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三十年
——记我与傅璇琮先生的平凡交往
著名的文史专家、文献学家、编辑名家傅璇琮先生，离开我们已快一年了。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当我想起与傅先生亦师亦友的三十年（1985年7月—2016年1月）之种种交往，脑海里便映现出许多与先生相见相晤的历史碎片，以至于惊喜交加，难以自已。其间，既获益非浅，又感慨良多。这里，着眼于回忆的角度，就我与傅先生交往三十年之史况，择其要者追述如次，以为对先生之纪念。
一
我始知傅璇琮先生之名者，是因其大著《唐代诗人丛考》而使然。此书于1980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买到并通读一过时，已为1982年9月。是年11月上旬，我在武汉大学胡国瑞（1908—1998）先生家中请益时，谈得最多的即为《唐代诗人丛考》，胡先生对此书赞不绝口，认为其用力之勤勉，考证之精审，论析之深邃，均为建国以来出版著作所少有。并说，“傅氏写此书，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是我永远记住的胡先生的一句原话）。胡先生的一番评价，顿时令我对傅先生油然而生敬意。此后，我便对《唐代诗人丛考》读了不下十遍，且每次读后都收获各不相同。1985年7月，我在踌躇再三之后，便冒然给傅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就我当时正在进行的李白研究谈了些看法，希望能获得先生的教诲。未久即收到了先生的回复，先生于勉励之外，还告诉我一定要注重材料的搜集，并谈及了材料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87年9月，我又斗胆将正在撰写的《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的部分稿件寄先生教正，后来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总第四期上的《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五）一文，即为先生教正并推荐的一份成果。虽然如此，但我与傅先生相识，却是在1988年6月的西北大学，且为梁超然（1936—）先生与韩理洲（1943—）兄所介绍。
梁超然先生本为广西民族学院（即今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因西北大学安旗（1925—）先生斡旋所致，而被借调到该校中文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并培养出了如李乃龙（1957—）等研究生。1988年6月15—20日，“全国首届陈子昂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射洪召开，我因应邀预此盛会，而专程至西北大学与韩理洲兄同行，理洲兄当时已出版《陈子昂评传》《陈子昂研究》二书，成为闻名全国的陈子昂研究专家。在理洲兄的热情介绍下，我于其办公室与梁超然先生相识。斯时，适逢傅璇琮先生因事下榻于西北大学贵宾楼（西北大学专门请先生来谋划学科建设的），在梁超然先生、韩理洲兄的引荐下，我第二天上午即得以与傅璇琮先生相识，傅先生当场欢迎我加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而成为该学会早期的会员之一。但这里需加说明的，是我与傅先生相识的时间问题。傅先生在《王辉斌学记·序》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就我的记忆而言，我与王辉斌教授的相识，应该是在1990年5月的西安，因为当时我们二人都在陕西师范大学参加《新编全唐五代文》的编委会会议。此后，我们便经常有书信来往，并多次见面于“杜甫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乐府歌诗研究”等学术会议上。
这里所言“我的记忆”云云，应当是傅先生晚年的一种误记，因为如上所言，我于1988年6月在西北大学贵宾楼与先生相识时，乃为梁超然先生与韩理洲兄引荐所致。其实，傅先生在此“我的记忆”中之所言，是我与先生的第二次相见（具体详下）。
1990年5月15—18日，由霍松林（1921—）先生领衔并任总编的《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任编委，因而与傅先生再次相见于陕西师范大学，并聆听了先生关于对“全唐五代文”整理的精彩发言。在会议期间，傅先生还介绍我与北京大学的陈贻焮（1924—2000）先生相识。陈贻焮先生也是我仰慕已久的一位著名学者（我们之前已书信往来多年），尤以在1983年将拙稿《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推荐给《文学遗产》作备用稿而令我大为感动，因为此文之“‘卢明府’探考”，主要是针对陈先生在《孟浩然事迹考辨》中认为“卢明府”为卢象而发（拙稿认为“卢明府”非卢象而为卢僎）。陈先生对于拙稿的推荐，不仅体现了老一辈学者之于不同识见的虚怀若谷，并且也是其善于提携后进的一种具体反映，对此，我在《王辉斌学记》之《治学自述录·道是无情却有情》一文中已曾言之，此不赘述。而傅先生将拙稿《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五）推荐给《唐代文学研究》发表者，亦属如此。两位先生之于我的这种提携之情之义，是我永远不敢忘记的。
