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虬(1851—1904)，原名国珍，派名庆宋，字志三，号蛰庐，自称皋牢子。浙江省瑞安人，原籍乐清，迁居瑞安已历十一世，仍自称“乐清陈虬”。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又是造诣很深的中医学大师；是全国第一所中医学校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份瓯文拼音方案的设计者。他的生平以多方面的光辉成就载入史册，尤以《治平通议》为代表的变法维新思想最为社会所重视。

一

陈虬出身于以军功起家的家庭。父亲陈振荣为军功议叙六品衔，叔父陈振邦为军功议叙八品衔，在父、叔的带领下，十二三岁时就喜欢军事和体育。大哥国光是县试冠军、监生，二哥国桢是拔贡，四弟国琳是庠生，五弟国锵曾五试冠军、廪膳生员。兄弟五人，友爱亲睦，又都有才学，号称“五凤”，而以易象数学著称于时的陈国桢又是弟辈共同的启蒙老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陈虬后来喜欢谈兵、谈宗法、谈五运、风水和星命，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陈虬的少年时代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战争烽火中度过的。十七岁那年参加县试，礼部左侍郎徐树铭督学浙江，亲予选拔，认为试卷“恢怪奇伟，他日当以文章横行一世”。

陈虬的青年时代，英法等列强联合侵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严峻的现实促使爱国的读书士子寻找旋转乾坤的道路。他迅即由“治词章训诂”转而“留心经世”了。

经世致用之学是和汉学(考据)、宋学(义理)对立的社会改革之学，它发端于宋代永嘉事功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为代表)。陈虬自称“生永嘉先生后七百年矣”(《治平通议序》)，以永嘉学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自命。1877年，孙诒让刊布《征访温州遗书约》，陈虬就“代访遗书多种”，并论“吾乡学派大略”，孙氏认为“精当无匹”，可见对于永嘉经世之学早已究心。

鸦片战争以来，以魏源、林则徐、冯桂芬等为代表的社会改革思潮，是当代经世之学的具体表现。对明清名臣奏议、《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以及《洋务用军必读法》、《兵船炮法诸议》等书，陈虬极为重视；陶澍识拔林则徐、曾国藩识拔江忠源、骆秉章识拔左宗棠的往事，陈虬极为羡慕。除重视河、漕、盐三大政外，陈虬“于国计民生与地方一切利害，每有所闻，辄怅触不能自已”。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改革纲领和方案。

1889年，陈虬考取举人，在印发的《乡试硃卷》中标明著作有《治平通议》六卷，即指《治平三议》一卷、《经世博议》四卷和《救时要议》一卷。《经世博议》是陈虬变法维新思想的奠基之作，其中都察院“设议员三十六人”，地方各县“设议院”，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设议院的政治改革主张。其他，如提出明律师、设公司、开新埠、通贸易及招华商等变法主张，则更使陈虬的思想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救时要议》是陈虬提出变法改制的基本纲领，包括富策14项、强策16项、治策16项，其中多有《博议》未曾提及或未及阐发的。《博议》着重从历史上、理论上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要议》则从时代的紧迫性出发，提出变革的具体内容。这些变法改良主张，比之于他早先在《治平三议》所阐述的、带有浓厚封建宗法意识的政治主张，显然大大前进了一步。

1890年，陈虬赴京会试，归途在徐树铭推荐下前往济南谒见山东巡抚张曜。针对山东的具体情况，提出《东游条议》：创设议院以通下情，大开宾馆以收人材，严课州县以责成效，分任佐杂以策末秩，酌提羡银以济同官，广置幕宾以挽积弊，钤束贱役以安商贾，变通交钞以齐风俗。这是陈虬试图把变法理论和山东实际相结合的一次尝试，而把“创设议院”摆在首要位置，表明他的变法维新思想已经臻于成熟。张曜礼待备至，曾在马队簇拥下乘轿登泰山，所赋《泰岱吟》中有“喝道游山话亦新”句，叹为殊遇。

1893年12月，《治平通议》八卷本(《博议》四卷、《要议》一卷、《条议》一卷、《三议》一卷、《蛰庐文略》一卷。)由瓯雅堂镌刻出版，它作为社会改革思潮的终结和变法维新思潮的开端，迅即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两江总督张之洞“见陈氏《通议》而大悦，渴欲接谈”。谭献在《复堂日记》中给予很高评价：“蛰庐匡时之论，凿凿可见施行。”梁启超将该书列入《西学书目表》。从此，陈虬声名鹊起，成为早期维新派的一面旗帜。

