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李渔生活的时代是明末清初。他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其著作上常署名随庵主人、觉世俾官、湖上笠翁、伊园主人、觉道人、笠道人等等。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一生跨明、清两代，饱受时代动荡和战乱之苦。中年家道败落，穷愁坎坷半世，靠卖诗文和带领家庭剧团到处演戏维持生计。他一生著述甚丰，作为文学家、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主要著作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包括文集四卷，诗集三卷，词集一卷，史论两卷，《闲情偶寄》六卷；作为戏剧作家，李渔著有传奇十几种，常见的有《笠翁十种曲》（又名《笠翁传奇十种》）传世；作为小说家，他写过平话小说《无声戏》、《十二楼》，长篇小说《肉蒲团》；有人认为，长篇小说《回文传》也可能是他的手笔，但被多数学者否定。而他自己则把《闲情偶寄》视为得意之作。

二

《闲情偶寄》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其中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美学现象和美学规律。他撰写此书确实下了很大功夫，运用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和学识库存。他在《与龚芝麓大宗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闲情偶寄》不但是一部内容厚实的书，而且是一部力戒陈言、追求独创的书。在《闲情偶寄》的卷首《凡例》中，李渔说：“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最初镌刻并发行此书的“翼圣堂主人”也在该书扉页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之书，充塞宇宙，人谓奇矣、绝矣，莫能加矣，先生自视蔑如也，谓平生奇绝处尽有，但不在从前剞劂中，倘出枕中所秘者公世，或能见真笠翁乎？因授是编，梓为后劲。”对于李渔这部倾半生心血的力作，他的朋友们评价甚高，并且预计此书的出版必将受到人们的欢迎。余怀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闳。漻漻乎！俪俪乎！汶者读之旷，僿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此书出版后的情况，恰如余怀所料，世人争相阅读，广为流传。不但求购者大有人在，而且盗版翻刻也时有发生。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在当时逗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发生阅读兴趣，有人甚至到李渔府上来借阅。

此书自康熙十一年（1672）付梓（余怀序虽写于康熙十年，但那时并未立即刊刻，正式印行大约是第二年的事情），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注目。在有清一代，凡是谈到李渔的，一般都会提到他的《闲情偶寄》，并加以称道。直到现代，《闲情偶寄》也不断被人提起。例如，大家很熟悉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和《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中谈到李渔及帮闲文学的一些话，在那里，鲁迅称李渔等人为“帮闲”文人。但鲁迅对李渔批评中有肯定。鲁迅说，历史上的“帮闲文学”和“帮闲文人”并不都是“一个恶毒的贬词”，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宋玉、司马相如等，就属帮闲文人之列，而文学史上“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如果“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而且，“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因为李渔等人确有真才实学。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十七世纪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作《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自从居室以至庭园，举凡内部装饰，界壁分隔，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饮馔调治，最后谈到富人贫人的颐养方法，一年四季，怎样排遣忧虑，节制性欲，却病，疗病，结束时尤别立蹊径，把药物分成三大动人的项目，叫做‘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此最后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诉人的医药知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这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又是幽默大诗人，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林语堂大段引述李渔的文字，并赞道：“他的对于生活的艺术的透彻理解，可见于下面所摘的几节文字，它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此外，文学家梁实秋、周作人、孙楷第、胡梦华、顾敦、朱东润等，园林学家和建筑学家童嶲、陈植、陈从周等，也对《闲情偶寄》十分推崇。

