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博议

法天

天果无常乎？其而春而夏而秋而冬，固历万古而不异也。天果有常乎？何古今星纪之异、中外气候之殊相去不可以倍蓰计，大造若几不能以自主！天之无常，岁差之异也。

法果可变乎？其三纲五常虽极千祀而难革也。法果不可变乎？何官家、民主、君主，古今中西之异局也。法之变，国势驱之也。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游其宇者，莫不随其寒暑风雨之节，栩栩以生，于于以死，大造无私，所以化成。王者，以兵、刑、礼、乐驱使天下，牖民以德，圈民以制，以藐焉中处之身亲临万民之上，天下喁然从风，畏其神，亦服其教也。故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为治不同，同归于道而已。乃卫鞅、王安石之徒起而议变法，持之甚坚，成之甚效，而祸亦甚烈者，何哉？盖变法以自营其私，则背天理之公；下情不通，则上天不佑。乖君民一体之义，昧天人一气之原，任法而不顺理，虽以赵武灵、魏孝文之为君，率千百卫鞅、王安石之徒，执法以号天下，未有不再纪败者也。迨法穷弊生，祸乱既成，乃归咎于变法，夏、商、周以来，其末造之所以失，岂皆由于变法所致耶？不知所以变与变之不得其道耳。

夫所贵乎王者，操天下之利权，调剂以弥其缺陷而已，固无所私也。故任地者霸，得人者王，法天者帝。

变法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盖言其盛也。乃与颜渊论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显乖乎不背不违之旨者，抑何也？盖风气无十年而不转，法制无百年而不变，因势利导，则民自化，儒术当矣！

乃汉初以黄老治，蜀汉以申韩兴，若易其时则乱矣！民主，官天下也，公矣！乃美利坚以民主而治，俄罗斯以择贤而乱，俄贝德第一改废旧章，不传子而择贤，实开华盛顿之先。未百年，保罗乃复传子。旧制立长而女子不得嗣统。若狃其说则悖矣。然则法犹水也，注之方盂而方，注之圆匜而圆，随器而转移，而吾惟务得其平而已。裘皮以御寒，{L-End} 络以御暑，若冬而病温，非袒裼裳衣不能效。沟渠以潴水，陡闸以备涝，若大涝时，至非决掘堤防不为功。欲图自强，首在变法。

变法一

皇上法天爱民，容保无疆，当先躬节俭之化，岁定天禄之数。内廷御用，纤悉不外假。裁内务府、织造等官。其朝、庙一切度支、仪制，可按部分办。孟子言：“君十卿禄”，盖古昔盛朝，君皆制禄，载在礼经，可推而知也。沈彤作《周官禄田考》，据“君十卿禄”之说，称王自食二万有四百八十夫，后、世子与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妇官、女给事、王宫士庶子之食，皆于王所自食中给。近美利坚伯理玺天德岁俸四万圆，盖仅视中国督抚之数云。京外职官秩同者，禄皆一体。酌定俸廉之数改称曰禄。古制京官之禄重于外，汉唐以来则外重而内轻。任内应办事务准开支公项，繁剧处所增添员数。内官以吏、户、礼、兵、刑、工分属，外官以省、道、县为纲。官设九品，文曰正，武曰从，满汉一例。内外升转，裁并改设以省繁惑，罢宰相而重六部，裁官衔而复三公，称督察院。隆以师礼，不任职事，一命以上皆入告。出御史以巡各省，如此则纲举矣。

九品之法：文则太师、太傅、太保、六部尚书、各省总督为一品；六部正卿、外省御史称某省监察御史，驻省，而内属吏部。为二品；六部少卿、各道刺史为三品；省设使四：曰宣慰，主吏、户、礼、工四科。曰刑狱，主兵、刑二科。曰经历，主杂务。曰检法，纠察全省各务。与京秩郎中均为四品；知县为五品；在内则各部员外郎、主事为六品；在外则试用县道以下设宣慰、刑狱、经历、检法四副使，内为令史，则皆七品；县以下曰判官，主刑名。曰主簿，主钱谷。曰典狱，主捕盗。曰推官，主杂务。曰巡检，主察县内事务。与内之司务，则皆八品；九品则在内曰给事，在外曰吏目，皆令入流。

其升转之法：知县必由主事试用始得升补，知县以上则内外对转，庶扬历中外，得以练达朝野掌故。

武职则分禁、省为二。军内分九品：曰将军、曰都统、曰副都统、曰参领、曰游击、曰守备、曰校尉、曰千总、曰百总；外则改都统为提督，改副都统为总兵，改参领为镇城都督，游击以下同。官止八等。禁军统于兵部，省军统于总督，县设守备以下四等，道设镇城都督以下六等，省设提督以下八等。武皆自辖其所属，一统于文，有事檄道、县听调遣，重提督、镇城都督、守备之权，使皆得以军法治其所部。罢武科，重行伍，内外守备以上则参用文职，一归兵部。于是裁各寺科道于内，省藩臬守牧于外，汰冗员，设专司，损益古今之制，按部改设，略仿周礼。惟京师另设都察院衙门，主以三公，中设议员三十六人，每部各六，不拘品级，任官公举练达公正者。国有大事，议定始行。试办有效，视大小加恩赏赉。其缘事添设办事之大臣，是为钦差，分办者为随员，皆量给薪俸。制定，乃修改政典，勒为《大清新法》，颁行内外。

变法二

改知县为五品，而改州为县，隶于总督、刺史。县设试用县一，代理一切政治刑赏，而印官主其成。岁终册报本管上司而已。遇有大事得专折奏事。另设判官、主簿、典狱、推官分治县事。其驿尉、闸曹等官皆以九品吏目为之，是为文职。武则设守备、校尉、千总、百总等官以资守御，员数视所治广狭增设。辟秀才为吏目，分科办事。裁教谕、训导，兴书院，聘致仕乡宦有名望者为祭酒，如今山长。称先生，仿汉五经博士例。邑无贵贱皆入官学，不准私就师。各师皆由祭酒考选，学费则出于公捐。

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而行。凡荐辟、刑杀人，皆先状其事实于议院，有不实不尽者改正。又设巡检一，秩视判官，巡视境内，检举利弊以达于县，县再下议院。

由县而上则为本道刺史，考成而已。道设检法副使，监视县令贤否，以六条计吏：荐辟当、仪制肃、田畴辟、盗窃清、讼狱平、制造兴，上治状于总督。省设监察御史，秩二品，巡按所属，视黜陟之当否。省、道各屯练军，备非常。三年大计，有黜陟乖方者，听平民诣阙上告；得实，总督、刺史以上本管官，皆治以失察应得之罪。

夫今之县令，古诸侯也。地大者数百里，少者亦不下百馀里。乃丞尉以下如赘瘤而无所事事，府道以上又节节掣肘、束缚之，使不得少行其意，而且迁调无常，官舍如奕，虽戴星出入，犹恐不给，尚欲其奏弦歌鸣琴之绩哉！故讲富强当首重县令始。

变法三

如此则大纲略举矣！尚有为纲中之纲者，则科目之法宜变也。

夫科目者，人材之所出、治体之所系也。今所习非所用，宜一切罢去，改设五科：曰艺学科：曰射，曰算，射取中的，算试《九章》；曰西学科，分光学、电学、汽学、矿学、化学、方言学六门，试以图说、翻译；曰国学科：颁《大清会典》、《六部则例》、《皇朝三通》，试以疏、判；曰史学科：取《御批通鉴集览》，当另刊《皇朝新史》，颁行学官，试以策论；曰古学科，经则《五经》、《周礼》、《语》、《孟》八经，子则《管》、《孙》、《墨》、《商》、《吕氏》五家，试以墨义。备五场者，始得录。如此则由浅入深，实事求是，国无异学，士皆全材，治平之道基此矣！

县试拔尤，取入邑庠，曰庠生。庠而试于道曰廪生，廪而试于省曰举人，举人举而贡于京录者曰进士，皆三年一考，定期三月朔，颁文格图式于学，依问直对，不取词章、楷法。

已仕已进，十年而不能通者，给原品顶戴，勒休，称前进士。举、廪、庠生仿此。所取之士即分充部曹及京外七、八、九品等职。取进额数约逾品职三分之二。

另立阴阳学、医学，不以设科。五年一考，取其尤者，举以为师，给单准行。十年大考，优者得食禄，秩九品，食禄满十年与大计课最，得增秩，但不得逾七品，以示限制。京外一例。禁私学，犯者以枉法论。

变法四

纲举矣，而目亦有不得而略者：一曰户口：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分四等：未及十六者曰少，十六以上曰壮，三十六以上曰中，五十六以上曰老。隋制：设黄、小、中、丁、老五等。今既免丁之役，故仅分四等以周知民数。妇女一例填帖张于门首。家自为户，父子已分析者统于长房，人曰口。旧称丁者，谓可应役也。故未及十六，有不丁之目，辞甚不顺，兹取古人“八口之家”及汉世“口钱”义。每帖总计一户四等男妇共若干，并注明逃亡、物故、谓本年新死者。新增。县岁造册，存档三年，状其总数以上于道，道上于省，省达于户部。如此，非特赋税、保甲、配盐等项法无可隐，而其间老少强弱之形、南北男女之数，与凡死生婚嫁，皆可按籍而稽矣。

考之《周礼》：“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上也。下落也。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此贵贱、老幼、废疾、九州男女之异，司徒、职方所以能举其职欤！

变法五

一曰税则：国家岁入有常，猝逢意外之需，不得不取资于捐输、厘饷，然皆一取之于民也。捐输则报效于国者千，取偿于下者万。厘饷则民输于官者十，官得于民者一，馀悉供渔利之徒中饱耳。宜一切罢去，而仿古租庸调制与泰西招牌税等法而变通出之。田地分则科银仅征数分，而富民坐收十倍、百倍之利，名为减赋以苏民力，然此实继富之政，于贫民毫无益也。一店新开，地方之抽分，杂役之抽丰，筵席之糜费，均有不免，而并无涓滴奉上，此亦非情理之平也。

拟定四项之赋，于田曰田饷，分上中下三则。地曰地税，区为九等。人曰口赋，照户门册分四等征银。旧制：民丁之外有军丁、屯丁、匠丁、灶丁、站丁、土丁、渔户、寄庄丁、寄粮丁诸名，各有科则。康熙五十三年，是岁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二千五百二十四，著为额征，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三年，从直抚李维钧议，丁银摊入田粮之内。然至乾隆四十五年，直省人已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一口。店曰牌银。分九等，如牙帖之式。如岁出不敷，则酌加，先期榜示。国家诚能于吾民之养生送死诸大端，百计先弥其阙，则挹彼注兹，多取之而不为厉，尚何竭泽之足虑哉！

变法六(上)

一曰农政：井田之法猝不可复矣，于是水心叶氏倡为买官田之说，大为黄氏东发所讥，其说辨矣。虬谓可就近日濒海之涂田、闽、广、两浙等处。迎水之沙田、江南通州及广东等处。失主之山田、江、浙、皖、楚等处。报而未垦者悉籍之官，官自招佃。沙、涂但有微涨，刁衿、土棍辄预向场卫处所争先首报，数年之后即可开垦，升科后转售，亩可得钱十数千不等。若报至百亩以上者，是不废一文，可坐收千馀金之利。官仅亩收三分上下税银而已。利之所在，豪强占噬，从而械斗，死伤者岁有所闻，曷若入官之为得哉！另开屯田于边塞，屯田本使卫军自佃，今卫所仅坐收税银而已，宜另修屯政。葑田于泽国，架木为丘，而附葑泥于上作田，可随水浮泛，自不淹没。因地土之宜，广求树艺之法，十年之后而官禄不假外求矣！

夫田有主而欲井而入官，与田在民而官自向买，势或有所难行，情或有所不顺，今施之于天生浮涨、无主官荒、旧黄河故道淤废未垦者尤多。水乡泽国，又奚惮而不为哉！

变法六(下)

