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局外人
第一部
一
妈妈死了，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昨天。我不清楚。养老院给我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你母亲已过世。明日举行葬礼。特此慰唁。”这不代表什么具体时间。可能妈妈昨天就死了。
养老院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远，在马朗戈地区。乘公共汽车去的话，我明天下午两点钟出发，傍晚之前就能到，赶得上守灵，当天就可以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虽然看上去很不情愿，但他没法拒绝，毕竟有这样的原因。我补充说：“这不是我的错。”老板没理我。反正我没什么需要他原谅的，他倒应该向我表示慰问才是，所以大概我不这么说也行。不过等到后天看见我戴孝上班时，老板肯定会有所表示的。就好像妈妈此时还没死，要等到下葬后才算是成了定局，一切才会正式带上悼念的色彩似的。
下午两点钟，我坐上了汽车。今天很热。我跟平时一样在赛莱斯特的饭店里吃了饭。他们都为我妈妈的过世而感到难过，赛莱斯特说：“妈妈是唯一的啊！”等到出发时，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一想到还要找艾玛努埃尔借黑领带和丧事臂章我就有点儿烦。他伯父几个月前刚刚过世。
为了赶上公共汽车，我一路奔跑。心里本来就急，这么一跑，加上一路的颠簸和汽油味，道路和天空还亮得晃眼，搞得我昏昏沉沉，几乎睡了一路。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正斜靠在一位军人身上，他向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懒得回答，只说“是”。
到了村子后，还需要走两公里才能到养老院，我选择了步行。我很希望能马上见到妈妈。然而门房说院长要先见我一下。院长正在忙，我只好等了一会儿。等待的时间里门房一直说个不停。后来我就在院长办公室见到了他。这是个佩戴着荣誉团勋章的矮个子老头。他双目明亮，不住地打量着我，握着我的手不放，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手抽出来。他翻阅了档案，说：“默尔索太太已经在这里生活三年了，她唯一的赡养者就是您。”我以为他在责备我，连忙向他解释，但他没让我说下去：“亲爱的孩子，您不用解释。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她需要人照料，而您的薪水却比较有限，无法负担这笔费用。把她送到这儿来她反而过得更好些。”我说：“正是如此，院长先生。”他接着又说：“她在养老院还能交到一些年纪相仿的朋友，这您也知道，他们对以前的话题兴趣相同。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反倒闷得慌呢。”
这倒是真的。以前在家时，妈妈总是一天到晚看着我一言不发。刚去养老院时她还不习惯，总是哭。过了几个月之后，要是让她离开养老院她才会哭呢，当然也是因为不习惯。因此，近一年来我没怎么来探望过她。当然，也有来一次就花一整个星期天的时候，这还没有算赶公共汽车、买票以及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气力。
虽然院长一直在对我说话，但我基本上没在听了。他最后说：“我估计，您还想再见您母亲一面吧。”我沉默地站了起来，跟着院长出了办公室。他一边下楼一边向我解释说：“我们把您母亲送到小停尸间里了，免得刺激到别人。每次有老人去世，总要过个两三天，其他人的情绪才能稳定下来。这对我们的服务工作来说很麻烦。”我们穿过一个有很多老人的院子，他们正聚在一起闲聊天。一看到我们路过，他们就沉默了下来；我们一走过去，他们又像一群鹦鹉一样叽叽喳喳地聊了起来。院长把我带到一幢小房子门前，说：“您自便吧，默尔索先生，我先失陪了，在办公室等着您。下葬时间原则上定在明天上午十点。之所以今天就把您请过来，是因为想让您能守守灵。另外，您母亲似乎曾经向她在这儿的朋友们提起过，希望死后按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按照她的意愿安排好了，不过还是得跟您说明一下。”我向院长道了谢。妈妈也不是不信神，只是活着的时候从未关注过宗教。
小屋里面有一间明亮的厅堂，有个玻璃天棚，墙上刷着白灰。地上放了几把椅子，还有几个X形的架子。棺材已经盖上了盖子，停在屋内正中央，由两个架子支撑着。棺材上有一些还未拧实的螺丝钉，闪闪发亮，在褐色木板的对比下显得非常醒目。一位穿着白大褂的阿拉伯女护士站在棺材旁，头上戴着一块方巾，颜色很鲜艳。
门房这时走进了屋，来到我的身后。他说话有点儿结巴，估计是一路跑来的：“盖子被他们盖上了，我把它打开吧，这样您才能看看她。”他走向棺材，我阻止了他。他问：“您不打算看看吗？”我回答说：“是的。”他只好站住了。我好像不该这样说，有点儿难为情。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我，问：“为什么？”听上去并不像在责备我，似乎只是好奇地问问。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没有看我，只是一本正经地捻了捻发白的胡子说：“我懂。”他面色红润，眼睛是淡蓝色的，非常漂亮。他搬来一把椅子。我落座后，他坐在了我的后面。那位女护士站起来走了出去。门房告诉我：“她长的是一种疳疮。”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瞧了瞧那女护士，她眼睛的下面缠了一圈绷带，绕过整个头部。在本该是鼻子的那个地方绷带很平。这圈雪白的绷带便是她脸上唯一引人注意的地方了。
护士离开后，门房对我说：“我先失陪了。”不知是因为我的什么手势，门房没有走，站在了我的后面。有人站在后面，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整个房间。玻璃天棚上有两只大胡蜂在嗡嗡乱飞。我有点儿困了，头都没回地对门房说：“您已经在这儿工作挺长时间了吧？”他马上告诉我：“这是第五年了。”那语气听上去仿佛一直在等着我问他问题。
然后他便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要是有人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门房，那他必然是不赞同的。他来自巴黎，今年才六十四岁。听到这些，我打断他问：“哦，原来您不是本地人？”我这才想起来刚刚跟他去见院长前，我们聊起过妈妈的事。他说这一代是平原地区，天气比较热，特别是这个地方，所以最好赶紧下葬。就在说起这些时，他说以前在巴黎生活过，一直很怀念那儿的生活。在巴黎尸体可以在家里停放三到四天，但到了这里就不行了。这边尸体放置的时间特别短，匆匆忙忙就得跟着柩车下葬，他一直无法适应这一点。他老婆在一旁提醒他：“行了，这些事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老门房红着脸向我道歉。我赶忙调和说：“没事，没事。”其实他说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
