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宗教家，我只是信任上帝的引导

——1934年3月发表于美国《论坛》杂志

按天性，我不是宗教家，至少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宗教家。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我很重视世间事物，有时或许重视得有些过度了。

所谓世间事物，并非仅指物质方面而言。我爱好一个美丽的瓷瓶，比较高价的珍宝为甚。就我和我丈夫旅行的经验说，经过一个拥挤污浊的内地城市，我心中烦扰不安之至，而飞机在云雾迷漫中，冒险前进的时候倒不觉得什么。个人的安全，我是从不放在心上的。但我时时关怀着我所创办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如何把学生们训练成良好的公民，使他们将来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宝贵的贡献；而如何改良同胞的生活，也是我所最关切的问题。

而且我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打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做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母亲那时虔诚的祈祷，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她常常自闭于三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祈祷的时间很长，有时天没有亮就开始了。我们有什么难题要求解决，母亲一定对我们道：“让我去叩问上帝。”我们不能催促她立刻回答，因为叩询上帝，不是五分钟可得到效果的事情，一定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启示。但奇怪的是，凡母亲祈祷上帝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结果都是良好的。

所以母亲谢世之后，我常常自己想，我的精神生活将渐渐成长了。说得更直接一些，我觉得上帝之所以召我母亲，是为了要使她的儿女得以自立。当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常常以为我所应做或不应做的事情，母亲会替我祷告上帝，叩询上帝的。她虽坚持着我们必须自己祈祷，她不能做我们的中间人，然而我确信她有无数长时间的祷告，是专替我们举行的，或许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在我心中和宗教发生了联系，就使我怎样也没有法子把它舍弃了。

在我结束这个祈祷问题以前，我想告诉你们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次教训。那时她已卧病在床，距离她去世的日子没有多久了。那时日本开始掠夺我国的东三省。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们对母亲是保守着秘密的，有一天我恰好同她谈到日本威迫我们的急切，当时我奋激不能自制，突然高声喊了出来：“母亲，你的祈祷很有力量，为什么不祈求上帝，用地震或类此的灾祸惩罚日本呢？”她把脸转了过去好一会儿，接着用严肃的目光，看着我：“当你祈祷，或求我替你祈祷的时候，切不要拿这种要求侮辱上帝，我们凡人尚且不应当有此存心，何况祈求上帝呢？”

我所受的影响很深，我知道日本国民因政府对华行动的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所以现在也能替日本国民祈祷了。

过去七年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因此感到悲观。国家则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最富饶的东北三省给敌人夺了去，人民则饱受水旱灾荒，原应团结一致的军政领袖，却又常常发生纠纷。在私人方面呢，神圣的慈亲又去世长逝，这种种痛心的遭际，使我看到了我生的缺憾以及人事的艰难。我们为国家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吗？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

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亲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于是我方始明了，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中国旧式绘画，每幅只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只有一朵花是主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复杂的人生也是如此。那么人生的那朵花是什么呢？就我现在所觉悟的，那是上帝的意志。但需要绝对的虔诚与忠信，方有明白上帝意志的可能。

如今政治生活中充满着虚伪、策略和外交手腕，可是我深信这些并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武器，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只有忠诚和正直。从前沙罗门祈求上帝的时候，他并不要上帝赐给他财富、名誉和权力，他所要的是智慧——是救国的智慧，这正足以看出沙罗门的伟大。人们必须有决心，有智慧，再加上努力，那么什么事都能完成，只要好或只是好是不相干的。我从前这样那样的，祈求上帝的事情很多，现在只求知道上帝的意志而已。上帝往往在我的祈祷中赐以启示。祈祷不是“自我催眠”，它的意义比“参禅”也大得多。佛教的僧侣，每做日常的静坐深思，然而参禅所得的力量，仍旧限于自己的力量，祈祷时就有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耐心静待上帝的指引，而上帝的指引，永远不会错误的。

从前在三国时候，曹操有一天领兵远行，士兵们走得非常倦怠，而且口渴得很，曹操对他们道：“我从马上望过去，看见前面有座茂林，结着累累的梅子！”于是士兵们的嘴里，都充满了唾涎，立刻增加了新的力量，新的勇气。可是这能持久吗？梅林到底没有看见，士卒的困倦饥渴，也就较前更厉害了。这在我看来，与参禅没有什么两样。只能使精神一时兴奋，在没有别的法子的时候，或许也有些帮助。可是我不这样做，我遇到精神上饥渴的时候，决不望梅自足，一定要探索生命的源泉。

《圣经》有两句话，给我的印象比什么都深刻。一句是：“愿主的意志实行。”还有一句是：“汝须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汝之上帝。”我们必须心意并用。存心虽好，而意无主宰的人，仍会堕入地狱。

世间最可厌憎的，莫过于有意义而没有判断的人。祈祷是向导人生的明灯。上帝能启发我们，指导我们。我所以惶惑，因为智慧有限。我们苟怀疑自己的决断，那么必须寻觅向导，得到向导之后，我们就可前进了，上帝决不会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上帝的智慧是无限度的，和我们有限度的比较起来，我可以用一个譬喻来说明：我们在山中旅行，只见前面峰峦重叠，一山复一山，莫知其始，莫知其终，但倘有高升天空的机会，那么一切都清清楚楚，可以看明真相了。这或许就是上帝的智慧与我们的智慧的分别。当我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他就把我高高的提升到空中，那里就一切厘然，尽在眼底了。

这个譬喻，我不相信没有祈祷经验的人们能够了解。对一向没有得到上帝指引经验的人做这种解释，有如使耳聋的人欣赏肖邦名曲。物理专家或声学专家是不是能用音波使耳聋的人，领略它的意味，我虽知道，我可是没有这种能力。但我所要说明的是，无论有没有受过上帝引导的经验，这种引导是确乎存在的。如有无线电的关键，不论开着、关着，音乐总是存在于空中的。我们学会了开启的方法，我们就明白了。怎样学会这种方法呢？只有时时和上帝做精神的交感，从前使徒劳伦斯所谓“习于上帝的降临”。和上帝没有深交的人，绝没有感觉上帝降临的希望。

总之，在我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份为国家出力的工作……中国目下所有的问题，都是十分艰巨，诚为从来所未有的。但是我如今丝毫不再沮丧，不再消极了。我信仰的上帝，他有无限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恩惠，简直会超出我们的想望和祈求。

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可是我一点儿不怕。我确信在我们工作没有完成以前，决不会有意外降临到丈夫和我的身上来。将来工作完成，纵有意外，还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