一曰限田：自井田之法废，富者动连阡陌，而贫者或无立锥之地，于是有为限民田之说者。虬谓平民辛苦起家，尚属自食其力，其富宜也。唯士人一行作吏，即满载而归，产业多从贪墨所得，不可不为之定限。法令：印官服政之初，着地方官查具实在产业，田地店业。册报备核，区九品为九等，不许违限，定赏格，听告发，得实，籍其家。

富民入赀，封为尚义郎，论品顶戴，奉朝请，严定品制：衣服、宫室、冠婚、丧祭，不使逾越，则多财无所用，而兼并之风或庶乎熄矣。

变法七

一曰鹾法：呜乎！鹾政之不纲，至今日而极矣！平民禁把持行市，而独任票商之垄断。且商亦未见其利也：输之于官者一，费之于私者七，而商仅收其二，乃尚有倒纲、滞销、折阅者，而吾民则已全受十分之害。纲盐、票盐，票盐始陶文毅，行之于淮北；继陆建瀛行之于淮南，曾、左二公行之于江浙，票盐由是渐广。其实明时已有之。官运、晋省、川省。商运，事同一例。然则上下孳孳、日夕所讲求者，只以供狼胥蠹吏之鱼肉已耳，岂计之得哉！农而耕，商而货，不以为非，独至贩盐之平民不守引岸，辄目曰私、曰枭。夫背公曰私，不孝曰枭，民自出其资本，逐什一之利，为事畜之资，安得率称为私、为枭！文报中竟有称粤私、闽私、潞私、川私、私枭、盐枭、枭徒者，实可骇异！光天化日之下，安得突有此称？名不正而言不顺一至于此！至罔利之奸商，骫法之猾吏，反劝之纵之，而独若有甚恨于盐贩之徒，务欲尽致之法！贩而为张九四、谭阿招、蔡牵也者，杀之可也！贩而为衣食计，驱而戮之，毋亦有不安于心者欤！

古今议盐法者夥矣！顾氏炎武据李雯议盐：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所之。此祖刘晏之法而不知持其后者也，故主者半，而驳者亦半。主之者：道光时御史王赠芳、太仆寺少卿卓秉恬、光禄寺卿梁中靖、翰林院侍讲学士顾莼、孙太史鼎臣；驳之者：襄平蒋相国、盐政福森、安化陶文毅、冯桂芬。然皆得失参半。邱氏浚谓：令官给盐盘，任民自煮，每盘以一引为则，每引先取举火钱若干。此变桑、孔之术而不知隘其利途之旨也。或谓诸场广袤数百里，火伏有先后，势不能逐灶而验，犹其浅焉者也。然则鹾政遂无善策乎？曰：亦斟酌古今，参而用之可耳！

考明制有户口支给之盐，令户口赴盐运司关支食盐，而纳米钞：男子成丁、妇人大口各支盐四斤五两，纳米八升六合、五钞；不成丁、小口半之。计口授盐法似密矣。然实仿自朱子。朱子尝奏《浙东盐课状》，称：“臣生长福建，窃见本路下四州军旧行产盐之法，令民随二税纳产盐钱，而请盐于官。然其弊也，官盐不支给，而民间日食私盐。”朱子乃谓有司既得产盐税钱，亦不复问其私贩。虽非正法，然实两便。夫纳税而给盐，则税必重。今盐亡而税在，便于上则有之，恐民未必以为便也。朱子贤者，乃亦为此言耶！明则官盐亦不复支，而纳米钞如故。夫既曰：“请盐于言，而收其钱钞”，乃又令其食私，是重累吾民也。宋盐、钱二税之制不可考，明则口纳米八升六合零，以每石今制四千三百之价计之，此就吾温折征而论。已人纳盐课钱三百七十文矣，平民八口之家其何以堪？然则法当何如？曰：拟定制：每口税盐课钱三分，仅于产盐之所、如池{L-End} 、井灶等处。配盐较大之处，如蛋户、酱园之类。酌大小定为税则，而任令商灶自行煎运。纲举目张，似亦变通之一法也。

考《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四十五年，总计直省人口已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一口。”今滋生日众，版图渐辟，据道光时林文忠折称：“湖北、湖南两省报部人数约共五千万人有零。”届今五十馀年，加以新疆、台湾又设行省，则各直省滋生又当日众矣！若以每口三分为率，已足抵盐课之所入。据孙鼎臣说：总共盐课银九百八十六万七千八百两，而四川不与焉。盖盐课实居天下财赋四之一矣。课银归县收纳，县设主簿一二员而裁盐院各官，省一切缉私兵勇轮船与凡卡局等员经费，则商贩之力自纾矣。姚莹谓缉私一项，岁常数十万。大抵有名无实，此盖仅就当时两淮而言。盖断其私于利薮之所在，毋论不肖官吏抉同作弊，资以自利，纵令认真查办，而大利所在，虽有重法不能禁，其纠党持械，拼命走私，皆可逆料。兵少而贩多，故势常不及。其得规卖放者有之，其惜死故纵者实亦有之。若改行新法，每户出钱无多，官可按簿而稽，胥吏不致横加酷派，即有拖欠，究不至多。盖法行则盐价自平。闻之湖广、江西、安徽之食淮盐，市价每斤制钱六七十文。晋省官运官销，每斤制钱三十五文。然短折秤两、搀和泥水，实仅得六七两，此已见邓庆麟疏。则且七八十文矣。其实出产之盐本不甚贵，据各处文报，皆仅一二文，与吾温场价不殊。自经商办，禁闽盐入浙，于是吾郡盐价顿长至十数文，盖渐有贵食之虑矣！层层盘剥，始有此数耳。自来理盐政者动以恤商、便民、裕课为辞，其实皆自欺欺君，纸上之空文，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未见其真能知治道也！

或曰：“旧时盐课已摊入地丁，今又格外议增，恐赋税之事减顺而加逆。且果行之，异日必有再议重增盐税者，是适为他日秕政之地。其说何如？”曰：“此书生撑持门面之迂谈，非识事务者之通论也！”摊课之举，圣恩浩荡，民久已不识、不知，况吾朝轻徭薄赋，迥异前朝，今税虽增，而价实减，剀切晓谕，上下均得其便，何不可行之有！为问今日之厘捐、盐税，取之于商乎？抑仍取于民也！火起于室，当之者无噍类，不亟求曲突徙薪之策，乃鳃鳃然虑执爨为引火之媒，是当令天下复燧人以前之治，不火食而后可，未为知言也！盐筴之正，管子以之富国，而后世乃适以病民。利权所在，旁落于奸商，中饱于蠹吏，县官不复过问，而惟一切苟且卤莽之是图，尚何富国之可言哉！尚何富国之可言哉！噫！

就场收税之法，明嘉靖时御史汪鋐已有此奏，其实必不可行，尚有为诸家驳议所未及者。试再申其说：

今天下盐课约千馀万，从前引商皆令先缴课银之半。若散之各场，则场户非殷商可比；若随盐随税，责令商贩先输全课，成本增重，历届实无此办法，害实不可胜言。且一税之后不复问其所之，是课银当全责之场户。任令按季分缴，则场户、灶丁类无多产，些小赋粮或多抗欠，盐课大纲安能应缴！况官既责之场户，场户不能不仍取之商贩。无论商贩势不能行，纵令商贩挪移抵课，则场户持有课银在手，不复计及缴课之时，青苗遗毒，往事可鉴也。若法穷计生，场户亦令商贩按季分缴，万一商贩倒折，是当全输之场户也。官垫民欠已非政体，乃令疲场垫散贩之欠，其何能堪！不宁唯是，从前盐课极重，而商仍不断者，以有引岸为之垄断，官取之商，商仍取之于民，挹彼注兹，持此尚可无虑。今既一任所之，弛其引地，小贩必多，大商既先输课银，成本较重，恐被小贩抢卖，闭运定多。小贩力不能及远，恐各直省不免有淡食之虞。若仿刘晏平官盐之法以济其穷，则搀和泥水，杂以砂砾。见杨士达《与王御史论淮盐书》。一归官运，百弊丛生。盖米盐日用之资断不可令归官办，晋省赈饥，粥厂且有杂以石粉者。仓场、漕务，弊尤不胜枚举。此皆硌硌可见者，故辄及之。

变法八

一曰漕政：漕运之兴其昉自《禹贡》乎！禹平水土，任土作贡，乃九州之终皆言达河，盖不仅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而已。朱子亦云：“冀州三方距河，其建都实取转漕之利。”汉兴，高祖时漕运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始有漕运之名。晋设督运御史，始有漕运之官。自是以来，陆运、海运、河运，法虽屡变，然皆以京畿而仰给于外省，终非计之得也。请施权宜之计而筹经久之策，非统归海运，改征折色，京、通建仓，畿辅兴屯不可。

何以言之？海运起于秦，秦欲攻匈奴，使负海之郡转输北河。而定于元。《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给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馀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明永乐十三年疏会通河故道成，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赐名会通河，便河运。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河遂淤。至是，命尚书宋礼疏复。始罢海运。嗣是以后遂行河运。道光时以清口淤淀，陶文毅始倡行海运。同治四年，从部臣议，复试行河运。由是河、海并运，而实以海运为便。黄河北行、南行皆穿运河而过，漕艘待汛分溜必须借黄济运。于是运以借黄而淤，黄以济运而决，岁修堵合，费实不赀，而漕项之耗折不与焉，此海运之便也。

漕项本不全征本色，所征者特东南数省耳。闻南漕每石费银十八金，据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魏氏虽驳其误，然旋为冯氏所纠正矣。虬按：秦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汉文时贾谊上疏，谓“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盖自古已然。到京，旗丁领米易钱，合银一两，买杂粮充食，折给已久。是每石十八两归宿为易银一两之用，此真林一冯氏所谓可长太息者也！今蜡茶药材等方物实多折征解部，但分存其名而已。盖都门百货充牣，何求不获，此改征折色之便也。

隋炀帝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是积米多至二千六百四十万石矣。今拟于京、通各置大廒，贮米一千二百万石，为三年之蓄。折征既行，则酌裁兑费，提存入官，清厘牛录章京之耗羡归公，添给丁粮，采买仓米。复仿汉人入粟补吏之法，惟准虚衔封典，皆实令以米上兑。如此，则丁得增饷，民得减赋，国家无丝毫之损，而天庾丰足，太仓之粟已红陈不涸矣。此京、通建仓之必不可缓者也。

畿辅水利，言者不一。李氏祖陶据包氏说作《漕粮开屯议》，又引海盐朱尚斋太守之言谓：“画地为四区，区百万亩，以开方计之，但为方八十里，已得田四百二十四万亩。计其岁入，已足抵南漕四百万石之额。”然此尚画饼之谈也。彼仅知地方八十里已足四百二十四万亩之数，而不知垦费将安出乎！然则奈何？曰：请以千亩为一区，分区四千二百四十，考古井田、区田遗制，修复营田水利府，雍正四年设，命怡亲王董其事，周历三辅，开设四局，数年得水田六千顷。乾隆时尝特旨修复。李氏谓王仅开三百馀亩者，欠考。择农部领其事，详勘地势，绘图扦界，逐年分办，盖区分则地易辟，亩少则垦易集。复仿康熙时垦田补官之制，康熙十年，准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损益其数，六品而止。捐输不得太滥，此要策也，官垦则分年而办，招垦则按图而集。裁漕运、漕标以下各官，岁可节存廉俸经费数百万，以为垦费，期以十年，当无有不办者。田辟矣，仓将安施？闻每廒大者仅容千石，是当另置万馀廒矣。费又奚出？曰：漕艘大小以万馀计，每年给油艌银五两，三年给小修银二十两，拆造尤巨，如变艘为廒，略可相当，此畿辅开屯万不可忽者也。盍亦加之意乎！

辽、金、元初皆兴自北方，未闻越大河而南资飞挽以自卫，盖漕运起，而燕冀之水利始废。今诚取四策而次第行之，则根本壮而皇图固，民力纾而元气厚，万邦作贡不难矣！尚奚事区区东南数省哉！