我们待在停尸间，门房说他是因为没钱才来养老院。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很结实，就毛遂自荐做了门房。我说，就算是这样，他仍然是被养老院收留的人。他不同意。之前我就觉得奇怪，他提起养老院里的那些人时，总是称之为“他们”“那些人”，有时也叫他们“老人们”，但养老者中有些人甚至比他年纪要小一些。显然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表明自己跟那些养老者们不是一回事。他是门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人还要被他管着呢。
这时，女护士走了进来。夜幕降临，天一下就黑了。浓重的夜色很快就弥漫在玻璃天棚上。门房打开灯，突然出现的光亮使我一时之间睁不开眼。他请我到食堂去吃晚餐。但我还不饿。他便建议为我端杯牛奶咖啡来。我很喜欢牛奶咖啡，便接受了他的提议。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个托盘回来，我喝掉了咖啡。我有点儿想抽烟，但是有些犹豫，不知道能不能在遗体面前这样做。我想了想，觉得这没什么要紧。我给门房递了一支烟，两人一起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在这里的朋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院里一直以来的习惯。我得去找些椅子，弄点儿咖啡来。”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大灯。刺目的灯光这样照在白墙上使我不好受，感到非常困乏。他回答说不行。灯就是这样设计安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我后来懒得再去注意他。他进进出出地拿来一些椅子摆好，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放了一个咖啡壶，旁边摆了一圈杯子。然后，门房隔着妈妈的棺木在我对面坐下。那个女护士也坐下，整个人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膊的动作来看，我想应该是在织毛线。屋里暖洋洋的，咖啡使我发热，从开着的门中，飘进了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息。我觉得自己打了个盹儿。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给弄醒了。我刚打了个盹儿，现在乍一睁开眼睛，更觉得屋里白得瘆人。我的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每一样东西，每一处角落，每一条曲线都清清楚楚，轮廓分明，非常醒目。妈妈的院友们就是在此时进来的。大概有十来个人，静悄悄地在这耀眼的灯光中挪动着。院友们坐了下来，没有一把椅子响过哪怕一声。我仔细地盯着他们看，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打量过别人，他们的面孔和衣着的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然而，我却听不见他们的任何声音，简直难以相信此刻他们真的就在那里。几乎每个女人都系着围裙，束腰的带子使她们的大肚子更为明显。我还从没注意过老太太会有这么大的肚子。男人们基本上都很瘦，一个个都拄着拐杖。令我十分惊奇的是，在他们的脸上很难看见眼睛，一堆皱纹之中勉强能见到一点儿混浊的亮光。他们落座后，大多数人便都看向了我，略有拘束地点点头。他们的嘴唇陷进没有牙的嘴里，也不知道是在向我打招呼，还是只是脸上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我还是更愿意相信他们是在与我打招呼。这时，我突然发现他们都坐在门房的两旁，摇晃着脑袋面对着我。一时之间，我产生了一种可笑的印象：他们仿佛是审判我来了。
过了一会儿，有个女人哭了起来，就在第二排。我看不太清人，因为她躲在一个人的身后。她断断续续地哭着，看上去不会停了。屋里人就像没有听见一样。这些人看上去如此沮丧，愁容密布，人人不声不响。除了棺材、手杖或偶尔四处张望，他们什么都不看。第二排的女人一直没停止哭泣。我完全不认识她，心里感到很奇怪。真想让她别哭了，但这种话又不敢真的对她说。门房走到她身边，弯下身对她说了什么，她低声应了几句话，随后摇摇头，继续低低地啜泣着。门房没办法，便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边看着别处边跟我说：“令堂和她关系很要好。她说自己在这儿只有这么一位朋友，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这么待了很长时间。第二排的女人一直在抽泣，但很少能听见她的叹息和呜咽，最后终于没了声音。我感到很累，虽然不困，但是腰酸背疼。人们的沉默令我压抑而难受。房间里时不时地响起一种奇怪的声音，我无法分辨是什么。过了很久我才猜测出应该是几个老头嘬腮帮子发出的怪响。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在自己的世界里，大概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我原本认为屋子中间的死者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门房为大家准备的咖啡每个人都喝掉了。我不太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能想起来一个老头，其他人都缩在椅子上睡着了，除了他。有时我一睁开眼，就能看到他在盯着我看。他拄着手杖，下巴压在手背上，那个样子看上去就像他就等着我醒过来一样。我又睡着了，可因为腰太疼，又给疼醒了。这会儿从玻璃窗看出去，晨曦已经渐渐显露。没过多长时间，有个老头儿剧烈地咳嗽，咳醒了。他有一块很大的手帕，方格的，掏了出来往里面吐痰，每一次都拼尽全力。人们被这声音吵醒了，门房告诉大家说应该离开了，他们便一个个地站了起来。刚刚过去的这一夜让每个人都很不舒服，人人面如死灰。但令我很意外的是，每个人离开房间时竟然都与我握手，仿佛共同经历了这样一个沉默的漫漫长夜，我们之间变得更亲切了一样。
我感到十分疲惫，跟着门房回到了他的房间里洗了把脸，门房给了我一杯牛奶咖啡，味道非常美好。走出房间时，天已经完全亮了，日出的红光照耀在马朗戈和海洋之间这片山岭的上空。山间有轻风拂过，闻起来有海的咸味，今天看起来天气不错。我很久没来过乡下了，要不是还有妈妈的丧事，趁着这天气出去散步一定很舒适。