医务活动是陈虬社会活动的另一重要方面。二十岁那年，陈虬因治学过劳，“得咯血不寐疾”，兼且秋试不第，受到很大刺激，便决心学医。二十四岁开始，“排日自课”习医。两年后，开始出议方药，步入医师之列。由于刻苦攻读古典医籍，认真从事医疗实践，在1877年秋冬那场疫疠中初见成效，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善于治疗疑难疾病的名医。1880年，陈虬从历年病历中整理典型的医案共二十例，撰成《蛰庐诊录》两卷，在医学界得到好评。他对于霍乱病的防治，贡献最为特出，1895年撰写了《霍乱病源方法论》，经过1901年夏“瓯郡霍乱盛行”时“投剂立起”的检验，终于在1902年总结为《瘟疫霍乱答问》，其后作为名著，被收入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丛书之中。

陈虬在医务活动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发起创办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和利济学堂报。

1884年撰《医院议》，它是我国近代第一份建立中医院和中医学校的计划。次年，便和陈黻宸、何迪启、陈葆善共同合资创建利济医院于瑞安，并招收学徒，培训医士。1888年开设药房。1895年秋，由于温处道宗源瀚资助，在郡城设利济分院学堂。从1885年培训以来，“门下注籍者逾二百人”。按“道济群生，泽衍万世，津梁广启，执圣之权”十六字区分讲师院次，陈虬自为主讲，以下分初传、再传、三传，依次为道、济、群字辈。1896年，分院又分设报馆，次年1月20日(丙申大寒日)正式出版《利济学堂报》，由主讲担任主编。每月二册，共出过十六册，向全国大中城市公开发行。内容分十二门，除利济讲义和外乘外，其馀十门——时事鉴要、洋务掇闻、学蔀新录、农学琐言、艺事稗乘、商务丛谈、见闻近录、近政备考、格致卮言和经世文传，则以传播维新思潮为主。在他主张的“医医”和“上医医国”的传统熏陶下，利济医院以它独有的医疗制度在浙南民间受到欢迎，利济医学堂师生成为温州革新力量的主干，《利济学堂报》成为具有鼓吹变法维新特色的报纸。

1898年春，陈虬赴京会试。4月17日，康有为发动都下衙门京官及各省公车二三百人集中粤东会馆创立了保国会，浙籍人士题名参加的有徐珂、章献猷、陈虬等十九人，为各省之首。浙籍人士在陈虬等的倡导下，组织保国会的浙江分会——保浙会，陈虬起草了《呈请总署代奏折稿》，认为“自强之道在厚集民力以固人心。……必使人人有保其身家性命之权，而后国家可收其臂指腹心之效”，因此要求“大假民权，许其联集干事绅富，通筹全省富强之计”。但在顽固派的反对下，保国会及其分会还来不及发展就有人奏请查禁，而被宣布为非法。6月12日，陈虬无可奈何地归抵上海。戊戌八月政变，六君子死难，康、梁外逃，陈虬因未参与百日维新而未被列入缉捕对象。但是人心扰动，风鹤频惊，加上跟黄体芳、孙诒让间的夙嫌，在家乡难以安居，便转赴外地。十月间到郡城朔门杨园看菊时，流露出“离愁屈子复何之”的迷惘心情。一个月后，又成为上海维新派名士孙宝瑄家的上客，参加重立申江雅集第一期的聚会。随着孙诒让态度的明朗化——“至今无一字及志三，亦尚无一字及保国会”，终于又回到家乡。

政治的威胁虽然很快就消除了，但《学堂报》和学堂的原先亏空加剧了医院的债务，日子很不好过，因此“闷极愤极”。但他仍不灰心，还想找友朋“讥评汉宋，拟议欧亚，拔剑起舞，对酒当歌”。1901年发行“利济医院股份票”，独自承办郡院，并且拓地重建。为了“开通民智”，他又创造瓯文新字，编了《新字瓯文七音铎》和《瓯文音汇》，在医院里附设瓯文学堂加以传授。终因大志未遂，贫病交迫，在心力衰竭的情况下，于1904年元旦与世长辞，享年仅五十三岁。