丁氏显作《请复河运刍言》，谓：“全行海运有当虑者四，折价采买，其害有三。”请祛其惑：往来如履平地，风涛之险，一不足虑；海军近设衙门，北洋、南洋已同陆地，海道之梗，二不足虑；将来海口之淤，必至交兑违限，言似征实，事尚凿空，三不足虑；一罢河运，恐失业之徒，啸聚揭竿，此鉴于咸丰初年之事，似不可不为之防！然海运既通，运河尽可召募、招垦，安插何难？四不足虑。至折征采买之法，津通设局收买，自无搭附轮船之弊。一害免矣。若改折征之半，按月采买，每月仅购十馀万石，往岁吾郡偶歉，米商云集，四十日中进米四十万馀石，价极昂时每石不过四千馀文。非全数取办于一时。况旗丁居十分之八九，折征之半尚不足敷，折给、采买尚可从省，则二害自除。既非派员购办，三害自无。其刺刺万馀言，请规复河运者，只欲施其设地洞、引汶水济运之下策耳。博而寡要，其丁氏之谓乎！

变法九

一曰圜法：近日钱币日穷，为救时之说者佥以通行楮弊之议进。其法本于唐之飞钱，实即《周礼》质剂之遗。吴县诸生王鎏著《钞币刍言》，具述崇祯时部臣议行钞十便之说。且言：“果欲行钞，必尽废天下之银，然后可行。”魏氏源驳之甚力，以为有十不便而无一便。言“宜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人说人殊，将奚适而从！曰：“钞币之设本以便民而非以罔利。今欲以空钞易实银，是以奸侩赚钱之术施之于国计支绌之时，示人以欺，强人以从，虽卫鞅复生，无能为也。宜备成本若干，与钞票相辅而行。省、道、县各设宝钞局，即官银号。使民可纳钱换钞，入钞取钱，勿欲者听。出入之间，官为量收微息。陆氏世仪亦有此议。如此则上下均受利益而无扞格不通之弊矣。”魏氏之言自铸银钱则是，其欲复玉、贝二币则非。圜法随时代为转移，首以顺人情为本。魏氏既知汉武帝造白金三品，增价而民废不用，又言白鹿皮为笼利，以古准今，其必不行。乃欲复古玉、贝二币，此亦知二五而昧于十例也。

虬愚以谓：宜于省会各码头较大处所设局，铸金、银、铜三品钱，分两一定，可即照今洋式铸成。本管上司察验，如成色不符，厥罪烹，钱价涨跌悉随时值，否则金银贱则市价高抬，金银贵则成本暗折，是倒授人以太阿也。钱价五日详报道、省，如今雨旸报例。道视其涨跌而酌行提拔，如大涨跌可请拨省会各局应销。禁元宝、银锭、小钱、洋钱不用，有盗铸者杀无赦。以中国君主自有之利权，坐令私铸充斥于下，洋钱渗漏于外，魏源谓洋钱熔净银仅止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譬如世家古族，家计渐窘，犹视米盐为琐屑，纵令其子姓挥霍布施，日涸利源而不顾，乃亟亟然谋贸易，讲畜牧，未始为得也。一鬨之市，钱肆林立，其势非能自开采、鼓铸也。转移之间，坐收毫息，犹足以起业。岂有幅员二万馀里之广，而司农持筹，尚有仰屋而叹之日也！

变法十

一曰礼节：苏氏辙曰：“周以文章繁缛之礼，柔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果敢之气，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废为至弱之国。”为墨之说者曰：“国有七患：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此其一也。”又曰：“俛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勿为。”然则大礼必简，欲讲富强，宜删礼节。

夫礼非一端可尽也，试举其概。一曰舆服。衣冠参用西制，赵武灵王之改胡服，本朝之不守明制，皆深得自强之理。仪节一从简易，卑幼见尊长皆仅一揖，立而白事。文武皆令骑马，禁乘车坐轿，随从不得过四人。唯朝贺、衙参、阅兵诸大典，朝仪舆服，当遵国典，以存告朔饩羊之意。一曰昏丧。昏以著代，丧以送死，礼皆不废。顾文胜则情漓，而礼反无所丽。拟婚嫁禁奁费、酒食、六礼，仅取问名、亲迎，宋儒孜孜讲礼，乃于六礼首删问名，而径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此岂复知礼意哉！贫富不得逾三十千，敢以妆奁遣者罚锾，充婴堂公费。《周礼》：凡嫁女、娶子入币，纯帛无过五两，是古已有禁矣。丧事以哀为主，以葬为归，禁浮屠冥镪，定期三月而葬，百日薙发后得墨衣任事，准考试补官。嫁娶未葬者不得与。参夏制及军营、满州各例，省夺情之议。三年服满，释吉而未葬者罪之：已仕革职，未仕褫衣顶，四民墨衣充力徭，官为贮赀营葬，葬毕而除。宋河南程氏颐，贤者也。其言亦曰：“圣人复出，必因今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又曰：“行礼不可全泥古，须视当时之风气自不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斯言也，可谓知礼之情矣，而尚未得礼之用也。

夫礼者，经世之大权。故圣人之治天下也，通阴阳消息之机，察风土刚柔之异，原天理，顺人情，损益百王，张弛隆杀，勒为典礼，皆足以定一朝之制而救当时之弊。故五帝不相袭礼而同归于治，何其精也！盖通其原则为圣功，修其制则为王道，矫其弊亦不失为霸术。虬尝谓：礼束人筋骸而固肌肤者也，故非强有力者不行。在《易》之《大壮》：“雷在天上”，“君子以非礼勿履”。实取震雷之厉，而继以天行之健也。盖上天下泽，履以立礼之体，震上乾下，大壮以尽礼之用。后世议礼诸儒，皆仅知于灿然者，见天秩之有序，不复深通其创制显庸之大旨。于是三千三百，尽付诸曲台绵蕞之徒。竞善为容，而礼之用微矣。呜呼！安得圣人复起，与之详议因革之方哉！

变法十一(上)

一曰营务：兵，重务也，亦危事也。非力不举，非胆不壮，非技不精，而实非壮年不能办、日操不能成。请易旧法，黜洋操，而于水陆重定新操之制。

力之途三：曰臂、曰足、曰身。举刀以练臂，设二等：六十、八十、百斤为准，须只手高擎，旋转自如为则。不及者汰，过者存记。夺标以练足，先于平原极远设一标，能先到夺标为上。练实以日夜行百里者下、二百里者为中、三百里者为上。跃沟以练身，沟以一丈、二丈、三丈为则。此之谓力成。蹑千仞之危峰，樵采者熟视若无睹；临万顷之洪涛，榜人径行而不慑，所素习也。若易地则各丧其所守矣。故胆非练不壮，乘女墙而趋，卧桅头而安，炮火夹击而勿乱，风涛逆卷而不迷，斯胆成矣。碇、缭、抖、柁，舟师之要技也。宜令各兵皆习泅水、以伏水久暂为优劣。驾舟，各兵须能自掉小舟，斗于洪涛中。庶应变有其材。弓箭、枪炮、藤牌，行伍之正技也。宜补令投石、以远以高为度。打旗、大旗手宜专练方精，然各兵亦不可不习。骑马、须令习骑秃马。逾高，如逾城上树。如此而水、陆二军成矣。然此皆非壮年不能行，请定限年之制：人年十六以上至三十六者方准补战兵，违限者退战作守，已赴战者给战粮。四十六以上则勒休。保甲乡团一例仿演，然后讲束伍应敌之法、出奇设伏之计，得其人而将之，五年之后可无敌于天下矣！另详《报国录》。

变法十一(下)

禁兵、省兵、道兵，皆战兵也。盖以备非常而梭巡所属。今入伍者类多习业之徒，借名粮以卫身家，计饷银以当产值，月费粮米，即可免操，私顶私替，勒定粮价，此弊吾温为甚，每名向索八九十元，近经卡制军札饬整顿，犹私定每名三十五元、费用十五元。有终身入伍、不识较场为何地者。如此欲望兵之精，其可得乎！

宜定限地之法：凡补伍者，须离家在百里以外，今文职教官须令隔府，而营弁都守以下准就近，皆非计也。考补以技。省、道各军每年调三分之一分巡所属，以其二为驻防，更番休息。三年一轮，视辖境广轮为驻扎日数之久暂，巡而过其家，赏假免操，兵行禁骚扰，水军则常驻各汛，不准上岸。南北梭巡以肃洋面而熟水道，近吾邑水师副将有畏风涛者，届会哨则坐轿，纡道三日而前，禁营船演炮，可发一叹！庶有济乎！

夫养兵以卫民，非借民以充兵。泰西人人皆兵，犹得古人寓兵于农之遗意。而中国乃兵民不分，是直无一兵之用矣！蒙犬羊以虎皮，驱而使斗猛兽，胜负之形盖不待智者而始决矣！

变法十二(上)

一曰刑律：呜呼！古今治法备矣！患在不行，不患其不至也。而独有一事为尧、舜以来四千年中圣君贤相所未及讲明协中者，则刑法是已。杀人者死，抵之者诚当矣，于已死者复何裨焉！金作赎刑，恤之者诚至矣，于被陷者又何甘焉！且抵矣，又何以处愍不畏死与一杀数人者乎！即赎矣，何以处贫而无力与多财纵暴者乎！生光天化日之中，作奸犯科，以自陷于囹圄、桎梏、缧绁不为过，而乃夏则给蒲扇，冬则施棉衣，囚粮、药饵各有差，于囚信乎其有恩矣！而还问被陷之家：一谳之成，倾其家而不足；所得恤埋，不足供幺麽走卒之使费；死无以葬，生无以养，是囚死其一人，而官乃杀其一家。死者而有知也，其饮泣叫号于冥冥中者，三法司亦幸而不闻耳。使有得于五听之外者，其将果何以为心哉！请定律为三条：今律例太繁，徒供吏胥舞文耳！曰杀人、致死者。伤人、成废者。误人，坏名失财者。已得实者听问官分别议拟用刑。刑亦有三：杀人者，杖而宫；伤人者，笞而{L-End} 左足，皆墨其背而髡其首，僧尼均令受戒，防逃逸；误人者，扑而墨衣，监禁匝月，疮未愈者验明展限二月。皆罚令亲身力苦，定率抵钱，扣存贮库，每年于犯事之日按提，责办于犯事处所，荷校，徇于境内三日，抵足罚款，始行责赦。寻常辞讼，酌定讼费，诬者着赔，无力者充力役留抵，唯应得罪名，乃不准以私财抵赎。有私逸私替者追回，十日一比，取见血。三月后照常徭役。凡被陷者，按月官皆廪给其家，以二十年为率。

曰：“若此将遂废大辟乎？”曰：“可！”夫天地以好生为德，人无知而杀人，吾亦以其无知而杀之，是亦杀人类也。人被杀，而吾不知恤其家；人杀人，而吾仅刑戮其身，平民冤抑不得伸，积之既久，皆足以伤天地之和而致阴阳之沴。相仇相杀，兵戈之劫未有艾也。不宁唯是，好勇斗狠之徒，其焰恶而魄强，虽死而实能为厉。困之辱之，磨之策之，柔之导之，以渐消其杰骜不驯之气，使憬然而生其悔悟，庶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化枭为良，无刑之治或可几乎。闻之法者，取则于水也。故《大易》之象而坎主律，今水运已临，虬以古三元法推得同治三年已交水运。考古得水运者如唐尧、商太甲、周武王、宣王、秦始皇、汉明帝、唐高宗、宋太祖、理宗、明世宗诸君，皆能修明政体。当有重修庭坚之职者。数十年后，吾说亦将有所施也夫。

变法十二(下)

今日扰害平民之类不一，而讼师其首也。出入衙署，交结书差，羽翼既成，辄日肆鱼肉善良之计。被陷之家，其亲友虽有谙成律、怀公愤者，亦怵于帮讼之嫌，不克自伸其气。非无严明之官长招告暗访，然所惩者狐狸而已，豺狼固无如何也。