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我走到树下，站在那里等待着。空气中有股泥土湿润的气味，倒让我失去了困意。我突然想起了同事们，现在这个时间，他们大概已经起床准备上班去了，这个时刻真是太难熬了。房间里突然传来一阵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有人在屋里一阵忙乱，又渐渐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太阳升得更高，强烈的阳光晒得我腿脚发软。就在这时，门房走过庭院来到我面前，说院长想见我一面。我便去了院长的办公室。他拿了几张纸给我，要我签字。院长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以及一条有条纹的长裤。签完字后他拿起电话，先问我说：“殡仪馆的人要来盖棺，已经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了，您要不要再看一眼您母亲？”我谢绝了，院长便低声对电话那边的人说：“费雅克，跟殡仪馆的人说他们可以过去了。”
挂了电话，院长表示他也会跟着去送葬，我向他表达了谢意。院长交叉着腿坐在了写字台后面，对我说，除了一位执勤的女护士，只有我和他会去送葬。事实上养老院只允许老人们参加守灵仪式，并不允许他们去送殡。他表示这是人道问题。但是也有例外，这次我妈妈去世，院长就应允多玛·贝莱兹一起去送殡，她是妈妈的一位老朋友。说到这里，院长停了下来，对我笑了笑，说：“多玛·贝莱兹与您的母亲非常亲近，形影不离。这份感情有一点儿孩子气，所以在这里人们都拿他俩打趣，他们跟贝莱兹开玩笑，管您母亲叫贝莱兹的未婚妻。然而贝莱兹听到只是笑笑而已。人们觉得很开心。默尔索太太过世了，贝莱兹非常难过，我想不能拒绝他要去送殡的请求。不过医生有医嘱，所以昨天没有让他一起守灵。”
我和院长又沉默地坐了很久。过了一阵，院长走到窗边观望了一会儿，说：“马朗戈的神甫到了，他来得很早啊。”教堂在村庄里，从这里出发，至少需要三刻钟才能走到。我和院长便下楼了。有两个唱诗的孩子跟神父一起站在门口等我们，其中一个孩子拿着一个香炉，神甫正弯腰调整香炉上的链子。走到门口时，神甫已经调整好了，他称我为“儿子”，同我说了一些话便进屋了，我也跟着走了进去。
刚一进屋，我便注意到屋内站着四位黑衣人，棺材上的螺丝钉已经拧紧了。院长告诉大家车子已停在了门口，神甫便开始为妈妈祈祷。这一刻起，所有事情仿佛都加快了脚步。四位黑衣人在棺材上盖上了一条毯子。我和院长跟着神甫和唱诗的孩子一起走出了房间，看到一位陌生的太太站在门外。院长向她介绍了我的名字，却没有对我介绍她，只知道她是安排过来的护士代表。这位太太面容十分严肃，一张瘦削的长脸上毫无笑意，她对我微微点头示意。我们站成一排给棺材让路，随后跟着抬棺材的人一起走出了院子。门口停着一辆长得像铅笔盒似的长方形送葬车，油漆闪闪发亮。一位衣着滑稽的矮个子葬礼司仪站在车旁。在他旁边，站着一位看上去很做作的老头。我顿时想到，这位应该就是贝莱兹先生了。棺材经过他身边时，他摘下了帽子，那是一顶圆顶宽边的软毡帽。他的裤子过长，裤脚都堆在了鞋上。衬衫又太大，硕大的白色领扣搭配的黑色领花太小了。贝莱兹先生的鼻子上全是脏兮兮的黑点，他的头发花白，看上去又细又软，两只耳朵耷拉着，耳郭卷起一个乱七八糟的角度。他哆嗦着嘴唇，血红的耳轮与苍白的面孔让我非常难忘。司仪指挥大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走在最前的是神甫，后面跟着送葬车和四位抬棺人。我和院长走在送葬车的后面，贝莱兹先生和严肃的护士女士则走在最后面。
阳光变得越来越热烈，地表温度迅速升高了。真不知道为何要等到现在才出发。深色的衣服使我感到格外热。走在最后的小老头原本戴着那顶圆毡帽，这会儿也摘了下来。院长在旁边与我攀谈，聊到贝莱兹时，我扭过头看了他一眼。院长告诉我，到了傍晚，贝莱兹先生和我的母亲经常在一位女护士的陪同下出来散步，有的时候甚至能一口气走到村子里。我不禁向四周望去，田野间耸立着一排排直通远方山岭的柏树，土地上房子不多，红色房子与绿色田野交织，显得错落有致。我能明白妈妈当时的心情。这里的傍晚让人感到伤感。而今天此刻，大地在火辣阳光的照射下发抖，一切都显得冷酷无情和令人疲惫。
队伍终于起程了。直到这会儿我才发现，贝莱兹先生走路时一瘸一拐的。送殡车开得有点儿快，这个老人力不从心落在了后面。车旁另一位跟不上的人也渐渐落后，走在了我身边。真是怪啊，太阳怎么这么快就升得这么高了。田野间全是虫子嗡嗡的声音和风吹过草丛时簌簌的声响。我流了一脸的汗，没有帽子可用，只能拿出手帕扇出一丁点儿风来。身边殡仪馆的那个人也热得掀了掀鸭舌帽帽檐，拿手帕擦着头上的汗。他不知对我说了什么，我完全没听见。“怎么样？”我扭过头问他。他一边指着头上的太阳一边连连说：“真是够晒的。”我说：“可不是么。”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问我：“今天这里边是您母亲吗？”我跟他说对。“她年纪挺大了吧？”我也不知道妈妈到底多大岁数了，便跟他说：“还好。”送殡人便不再与我搭话了。回过头，看见队伍已经把老贝莱兹甩出五十多米了。他不住地扇着帽子，急急忙忙追赶着队伍。我又扭过头看了看院长。他的头上也都是汗，却并不去擦，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只在我身边庄严地走着。
队伍好像越走越快。放眼望去，四周全是被阳光晒得发白的原野。刺目的阳光让人无法直视天空。我们路过了一条新修的公路。漆黑的柏油马路被炽烈的阳光晒得鼓了起来，人一踩上去就软软地陷了进去，在油亮的表层留下一道道裂口。车夫坐在车顶上，戴一顶黑色的熟皮帽子，那颜色仿佛在这油亮的黑色泥里滚过一样。一抬眼就是蓝天白云，身边的一切都是单调的颜色，被踩裂的柏油马路十分黏糊，呈现一片黑色，目之所及的人们都穿着死气沉沉的黑色衣服，送葬车则黑得发亮，这一切都使我头昏脑涨。剧烈的阳光、皮革、马粪、油漆味混着香炉里的味道，这一切加上一夜未眠的疲惫令我头晕眼花，神志模糊。回头看去，贝莱兹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空气中是一片热腾腾的水蒸气，它们包裹着贝莱兹，把他隔绝开来，让人更看不见他了。我仔细辨认了半天，才发现他并不在马路上，而是自旁边的荒野里走了出来。我这才发现，原来路到了前面会转一个弯。看来贝莱兹对这一带很熟悉，打算抄近路追上我们。终于，他在前面拐弯的地方追赶上了大部队，但走了一会儿又被落在了后面。他就这样一次次地穿越田野追赶着。我呢？我只觉得太阳穴被血冲得突突地跳。