对《全唐文》进行全面增订整理，是学术界在“十年文革”结束后的一件盛事，故应邀参加《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的学者甚多，但湖北高校则只有三人，除我外，另两位分别为湖北大学朱祖延（1922—2011）教授、武汉大学王启兴（1938—）教授。我当时只是一个副教授，之所以能忝列此次盛会并任编委，应是与傅先生和理洲兄的推荐多所关联的。而霍松林先生于会间邀请我与另四人至其书房座谈之事，似乎又可为之佐证。这四人依序为：余恕诚（1939—2014）、林继中（1944—）、杨军（1944—）、韩理洲。当我们在霍先生的书房——唐音阁中坐定后，霍先生不仅对我们五人以唐代文学的“中坚力量”相称，而且还赠送给每人一本其亲笔题签的《唐音阁吟稿》。这是一种殊荣。我之所以能获此殊荣者，就我之所知而言，傅先生和韩理洲兄当功莫大焉，因为如上所言，我于此前曾将《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的部分稿件寄给了傅先生以求教正，而理洲兄则与我私交甚笃，对我自是多所了解的。大约正是因了傅先生和韩理洲兄之荐，才使得我一度成为了霍松林先生唐音阁中的座上客。1996年9月9—12日，我到甘肃天水参加“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三次年会”时，因与霍松林先生同车而行，于车中与霍先生还谈及了这件5年前的往事。
二
自1990年5月的《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之后，我便与傅先生多次相会于一些学术会议上，如2000年10月召开于山东大学的“世纪之交杜甫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即为其例。这是一次规格极高、规模极大的杜甫研究盛会，与会者除了会长霍松林先生外，几乎所有的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等，都齐聚济南；此外，还有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1916—2009）先生、原河南省委书记韩劲草（1918—2012）等人，也都应邀与会。而傅璇琮先生则以中华书局总编辑的身份，亦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且是偕夫人而至。会议期间，我除了与傅先生再次相会于济南的舜耕山庄外，还一同参观了曲阜“三孔”，并在泰山南天门与先生合影留念。在由泰山返还济南的途中，我试探性地向傅先生咨询了一件事，即欲在襄阳成立“中国孟浩然研究会”，并与已成立的王维、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学会一样，挂靠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下，成为其二级学会。傅先生听后非常高兴，说在襄阳成立孟浩然研究会占尽天时地利，待学会成立时，一定会到襄阳参加成立大会的。听了傅先生的这番话语，我心里立马踏实了许多。
从济南回到襄阳未久，我即向有关方面进行了汇报，并着手筹备学会成立的有关工作，因之，与傅先生或书信或电话的联系也就更多了，如从学会理事会人选到成立大会的规格，从邀请与会对象到考察的地点等，就都曾得到了傅先生的细心指导。在有关手续方面，傅先生则让我与时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秘书长的西北大学的阎琦（1943—）兄联系，于是，我即于2001年5月前后，就学会成立的相关问题，以个人信件的形式向阎琦兄进行了反映（我与阎琦兄初识于1984年，私交甚笃），并特意将傅先生对学会筹备工作之关心也附于其中。未久，即接到阎琦兄的回信，告知民政部正在对全国冠有“中国”字样的学会、研究会进行整顿，一切须待整顿完后才可进行。虽然如此，但筹备工作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同时，我又给傅先生写了一封信，一是汇报学会筹备工作的进展，二是希望傅先生兼任学会会长，傅先生很快回信，推荐武汉大学王启兴先生任会长，并就副会长的人选提出了一些参考性意见。之后，我便亲自到武汉大学与王启兴先生联系，就学会的筹备工作向王先生进行了详细汇报，王先生听后也非常高兴，并表示愿意为孟浩然研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001年11月5—8日，“全国首届孟浩然研究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孟浩然成立大会”在湖北襄阳隆重召开。大会选举了王启兴先生为会长，房日晰（1940—）等5人为副会长，并推举傅璇琮先生、王运熙（1926—2014）先生等为顾问，王丽娜（1938—）、薛天纬（1942—）、张安祖（1947—）等人为理事。但遗憾的是，大会成立时，傅先生因在台湾清华大学作客座教授，而未能与会。斯时，阎琦兄则托房日晰教授带给了我一封盖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公章的贺函，以对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其全文为：
襄樊学院中文系：
欣闻孟浩然学术研讨会暨孟浩然研究会成立大会将于襄樊召开，谨代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向大会表示祝贺。相信孟浩然学术研究在研究会协调和组织之下，将取得长足的发展，为唐代文学的研究开一个新生面。祝大会圆满成功，各位与会代表身体健康。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秘书处
2001年10月