请参西法：明正律师之目，令平民诘告，各延律师应讯。律师无功名者不准呈，无律师者不收讯。定律师一例科断，语其指要，厥利凡五：人得公为律师，律师必有身家，则必深明定例，吓诈敲索，图告不图讯之弊自除，利一；庸恶险诈之棍徒不必设法拿办，人自无从过问，利二；原、被各破钱钞，而讼师唯知坐收渔人之利，谋事之不忠，心术因之愈坏，使之一例科罪或自能检制，其利三；律师许其上堂，则亲友矜耆尽可自占律师，日久自无所得，此不禁之禁，其利四；上下皆明定例，则徇私枉法之吏不得自肆，其利五。举直错枉，化莠为良，所谓以人治人，絜矩之道，或亦讲治平者之一术乎！

变法十三

一曰工政：国家自各口通商以来，凡一十九处二十七埠。皆知自强之道首在理财。于是海上之招商局、开平之铁路、漠河之金厂、粤闽之船政、矿务、两湖之铁政局，皆次第举行。顾办之近二十年矣，而权其得失，或入不偿出者，则以要领之未得也。夫利出一孔者富，事属众擎者举。今诚欲与泰西争衡，而收其利权，则虬不敏，请以六事进：

一裕财用：泰西百废具举，亿兆之数嗟咄立办，商则各设公司，近人钟氏谓：西国每立公司必禀请国家，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可凭利益操券，始准开办。每一公司由各股东公保董事十二人，由众董事再推总办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于中总办受成于各董，各董受成于各股东，上下钳制，耳目昭著，自然弊无由生。君则预借国债，泰西每有大事必告贷民财，息仅数厘，故各国皆有国债。即富强如俄，考一千八百七十年，单其出利之债共存一千二百三十三兆二十万三千六十四银罗般，其不出利之债共存五百六十八兆四十六万七千二十九银罗般，波兰之债共三十九兆四十五万七千五百二十四银罗般，总计债银一千八百四十一兆二万七千六百十七银罗般。届今又二十一年矣，其积债可知。各国虽略有上下，然皆在数千兆以上，乃民皆不疑者，以利银则一无错误，不妨藏富于国也。人已俱沾利益。财力既厚，故能以大而并小，以近而夺远，盖深得管子“隘其利途”之旨也。可设宝钞局即官银号，法详前以裕利源，定率以一分为息，填单注明某年给还，存积较巨者，准将关卡税厘划交。上下既孚，官民一气，则保险、信局、铁路、矿务、织布等局，官力所未及办者，可准华商包开，许其专利若干年。须预定货物货值，不准嗣后垄断居奇。财源既浚，利途自辟，此诚保国裕商之至策也。

一兴制造：有能自出新意、制器利用者，造成报官给照，酌准专利年分。其或确能利国者，准世其业，物勒工名。图成，建议而无力自措者，官为按验、核议，出示招股。泰西工即为士，中国士不知工，故势常不及，非真智巧之逊西人也。若遵前议设科，参用西学取士，则以士为师，以工为徒，引伸仿制，十年之后谓制造不及泰西者，吾不信也。

一奖工商：工商，图私利也。然因其私以济吾之公，裕国利民，则奖励之道亦有不可废者。工创物，商销货，皆令有籍可稽，给照存执。注明三代籍贯。每人总销至百万者，以税则三分为率，是国家已收其税银三百两矣。宜奖以九品。二百万者八品，三百万者七品，四百万者六品而止。皆赐以利名郎，志乘列名。逾四万万者爵以通侯，锡名裕国，国史列传。此亦汉武赏卜式意也。

一讲懋迁：百工之事，迁地为良。今中国习用洋货，其实中国之器玩，西人亦嗜之若渴也。丝、茶、大黄，无论矣。此外如苏州之顾绣、处州之冻石、江西之瓷器，西人皆啧啧称赏。苟再能设局采购各省新奇可喜之器玩，载以出洋，当可获利。复设商务各官以总其事，开商报局，刺取西国器用之习尚与其制作之大概、价值之情形，附以图说；内地小件附销者，准报官搭卖，并小为大，交商运销，所得羡馀，公同匀分。如此则百千之货皆可外达五洲，人人觅利于外洋，风气一开，而内地之财不可胜用矣！闻之道光末岁鸦片行时，中国银钱输入外洋者八百万。今洋货广销，每岁漏出者且四万万，据光绪十三年洋关税册，中国通商共十九口岸，出入口税厘二千七百一十六万七千两。长此不返，其何以国？若大兴商务，有报馆以通其消息，有保险以防其耗折，有官局以剂其盈亏，因利而行，或可少修补牢之策欤！

一开新埠：泰西每次换约，辄求添设口岸。其得一埠，极力经营，置洋房、辟马路，整饬华丽，出人意表。以故百货辐辏，士女如云，商务因之日起，而彼得坐收十倍、百倍房租之利。若另于二十七埠邻近之处，参以形家旺气之说，扼要别开新埠，一仿洋式，彼高鼻深目之徒当亦噤无所施也。

一抚华商：华民散在泰西各国者，以南洋二十馀埠百馀万人计之，据戊子粤督张香帅疏，当不下千馀万。其间挟巨赀、尚名义者，所在而有。近西国凌虐吾民，无所不至，英、俄、美、法、德皆有禁止华工之议，或禁设领事、英吉利。或增重人税。法兰西。美尤无道，设计焚烧，盖祖龙之暴不是过矣！同为皇家赤子，一任其推之沟壑，坐之涂炭，叫天无辜，曾莫之援，毋亦君临万国者有所不忍闻者乎！夫华工之久在西国者，于制造、机器、矿务诸西学濡染既深，当能得其指要。若诚能于此时特饬各钦使晓以祸福，因势利导，设法招回内地，自行开采、铸造，徙其馀部署以实边，择尤授以冠带，越鸟巢枝，胡马依风，当有歌硕鼠而来归者！为汤武殴民，此其时乎！泰西力求通商，中国亦从此而得其格致之学，近又力驱华工，将自此而并兴其制造之利，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时不可失，愿与榷国是者借箸筹之。

保民

法变矣，而仍不得不取之民者，将以桑、孔商贾之术施之于周、孔礼义之邦乎？曰：不然！子夏之言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管敬仲曰：“下令如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古之为治者，杀之而不怨，多取之而不为虐，翳岂无道哉！亦视吾民之所甚苦者蠲去其弊病，养欲给求，力求保民之实而已。时则有若婴堂、粥厂、栖流所、药局、医院、官渡、清节堂，皆官为设。惠民局主一切善事，如恤埋、棺木、借钱等均是。择绅董其事，中国各善堂皆徒博豪举，于事并无实济：如四民无告者，当分住各厂，给以资本，令自食力。其实在病废者，方准其虚糜。如婴堂、栖流所、清节堂，万不可令其酣豢终日，自坏有用之身。官渡尽可取钱，唯贫民免输，计其岁入以充经费。药局、医院，实系无力始可酌舍。而实莫妙于借钱局，不妨起息。八口之家若得数贯钱为资本，日赢百数，即可无忧，此莫大之善举也。至掩骼埋骴、施舍棺木，尤仁政所不可忽，不徒泽及枯骨，实足以消疵疬而酿太和之气云。费则摊之各铺户。

盖治国以保富为要，保富以恤贫为先。人贫而吾不能独富也，国贫而吾不能徒治也。诚得良有司休息生养，煦之以仁，摩之以义，民也激发天良，有输将恐后耳，尚琐琐计及于锱铢哉！夫州县官一事之善，去思之碑、遗爱之祠，且不惮醵金从事，盖三代直道犹有存也。封建之初，君为民谋，而恐无以遂其生，故井田、学校之制计之甚详。郡县以来，民为君谋，而恐无以保其生，故安内攘外之策，筹之宜豫。自五洲通商以来，时局又一大变，如风雨之飒至，火焰之飙发，稍不为防，将鱼烂鼎沸，生民之祸有为吾口所不忍言者！出水火而欲登之衽席，则太史公所谓六家之学，实亦不得而偏废者。保民而王，在斟酌用之可矣。

治河

治河(上)

黄河发源西域，逦迤五千馀里而至内地，水利所在，实开九功之先。昔者，神禹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遂转洪荒而为平成。法具于《禹贡》，而道则原于《洪范》。汉魏以后，师陻汩之智，昧畎浍之制，于是全河之利尽失，而滨河居民蕴昏垫之灾者，数千年而靡有定。然殷忧启圣，而贞下起元，去害兴利，此其时乎。故虬愚请以三策进：

导源葱岭，横绕北徼，率顺水性，循山入江，扼中朝内外之防，开塞外富强之源，以治河为防边，此策之上也。何则？山以水为用，水以山为体，故水以界山，山以摄水，欲明水道，先考山脉：天下之山以西藏极西之冈底斯山为祖，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主事胜住偕喇嘛楚尔沁等图得之。山周一百四十馀里，高出众山百馀丈，顶上百泉流注，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三百十里，直陕西西宁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馀里，西三十六度四分，极出地三十度五分，实诸山之祖。居天下之脊，众山皆其分脉。分干有四：西北向者为僧格喀巴布山，蜿蜒起伏以趋西域，抵吉布察克山而结葱岭。魏源《海国图志》谓昆仑即葱岭，众山之祖乃葱岭而非冈底斯山，所谓河源出阿耨达者，乃葱岭脊上之大龙池，证引甚辨。唯疑后藏之水多南流入海，不知冈底斯山相近亦有四大山，其北自僧格喀巴布山，而西北为冈里木孙诸山，绕阿里而北二千五百馀里，入喀齐国，山行必有水，特不入中国，故未之考耳！自葱岭而东，又分为三大干：北干由葱岭分趋东北，循乌什之贡古鲁克、阿克苏之穆苏尔、达巴罕、库车之丁谷山诸地之北，至于伊犁格登山：在伊犁西南百馀里。东北行逾鄂尔和绰尔山，循察尔古尔依特山；东行起阿尔泰山，即古金山，一作阿勒坦鄂拉。直趋肯特山而结于外大兴安岭。阿尔泰山绵亘二千馀里，高入霄汉。外兴安岭长几万里，二山山阴水皆东北流，山阳水皆西南流，故断为北大干。其中干则由腾格里山之空格斯山东南行过喀喇沙尔，起博尔图，达巴罕，循吐鲁番、罗卜淖尔：东行起祁连山，绕套外为贺兰、阴山，经归化城、宣府至独石口外之多伦泊，而起内兴安岭，东入辽左，起长白山，回龙穿海陆行而结泰山。圣祖仁皇帝谓长白山二干：一干东至鸭绿而结高丽，一干北折至盛京，复西行而南至金州旅顺口之铁山，穿海而结泰山。故泰山面西南而背东北。虬按：汶、泗水皆西流亦其一证。唐一行创山河两戒之说，谓北戒自三危、积石东循塞垣至{L-End} 貊、朝鲜者误，不知积石为北戒之南干，朝鲜为北戒之中干，而北干实当以外兴安岭为纪。魏源以祁连为上起于阗，与天山之脉不相属者误，山脉以界水为断。祁连来自喀喇沙尔所循之罗卜淖尔、小包尔腾海，达布逊池、大通河，皆其大界水之历历不爽者。和阗北距叶尔羌七百里，南行二十日即后藏，东皆戈壁沮洳之场，逦迤而至河源。其由天山直趋哈密者馀支也。中干龙脉腰落而起祁连，故天山尽于玉关，而哈密馀支尽于布隆吉河。松筠以祁连山之阳为吐鲁番、哈密，盖误以天山当祁连山也。其南干则由叶尔羌经和阗、尼莽，依山东南行，而起巴颜喀喇山，一云即古昆仑山，今河源之所出也。在星宿海西三百里，东北至河州界积石关计二千七百馀里。齐召南谓其脉西自金沙江南犁石山东来，疑误。河为北条，源出藏江，江为南条，源出藏南。巴颜喀喇山后有那木齐图乌兰木伦河、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二大河以为之界，故确定其来自和阗。循阿拉克沙尔山，过大积石山，入终南，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而结恒山，南干之脉实结于此，盖正龙尽落未落，则沙少水多，恒山三面界水，桑干、滹沱二大河以及{L-End} 河、沙河、滋河诸小河层层缠锁，龙又焉往？魏源但知北干有二，故误以中干之脉原于三危、积石。一行误以北干之南干为北戒，故误以太行之脉东循塞垣而至朝鲜。所称中南二干，均就北大干而分，非今堪舆家所言三大干龙之说也。此其概也。然则北干水道可得而言矣。议由天山北路伊犁河西北图尔根河起，逾博罗拉达河、库尔喀喇乌苏河、安集海河、和尔廓斯河、苇河、乌陇古河、布尔干河、德伦时河、锡拉河、墨特河、推河、塔楚河、翁金河，循达尔罕山北麓入喀噜伦河、搭尔河，穿戈壁数十里，通科勒苏河、达敖嫩河入黑龙江；其由天山南路者，则由葱岭循乌什城河，沿开都河、博斯腾泊入阿尔辉河、托克逊河、蒲昌海、哈密河、布隆吉河，过花海子，入居延泽，穿阴山，达搭楚河，曲曲入江。虽开凿河道，汇巨川，堵支流，费固不赀；然河成，实子孙万世之利也。