《闲情偶寄》之历来受欢迎、受关注，还可以从它一版再版、不断刊行的情况加以印证。不但有清一代有许多版本行世——最早也最著名的是康熙十一年（1672）翼圣堂十六卷单行本（又收入翼圣堂《笠翁一家言》二集），以及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刊《笠翁一家言全集》本（将十六卷并为六卷，标为《笠翁偶集》）。此后翻刻、伪刻者无法统计。直到20世纪和21世纪，不断有新整理本以及各种各样的选本和注释本发行。我所知道的，20世纪20至30年代有普益书局、会文堂书局、宝文堂书局石印本；1936年有贝叶山房发行、张静庐校点、施蛰存主编、郁达夫题签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单锦珩校点本（浙江古籍出版社随后出版的《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也是这个本子）;1996年作家出版社立人校订“明清性灵文学珍品”本；1998年学苑出版社杜书瀛评点“历代笔记小说小品丛书”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江巨荣、卢寿荣校注《明清小品丛刊》本；2002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吴兆基、武春华主编“中国古典文化精华”本——以上是全本。选本有：《李笠翁曲话》（录《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1925年曹聚仁校订、上海梁溪图书馆《文艺丛书》本；《李笠翁曲话》，上海启智书局排印本；《笠翁剧论》,1940年上海中华书局《新曲苑》本；《闲情偶寄》,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仅取《词曲部》、《演习部》）；《李笠翁曲话》,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戏剧研究》编辑部编选本；《李笠翁曲话》,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陈多注释本；《李笠翁曲话注释》,198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徐寿凯注释本；《笠翁秘书》（选《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1990年重庆出版社赵文卿等笺注本；《闲情偶寄》（选《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之全部及其他各“部”之部分）,2007年中华书局杜书瀛点评插图“中华经典随笔”本；《闲情偶寄》,2011年中华书局杜书瀛译注评点“中华养生经典”本；此外，还有199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李瑞山等编《白话闲情偶寄》等。

三

《闲情偶寄》是李渔的一部所谓寓“庄论”于“闲情”的“闲书”。作者在该书卷首《凡例七则》中自述道：“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我看，李渔的这段表白，半是矫情，半是真言。

所谓矫情者，是指李渔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故意说给当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听。因为李渔的著作文章在当时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李渔的友人余怀在为《闲情偶寄》作序时就说：“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渔预先就表白：我这本书虽名为“闲情”，可并不是胡扯淡，也无半点“犯规”行为；表面看我说的虽是些戏曲、园林、饮食、男女，可里面所包含的是微言大义，有益“世道人心”。李渔这么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满口“仁义道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腐儒”们，不无讨好之意。当然，《闲情偶寄》中所言，也并非没有出于真心维护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书中大量关于观剧听曲、赏花弄月、园林山石、品茗饮酒、服饰修容、选姬买妾、饮食男女、活命养生等等的论述描绘，难道其中真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渔所说的，大半是些“聪明人”的“聪明话”而已。正如李渔的另一友人尤侗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的：“所著《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不管作序者这几句话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狯伎俩”来形容我们在《闲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渔，还是贴切的。在统治者对舆论钳制得比较紧、时有文字狱发生的清代，李渔以及像李渔那样的文人耍点小聪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谓真言者，除了上面所说李渔确有自觉维护封建思想道德的一面之外，从艺术形式和文章的审美作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李渔也真想避免“庄论”、“正告”而采用轻松愉快的“闲情”笔调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大谈“草木昆虫”、“活命养生”的“闲情”是他的真心话。他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令人望而生畏，令人厌倦，不会有多少打动人的力量。所以，李渔有意识地寓“庄论”于“闲情”，使这本书变得有趣、有味，可读性强。单就这个方面而言，李渔的确获得了成功。从总体上说，他的文章，他的书，绝不枯燥、乏味。只是有的地方世俗气太重，有的地方略显油滑，有的地方有点媚俗。此其不足。然而，优点是，绝不板着面孔教训人、讲大道理。即使本来十分枯燥的理论问题，如《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等专讲戏曲理论的部分，他也能讲得有滋有味，风趣盎然，没有一般理论文字的那种书卷气，更没有道学气，这是《闲情偶寄》的一个突出特点。

读《闲情偶寄》还有一个突出感受，即它的平易近人的人情味和浓重的“市井”气、“江湖”气。而且，在李渔那里，这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他文章中的“人情”不是隐逸在山林中的冰清玉洁的“逸情”，也不是窗明几净的书斋里的“雅情”，而往往是世俗的“市井”情、“江湖”情。如果说不是全部文章都这样，那么至少相当多的文章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李渔是一个“江湖”文人、“市井”文人，或者说，是旧社会里常说的那种“跑码头”的文人。