第二年5月，阎琦兄又寄来了民政部关于“全国学会、研究会、协会”重新登记的一份登记表，我则于“孟会”的具体情况如法人代表等，依据表中之要求进行了一一填写。2002年6月18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教厅综函〔2002〕65号”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同意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保留5个分支机构的批复》，其中的5个分支机构，依序为韩愈、李商隐、王维、柳宗元、孟浩然分会。至此，在傅璇琮先生亲自关心并支持下的“中国孟浩然研究会”，才算得以名正言顺地屹立于全国各学术团体之间，而成为了一个如民政部所言之真正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在2000年10月至2001年11月期间，我一方面为孟浩然研讨会的召开与学会的成立在忙忙碌碌，一方面则在撰写一本关于孟浩然研究的专书，以向大会献上一份属于我自己的礼物，这就是后来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孟浩然研究》一书。当书稿写完后（其实还有《孟浩然思想》一章未写），我即给傅先生去了一信，希望先生能为这本小书的书名题签。我虽然知道傅先生一生很少为他人之书题签，但我还是将“求题”的信发出了，没过多久，即收到了傅先生的回信，内附四帧“孟浩然研究”的手迹，并谦言供我比较选择之用。于是，在“孟浩然大会”正式召开之际，由傅先生题写书名的《孟浩然研究》一书，即带着一股浓浓的书香分发到了与会代表手中。
三
2010年的教师节，中共襄阳市原市委书记范锐平（1966—）同志率市府有关人员到湖北文理学院（即原襄樊学院）与教师座谈，学院方则派出教授代表、博士代表各5人参加，我有幸忝列其中。当双方人员在行政楼第三会议室坐定后，范锐平书记一眼就认出了我，说他对我在中央电视台解读孟浩然的节目全都看过，当场即委托我在襄阳召开一次“规格要高、影响要大”的孟浩然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之故，也就有了“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襄阳的隆重举行。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首先打电话与傅璇琮先生联系，就有关想法向先生一一进行了汇报，如计划在会议之前出版大会论文集，会议规模初步定为70人，所有邀请专家费用全部由会议承担，等等；并邀请先生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会顾问”的身份参加此会。傅先生不仅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表示一定会到襄阳参加此次会议，而且还说将尽可能地为提前出版的大会论文集写一篇序。我听后也非常高兴，因为傅先生能参加此会，就意味着会议的“规格要高”得到了初步落实。
大约在2011年4月上旬，我以会议组委会的名义给傅先生寄去了一份“贵宾邀请函”。两个月后，我收到了黄山书社用快件寄来的大会论文集《孟浩然研究论丛》的三校清样，于是，在电话与傅先生联系后，我即将三校清样原装寄先生府上，请先生为之写一篇序附于卷首。约7月下旬，先生寄来了打印稿《孟浩然研究论丛·序》,9月初，印着先生《序》的《孟浩然研究论丛》正式出版。之后，我又打电话告诉傅先生北京有哪些人来参加此次会议，言下之意，是欲为傅先生预订由北京往返襄阳的机票，以让先生与诸人相伴而行。当傅先生知道我的用意后，却说不需要订机票，理由是由先生家到首都机场的路途太远，自己买由北京往返襄阳的火车票即可，并说在北京有单位报销，费用无需大会负担。傅先生要由北京坐火车到襄阳，这是我想都不曾想过的事，于是，我即让先生与一位博士生同来，以便途中有人照顾，该博士生所有费用由大会承担，但先生就是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大约两天后，傅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说北京到襄阳的火车票已买，只是上铺，我在电话中请先生让其学生重买。而就在傅先生让其学生重新买到下铺票的第三天上午，一直未给我回信的北京大学钱志熙（1960—）教授打来电话，说其论文刚写完，准备到襄阳参加孟浩然会议，但却没买到火车票，很是着急，我告诉他马上与傅先生联系，好在傅先生手头的那张上铺票还没有退掉，就这样，本准备“独行赴会”的傅先生即有了钱志熙教授一路相伴，我悬着的一颗心也就因此而放下了。
2011年10月21—24日，“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阳隆重举行。来自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澳门、中国大陆等海内外专家学者共80余人，齐聚在有“襄阳国宾馆”之称的南湖宾馆（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下榻之处），共襄孟浩然研究的盛事。在开幕式上，傅先生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会顾问”的身份，为大会作了一场关于“孟浩然与襄阳”的主题发言。当天中午，我即委托南京师范大学朱光立（1981—）博士后专门负责傅先生在襄期间的起居，或陪先生散步，或陪先生参观，等等。23日晚上，我又安排傅先生为文学院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题目为“唐代文学研究进展鸟瞰”，我作为主持人兼评讲人，则始终陪伴在先生身边。讲座最后有20分钟的互动，“问”者极积而热烈，“答”者则高屋建瓴，侃侃而谈，“问”与“答”使得整个学术报告厅掌声阵阵，高潮迭起。这是一场真正的学术盛宴。参加这场学术盛宴的300多位文学院师生，不仅获得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学术食粮享受，而且还首次目睹了傅先生的大师风采，所获良多。