曰：“其扼中朝内外之防奈何？”曰：“近者俄人逼处吾后，逾兴安岭而南与吾争东省三江之利；又西北新疆之地，膏腴尽为所占，东西横亘万馀里，防不胜防。若能特开新河，挖土筑堤以置铁路，征兵运饷，一水上下，俄虽强，不足虑也。盖山险既失，则当退而守河。夫宋太祖之经营河朔也，雄县等界皆令多植榆柳以防敌骑之冲突。秦始皇亦特筑万里长城以遏强胡，此皆严中外之防，明利害之机。况以治河为防边，实一举两得之计乎！”“其开西北富强之源奈何？”曰：“西北为秦陇之屏障、燕晋之藩篱。自新疆开设行省以来，布置亦略当矣。然省不过十数县，城不过数十庄，地旷人稀，难骤望其生聚，盖沮洳戈壁之场，人畜俱困，故皆裹足不前耳。若大开河道，使舟车直达，则地大物博，懋迁自众，将来练兵筹饷，不患无措。且由此大修屯政，而吾圉固矣！”

顾或者难之曰：“北路如苇河、乌陇古河、推河、塔楚河之间，皆隔有古金山、杭爱山等麓，布隆吉、居延泽东行，有阴山以为之阻，又况瀚海之沙碛、天山之戈壁，又岂可借巨灵五丁之力哉？”曰：“地利未转，万人不能浚一湖，风气既开，匹夫可以达五洲。往者葡萄牙于印度西南界之孟买开凿海港，建立城邑，通行市舶。近法人海理色朴以苏尔士湖横连亚细亚、阿非利加二洲，以一人之力凿而开之，闻其子又将凿巴拿马，分南北美利坚为二。盖泰西机器百出，穴山而启铁路，入海而穿电线，今昔异时，又岂可以一隅之见自局哉！然则今日非常之举，亦患其无资耳，不患其无具也！”或又曰：“今国帑告匮，费又安出？”曰：“招内地流民以实边，准其自占地利。托泰西豪商以包工，许其酌操利权，经之营之，十年之后，河道大开，沙漠之地，水草沃饶，富庶可坐致也。”

或又谓：“汉武帝时齐人延年已有徙河塞外之议，或谓阴山大脊必不可逾，瀚海砂碛必不可疏，今吾子所陈，得毋摭齐人之剩说而为通人所见呵欤？”曰：“延年之言也，可按图书、观地形、准高下、开大河东注之海，则关东长无水灾，是仅知徙河关外，内地即可无忧，实不明当日水土之性、北中支干之界，诚不免或人之讥。然或所说亦一貉之见也。瀚海者，洪荒以前大河之旧大界水也。自神禹舍阴山而凿龙门，截中干之界水束入内地，于是漠北之地始尽成砂碛。龙门可凿，阴山独不可逾乎？有以知其不然矣！”或又曰：“如吾子所议良然，岂神禹当日亦见不及此欤？”曰：“非也！唐虞之时地仅九州，荆、扬边地，视同瓯脱，故禹仅就中干之水，凿龙门使归内地，而又于冀、兖下流播为九河，所以漠北水利不甚计虑。盖秦汉以前，地气钟于西北内地。魏晋以下，东南始盛，沿及金、元，渐趋塞垣东北。此天时、地利、人事之自然而然者，非真圣人之知有不足也。”

或又曰：“今者回匪初平，哥老会党又所在而有，民情浮动，当持之以静。猝有非常之举，其不为之元氏贾鲁河之续者几希？”曰：“元氏之亡，亡于国政之不纲，非石人之谣所能动也。文作灵台，而庶民子来，秦筑阿房，而戍卒揭竿，固别有所以致之也。况全河外徙，则内河可垦之田当以亿万计，仿军屯之例，使人得占田自力，拔尤使卫边，以招抚为解散，即以解散为召募，利益岂有涯哉！”

或又曰：“河，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更改。英明如汉武，亦为是言，将吾子之说终不行乎？”曰：“是又不然。河自周定王五年南徙，砱砾遂渐移而东，已非复禹之故道矣。自是以来，三千年中屡修屡决，害靡有止。夫河自郑州以下，南流东徙，皆其故道。历考迁徙，大抵决而北者十之八，决而南者十之二。盖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一十馀年，其南行者仅五百一十九年，据光绪十三年翁同龢等疏。故兰仪铜瓦厢决后，仍改道北趋。盖山不离祖，水必归壑，亦可晓然于北干之水终不能以人力挽之使南也。天地之气以渐而开，河源之说始自张骞。唐、宋以来，谈者如梦，元世祖遣都实穷四阅月，始仅至阿喇脑儿。至本朝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胜住等直穷至阿里以西三百里，而真源始得。盖天算、舆地皆历久愈明。近者英人之治印度河，一日之内，水可徒涨五丈。德人之治兰因河，源流二千四百里，水浊多泥，亦藉机器。埃及之治奈而河，建闸蓄放，他如意大利、奥国等国水患皆突过黄河，今皆一例顺轨。或者五德之说：水运将兴，以古三元法推得：同治三年交上元水运，详虬所著《三元运统表》。四海自此遂永庆安澜乎！是在有志澄清者次第举而措之其可也。”

治河(中)

天地有不涸之仓，国家有莫大之利，则内地之矿务、塞外之河防是矣。矿务之利近稍稍有知之者，而河防则从未之及。

夫内外蒙古起自元初，已六百年矣。以文武之圣，东迁以后，国势孱弱，尚不能自立，况亡国遗裔，其为再实之木乎！比闻其俗趋便易，少机警，习喇嘛教，吸鸦片烟，奄奄无气息，其不肖者至狗偷鼠窃，无所不为。朝廷虽设有办事大臣，增添卡伦，然戍兵无几，仅足供更番候望之用而已。其甚者亦且相从而靡，盖俗之不振甚矣。蒙古之衰，敌之所喜而吾之所甚忧也。卧疲羊于饿虎之旁，笼干鹊于饥鹰之侧，欲求其不噬，其可得乎！故欲收为唇齿之益，当重以腹心之寄，非大兴水利而实边防不可。拟堵黄河南行故道，使由河套北路图尔根河东北行，达德布色黑河，绕墨灰图驿，逾纳林河，循察罕鄂博入昭哈河，堵东洋河，达七七哈黑河，逾哈那台河，沿哈拉马苏河，改穿内务府镶黄旗牛群牧场，循察汉托罗海岭北麓，疏乌兰克勒、大马库朝。古者五河为数不及百里。堵五可儿河，而汇五河之水入乌兰城上都河，北流转东，复折而南，浮于库儿奇勒河；于郭家屯北堵滦水，截使东北行，循郭里岭东行，穿虾蟆岭，入英金河，沿西剌木伦河，达大辽水入海。

疏凿水道，改宽河身，厥利有八，而形家之说亦寓矣。汇万里来源，环卫神京，外固长城，以作金汤，其利一。区内外蒙古为水陆二防，以外蒙古为江北之濡须、淮南之合肥，舟车四达，接应利便，其利二。黄河自郑州合龙以后，时有决口。随其北行之性，则畿辅有渐车之虑；挽就东进故道，则东南无安堵之期；若改道使出河套，则河身尽占为田，堤埝悉令种植，五年之后，富可敌国，其利三。水草沃饶，荒漠之地顿致富强，备边之道莫大乎此，其利四。地辟人众，货物充牣，关外铁路由此大开，其利五。全河外徙，则秦、晋、兖、豫四省水利不能不开，开渠置闸，人自为力，四省之地可期富庶，其利六。河北岁修之费往时定五百万，近经裁节犹六十万，而意外之费不与焉。乾隆四十六年青龙冈之役，费帑二千万，嘉庆十六年上谕：“河南近年以来，年年漫口，前此已费三千馀万，今郑州之役奏销亦一千二百万。”度支有常而漏卮无底，病国厉民，曷其有极！若全河北徙，百弊尽蠲，其利七。俄国近于西比利亚新造铁路，横亘新疆、蒙古、东三省，上策或难猝行，得此河亦可少折其锋。昔粤、捻诸逆窜扰曹、济，几无虚日，然未能过黄河一步。以河为防，不无少补，其利八。若夫形家之说，虽为体国者所不道。然涧东瀍西，周公亦尝借之营洛；而朱子亦云：“冀州正是天地间好风水。”但仍误以山脉自云中发来，故取前面黄河为案。若大河北通上都，则万里来源，缠后而为荫龙之水，大小辽河为领龙之顺水，津门七十二沽为到局之逆水，旅顺、登莱对插海中，为固局之水，缠护聚会，永壮皇图，此岂复汉、晋中兴后之国祚所可拟其万一哉！夫古称“博求能浚川疏河及征能治河者”，皆谓其熟悉形势，而参以时局之人。不然，修堤筑坝之工、镶扫戥水之法，此河上老卒之事耳，尚有待于求而征之哉。

循北干大界水之旧，顺地脉而循天纪，竟神禹四千年来未竟之功，故谓之上策。若夫据中外之形势，固国家之基业，利及万里，功在当时，故曰中策也。试言下策：

治河(下)

河自神禹奠定以后六百馀年，至商始有水患，然不过迁都以避之，非有溃决漂没之痛也。周秦以来，河患史不绝书，至本朝尤夥。顺治间河南为甚。康熙六十年决詹家口，乾隆十八年决铜山，四十六年决兰阳，嘉庆朝河南屡决，靡费至三千馀万。道光二十六年决开封，次年又决中牟。咸丰三年决河南兰仪铜瓦厢，径入大清河，遂复北行故道。同治七年决荥泽，四月决，十二月堵合。十年决侯家林，漫南旺湖，始分入南运，壬申二月堵合。十二年决石庄户张支门，漫牛头河，始由南阳河径入运河。十四年三月堵合，贾庄普建南堤，北流斯定，而大清河乃全受黄河矣。光绪四年，大清河两岸旁决小口不一，至丁亥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郑州上南厅之决口宽三百馀丈，尤为百馀年来所仅见。而近之为河防之说者，其书汗牛充栋，其说膏润液美，究其治法，不外镶扫筑坝，戗水圈埝，重堤于淤，包滩下扫，与修九河之遗迹，复南进之故道而已。而大旨不出乎汉贾让增高陪薄、劳费无已之下策，潘季驯束水归槽、借水扫沙之成规。然其法固具在也，何患仍未已乎？呜呼！治河其果无善策耶？何昏垫之灾终不能免也！

夫善解斗者，批亢而捣虚；善灭火者，曲突而徙薪。河虽决于东南，然其源固自西北来也。闻之黄河入境至榆林府府谷县北，水深不过八九尺，至榆林府西，纳入无定各河，则水添至一丈一二尺。至孟门、壶口纳入汾、绛各河，则水添至一丈三四尺。至西安府三河口纳入渭、泾、浐、灞、沣各河，又至华阴，纳入北洛河，则水添至一丈八九尺。出潼关至河南巩县，纳入伊、洛二河，则水添至二丈三四尺。至武陟县，纳入沁、丹各河，则水添至二丈六七尺。至郑州，则已受大支河十六道，小支河一百六十馀道，除五十里小河不计。故三汛之期，黄河顿涨数丈，而横决不免矣。斯言也，盖得之陈君继本云。君字华亭，本浙山阴人。幕游陕西二十年矣，刻意考求河道，庚寅来东，条陈河务，遇于济南。其言治法，亦言请于山西、陕西、河南等处归入黄河之大小支流，添建水闸，以时启闭，杀水上流之势，此亦不刊之论也。