李渔继承了明代“性灵”小品的传统。大家知道，明代晚期以袁氏三兄弟（袁宏道和他的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为代表的文学家，无视道学文统，不像以往那样大讲“文以载道”，而是倡导“独抒性灵”，把“情”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上来。袁氏稍前的李贽、汤显祖，袁氏稍后的“竟陵”诸人（钟惺、谭元春等），都是如此。受他们的影响，李渔的包括《闲情偶寄》在内的许多散文，多与“性灵”小品的格调相近，不着意于“载道”，而努力于言事、抒情。不过，比起他的前辈，李渔多了一些“市井”气、“江湖”气，少了一些“雅”气、“文”气；多了一些圆滑、媚俗，少了一些狂狷、尖锐。之所以如此者，不是或主要不是个人性情所致，乃时代、社会使然。

《闲情偶寄》作为一部用生动活泼的小品形式、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的艺术美学和生活美学著作，其精华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谈戏曲创作和舞台表演、导演，谈园林美的创造和欣赏，谈仪容美的创造和欣赏（服饰和修容等）的文字。把李渔看作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戏剧美学家、园林美学家和仪容美学家之一，是符合实际的。《闲情偶寄》的绝大部分文字，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读，也可以作为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读。当然，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如其中个别地方散发着封建腐朽的气味，有些东西不科学，有些东西已经过时。

四

李渔早就走出国门，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有关材料表明，最早译介李渔的是日本。在李渔去世后九十一年，即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日本有一本《新刻役者纲目》问世（“役者”，日语“优伶”之意），里边译载了李渔《蜃中楼》中的《结蜃》、《双订》。据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介绍，李渔《蜃中楼》中的这两出戏，在八文舍自笑所编的这本《新刻役者纲目》中“施以训点，而以工巧之翻译出之”；青木正儿还说，德川时代（1603—1876）“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日本明治三十年也即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支那文学大纲》，分十六卷介绍中国文学家，李渔独成一卷，该书将李渔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并称为二十一大“文星”。此后，李渔的《风筝误》和《夺锦楼》、《夏宜楼》、《萃雅楼》、《十丞楼》、《生我楼》等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李渔的《三与楼》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分别于1815年和1819年出版。此后，英、法两种文字翻译的李渔其他作品也相继问世。19世纪末，A．佐托利翻译的拉丁文本《慎鸾交》、《风筝误》、《奈何天》收入他编著的《中国文化教程》出版。20世纪初，李渔的《合影楼》、《夺锦楼》等德文译本也载入191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此外，由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沃斯克列先斯基（汉名华克生）翻译的俄文本《十二楼》也介绍给俄国读者。近年来，李渔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文艺研究对象。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方文化系主任、新西兰人韩南教授认为，李渔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难得的可以进行总体研究的作家，李渔的理论和作品具有一致性，形成一套独特的见解。20世纪末他曾来中国数月之久以完成一部有关李渔的专著。德国的H．马丁博士也发表过数篇研究李渔的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李笠翁论戏剧：中国17世纪戏剧》;1967年马丁到台湾继续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编辑了《李渔全集》（包括《一家言》十卷、《闲情偶寄》六卷、《笠翁十种曲》、《无声戏》、《十二楼》等共十五册），由台北成文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美国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了华人学者茅国权和柳存仁著的《李渔》。当然，李渔最被今人看重的是他的戏剧作品和戏剧美学理论。

五

本次整理《闲情偶寄》，以翼圣堂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底本，校以芥子园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并参校其他各本进行比较对照而取优；对所选各本个别刊刻相异或舛错字句之校勘，在注释中予以说明，不出校记。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本书除了把原文译为白话文之外，还对有关人名、地名、掌故、术语、难懂的字句作了尽量详细的注释，个别不太常见的字作了注音，并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对各个章节作了题解。全书重排目录。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杜书瀛

2013年于北京安华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