后来的事就都顺其自然，按部就班，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走到了村口时，护士代表来与我交谈。与她的长相非常不匹配的是，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但又抑扬顿挫。她说：“慢慢走就会中暑，加快走又浑身是汗，到了教堂是要着凉感冒的。”这倒是真的，让人很为难，不知要怎么选择。当天还有一些画面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比如，走到了村口时贝莱兹总算追赶上队伍的样子。他看上去非常激动，也很难过，泪水成串划过脸颊，只是他脸上的皱纹太多了，眼泪在皱纹之间来回流动，使他哀痛得扭曲的脸上都被铺了一层水光。除了这些，还有教堂，在附近站着的村民，盛放在坟头的殷红色天竺葵，昏过去的贝莱兹就像一个失去了支撑的散架木偶，妈妈棺材上血红色的泥土和夹杂在中间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中嗡嗡的说话声，村庄，在一家咖啡店前漫长的等待，响个不停的马达声，汽车开进闹市区时骤然响起的喧哗声，以及一想到可以在床上睡上整整十二个小时时的喜悦。
二
第二天早上睡醒之后，我才意识到为什么跟老板请假时他这么不高兴，原因就是今天是周六。我是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直到起床时才意识到。请假时老板一定是想到了这一层，加上周末，我是可以休息四天的，他肯定不高兴。但问题是，妈妈的葬礼日期不是我定的，所以也不能说是我的过错；再说，不管怎样，周末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但虽然道理是这么说没错，我还是可以理解老板的心情的。
因为昨天过于疲惫，今天差点儿起不来。早上洗漱刮脸时我不住地想今天应该做点儿什么，最后决定去游泳。出门坐电车去了附近的海滨浴场。一到地方，我便立刻跳进了水里。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游泳，其中就有玛丽·卡尔多纳。她原来是一名打字员，跟我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当时我很想把她钓到手。现在想想，玛丽当时应该也有这个意思，可惜还没等我俩好上，她就辞职去了别的地方。玛丽想爬到一个水鼓上去，我在一旁帮助她。扶着她时我借机轻轻碰了碰她的乳房。她爬上去后便趴在上面，转过身看着我，一直在笑。我便也爬了上去，躺在她的身边。今天的天气不错，我半开玩笑地抬起头枕在玛丽的肚子上，她没说什么，两人便这样静静地待着。我抬头望着天空，天空一碧如洗，金色的阳光耀眼夺目。我能感觉到玛丽的肚子在我的头下随着呼吸微微地起伏着。我们就这样昏昏欲睡地在水鼓上待了很久。后来阳光渐渐强烈起来，玛丽钻到了水里，我便也跟着下水追上她，一边揽着她的腰身一边和她一起游泳，玛丽笑个不停。回到了岸上等着水分被晒干时，她对我说：“我被晒黑了，比你还黑。”我邀请玛丽一起去看电影。她始终在笑，说她想去看一部片子，主角是费尔南德。穿衣服时玛丽看见我戴的黑色领带有点儿惊讶，问我是在戴孝吗？我告诉她我妈妈去世了。她问我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对她说：“就在昨天。”玛丽没说什么，却被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我有点儿想跟她说这又不是我的错，但最后还是没说，毕竟之前已经这样对老板说过了。其实说了也白说，反正人生不是这里有错，就是那里有错，总是这样。
玛丽到了晚上时便已经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她选的这部影片实在太蠢了，虽然有的地方挺滑稽可笑。我抚摸着玛丽的乳房，两个人腿挨着腿。直到电影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我笨拙地吻了玛丽。离开电影院后，她便跟我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玛丽已经离开我家去她婶婶那儿了。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天，这太烦了，我一直不喜欢星期天。于是我翻身到了玛丽睡过的那一边，她的头发在枕头上留下了海水的味道，我在这味道里一直睡到了十点。醒来后不想动，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就这么待到了中午。一想到如果去赛莱斯特的饭馆吃饭就会被熟人们问东问西，我就不想去了。最后在家煮了几个鸡蛋，没加面包，就这么直接吃了。面包之前就已经吃完了，但一直懒得下楼去买。
结束了午饭，我烦闷地在屋里转来转去。这套房子在我和妈妈一起住的时候大小是很合适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住，就显得房子太大了。没办法，我只能把饭厅的桌子都挪进了卧室。整套房子里只有这间我真正在使用。房间里有几把麦秸椅子，中间被坐得有点儿塌陷了，一个柜子，镜面已经旧得发黄，另外还有一个梳妆台和一张铜床。其他房间我都不管，只在这个屋里生活。这么待了一会儿，我找出一张很早以前的报纸打发时光。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克吕逊盐业公司的广告，我把它剪下来贴在了一个旧本子上。这个本子里收集了报纸上各种让我开心的剪报。干完这些，事情就算告一段落，我洗了洗手来到阳台上。
这间卧室正对着的是本市区内的一条主干街道。此时正是中午，天气非常好，但是行人却很少，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走过的马路路面非常肮脏。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下面那些散步的人们，其中有两个小男孩，穿着海军服，他们的短裤有点儿长，盖过了膝盖，衣服又过于笔挺，致使男孩们显得十分拘谨。还有一个穿着黑色皮鞋、扎着硕大的粉红色花结的小姑娘。孩子们的母亲跟在他们的后面，这个女人穿一件栗色的连衣裙，身材十分高大。他们的父亲则很瘦弱，个头也不高，看上去非常眼熟。他的头上是一顶窄檐的草帽，领口扎了一个蝴蝶结，拿着一根手杖。看看他和他老婆站在一起的样子，我忽然理解了为何他会被这个区里的人们评价说气质优雅。在他们之后没过一会儿，一群来自郊区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们的头发擦了头油，油光锃亮，领口打着鲜红的领带，腰身处的衣服收得很紧，口袋上还绣了花纹，穿的都是方头皮鞋。他们这么早就出来，看来是要去城里看电影了。这伙人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急匆匆地去赶电车。
在此之后，路过的行人就渐渐没几个了。我猜那些有意思的去处应该开始热闹起来了。街上只有一些店主和猫还在。街道两旁种着榕树，从它们的上空望向远方，是个晴天，但天空却并不明朗。街的对面有家烟铺，老板把椅子搬出来倒着放在门口，他跨坐在上面，胳膊拄在椅子靠背上。电车刚刚还很拥挤，现在却几乎没什么人了。烟铺旁边是一家小咖啡馆，叫“皮埃罗之家”，店里几乎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侍应生在清洗地面。真是一个典型的星期天的样子。