24日晚餐后，傅先生就要乘火车返回北京了。在傅先生离开南湖宾馆之际，我安派了一辆专车并托朱光立博士后将先生送到火车站。当时，有众多与会者在南湖宾馆与傅先生依依相别，讵知这一别竟成为了一场永久的诀别。
四
2012年8月，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从大会分发的《傅璇琮学术研究文集》一书中，始知是年为先生八十大寿（虚岁）之年。与先生交往这么多年，竟不知先生生年为何年，这于我而言，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的。从乌鲁木齐回到襄阳后，我又与傅先生的高足、南开大学卢燕新（1976—）博士联系，以证实傅先生生年确为1933年。于是，我就想到要给先生送点什么以为纪念，但身居僻壤的我，却怎么也想不出送什么好，当我正在思索之时，挂在求是斋中的几帧友人条幅，突然使我想到了一幅收藏多年的“慈禧拓片”。这是一幅经西安碑林博物馆编号并签章的大红朱砂拓片，中间为“老佛爷”慈禧坐像，正上方则为其御笔亲书的“平安富贵”四字，整幅拓片给人一种温馨、祥和的审美感受。于是，我即将此拓片作为庆贺傅先生八十寿诞的“寿礼”，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寄给了先生，并附了一信以向先生表示祝贺。
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3月初，也即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与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计划合作编辑《王辉斌学记》一书之际，当时湖北文理学院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王为一（1963—）教授，希望我能请傅先生为此书写一篇序，以提升其学术品质。截止于2011年3月，我虽然出版了近20种著作，但我却从不曾请人写序，既然王为一副院长有此意愿，且此书的作者又非署我之名，所以，我当晚即给傅先生打了电话，说明学校领导要求写序的原委，并请先生另为《王辉斌学记》写一帧书法作品，以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扬忠（1946—2015）兄所书之“世代书香”合刊于该书卷首的彩插上，对此，傅先生在电话中均很乐意的答应了。大约在5月上旬，傅先生便用特别快递邮来了所写之序与所书“挚友王辉斌先生”的手迹，“挚友王辉斌先生”虽系用钢笔所写，但先生却一共寄来了三张以供我选用，我看后很高兴，旋即将其交给《学记》编委会的有关老师。编委会在第二天上午，又将先生之序、手迹连同刘扬忠兄等人所书之手迹与照片等，一并寄给了黄山书社。2012年9月，当我收到黄山书社寄来的《王辉斌学记》样书后，我即于第一时间用快递给傅先生寄去了两本，此举既意在为先生报喜，也意在对先生表示感谢，特别是对先生引我为“挚友”的感谢！
当傅先生收到《王辉斌学记》后不久，便给我打来电话，一是对我表示祝贺，二是看了该书《附编》中的《王辉斌主要著作列表》后，要我给其寄一本《商周逸诗辑考》去，说很想看看此书云云。《商周逸诗辑考》由黄山书社于2012年8月出版，即出版于《王辉斌学记》前一个月，其出版后我之所以未给先生寄送一册者，是因为我认为先生研究的重点主要为唐宋文学与文献，但从先生之电话内容可知，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即先生对于“商周逸诗”也是很感兴趣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此后约半年，先生即写了一篇《<商周逸诗辑考>的学术启示》的书评，刊载于2013年3月15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的B4版上，并在文中将此书之出版称为“如一枝林中的响箭，使人为之一振”，希望“愿更有这样的著作问世”。这本小书能得到傅先生如此抬爱，这实在是我不曾想到的。傅先生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战线网”、“中国文学网”等网站，都曾全文转载。而这种转载，对于我的这本小书来说，无疑也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宣传作用的。
在《<商周逸诗辑考>的学术启示》发表半年多后，傅先生又为我的《唐后乐府诗史》写了一篇书评，此即发表于2013年11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第9版上的《唐后乐府诗史的原创研究——读王辉斌<唐后乐府诗史>》所想到的》一文。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因重点突出的是《唐后乐府诗史》的原创特色，故文章的主标题即迳用了“唐后乐府诗史的原创研究”，并于文中多次提到此书之难写难撰，原因是截止于目前，学术界尚无一部收录唐后乐府诗的总集问世。傅先生的这两篇书评文章，与之前所写的《王辉斌学记·序》、《孟浩然研究论丛·序》，均收录于大象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书林清话》一书中，而成为了先生于拙著有意推介的一种历史见证。先生乐于提携与助人的大师风范，仅此即可窥其一斑。