夫昔禹之治河也，下流既播为九河，而又浚畎距川，乃孔子称其尽力，而孟子赞其无事，意岂相妨哉！诚以水出高源，而实以海为尾闾。若能于上下流分杀其势，则自顺轨，此道本明易也。后世昧沟洫之制，万川归于一派，下流不分支河，不得不为增痹陪薄、束水归槽、借水刷沙之策。水由地上行，已谓之害；今河身日淤，齐河等县水皆高出城上。水，地脉也，张脉偾兴，人事当有隐酿其害而不觉者，岂仅溃决放滥之失哉！考古西北水利之书：郑、白二渠无论矣；他如召信臣之造钳庐陵，在穰县。增田至二万顷；后魏裴延{L-End} 之修督亢渠，范阳郡。溉田百馀万顷；魏刁雍之凿艾山河，在富平。溉官私田四万顷；唐云得臣开渠，自龙首引黄河溉田六千馀顷，唐武德中。宋程师孟引河水，淤京东西沿下田九千馀顷，至明徐贞明、万历时御史，陈西北治水十三利。汪应蛟，万历时巡抚。皆剧言西北水利，此皆载在史策，班班可考，今盍一仿其法乎！

曰：“请问上流蓄水放淤之法？”曰：“当于内地上流多浚大渠，相地形之高下，定渠底之浅深；下流设石闸，以时节宣。离闸数里，先筑小坝一二处，不必过高，底视闸口略深，留淤不使外放。盖水性润下，盛涨之来，所挟泥沙皆从地底而下，非从水面而过，有小坝以为之潴，其漫出坝上由闸入河者，水当渐清矣。内地即开设多渠，水势自杀，不必以小坝壅水为疑。沿渠居民岁使淘沙挖泥各一次，若多洼下之地，更可仿重堤放淤之法，渐成高阜，法具治河各书，可考而知也。”

曰：“下流多开支河，是固然矣。近有请分黄入马颊河者，仅六百三里耳，枢臣勘议：约挑河筑堤之费已三百馀万两，而迁徙村户、五百七十六村三万九千馀户。坟墓、三万一千七百馀冢。估买民田，六万馀亩。一切之费皆不与焉。支河之开谈何容易！”曰：“上流既广穿大渠潴水，则水势自减，而所谓支河者，口不必其过宽，原议口宽四十丈。堤不必其过高，地价、夫工均可从省，又安可以难自阻哉！近全河北趋，所恃为尾闾之泄者，仅东省利津县之牡蛎嘴而已。虬愚拟请仍张曜旧议：于齐河以下李家岸、赵庄之间引河使入徒骇，计地不过十里。使由流钟口入海。更于章邱县东山头店东通獭河，汇浒山泊入小清河，此其概也。”水以北行为性，南省不必再开支河。

曰：“黄潮冲击，久自成淤。淤高则倒灌横决，故往者云梯关积淤高至六七丈，故河改而北趋。近闻牡蛎嘴又渐淤矣，然亦他日之云梯关也。御之之法将奈何？”曰：“出口之淤由中溜挟泥沙而出，潮水性咸而力劲，顶冲而入，刚柔相搏，阴阳相荡，故积淤必坚。铁门关以下之铁板沙亦即此理。故咸水、淡水相错之处所生鱼虾必味厚而性刚。今拟于出口之外唇，束竹为桩，扦作三角形，斜入海中，挑水移溜，则害自除。试申其说：闻之大海捕鱼之法，扦竹为扈，相间数尺，盖潮水值竹，则逼流入网，视溜之大小为扈竹之远近，此即河工减水坝之遗意。若能量口门之宽狭，作角形之长短，则大溜由中直趋出海，而潮水之迎溜而来者自分趋于两边。所有沙泥皆直出而积于出口之外海，风潮鼓荡，横冲斜啮，海中流淤安从凝积？此计之上也。有逼溜分潮之功，无闸淤束沙之患，费省而功大，有利而无害，一得之愚，或亦有可取者乎？或疑河流过大，竹不能御。此皆不悟以柔制刚、以轻运重之法。瓠子之揵竹，即近日之稭扫，力皆胜于砖石。不出里门之儒，真有万思不得其故者。况此策得行，上流既杀其势，支河又多分其流，各口所出之水，视今日当减十之七八，又何不能御之有？西北之广渠既开，东省之支河盛启，诚于此时于汾水发源处，使绕管涔山东麓通入滹沱河，清北干南条之脉，兴畿辅大利之源。雍正四年设营田水利府，命怡亲王董其事，设京东、京西、京南、天津四局，数年之间得水田六千顷，成规具在，盍推而广之乎！穷其源于未入关之上，竟其委于既出口之下，实事求是，水利或自此大兴乎！”

或曰：“鲧陻洪水，五行何以汩陈？箕子言：‘彝伦攸叙，道备于《洪范》九畴’，愿闻其说。”曰：“剖判以来，一气生人，而水为之祖。地球之上，地得一分，水得三分。故王者不修祭祀，时则有水灾。据《后汉书·五行志》。郊天用元酒，亦取报本之义也。礼本于太一，其降曰命，故元酒之尚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义也。盖水为天一之气所生，故即取其气以交于天，实非此则不能交，其义甚精，非仅贵质而已。故曰：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汉、唐以来解经家皆未见及此，呜呼！此礼乐之所以不复兴也。水于卦属坎，于人属肾。坎为律而肾为命，水不顺轨则天纪乱而地脉紊，人生其中，则性情隐为改变而失其常度，律奸而命无以立，六极备而三德微矣！然则布五事、立五纪、修八政岂能外水而治哉！故《洪范》九畴独详治水。道原于《洪范》而治具于《禹贡》，一经一纬，皇极之所以建也。盖禹之明德远矣！民免其鱼，犹其小焉者耳。呜呼！安得神禹复出，使得陈说五行大义，从童律庚辰后一探阴骘之原乎！虽然，维皇锡福，富寿可期，拭目以俟其清可也！”

筹海

国家慎重海疆，于南北洋各设兵轮。又特创海军衙门以为之统。顾宏纲虽举，而目则未详，谨采摭诸说，略参末议，敢再以六事进：

一定洋汛：沿海自广东乐会县起，接安南界。万四千里而北抵鸭绿江朝鲜界。卫所栉比，营汛鳞次，密则密矣，然以当今日之西师，则螳臂类也。海疆委命于舟师，乃将弁则浮冒克扣，船窳兵单不之顾，终日营营，皆侵上剥下之计，军国大事未尝有丝毫虑。囊吾瑞拆造塔波营船，报款三千两，某协仅费包工千两，干没其二，船成底薄，不敢哨洋，安放内港，待修而已。今年闻届大修之期，又可领费二千两。往岁大修安三营船，领费五百两，司房扣去五十两，包工一百两，馀三百五十两则副将、都〔司〕守〔备〕四六均分，船未放洋而渗不堪驶。瑞安额设水师一百八十名，岁需饷项三千两，近副将、都守冒扣二千两，无复旧规，瑞安如此，其馀可知。某协性畏风涛，不敢赴哨，尝纡道乘轿逾岭而过烽火营，更可一叹。虬尝谓天下有两等人心肝坏极，关吏、营官也。然则今日之水师将弁，直孙恩、徐道覆、徐海、汪直之徒耳，此可为痛哭者也！虬请罢沿海防汛，更营制，设兵轮，分海疆为四：近制以烟台南北分为二洋，北洋辖于直隶总督，南洋辖于两江总督。自成山以北至辽沈为北洋，而设提督行署于登州之威海卫。在文登县北九十里至烟台，水路一百三十里。从前仅知严防旅顺，其实地利不如威海有险可凭、攻守均便也。近险隘处设影灯、施电报，分建炮台，筑铁马头，立水师学堂，遂成北洋雄镇，以之添建行署尽便。成山以南至闽之五虎门为东洋，而设提督行署于浙之招宝山。五虎门以南至广东乐会县为南洋，而设提督行署于琼州。每洋各设水师提督一，南北梭巡，按季轮防，使得于平时练习南北沙水风线。内港另筹渔团海军以备不虞。再练外洋水师一枝，游驶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处，无事则保护华民出洋，有事则断其归路，形容势禁，此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经费稍裕，自备兵商巡船数号，每年环球一周，商以贸易，兵以测量，纠合公司，逐渐添置。五年之后，谓富强无期者，吾不信也。

一设经略：四洋既设水师提督矣，宜就海军衙门中特简经略大臣以辖之，斟酌长江水师营制，添设将弁，而仿西法考补。考泰西各国兵轮之制，由四副、三副、二副、大副而后升至船主，皆亲身驾驶，以技而升，不阶别级，无弃材，无躐等，故技以考校而愈精。今宜破除积习，超补一皆以技。四提督皆归经略节制；旅顺、台湾各设经略大臣行署，分驻半年；旅顺东达朝鲜，北锁津沽，与烟台一水相对，洋面仅六百里耳，诚北洋大门户也。国家经营费逾数百万，近渐废弃，然地利终不可失也。夏秋南北游巡，校阅水操，而海军成矣。夫英、美、德、法各国，其国都不足当中国数省地，越重洋八万里，称雄海上者，恃有战舰之力耳。此不可不求所以制之也。

一制兵船：近日筹海防者均以铁甲船为急。考泰西各强国皆有铁甲船数十号，似中国不可不为之备。然一船之费，数在百万金以上，且仍购自外洋，是拾其所弃、攻其所出，驾御稍不如法，直赉盗粮耳，非计之得也。虬谓御敌之道，当以柔制刚、以小制大。岳武穆之破杨幺，林文忠之困义律，未闻皆以轮舟与之相角也。本国兵轮以外，可略购英之碰船、价仅二十馀万，能破铁甲。英之快船近英国阿摩士庄新出快船、快炮、铁甲、鱼雷均不足恃，价未详。数号，馀悉编取蚊子小舟，以渔勇为之，蜂屯蚁附，四散游徼，相机而动，困之于水，使不得锐意登陆，则鼯鼠之技穷矣。夫西师之来不过十数艘耳，并力御之于外洋，上策也。魏源《海国图志》谓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此亦淮阴侯背水阵、张仁愿受降城之遗意也。不善用之，则自抉其藩篱，能无开门揖盗之虑耶？纵之入内，合各洋之师，孰为正兵，孰为应援，孰为后袭，四面包抄，以逸待劳，聚而歼之，亦其次也。中国不求自精其制造之法，一一购之外洋，讲求三十年，其成就乃竟若此，则事事过守成规，不能变法改制之所致也。

一改炮台：扼之于外海则有兵轮，御之于内港则恃炮台。近日为炮台议者夥矣。然仅保护台基、升降炮位而止耳。夫番舶之来，其快如风，少纵即逝，是一台仅供一炮之用也。且炮力之里数本有定率，敌若购求视吾略远之炮，先施以轰击吾台，是一台并无一炮之用也。以死御活，势常不及。然则奈何？曰：于沿江地段较长、扼要必由之处，平筑铁路二道，炮座皆施活架，随船上下，左右更换。如此则炮位无定，敌难轰击，炮不必多，而沿江有备。更能自制炮弹，战船炮弹必须自制。左文襄光绪十一年有《请增拓船炮大厂疏》，词甚详切，大旨谓：近守口之炮弹皆购自外洋，久必损缺。万一有事，各国既守公法，一概停卖，则由难而少，由少而无，诚有不堪设想者。拟就旧船厂开拓加增，兴工铸造，虽经始之费需银五六十万两，而从此不向外洋买炮，即以买炮经费津贴炮厂，当亦有赢无绌云。如法演放，何泰西之足虑哉！炮台之设，当先明炮力之重数，筑基稳固，方可演放。大沽、旅顺，北洋之要扼也。记光绪十四五年间两处炮台有因雨倾圮之处、因震坍毙之事，皆未深究建置之法也。虬谓实炮台之法当以泰西为精。按英吉利每因山为炮台，故坚不易摧。炮位不覆以屋，故烟不自蔽。穴山以储火药，故不为敌炮所燃。兵房建于山凹，故能以山自障。此因山为台也。其无山之处则略仿比利时都爱司勾阿炮台之法，如今式炮台分内外、上中下三层：中空而圆，砖石向内砌毕，外四围皆培以土，斜拖而下，而覆其顶。每层数步，留炮眼，远视但见大土堆而已。按美金楷理所译《兵船炮法诸说》谓炮弹透土难于透木，故欲阻弹者土墙最宜，取用亦最便。日间击坏之处夜间可以修补，但须筑之甚厚，则大弹不能透过，若此，则中国所有旧城皆当广浚濠河，挖土培城，此一举两得之计，急宜未雨绸缪者也。