我学烟铺老板的样子，也把椅子倒过来放，这样坐着更舒服一些。坐着抽了两支烟后，我进去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边吃了起来。没过一会儿，天变得有些阴沉，我还以为会有一场暴雨。但它又渐渐放晴了。可接二连三的乌云一直在天空飘过，使得街道看上去非常昏暗。我就这样仰头看着天空，在窗边待了很久。
轰隆隆的电车在下午五点的时候陆续开了过来，车上全是刚从郊区看完比赛回来的人，十分拥挤。有的人站在电车踏板上，还有一些人扶着栏杆。运动员乘坐的电车紧随其后，通过他们随身携带的小手提箱可以认出来。他们兴致高昂地欢呼歌唱，高喊着队伍战无不胜。好几个人热情地招呼我，还有一个对我大喊：“我们赢啦！”我用力点点头，效仿他喊回去：“是的！”他们的电车驶过后，街上的小汽车就多了起来。
天色渐晚。屋顶上方的天空泛着微微的红色，随着黄昏的降临，周末出来游玩的人们也渐渐回来了。在人群之中，我看到了那位仪态不凡的先生，几个孩子一边哭一边跟在父母的身后。附近一带的电影院此刻也涌出了大量的观众，蜂拥来到街上。我猜刚才播放的可能是一部惊险刺激的影片，因为观众里有一些年轻人明显比平时看上去要有冲劲得多。还有一些观众刚从城里的电影院回来，这些人显得更庄重一些。尽管彼此说笑闲聊，但神色却有些疲惫，看上去若有所思，在对面的街道上来回踱着步。附近的姑娘们并不戴帽子，都披散着头发挽着彼此在街上溜达；年轻的小伙子们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设法与她们擦肩而过。他们大声开着玩笑，引得姑娘们不住笑着回头看。这些女孩里有几个人与我相识，还同我打招呼。
正在此时，街两旁的路灯突然亮了，刚刚在夜色中缓缓升起的星星在这灯光下黯然失色。人行道上灯火通明，行人熙熙攘攘，看久了眼睛很累。湿润的路面和不停驶过的电车被灯光照得闪闪发光，这光也照在人们油光水滑的头发、精致的银手镯和笑容上。又过了一会儿，电车渐渐少了，穿过树木与街道看向天空，夜色已经非常深了。不知不觉间，路上变得空荡荡的，能看到猫慢悠悠地走过空旷寂静的马路，我这才想起来还没吃晚饭。靠坐在椅子上的时间太长，脖子特别酸。我在楼下买了一些面包和果酱，稍微加工了一下，站在那儿就吃完了晚饭。本来想在窗边抽支烟，但是这个季节天气已经很凉了，有点儿冷。关上窗户后我转回身，正好从镜子里看到桌子，桌面上有一个酒精灯和几块面包。又是一个忙忙碌碌的星期天，我想。妈妈已经入土为安，明天又要去上班，生活还是这样，没什么变化。
三
今天上班，干了很多活儿。老板看上去非常和气，他问我累不累，甚至关心了一下我妈妈多大年纪了。我模棱两可回答说：“六十来岁。”这样就不会把具体的岁数说错了。不知为何，老板听了仿佛松了一口气，就像完结了一桩大事一样。
桌上堆了厚厚一沓提单，都是需要我处理的。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离开办公室去午餐前我去洗了手。每天中午我都会这样打理一下。但到了晚上我就不愿意再去洗了，办公室用的是公用转动毛巾，被大家用了一天后已经湿淋淋的了。有一次我曾跟老板提过这件事。他说，他对此也很遗憾，但这总归不是什么大事。今天下班很晚，到十二点半时，才跟发货部的艾玛尼埃尔一起走出去。办公室就在海边，我们先站在外面眺望了一会儿海港里的船只，船身被阳光照得发亮。一辆卡车带着链条碰撞的哗啦声和内燃机噼噼啪啪的轰鸣声开了过来。艾玛尼埃尔问我：“咱们过去看看怎么样？”我就跑向了卡车。卡车很快超越了我们，我俩就跟在后面一直追赶。噪声和灰尘把我们湮没，看不见任何东西，只知道自己在拼命跑着，就像一场比赛。绞车、机器、半空中晃动的桅杆和附近停靠的轮船包围着我们。我先抓住了卡车，一下就跳了上去。然后我拉着艾玛尼埃尔上来坐好。两人都气喘如牛。码头的路面起伏不平，卡车在路面上不住颠簸。就在阳光与尘土的包围之中，艾玛尼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到了赛莱斯特的饭馆时，两个人都浑身大汗。赛莱斯特挺着大肚子，系着围裙，留着白色的小胡子，还是老样子。他问我应该还过得下去吧，我说是，并且告诉他我非常饿了。我吃得特别快，还喝了一杯咖啡。因为还喝了酒，所以回到家后倒头便睡。醒来之后有点儿想抽烟。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一路跑着去赶电车。下午埋头苦干，办公室里特别热。晚上下班后，我沿着码头慢慢溜达回家，感到非常自在快活。绿色的天空让我神清气爽，但我还是直接回家了，打算回去自己煮土豆。
走廊里漆黑一片，上楼时我不小心撞到了同楼层的邻居沙拉玛诺老头儿。他牵着那条八年来一直形影不离的狗。这条狗是西班牙猎犬，患了皮肤病，身上的毛掉得所剩无几，我猜是因为丹毒的原因，它满身都是长满了褐色痂块的皮。由于整日和狗挤在窄小的房间里，时间一长，老沙拉玛诺跟那条狗长得也特别像了。头发不仅稀疏而且发黄，脸上有不少淡红色的硬痂。跟主人一样，狗也学了他走路时弯腰驼背的样子，伸着嘴巴，紧绷着脖颈。这些相似之处使他们看上去仿佛是同一个种族的，但彼此又互相厌恶。每天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六点，他们都会出来散步。他们从不改变散步的路线，就这样持续了八年。这里的人经常能看到老沙拉玛诺牵着狗在里昂街散步，狗在前面跑，把后面的老头拽得蹒跚趔趄，老头气得打骂那条狗，把它吓得趴在地上，老头只好又拖着它走。没过一会儿狗就把这事忘在脑后，又拽着老头跑了起来，老沙拉玛诺再一次打骂它。于是他们就瞪着彼此停在了人行道上，狗怕人，人又恨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狗在外面要撒尿，有的时候老头就偏不等它，硬把它扯走，狗就哩哩啦啦地淋了一路。要是某一次狗碰巧尿在了房间里，必然要被老头狠揍一顿。他们就这样过了八年。赛莱斯特经常说他们太不幸了，但事实上谁也说不清。我在楼梯上碰到了正在骂狗的沙拉玛诺，他愤怒地说：“浑蛋！脏兮兮的玩意儿！”狗在一旁直哼哼。我问他狗又干了什么，他也不理我，自顾自地骂狗：“浑蛋！脏兮兮的玩意儿！”他一边骂一边弯腰摆弄着狗的项圈，我又大声地问他怎么了。沙拉玛诺并不看我，只是压着火回答说：“它总是这副死样子。”说着便拽着狗离开了。那畜生趴在地上，被沙拉玛诺硬拖着前行，一直哼哼唧唧。
跟我住在同一楼层的邻居就在这会儿回来了。附近的人们都说他是个吃软饭的。如果被人问起，他总说自己是仓库管理员。附近的人一般都不怎么喜欢跟他来往。不过因为我会听他说话，所以他倒是经常找我聊天，也会去我家坐一坐。本来嘛，我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他说话。这位叫作雷蒙·桑泰斯的邻居尽管长得很矮，肩膀却非常宽，鼻子则很塌。他穿衣服总是很考究。我们聊起了沙拉玛诺，他说了同样的话：“这真不幸！”雷蒙问我觉不觉得这对难兄难弟很讨厌，我说不。
我们一边聊一边走上楼，快分开的时候他对我说：“要不要来喝一杯？我这儿有香肠，还有酒。”这倒不用我自己做饭了，这样一想，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除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厨房以外，雷蒙的屋子也只有一间房。一个粉白相间的仿大理石天使雕塑摆在他床头的上方，墙上有两三张裸女的画片，还有几张体育冠军的照片。他的屋里乱七八糟，看上去脏兮兮的。点上了煤油灯后，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卷脏兮兮的纱布包扎了右手。被我问起来时，他说这是因为刚跟一个找碴儿的人打完架。
