注非经典文本（少数族裔文学、黑人文学、女性主义文学、非西方国家的文学）、非文学文本（电影、音乐、电视剧、脱口秀等），在美国一些本土理论家如苏珊·桑塔格等以“反对阐释”等文化策略下，以“为什么是莎士比亚而不是我们的《欲望号街车》”“为什么不能是我们的百老汇”等问题向大学课堂和文艺经典发出质疑和挑战。在各种力量的合力作用下，这些变异的理论在学术竞争中成为强势的美国理论和思潮，而开启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主导的时代，最终占据了美国大学课堂和博物馆等经典阐释的场域，并作为美国的“主流理论”，向全世界推广输出继而成为全球的“主流理论”，有力地支撑了美国的全球“文化霸权”。

可见，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话语体系都是民族文化的创造，是在不断交流互动中完善的。从这些理论的旅行和嬗变来看，异质性理论不仅要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异，还要与本土文化及其社会思潮相融合，在凸显自身的理论诉求中形成不同的研究流派，才能获得理论的有效性。这些新质的“美国的”理论已经失去“欧洲的”理论的原初批判性、激进的政治性诉求，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非中心和去政治化倾向，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常态化”过程中，消解了理论的批判性，为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和全球倾销扫清了障碍。理论因越来越追求“政治上的正确”而丧失了现实力量，使大众文化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置换和新质理论生成中，“欧洲的”理论成了“美国的”理论，并融入了美国的主流价值诉求。美国学界和社会对待异质性批判理论的策略，以及本土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主流价值诉求，使我们认识到理论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的重要性，理论不能被抽象化理解，理论旅行的再语境化不可以缺失“价值化”，这种“价值化”往往与问题导向相关联，通过弱化原初理论的批判性和重新“价值化”，“美国的”理论在传播中流行开来。由此欧洲理论经由“美国化”成为全球的，成了世界主流理论，这背后有着强大的美国文化力量的支撑。这种理论变异现象启示我们，理论因其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成为本土的，有着本土文化的支撑，才能在竞争中被大众接受，进而成为具有本土的风格和气派的某一“学派”，从而产生了深刻的理论影响。置身在现代化进程中，大量西方文论和美学研究理论进入中国学界，世界文化思潮的激荡使“中国经验”不会自闭于世界经验，“中国理论”更不会孤立于世界理论。尤其是西方文论和西方美学已经成为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不可剔除的部分，只有在其语境化与现实问题相关联，增强反思意识，成为“中国的”理论，才能有效阐释“中国经验”，而不是肢解、扭曲甚至强制阐释“中国经验”。有了基于“中国经验”的成熟的“中国理论”，以强大的中国文化自信力为依托，不断增强其在世界上的理论竞争力和说服力，使其理论观点和价值诉求得到更多理解和认可，这样的话语体系因立足人类的公共性问题、理论的普适性和审美的共通性，自然就是国际主流话语之一。

理论的演变逻辑启示我们，无论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经验的阐释，还是中国学者征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经验的诠释，都有一个现实的价值立场和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必须保有反思的维度和语境意识才能更本真地切近对象。不论是中国经验还是理论话语体系建构，其阐释既要观“物”也要观“我”，这样才能洞察理论和经验本身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诉求，从而最大可能性地实现间性的沟通与平等，以自主的身份参与国际学术话语生产，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和理论主张。从现实性来看，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和美学话语体系，西方文论和美学理论不可绕过，它已然置身于我们的现实文化语境中。今天西方理论（文论）不仅是我们自身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他者”，也是重要资源，其在“理论旅行”中不能简单地移植或者复制，更不能成为中国理论界的主导，而是经由本土文化的洗礼或者再语境化的过程，才能在一种相互冲击甚至冲突中实现理论的对话和交融。本土文化的结构、性质和开放水平决定着异质性理论的对话和交融程度，由此会出现批判性、反思性与屈从性等情形，而导致某种理论的变异，进而在与本土理论的激荡中生成新质理论。这种杂糅性的新质性理论必然在观照“中国经验”时，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美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理论”。其背后支撑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是强大的文化自信力量及强烈的社会主流价值诉求。这个过程也许是缓慢的，但最终一定会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相匹配，形成有自身文化底色和现实经验阐释效力的理论体系，从而拥有自身的理论话语权，成为维护文化领导权的捍卫力量。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探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新范畴新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对于中国文论研究和文艺发展来讲，就是要深入思考和探索文化自信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艺发展道路和文论与美学话语体系建构。对中国问题的真正有效解释，将是当代中国人对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真正解释中国，才能有效解释世界。“中国理论”不是基于本土资源的文化部落主义式的自说自话，而是必须从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和丰富多彩的审美活动中汲取养分，在充分开放交流的国际学术话语中张扬“中国性”，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相互通约的底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对世界共同价值的遵循。究其根本性而言，“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中国已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却更加现代化之路，中国的成功必然有着价值上的感召和理论上的普适性，这种价值和理论远远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阐释，未能建构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揭示了当前的理论研究困境和局限性，亟须建构有效阐释“中国经验”的理论及其话语体系。