一编渔团：左文襄之督江南也，值中法失和，创办渔团。后大宪以办理者之滋弊也，遂概行停办。虬谓渔团必不可撤。可汰水师各兵，就渔户中挑选丁壮补充足额，练成海军。其馀丁仿照江南旧章，设立渔团局，给以薪水，各授以操练之法，沿海七省，十万人不难致也。不急为之地，其杰而有材者恐不免有楚材晋用之虑矣。

一开海山：国初惩台湾之乱，惧奸民之济匪也，定迁海之令。于是濒海居民皆令内徙，海中各屿不准搭盖。承平日久，禁网遂宽，县胥营弁资为利薮，而国家无丝毫之益也。他如山东之砣矾岛、北隍城岛，江南之大小洋山，浙之普陀山、大小落伽山，闽之大小柑山等处，岛屿纷出，大者容千数户，小亦数百户，诚为一一经理，添设官汛，升科起税，可即以其费充海军之需。夫郑经之据台湾，张煌言之守南田，许朝光、吴平明海寇。之巢穴南澳，皆乘明季清初多事之秋，竭十数年之力仅乃克之。今内寇、外患蠢焉欲动，先事之谋其乌能已！岂可迁延不决，致再为澳门、香港之续哉！

朝廷于沿海防务致之未尝不力，购铁甲、设炮台，南北二洋水师又定为会操之制，亦似能自振作者。乃议及海战，则皆如谈虎色变者。以事事仅知摹仿门面，未尝深求其命脉、弊病之所在〔与〕极力整顿、改弦更张、实事求是之故也。吁！洋务岂易言哉！

筹边

今日边防之急者，东北则保满、蒙以卫本根，西南则护卫藏以固藩篱。虬愚以为宜仿筹海遗意，特设四部经略大臣，各练骑兵数万，辅以铁路，以为策应游击之师。用人行军，朝廷不拘以文法资格，予以全权，使得便宜行事，而边防始可言矣！

国家自各口通商以来，泰西各大邦闯然而来吾国。然诸夷，癣疥也，俄罗斯则心腹之疾也。俄与我接壤之区，东西几二万里。近又筑西卑里亚铁路，可由俄京而达东省。俄若用兵于吾，必当数道分出以疲吾师：东则出珲春以窥吾东三省，西则出倭穆司克以窥吾新疆伊犁，约近俄里二千。南由俄都近畿而托穆司克、而恰克图，斜探蒙古而窥吾直北之边，托穆司克至恰克图约二千里，距比得堡四千一百八十五里，然铁路数日程耳，直逼高丽；出黑海以牵制各国者，又皆必至之势，此不可不豫为之防也。西藏地处边徼，东界滇蜀——四川雅州府打箭炉厅及云南之澜江、怒江，东北界青海，西北逾大戈壁界伊犁，南界怒夷，西至巴达克、痕都斯坦，计横袤五六千里，环印度而接缅甸，为西南之藩篱。俄近屡遣使臣相视藏地，此可为寒心者也。朝廷虽设有驻藏大臣，然额设马步兵六万四千，而驻防绿营兵仅六百有奇，蒙古驻防亦不过三十九族，馀皆唐古忒土兵也。全藏所辖六十八城，亦仅官舍、民居、堑山建碉而已。僧多于民者十之七，相安无事，羁縻之可也；强邻压境，其能以数千骑稞坝、黑帐御之乎？

议分东、北、西及三藏为四部，而各设经略大臣以为控制：东部则东起混同江及吉林、盛京全省辖境，西至贺兰山，南界长城，北据瀚海，内蒙古六盟之地属矣；而驻东部经略于伯都讷城。北部则东起黑龙江全省辖境，西界阿尔泰山，北界俄罗斯，南界瀚海，而外蒙古四盟地属焉；与东部辖境作辅车之依，而驻北部经略大臣于土谢图。西部则东起阿尔泰山，西尽新疆，北界俄罗斯，南以喀什噶尔河、塔里木河为界，而驻西部经略大臣于塔尔巴哈台。而三部旧属之办事参赞大臣，皆择形势所在，增改为将军、都统，顺天府尹、新疆巡抚与蒙古王皆受约束，听节制。三藏则并驻藏大臣为经略，而驻后藏之札什伦布以便四面策应：北控青海、和阗，东通滇、蜀。增损三部之法，布置得宜，于以开拓缅甸、印度不难也。英、俄虽狡，其能禁我之所欲为哉！其举辟用人之法，则择取京外满、汉晓畅兵事、通达边务、耐劳苦者，使之娴习所部内外语言文字以备边材，而设驾部郎、参赞等职。驾部郎则分巡所部，凡边邮之险塞、防务之张弛、将领士马之贤否强弱，一一周知，假以举劾之权，优者后入为参赞以规画机宜。驾部郎、参赞无定员，人数视所部广轮。到部未三年者不得补，已补者不得改调别部及内省。勤干久任者仿宋人五等之制计功，给屯田为世禄，示激劝。年届六十者，经略各官皆告退。夫满蒙全境，考者谓丁口约得四百馀万，回疆又闻不下三百万，盖以三藏之众，兴屯保甲，因卡伦、鄂博之旧，筑土城，掘重濠，树杂木，以防敌骑之冲突。又授滋生宗室以散秩，招外洋华工以实边，徙内地囚犯以垦荒，绳以兵法，使之成军。生聚教训，期以岁年，将农服先畴，官有世禄，以守为战，二十年后，北庭、南部非复俄、英有矣。

国事仓皇之际，类皆设镇分藩，冀收捍卫之力。然守御无资，将率无方，张空拳而斗戟士，胜负之形有不待兵交而可决者。夫治国之道，有备无患，用兵之策，先发制人。吾不能禁敌之不来，要在吾有以制之而已。朝廷于东省、新疆防务亦似力求整顿，而各部则置若罔闻。然试问今日之卡伦、鄂博，其能当士克柏兴敌骑之冲突否乎？内外蒙古台吉、班禅、达赖、丁布木，其能当噶噶林挝尔、亚非士之理财治兵否乎？办事大臣徒拥虚号，其能号召骑士云驰电掣，使左右轰击、东西驰突如他邦铁道、电线之利便否乎？新疆、东省固若金汤，力能自守，无事后路之策应否乎？敌骑四出，各处驿骚，防不胜防，御无可御，敌人一旦狡焉思逞，将遂任其长驱直入已乎？盗者穴墙撬壁，隆隆有声，而主人犹鼾睡在床，思御之于堂除之间，何其惫也！

吾朝之于俄、英，皆有可取之势，而均失之于前。准噶尔之强也，征诸属国控弦之士数十万，圣祖三驾亲征，尽降其部落。于是自阿尔泰山以东皆隶版图，拓喀尔喀西境千馀里。不以此时沿乌尔会河直取俄都，此计之失也。道光二十年，广东禁烟之议起，罢英吉利互市，泰西之与英雠者，美、法皆请助兵船为国效力，俄罗斯亦欲约中国兵由缅甸、西藏夹攻印度，廓尔喀亦白驻藏大臣愿率部兵攻东印度，英夷皇然四顾，有岌岌之势，不以此时直取印度，又其失也。

虽然，昭烈不云乎：“事机之来，宁有终极！”果能应之于后，未为晚也！夫圣祖之收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也，经两朝圣人数十年之力，始克力驱罗刹。高宗之征缅甸也，用兵二十馀年，始归属国，定十年一贡之期。其征廓尔喀也，用兵三年始克深入。今俄逾兴安岭与吾划黑龙江而守，缅甸、廓尔喀相继折入于英，而西藏又有锡金之衅，准通商。缔造昔何其艰难，守成又何其不易，东隅既失，其可不以鲁阳之戈为桑榆之计哉！

或曰：“众建亲贤，分藩宗室，计亦良得。”不知封建之制，创制需时，当行之于全盛无事之日，应变救猝，似以添设经略为当。然胜国之季亦尝特设经略矣，关门内外，西北一隅，千馀里之地而有总督四、巡抚六、总兵八，防务不可谓之不密。弊在十羊九牧，事权不一，且广宁巡抚拥兵十四万，而熊经略关上无一卒，失在有经略而不知所以用，岂经略之果无益哉！是在得人而已。

呜呼！时变之来近在眉睫，而议者犹筑室道谋，畏难偷安，一任其鼎沸糜烂而不为之计，如秦越人之视肥瘠，漠然不以动其心，国事将奚赖哉！虽然祖宗玉斧之所区，金瓯之所奠，固将遗孙子以万世之利，今一旦拱手而让之于人，吾意天下之大，必当有起而议其事者，姑以吾说发其凡可也。

腹地广置木路议

呜呼！铁路之在今日，其真不可以已乎？近之为富强计者，动曰筑炮台，更练营，设商局，精制造，然无铁路以为之纬，则呼应不灵，终归无用，铁路其终不可以已乎！

顾或者谓腹地之设铁路，筹费不易，养路须资，宜先就通商口岸举行。蒙独以为铁路者军国之大计，非商工之末务，当视轮舟不及之处，宜先由西北而后及于东南。铁路之费诚巨矣！无已，则请先以木路进。

考木路之始，有新金山人马斯孟，于其地初开行铁路之时，劝用木路以引火轮车，作书一卷，极言木路之利便。普刺萨又试之于伦敦，尝以杉木为条，长约九尺，方六寸，其火轮车重十三吨，所牵五座客车各重二吨，每日行十点钟，平常之速每点钟行七十五里，可行八千次而并无损伤。至木路火轮车之价与一切修费，约省铁路一半有奇。且成路所费之时又约为铁路三分之一。译其旧说，参之时局，其利有十：能速成，利一；成费大省，利二；销磨甚少，利三；能易行弯曲之路与斜路，利四；如正轮忽断，则辅轮能受车体之重，行甚稳当，利五；车行时并不摇动且不发响，利六；因各项之费用少，则运客之价可便，而主人易于得利，利七；木条内地各足，无须洋铁，财不外渗，利八；木作、土工易仿，民无失业，利九；木厂视铁厂简易天渊，便利速成，利十。有此十利，胡不仿而行之。

其取道之法：请由宛平、良乡、涿州、正定计六百六十里。出井陉、计一百五十里。寿阳、榆次至山西太原，计四百里。循汾河南下而至潼关，计一千零七十里。达西安；计二百二十里。过商州、商南、陨阳而迄襄阳，计一千一百十四里。之江陵计五百五十里。以为干路，计长四千一百六十四里。再由西安至咸阳，西北由兴平、乾州达甘肃皋兰，西南由兴平、武功、沔县达成都，此备之于西北也。复由潼关循黄河东行至郑州、归德以及宿州，而以宿州为一汇。由宿州、滁州北上历滕县、济宁、德州、景州、保定达通州以卫神京。再由宿州、凤阳历滁州、江浦达江宁，由江宁北达扬州，南达江苏而止于浙江。如此而东南之声势壮矣。复由郑州至郾城，历遂平、应山下达武昌，再由郑州、许州、陈州、太和、寿州、庐江而至安庆，由安庆至九江达南昌，再由九江东行至铅山、广信、玉山左达浙江、右达福建，复由九江南下至临江，由新滏达广东，由新喻、袁州达广西，星罗棋布，节节可通，而全路成矣。