“您知道的，默尔索先生，”他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但我性格比较烈。那浑蛋冲我喊：‘有种你就从电车上下来。’我说：‘滚开，别找事儿。’他就骂我没种。于是我就下去了，我跟他说：‘行了，你再不住口，我就要教训你了。’他还继续挑衅我说：‘你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就打了他一顿。我把他打倒在地后，正准备拉他起来，这浑蛋却踹了我，所以我也踹了他，还扇了他两巴掌，打得他满脸流血。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我坐在床上，雷蒙一边跟我聊着这事儿，一边缠好了纱布。他说：“您看，这完全是因为他先冒犯的我，可不是我爱惹事。”这是真的，我非常认同。他说，他正想征求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在他心里，我是一个有生活阅历、可以帮到他的男子汉，他想交我这个朋友。我没什么表示，雷蒙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交朋友。我说随便，都可以。雷蒙挺高兴的。他没说什么，拿出了酒杯、盘子、餐具和两瓶酒，又把香肠放在炉子上烤。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聊，雷蒙给我讲他的故事时，还不太好意思对我说：“最近有个太太跟我走得很近……实话实说，她算是我的情妇。”刚才故事里那位被他揍了一顿的人正是这位太太的兄弟。我没说什么。雷蒙说他一直养着她，虽然邻居们经常传他的谣言，但他问心无愧，他就是一个仓库管理员。
“说到我这个情妇，我发现我被她骗了很久。”雷蒙替她付房租，每天还给她二十法郎作为餐费，给她的钱刚刚够维持日常生活。“每月房租就要三百法郎，饭钱要六百，有时候还给她买袜子，这些加在一起都上千了。这女人在家什么都不干，倒会指责我说这点儿钱还不够她生活的。我总是劝她：‘为什么你不能去找个只上半天班的工作呢？这样我也就不用再操心你的零花钱了。我每天给你二十法郎，替你交了房租，这个月还给你买了一套衣服，你呢？你姐妹每天来这儿喝咖啡，你就拿我的咖啡和糖去招待人。我对你这么好，还养着你，你却不知足，还指责我。’就算被我这么批评了，她也不出去工作，只是抱怨钱不够花。我这才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
雷蒙说，他在这女人的包里找到了一张彩票，她也解释不出为什么会有这张彩票。没过几天，雷蒙又发现了她当掉了一对手镯，当票就在家里。然而雷蒙并不知道她还有这样一对手镯。“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女人就是个骗子，我就把她甩了。揭开她的真面目之前，我先打了她一顿。我说你就是拿我当个乐子。默尔索先生，我跟她说：‘你不是不知道别人多羡慕我对你这么好吗，以后你就明白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以前他从来没打过她，但这次却把她打得直流血。“以前也不是没动过手，但也就是轻轻碰几下。只要她稍微一喊，我就关上窗户，也就算了。这次我是动真格了，就算这样我还觉得对她惩罚不够呢。”
正因为这样，雷蒙说，他才想听听我的意见。说完他便沉默了下来，把快烧完的灯芯又拨了拨。听雷蒙讲故事的时间里，我喝掉了差不多一公升的酒，这会儿太阳穴都发烫了。我自己的烟已经抽光了，于是一直抽着雷蒙的香烟。末班车驶过后，从郊区传来的嘈杂声也淡了下去。雷蒙还在继续诉说着，他对这个女人还有感情，这让他非常苦恼。他还是认为需要惩罚她。起初，他打算把这女人骗到旅馆去，叫来串通好的“风化警察”制造一起丑闻，这样她就会在警察局留下案底。后来，他又跟流氓帮里的几个人商量过，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不过正如雷蒙之前跟我说的，跟流氓帮的人一起混还是值得的，这些人听说他的事后，建议他把那女人弄破相了。但雷蒙有点儿不愿意，还得再想想。他想先听听我的意见，看我对这事怎么看。我对他说我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这事挺有意思的。雷蒙想知道我是不是也觉得他被人骗了。我说看起来是的。他又问我是否也认同应该惩罚她，要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么做。我说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聊了这么多，我又喝了点儿酒。雷蒙一边抽烟一边说着他的打算。他准备给那女人写封信羞辱她，再说点儿别的让她悔恨自责。如果她看了信之后回到他身边，他就跟她上床，然后在最后一刻吐她一脸唾沫并把她赶出去。我说这种做法确实可以让她受到惩罚。但雷蒙表示自己写不出这样的信，所以想请我代他写。我没应声，他便问我现在就写的话，我是不是不太方便。我说不会。
站起来之前，雷蒙又喝了一杯酒，然后收拾了餐盘和剩下的香肠。仔细地擦干净桌上的漆布后，他回到床头柜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色的信封、一支红色木质笔杆的蘸水笔，以及一个方瓶的紫色墨水。雷蒙跟我说了那女人的名字，听上去应该是个摩尔人。我写完了信。虽然写得很随意，但没必要让他感到不满，所以我尽量写得让雷蒙感到满意。雷蒙一边抽烟一边听我大声念着这封信，连连点头。后来，我又给他念了一遍。雷蒙特别满意，说：“我就知道你见识多。”起初我没注意到他已经不再用“您”，而是用“你”来称呼我了。直到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真正是我的朋友了。”听到这里我才感到惊讶。雷蒙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是的。”做不做他的朋友我是无所谓的，但雷蒙似乎确实想交我这个朋友。雷蒙把信封好后，我们又喝了一会儿酒，沉默不语地抽着烟。窗外十分安静，一辆汽车驶过的声音非常明显。我说：“挺晚了。”雷蒙也赞同，他觉得时间过得可真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这样。我太困了，又站不起来。大概我现在看上去显得疲惫不堪。雷蒙说我不应该灰心丧气。一开始我没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雷蒙解释说，他听闻了我妈妈的死讯，不过这种事早晚会发生的。我表示同意。