“中国理论”及其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经验”，这里的关键是对“中国经验”的理解和阐释，中国文论和美学话语体系建构同样要以“中国经验”为观照对象。“中国经验”并非自明的现成性存在，更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存在，而是在流变中被不断阐释的概念，其内涵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经验”虽有其客观性，是一定时空条件下和特定历史阶段的地方产物，但它并不外在于世界，而是与世界共在中有其相互交流和可通约处，故而不能过于强调“纯粹中国性”。有学者指出，“中国经验”既是客观存在的、有待发现和阐释的现象，也是通过理论的烛照，不断被重新发现、重新阐释的产物。讨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中国经验”，应该同时在三个维度上展开：其一，从起源学和发生学的角度识别“进入中国的 ‘异质经验’”，在他看来，“中国经验”自身就内涵了西方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其二，发掘基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共同经验”，并非所有的外来经验都具有异质性，文化的共同性和理论的通约性是人类文明得以交往的前提；其三，“共同而有差异的经验”成为发掘中国经验独特价值的重要内容，立足于异质性差异的识别，而确立“具有中国性的 ‘特色经验’”。这要求我们，理解和界定“中国经验”一定要有语境意识。当下的“中国经验”是一种杂糅性存在，它置身于当代中国现实文化语境中，现实文化是其得以可能的历史语境。所谓“中国经验”不能是孤悬宇宙的孤立存在，理解和建构“中国经验”要辨析它之于“西方经验”“世界经验”的独特性，在中西比较视野甚至杂糅古今的人类文明意识中，领会“中国经验”的内涵所指，而不必计较于能指的漂浮不定。在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深度缠绕，历史性、当下性与未来性处于相互交织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已进入多重视界融合的“新视野”，以及三期叠加的现实使理论面临的现实文化问题更趋复杂，人文的思辨愈加深刻，这使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必须凸显反思维度。

中国文艺或者审美经验所依托的“中国经验”不是作为“他者”存在，不是对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补充，而是“世界中的共在”，是多元中的一元，其依托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是拥有学术话语权和理论担当的基础。是对基于中国立场的普遍性的一种特指，是对中国道路的阐释——中国方案。其在本质上体现了自觉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是“学术中国”自信的表征。现在有些期刊倡导讲学术故事、学人故事，就体现了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艺术人类学强调艺术生成的社会语境，对普遍理论持有一种本能的戒备和抵抗。当下，世界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多声部和包容性发展，需要中国发出声音，需要中国贡献方案。作为现代性诉求，审美现代性经验并非寻求一种大一统的坚固存在，而是进入一种多样化、流动性的状态，展示多样性的审美体验和艺术表达，这对“中国理论”生成和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机遇。中国文论和美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要以多重视域中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在建构过程中要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和价值立场，不能在热衷于“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中依附于西方理论，那种亦步亦趋，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的理论迟早要被淘汰。

中国文论和美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要落在“中国的”审美经验上，体现当代中国人的艺术追求和价值诉求。审美经验是对文艺作品和现实及其关系的艺术鉴赏与审美感知，当代文艺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是文艺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理论体系建构同样要体现人民性诉求，作为对中国人审美实践升华的审美感知、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审美经验以其通约性和审美共通感的追求可上升为理论概念体系。“中国理论”因有效阐释“中国问题”，在与异质性理论对话和交流中相互借鉴和参照，积极张扬中国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不会形成理论霸权。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在2017年新年致辞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这一重要宣示，深刻展现了中国梦的世界情怀、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可见，中国的审美经验不是“井底之蛙”的孤独感，而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传承，有着世界情怀的格局。

“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就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张扬。建构中国文论和美学话语体系要把凸显“面向中国的审美经验”，作为中国文艺发展的特有方式与形态。美学理论建构既要有“审美共通感”的底蕴，又要在审美经验的艺术表达上，凸显民族的地方的色彩。“地方性”“民族性”越来越成为后现代文化空间中艺术表达的底色，只有文艺的多样性才能丰富人类精神家园。在全球化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语境下，各民族文艺发展愈加斑驳，在相互交流、交融讲究文明互鉴，以及大众文化的全球互动及其文化均质化的文艺发展当下，凸显审美的“中国经验”，意味着在当前多元文艺发展格局中诉求一种当代中国主流的文艺形态，以书写和表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弘扬当代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和艺术价值追求。这种理论着重解决和探讨的是中国文艺的发展道路及其主流话语表达形态，是审美的“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文化底色，而不是什么别的国家或者民族的审美经验；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人的审美经验及其艺术表达，其独特性是价值所在，因此，其研究范式和批评话语的建构要围绕独特性展开，却不必执着于地方性和民族性经验，而是在开展文化间、范式间对话和沟通中追求一种形而上的超越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中国经验要有世界意义，既要文明互鉴，又要关注文明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不能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也不能落入文化部落主义的泥潭。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是21世纪人类世界对美好精神家园及其意义秩序探索的贡献，唯有自觉地、牢牢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文化权利和文化责任——以文艺的或审美的方式展现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能建构基于“中国经验”和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文论和美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