夫泰西各国皆各有铁路数万里，其成皆近在数十年之内，有开必先，宁可畏难而自画哉！蒙之为是说也，取道似纡，用费似繁，然实有深意存乎其间焉。欧邦之创铁路也，其始只取便商，而后乃假之行军。中国则当以军务为急，而辅以运载。东南沿海、临江之区既设有海军、长江水师矣，轮舟四达，形势利便，似不虑其单弱。所可虑者，独西北之策应不灵耳。万一江海道梗，轮舟之利与敌共之，则倚为臂指之助者非秦、晋、川、楚之兵而谁耶？古来兵冲四要之区，得之则足以制人，失之皆足为吾患。创中国从来未有之举，朝廷不惮持以全力，乃仅斤斤于目前养路之费，不顾将来之全局，非计之得也。且养路亦不患其无资也：西北膏腴之地，素称天府，特无铁路以开其风气，其利岂真薄于东南哉！全路猝不易办，当先举干路，计长不过四千馀里，若径改鸟斜，更可缩省。木路既视铁路省费过半，当不过一千馀万，期以三年，每年仅需三百馀万，似不患费无所出。

曰：“然则费果将安出乎？”曰：“国家度支有常，近岁出不复可计，当另筹裕财之法。”若俟临时而始议费款，未有不急切从事者。使由吾前各说先为之地，则以天下之财办天下之事，尚何有支绌之日哉！夫泰西各国，其岁计可考而知也。开办之初，可先就干地次第举行，而后及支路。山径过峻、水道较阔、猝难施功者，不必穴山架桥，视平地告竣始行从事，目前尚可省费十分之七，而人已大得其便利。利源稍裕，再易铁路，当易为力。全路若成，辅以轮舟，十八行省之兵征调往返，不旬日而麇至阙下，靖内寇，御外夷，节饷需，裕利源，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岂非万世不拔之基哉！

夫秦皇之备胡也，特筑万里长城。近俄人亦新添铁路，计长七千馀里，合之中国，亦不下万馀里，岂有以堂堂中国四千馀年声名文物之邦，甘自局于一隅而不思急为变计哉！盖有非常之人而始有非常之功，在变通行之而已！

拟建洛阳为西京议

国家发祥辽左，应运入关，远法轩辕，近沿元、明，定鼎燕京。天戈横指，几尽亚洲，神谋睿断，遂为中国四千年来帝王所未有。然忧盛而危明者圣，居安而忘危者殆。虬愚以为欲固祖宗万年之基，当广汉、唐两京之法，请择根本重地，改建洛阳以为西京。开铁路，练兵勇，备器械，广积贮，另简亲王镇守，以曲突徙薪之计，为深根固蒂之谋。皇上又仿热河避暑故事，裁减卤薄，岁幸其地，纬武经文，增其式廓，则我国家万年之基巩于磐石矣。

何则？成周之兴也，武王都镐，而成王旋建洛邑。宋仁宗庆历二年，范仲淹请修东京汴京。以为乘舆不出，则圣人坐镇四海，而无烦动之劳；銮舆或出，则大臣居守九重，而无回顾之忧。夫成王，圣主也；庆历，盛时也。而周公、仲淹岂真知有东迁、南渡之举，而为此虫足、兔窟之谋哉？盖卜年、卜世，思患预防，先天下之忧而忧，谋国之道固如是也。

今俄罗斯逾兴安岭而南，划江为界，逼近东三省，而且左盼高丽，右眈蒙古；倭奴又屡欲跳梁。万一狡焉思逞，偏师直入，将遂以都城为澶渊之举乎？此可为寒心者也！

曰：“其必以洛阳奈何？”曰：“自来谈形胜者曰太原、曰长安、曰金陵、曰武昌、曰洛阳，此皆历来王伯之基。然形胜之论系乎时局：各海口自通商以来，轮舟直达，长江之险已与敌人共之，故金陵、武昌不足恃也。太原、长安僻处西北，在今日仅为自守之国，欲以规复东南，难矣！洛阳居天下之中，形势利便，而且远离海口，无引敌之患，虽四冲之地，以守则不足，而进则可以从事湖湘，退可入关自卫，铁道一成，佐以火车、轮舟，则秦晋吴楚之师可指日而麇至阙下，所谓以守为战，以退为进，又何外敌之足虑哉！”

或曰：“东三省不既有兴京、盛京矣乎？”曰：“本朝东省之二京，虽非仅有邰、丰沛之比，然辽沈门庭也，洛阳寝室也，有国有家者，金玉宝藏之守，其在门庭乎？抑在寝室乎？此固不待智者而可决矣！”

拟援公法许高丽为局外之国议

高丽，我属国也，于藩封中臣服最久，贡献每年不绝。崇德二年封李倧为朝鲜国王，赐龟纽金印、诰命，定每年四贡。高宗纯皇帝尝御书“东藩绳美”赐之。自光绪初年枢臣偶失检公法，准与各国通商，听其自立和约。按万国公法：与人立约惟自主之国得行之，藩属无自主之权，不能擅立。按之国书，则本为朝贡之邦，例以公法，则几失保护之权。于是俄夷诱之于北，倭奴{L-End} 之于东，逆番煽之于内，西人穆麟德、德尼使高丽时均私助俄定约。国王亦遂岌岌四顾，首鼠持两端，一误再误，听归俄邦保护，此真聚六州之铁铸大错者也。

朝廷旧虽设有驻防之师，然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为道者八，统郡凡四十一、府三十三、州三十八、县七十，三面环海，北界鸭绿江，而且釜山、仁川、元山三口开埠以来，五洲兵商轮驰{L-End} 击，防不胜防，非仅豆满江、月尾岛、水源、马山浦诸险要而已也。夫日、俄之欲逞志于高丽也屡矣！日本明万历时征服国旁小国，已，并欲灭朝鲜。二十年，渡海直逼王京。朝鲜使来告急，乃命李如松等讨之，互有胜败。久之，其关白死，诸倭兵始退。关白者，华言宰相也。时其名为信长，为下所杀。光绪甲申，洪英植之乱，日人又直入皇京，名为保护，实则劫掠。俄攻高丽，必数道而出以牵制我新疆、满、蒙、东省诸师。倭奴在前明时幺麽小寇耳，而东南沿海数省大受其创，况今维新以后，兵船铁甲颇足自雄。若以数艇先扰江、浙，而潜出二军，一由对马直趋釜山浦为正兵，一由箱馆渡青森入图门江，北拊其背，前后夹攻，而吾分防则兵单而力弱，南北疲于奔命，一有疏虞，恐顾指失臂，有为今日所不忍言者，则噬脐无及矣！

然则若何？曰：开铁路，近山海关已经开办，此路若成，至高京仅四日耳。练海军，设炮台，兴军屯。久任驻防大臣，九年一更，六年之后许其自举属员帮办。任满，即以其人奏请换防，唯参赞简自朝廷。部署一定，怵以兵威，相机而动，使不敢再萌异志者，此为上也。若自揣力不能办，则莫如明告各国以公法——欧洲均势之议。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即惊惧张皇，且必协力压强护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过分，恐有不遵公法而贻患于邻国也。请照摩尔达、袜拉几、塞尔维、以阿尼、戈拉告五邦旧例：许高丽为局外之国，各国共相保护，布告天下，不许他国强犯。无论何国兵旅，无论何故皆不得过其疆界，当亦公法之所许也。按万国公法：凡国恃他国以行其权者，人称之为半主之国，如摩尔达、袜拉几、塞尔维三邦，凭俄国保护而听命于土耳其，此土、俄历历有约而定为章程者也。此于近日中、俄议高丽事相近。一千八百十五年间，英、奥、普、俄四国立约于法国之巴勒城，其第一条云：“以阿尼诸岛合成一国、自立自主者，名为以阿尼合邦。”第二条云：“此国全赖大英君主并其后代保护。”第五条云：“以阿尼合邦既蒙此保护，当任大英君主屯兵于其关口、炮台等处，其合邦之兵亦归英将之麾下。”第七条云：“合邦商船并本国旧旗亦当统带英旗。”此恐合邦新立，不能保其自主之权，故护主之权特重。然亦泰西所仅见。一千一百二十二年，维也纳公使会，以波兰之戈拉告一城并其辖下土地，公议立为一国，出告示许其永为自主自立局外之国，凭俄、奥、普三国保护。按公使会第九条：“俄、奥、普三国互相应允，不强犯戈拉告局外之地，并不许他国强犯之。”又告诸天下：“无论何国兵旅，无论何故，皆不得过戈拉告之疆界。”又互相应允戈拉告城内城外皆不准罪犯逋逃藏匿。若他国之有司追讨逋逃之罪犯，戈拉告之官立当捕之，护送出疆交还。盖各国互相保护，一国即不得独擅其权。此虽名为自立自主，泰西均称为半主之国，皆为公法所认。虬谓今之日、高犹虞、虢也。高亡，日亦随之，日虽垂涎高丽，然慑于中、俄，不敢竟发难端。巨文岛之役，英尝制俄东出，俄、法虽近联盟，然俄人欲占土但波一地，法国终未之许，盖泰西于地利形势所在，持之甚力。刻英、俄、美、德、日本等各国，于高丽皆驻有公使，领事此约，近日各国或能互相允应也。

夫今日之俄罗斯，战国之强秦也。五洲诸国皆有约纵之意，故俄欲出红海并欧洲，则英、法扼之于土耳其。俄既不得志于西，将鼓棹东向朝鲜，英人又踞巨文岛以制之。现此岛仍归高丽。近又营铁路于西卑利亚，将次告成。由俄京达高丽十五日耳。俄若得志于东，非唯中、高无穷之虑，抑亦泰西之所深患也。况太西最重古迹，中国衣冠文物犹存古制者，琉球、日本、朝鲜三国已耳。近中山夷为冲绳，倭奴改从西制，独朝鲜片土犹存箕子遗规。诚能按照公法，推均势之例，共相保护，使地球之上永存三千年前之衣冠，以视赛珍会罗列古玩，当更别有利益，或亦泰西诸雄国所欣然乐从者欤！

或曰：“近者中国于山海关新开铁路，且设有泰安、镇海、操江、湄云四兵舰，派往仁川，常川轮流驻港，何吾子之又有异议也？”曰：“中国之保高丽，非贪其土地也，亦仅欲相安无事，永为吾国之东藩已耳！许以局外，而中朝仍不失保护之权。公之万国，而泰西可遂均五洲之势，环球之安危系焉，岂仅中、高唇齿之虑而已哉！”

虬尝议联五洲，设一大公法会于五印度，主持公法，取其地居东半球之中也。若准以《易》理，朝鲜其次也。“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易·明夷》称：“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陈畴演《范》，独受朝鲜之封，必非无意。三十年后，上离用事，《明夷》之九三将起而应之，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吾说或亦将有所施乎！

治法在严刑赏议

法果可恃乎？何以周公官礼之精未千祀而坏？法果不可恃乎？何以管仲、卫鞅之材不数载而兴？然则法者治之具，而尚有所以济法者。道何在？在法。天之刑德，以严赏罚而已。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气使之也。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弃灰、徙木之信伪矣，而秦可霸。烹阿、封即墨之举晚矣，而齐亦治。其霸也，其治也，皆以能行其法也。舟行而致吴、越，车行而适燕、齐，人有所利，而吾乃可裹足而至。藏镪在窖不敢攫，遗粮栖亩不敢拾，人有所慑，而吾乃可高枕而卧。

赏罚者，驭世之大权，国势之盛衰系焉。市集之墟，贸易无方，里塾之师，功课不立，犹不能以有成，况国乎！国不必其强弱，法存则张。人不必其贤否，法行则理。考之古今，参之中外，固有历历其不爽者。国家忠厚开基，失在有赏而无罚。宜大申禁令，一持以法：有不次之赏，然后可以奔走天下之豪杰；有不测之诛，然后可以驾驭天下之英雄。汉宣帝之诏胶东相曰：“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犹不能以化天下。”夫宣帝非真能求治者，而言则是。《皋陶之谟》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命、讨皆称天而行，明人主之不得而私也！息息为天地赞化育，事事为民生谋利病，廓然大公，奉三无私，故王者一喜天下春，一怒而天下秋，亦法天之刑德，严赏罚而已，其为治也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