最终我还是站起来了。雷蒙紧握着我的手说，男人互相理解。离开雷蒙的家后，大门在身后关上，我站在漆黑的楼梯口，一个人待了一会儿。走廊里一片寂静，一股隐隐约约的潮湿气息从楼梯洞的深处蒸腾上来。血液流动的声音在耳骨中轰鸣，我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沙拉玛诺老头的房间里传来那条狗低低的呻吟声。
四
这一整个星期我工作都很起劲儿。雷蒙来找我，告诉我他已经把信寄给那个女人了。艾玛尼埃尔和我一起去看过两次电影，他经常看不懂影片在讲什么，我只好给他解释。昨天星期六，玛丽按照约定好的来我家找我。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条纹连衣裙，脚蹬一双皮凉鞋，丰满的乳房隐约可见。她的皮肤被阳光晒成了棕色，看上去就像一朵花。一见到她我就心痒难耐。我们乘车去了几公里之外的一处海滩，海滩被悬崖峭壁环绕着，离岸边最近的地方长了一片芦苇。下午四点时阳光已经不那么晒了，但被阳光晒了一整天的海水还是温暖的，波光粼粼的水波与天空接壤。玛丽教我在游泳时迎着浪含一口水，再转过身来把水朝天上喷出去。这样水就会像泡沫花带一样洒向空中，接着又会像一阵温热的雨一样洒在脸上。没玩几次，又咸又涩的海水就把我的嘴烧得发烫。玛丽游了过来，紧贴在我身上。她的嘴贴着我的嘴，用舌头把我嘴唇上的咸涩舔了个精光。我俩就这么在水里搅在一起半天。
在沙滩上穿衣服时，玛丽一直用火辣辣的目光看着我。我一把抱住她吻了下去。这时起就没人再说话了，我紧紧抱着她，我们迫切地想搭上车回我家，迫切地想上床做爱。窗户没有关，夏日的夜色在我们棕色的皮肤上缓缓流动，美妙极了。
第二天早上玛丽还在，我跟她说一会儿一起吃午饭。我走到楼下买了些肉，往回走时，听到雷蒙屋里传来女人的声音。没过一会儿，沙拉玛诺老头又开始骂他的狗了，木头楼梯上响起了人走路的声音和狗爪子的声音，以及“浑蛋！脏兮兮的玩意儿”的叫骂声，老头牵着他那条狗上街了。玛丽听了我给她讲的沙拉玛诺老头的故事后哈哈大笑。她穿着我的睡衣，袖子挽了起来。看着她在那儿笑，我的欲望又升腾起来了。待了一会儿，玛丽问我爱不爱她。我说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但我觉得应该是不爱的。玛丽有点儿伤心。不过到了做饭时，她又自顾自地乐了起来，一见她笑，我又忍不住亲了她。就在此时，忽然听到一阵争执声从雷蒙的房间里传了出来。
我们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然后雷蒙大吼着：“你跟我作对是不是？你跟我作对是不是？我要让你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紧跟着就是几下重重的抽打声以及女人的哭喊声。她喊得太凶了，楼里的人们立刻涌向了楼梯口。我和玛丽也走出了房间，那女人一直在惨叫，雷蒙也一直没有停手。玛丽说这太可怕了，我没应声。她想让我叫警察，但我回答说我不喜欢警察。后来，三楼那个做白铁工的租户把警察叫过来了。警察一敲门，屋里就安静了下去。警察使劲儿砸门，没过一会儿屋里又传来女人哭泣的声音。雷蒙把门打开了。他脸上堆着笑，嘴里叼着烟。那女人冲出房间找警察诉苦说自己被雷蒙打了。警察问：“你叫什么？”雷蒙插嘴替她回答了。“跟我说话时别叼着烟！”警察对雷蒙训道。雷蒙犹豫地看了我一眼，又抽了一口。一眨眼的时间，警察狠狠一记耳光抽在了雷蒙的脸上，香烟被他扇得老远。雷蒙一下就变了脸色，但没敢反驳，只低声下气地问警察他能不能把烟捡回来。警察同意了，但又警告他说：“下次你就知道警察是不跟你开玩笑的。”那女人还在旁边哭，一直向警察控诉：“这人是个男鸨，他还打我。”雷蒙反驳道：“请问警察先生，诽谤别人是男鸨合法吗？”可是警察没理他，命令他闭嘴。雷蒙便转过身对那女人说：“小娘儿们你等着，咱们走着瞧。”警察呵斥他让他闭嘴，叫那女人赶紧走，让雷蒙哪儿也不要去，在家等着传讯。他还表示，雷蒙都醉得直打哆嗦了，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雷蒙狡辩道：“我没醉，警察先生，完全是因为现在在这儿，站在您面前，我才无法控制地打哆嗦。”围观的人见雷蒙关上了门，便也渐渐散去了。我跟玛丽做完午饭，但她没吃，说不饿，于是我自己都吃了。下午一点钟玛丽走后我又睡了一觉。
将近下午三点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雷蒙走了进来。我还没起床，仍旧在床上躺着。雷蒙沉默不语地坐在床边，我问他怎么搞成了这样。他说自己完全按计划行事，最后也如愿以偿了，结果那女人打了他一巴掌，他便揍了她。剩下的我都知道了。我觉得那个女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应该满意了，便把我的想法对雷蒙说了。雷蒙没有异议，并且表示那女人已经被他揍过了，就算警察来管也是白费力气。雷蒙还表示，他太了解那些警察，太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他们了。他问我，我那会儿是不是也希望他扇警察一巴掌。我说什么都没希望，但我一直不喜欢警察。听到我这么说，雷蒙看上去挺满意的。他邀请我跟他出去溜达溜达。我下床梳头。雷蒙想让我给他做证。我无所谓，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雷蒙说只要我能为他证明那女人确实不尊重他就行。我答应了。
雷蒙请我出去喝了一杯白兰地。后来他又去打台球，我也去了，差一点儿输掉。他说要去逛妓院的时候我拒绝了，我不喜欢这事儿。我俩便慢慢走回去。他说他很开心，因为惩罚了那个情妇。雷蒙对我挺好，我觉得跟他相处挺愉快的。
还没走到楼跟前，我就看见沙拉玛诺老头焦躁不安地站在门口。走到近处才发现狗没在他身边。他在门口转来转去，不住地张望，一个劲儿地朝黑漆漆的走廊里看。他一个人嘀嘀咕咕，瞪着一双充血的小眼睛仔细地在街上搜索着。雷蒙上前询问他发生什么事了，没有得到回答。他的神情看上去非常焦躁，我隐约听到他咒骂着：“浑蛋！脏兮兮的玩意儿！”我问他怎么没看到他的狗，他没好气地说狗跑了。然后，他突然对着我们絮絮叨叨地说：“今天我照旧带它去了练兵场，那附近人特别多，有很多做买卖的商贩棚子。我看到《消遣之王》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结果转身再看的时候，狗就不在旁边了。我确实一直想买个小点儿的颈圈给它戴上，没承想这脏东西这么快就跑了。”