2014年12月1—3日，在湖北文理学院原党委书记马小洁（1964—）教授的亲自倡议与具体安排下，学校专门为我召开了一次“王辉斌学术研讨会”。此前，会议尚处在筹备阶段时，我即打电话与傅先生联系，邀请先生能再来襄阳参加此会，先生当时很愉快的答应了，但在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先生则因病未能与会，而托其弟子卢燕新博士带来了一封贺信，以祝贺大会圆满召开。先生贺信的全文为：
王辉斌学术研讨会组委会暨王辉斌教授：
欣悉湖北文理学院为王辉斌教授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至为感佩。王辉斌教授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长期以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佚学、乐府文学批评的研究，并致力于文学史研究的打通关，各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十年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相信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对于湖北文理学院科研水平的提升，对于王辉斌教授学术研究的更上一层楼，都将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我近日因染疾在身，不能躬逢盛会，特致此信，以表祝贺。并遥祝研讨会取得园满成功！
傅璇琮
2014年10月25日于北京
2016年1月24日上午8时许，当我习惯性地坐在电脑桌前打开电脑后，一条“傅璇琮先生逝世”的字幕，忽然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是一些无聊者的恶作剧，但仔细一想，恶作剧也不至于“恶作”到如此程度，何况傅先生一生人品极佳，口碑极好。于是，我即给远在美国纽约大学访学的卢燕新博士发去了一封电子信件求证，未过多久，卢博士回复：傅璇琮先生于1月23日15时不幸病逝。同时，卢博士还给我发来了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治丧委员会”的网址。如上所述，傅先生自中国孟浩然研究会成立始，即为学会理事会推选为顾问，且为首席顾问，因之，我便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的名义，向“傅璇琮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了一封唁电信，以示哀悼。唁电的全文为：
傅璇琮先生治丧委员会：
恸闻傅璇琮先生于1月23日15时不幸病逝，甚为震惊！
傅先生是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的首席顾问。长期以来，傅先生对学会工作极具关怀与引领之情。先生不仅亲自撰写论文，参加学会举办的有关学术会议，而且还为学会主编、主办的《孟浩然大辞典》《孟浩然研究论丛》（大型会刊）等著作进行具体指导，并积极培养学术新人，对推动孟浩然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傅先生更是中国学界的一代宗师。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方面，造诣精深，著作宏富，成就非凡，代表作如《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等，在学界几乎家喻户晓，影响深远。傅先生的病逝，犹如一颗巨星陨落，使学界失去了一位大师级的舵手，我们对此深感悲痛，特致此唁电，以示哀悼。
傅璇琮先生千古！
中国孟浩然研究会
2016年1月24日
同时，我还将此唁电通过电子邮箱的方式，分别发给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1952—）、副会长尚永亮（1956—）、戴伟华（1958—）、吴相洲（1962—）等数十人，以及台湾中兴大学的林淑贞、香港岭南大学的刘燕萍等教授，意在与诸同仁共同哀悼傅先生。
五
从1985年7月我给傅先生写第一封信始，至2016年1月24日代中国孟浩然研究会撰写哀悼傅先生的唁电止，其间凡30年又6个月，这就是我与傅先生交往的全部岁月。其中，既有相见晤谈，也有书信往还，而更多的则是电话联系。由襄阳至北京，虽然有近1200公里之遥，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则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使得我与傅先生的联系有如串门一般方便。从年齿的角度言，傅先生大我14岁，所以，我一直事先生以师长之礼，但先生却将我当作了一位忘年交，一位“挚友”，而此，也是我将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亦师亦友三十年》的原因之所在。
回想我与傅先生三十年的交往，虽平凡但挚意满满，唯寡欲却获益多多，其于我自然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而先生之于我的激励与鞭策，亦皆寓其中。先生谦谦君子，质性温敏，既精进于学术，又乐于助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凡此，均于我印像深刻，没齿难忘。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其与日月同辉的学术成就，将永远地铭刻在人们心中，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学术史上的一通丰碑！
2016年10月12日夜于古隆中求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