二

陈虬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也未曾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他的变法维新政治纲领是相当完整的，借以形成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也有超越于前人之处，在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行列中，有其重要的特殊地位。首先，承认事物的变化是变法论者的共识，陈虬则公然在乡试试卷《日月星辰系焉》中，敢于触犯经义，进一步论证了“在天无不动之物也”。这就从社会和自然两方面给“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说以有力的驳斥。其次，陈虬竭力提高诸子的地位，替维新派大造声势。早在《救时要议》中陈虬已指出：“儒道其常而子权其变，故诸子之功救变与六经同。”以后在《教经答问》中加以发挥说：“诸子可以治天下”，“诸子之识有过于圣人之处”，“诸子矫世厉俗，悲愤著书，直伸所见，实有独到之处”。维新派的变法论著正是当代诸子，陈虬把维新理论家及其变法思想的权威性，提高到跟圣人与六经相并的地位。第三，抨击汉学(考据)和宋学(理学)，替社会改革清除阻力。《经世报序》指出“汉、宋儒者，名修孔教，乃不能深求富教之策、立达之方”，“空谈心性，坐视国家之穷挫，曾莫之措！”清代盛行汉学，朱熹的《四书集注》甚至是科举考试的必经之路。反对汉学和宋学正是为了集中社会力量从事变法维新。而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不仅残酷地牺牲了广大妇女的幸福，而且阻碍了物质生产的发展。陈虬在《利济丛书总序》中提出“通其俗，乐其利，在于给生人之欲。故人得其欲，则弱者不为虱与蠹，强者不为狼与豹”，跟程朱之说针锋相对。这是促进个性解放的主张，是对封建束缚的冲破，使他的变法维新思想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第四，陈虬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政、学而非商、兵。鉴于洋务派的自强新政经过甲午战争彻底破产，陈虬在《心战》中指出：“顾以三十年揣摩简练之兵，韩京一役，卒尽师熸，海军之设几同瘤赘，岂诚立法之不善哉！”在《箴时》中则明确指出战争结果中败日胜的原因，在于“日先考求西之政、学而后其商与兵，中则汲汲于枪炮战舰”。第五，近代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讲变法都未能提到议院、立宪和民权。陈虬和这些先行的思想家不同的是最早认识到设立议院的重要性。《经世博议》和《救时要议》都提到设议院，《博议》还赞扬“民主，官天下也，公矣！”1890年，在《上东抚张宫保书》中更把“创设议院以通下情”作为条议之首。1898年，在《呈请总署代奏折稿》里要求“大假民权”，可见陈虬这一思想是一贯的，在当时是激进的。第六，陈虬强烈地认识到变法维新是挽救祖国危亡、抵制列强侵侮的客观需要和唯一出路。甲午战败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陈虬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痛切地呼吁：“生是时，将忍而视其为奴为囚、为牧圉为犬马，而不知所救耶？抑亦起而有所争也？”(《心战上》)他把变法维新视为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国的客观需要：“彼族之侮我甚矣！侵我口岸，削我壤地，虐我羁民，拒我使臣，外我公法，预我政治……抑我亦稍知自厉矣，变通旧法，剃短师长，学堂报章，公私递举，议者谓中国之不终衰矣！”(《心战中》)在《呈请总署代奏折稿》中，不仅把“急宜变法自强”作为案由，开宗明义提了出来，而且在文末把形势的急迫性作了极其严肃的描画：“倘再事迁延，因循不决，置社稷生灵于不顾，令天下疑吾皇上有轻弃其土地人民之意，将海内离心，瓦解土崩，噬脐奚及！今若束手待毙，任其剥噬，恐茫茫亚土，皆成暴骨之场，师师黄人，咸抱饮鸩之痛！”甚至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决不屈服的铮铮誓言：“举人等誓不向北庭而请命，计惟有蹈东海而捐生！”“兴言及此，泪血交枯。”

但是，陈虬的变法维新思想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一是沿袭前人成说，认为“三纲五常虽极千祀而难革也”(《经世博议·法天》)，为此受到宋恕反对，被认为“辨界儒法，似犹未精”。二是醉心宗法、封建等古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渐趋发展的时代，还提出“分镇”建议，认为“郡县恐终不能不仍转为封建”(《分镇》)，陷入历史循环论。三是背上沉重的古代方术迷信包袱。在《利济学堂报例》中公然提倡“堪舆、壬遁、星平”，在《报国录》中按照“奇(门)遁(甲)”、“九宫紫白法”列出阵图，甚至依靠五运来认识过去、预测未来，说什么“金行应运，得时者胜”(《心战下》)，以致遭到谭嗣同的剧烈反对：“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吾辈辞而辟之犹恐不及，若更张其焰，则守旧党益将有词，且适以贻笑于外国，不可不察也！”陈虬这些消极因素阻碍了自己进步思想的继续发展。

陈虬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各种矛盾激烈动荡的时代，是旧的封建思想体系趋向崩溃、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形成的新旧交错的时代。因此，陈虬的政治思想总的倾向是进步的，某些方面甚至走在同时代思想家的前列；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旧的痕迹，表现出自身的矛盾。这些，都是时代的必然。

三

陈虬精通多门学问，其著作众多而庞杂。最早结集的是《治平通议》，包括《经世博议》、《救时要议》、《东游条议》、《治平三议》和《蛰庐文略》共八卷。续又和《报国录》合并，称《蛰庐丛书》。另一集子为《利济丛书》，包括《元经宝要》、《利济教经》、《教经答问》、《卫生经》。《算纬说综》、《蛰庐诊录》、《瓯文音汇》、《新字瓯文七音铎》等，彼此缺乏统一的序列，有些属于弟子的作品，和《蛰庐丛书》完全属于个人作品者有别。此外，陈虬曾在《利济学堂报》和《经世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正是这些，构成了现存著作的主要内容。

陈虬逝世后，所遗书籍稿件十馀柜。因种种原因，未能妥善保存。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认真查询，已无可靠线索。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原曾将《陈虬集》和《宋恕集》并列，都作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之一，予以整理出版。但《宋恕集》因资料齐全，已由我整理，中华书局予以出版；而《陈虬集》却因遗稿散佚殆尽，日记、家书以及函牍底稿概付缺如，以致迟迟未敢动手。

中华书局［85］近字第58号函(7月25日)告：“知您目前尚难承担《陈虬集》的整理任务，《陈虬集》是古籍整理规划项目，资料搜集应尽可能完备。既然其大宗遗稿之下落目前尚未得知，因此我们同意您的意见，为郑重起见，暂不整理，今后我们共同努力，多方探询遗稿，若条件成熟，再行商议。”不久，我在《瑞安文史资料》第2辑看到林炜然《改良派重要人物陈虬的轶事》，述及陈虬逝世后，“所存未刊医案和其他遗稿都是杭州邵斐子前来检去。邵抗日前任浙大教务长，但一直未见整理出版”。我因邵氏曾任省文管会副主任，便委托浙江博物馆沈炳尧同志查询，承蒙函告：“在温期间，先生嘱我查询邵斐子先生后裔捐赠陈虬资料事，未敢忘怀。为此我曾专与本馆领导、保管部主任及专职文物保管员接洽，均不知有此事。”因此，从杭州寻找遗稿的希望落空了。

1985年8月9日，承陈旭麓先生函告：“《经世报》，《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录了十六册的篇目，请参阅，此报藏在‘上图’抑藏徐家汇藏书楼，不明。”1986年9月18日，续承著作《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的青年学者熊月之氏(后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代查《万国公报》中宋恕文章并详列《经世报》第1—16期陈虬、宋恕、章炳麟三人论述及署名，有此多篇政论要文，方才开始规划整理。

1991年6月，温州市政协文史组会议决定出版《陈虬集》并委托我辑录。10月末，我专程前往上海，11月2日承蒙戊戌变法史权威学者汤志钧氏陪同，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徐家汇藏书楼)复印了《经世报》和《农学报》中众多文章，陈虬《呈请总署代奏折稿》，因《知新报》装订后不好复印，又蒙汤氏录出付寄。

如果说，本集比较有系统的提供了外界罕见的陈氏佚著，那么首先应该归功于陈、熊、汤三氏，特别是协助解决困难的汤志钧氏(藏书楼即将停工修建，外人不再接待；复印机出故障，恳请修复)，特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1992年12月，该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温州文史资料》第八辑。汤氏2002年10月21日函告：“足下撰编《陈虬集》，弟以一册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并多好评。”此后，我因主编《温州文献丛书》的需要，把陆续搜集到的陈虬、宋恕、陈黻宸的缺佚资料整理为《东瓯三先生集补编》，2005年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研究陈虬的专家周文宣女士以《陈虬集》和《宋恕集》等有关史料为基础，于2011年11月出版《陈虬与利济学堂》(列入《瑞安文化丛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陈虬研究的首部宏著。

鉴于《陈虬集》出版已逾二十年，《补编》也已面世，中华书局非常重视，再一次要我承担该书增订本的整理。值此盛世，学术繁荣，人心舒畅，我欣然接受任务，重行校读，订正若干疏误，增补部分篇章，予以完成。为使读者知悉个中艰辛，特行补述原委以供参考。

胡珠生

增订本图片均由谢作拳同志重行拍照，文本均由陈蓉蓉女士精心打印，并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