雷蒙安慰他说狗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估计只是迷路了。他找了好几个狗跋涉了十几公里找到主人的例子。听了雷蒙的话，老头儿反而越发不安。“但是您知道，那些人会把它抓走的。真希望有人收养它，不过这也是痴心妄想，大家看到它一身疮的样子就讨厌，我敢肯定警察见了它一定会把它抓走。”我便说他应该去招领处找找，给他们点儿钱，就能把狗领回来了。老头儿问我那需要多少钱。但我也不知道。他便非常愤怒：“竟然还得为了这个脏玩意儿花钱！哼！还不如让它就这么死了呢！”老头儿气得破口大骂。雷蒙一边哈哈大笑一边钻进了楼里。我也跟着进去了，跟雷蒙在楼梯口分了手。没过多久，沙拉玛诺老头儿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他在敲我的房门。我开了门，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邀请他进来说，但他拒绝了。他长满硬痂的手哆哆嗦嗦，眼睛只顾盯着自己的脚尖。他并没有看我，只是问：“您说，那些人不会把它抓走吧，默尔索先生？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是不是？要不我可怎么活啊。”我告诉他，狗在招领处可以待三天，主人在此期间可以去认领，三天后如果还没人认领，他们才会去处置那些动物。他听了沉默不语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向我道了晚安。他回到房间，关上房门，隔着墙壁能听到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接着，床嘎吱响了一声，一阵奇怪的声音传了过来，听得出来是老头儿在哭。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就想起了妈妈。可是明天早上我还得早起。反正也不饿，于是我没吃饭，就直接睡下了。
五
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了雷蒙打来的电话，说他跟一个朋友说起过我，那人周末想约我去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滨木屋去玩。我告诉他我很乐意去玩，可惜这周末已经跟女朋友约好了。雷蒙当即表示我可以带女朋友一起过去，那位朋友也有妻子，在一群男人的聚会里能有个女士做伴，他妻子一定很开心。
老板很不喜欢城里的人们给公司员工打电话，所以我本来想立刻把电话挂掉。雷蒙让我先别挂电话，他本可以晚上回去再邀请我的，但还有别的事想跟我说，所以现在打了电话。今天有一群阿拉伯人在盯他的梢，里面就有他那个姘头的兄弟。“要是你今天下班回家时看到附近有可疑人员，千万记得跟我说一声。”我说没问题。
没过一会儿，同事过来说老板叫我，我以为他要教训我多干活、少闲聊，不禁觉得很烦躁。然而老板并没有说这些，只是说他有个还不成熟的想法，想先跟我聊聊。他只是想问问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老板准备在巴黎设置一个与大公司做生意、负责市场方面业务的办公室，不知道我愿不愿意去那边工作。如果我愿意，就可以在巴黎上班了，每年还可以四处旅行。“我想你会喜欢这种生活的，毕竟你还年轻。”我说这倒没错，不过对我来说其实都无所谓。老板问我是不是不喜欢改变，我告诉他，生活都差不多一个样，是无法被人们改变的，我并不讨厌现在的生活。老板看上去很扫兴，他说我总是这样答非所问，没有志气，这可不是做生意的好材料。跟老板聊完我就回去工作了。我实在是不觉得现在的生活需要改变，并不是想让老板扫兴。认真算起来的话，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幸的。上大学时我也曾雄心勃勃，等到辍学后才明白，一切都不重要。
玛丽晚上过来了，她问我要不要跟她结婚。我是无所谓的，跟她说都可以，只要她愿意我们就结婚。她便又问我爱不爱她。我说这事已经讨论过一次了，简直毫无意义，非要问不可的话那大概是不爱的。她反问我既然不爱为什么又要娶她。我解释说这并不重要，她想结我们就结；话说回来，是她想跟我结婚，我只不过没有反对。玛丽认为婚姻是件大事，我说：“不是。”玛丽无话可说，一声不吭地看了我一会儿，问我，如果此刻有另外一个女人，她跟我的关系与玛丽跟我的关系一样，她也向我求婚，那么我会答应吗？我说：“当然啦。”玛丽听了后暗暗思索自己是不是真的爱我，但我并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一阵沉默后，玛丽咕哝着说我可真是个怪人，可她也正是爱我这一点，以后或许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讨厌我。我对此感到无话可说。看到我这个样子，她又笑了，挽起我的胳膊说想跟我结婚。我说你想什么时候结，咱们就什么时候结。我跟她说了今天老板跟我的谈话，玛丽挺想去巴黎看看的。我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玛丽听了后问我巴黎怎么样。我说：“挺脏的，鸽子非常多，那里有很多院子，都黑漆漆的，那儿的人皮肤很白。”
聊过之后，我带她去外面走了走，全城的几条大街都去逛了。我问玛丽发没发现街上的女人都挺漂亮，她说发现了，甚至发现对我有了更多了解。我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俩人都没说话，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她陪在我身边。我建议晚上去赛莱斯特那儿吃饭，玛丽说虽然很想去，但是她晚上还有事。正说着，我们就走到了住处附近，我说：“再见。”玛丽瞪了我一会儿，说：“你都不问问我有什么事吗？”我挺想知道的，只是没想着真的去问她。她看上去有些责怪，但一见我有点儿尴尬，便又笑着上前吻了吻我。
晚上我去了赛莱斯特那儿。正吃着饭时，一个有点儿怪的小个子女人走了进来，她问我能否跟我共用一张餐桌。当然没问题了。她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双目炯炯有神，脸很小，像颗圆苹果一样。她脱了夹克衫后坐了下来，匆匆忙忙看了一眼菜谱就招呼赛莱斯特过来，语速飞快又很干脆地点完了菜。上主菜之前会先上一些小吃，等小吃的工夫里，女人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小片纸和一支铅笔，提前把饭钱算了出来，她从包里拿出餐费，又分文不差地附上小费，一起放在面前。小吃端上来后，她迅速地一扫而光。下一道菜还没来，她又从包里拿出一支蓝色的铅笔和一份杂志，看上去是这一周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细耐心地把所有节目一一做了勾选。直到用餐结束，她还没把这本十多页的杂志勾选完。我已经吃完了，她还专注于那本杂志。过了一会儿，她用餐结束，站起身后像来时一样麻利又机械地穿上夹克衫走出了饭店。我无事可做，便也走出饭店跟着她。她一直走在人行道边上，步伐快速、脚步稳健，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走去。我一直跟着她，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我便往住处走去。当时觉得她挺怪的，然而一转头就把她忘了。
沙拉玛诺老头站在我房门口，我邀请他进来，他说他的狗不在招领处，看来真的丢了。招领处的人说他的狗可能被轧死了。他又去了警察局，想看看能不能打听到别的消息。人家说每天都能见到很多这样的事，所以压根儿不会记录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安慰他说可以再领一条狗回来养，但他请我注意，他已经跟这条狗待习惯了。这倒是没错。
沙拉玛诺坐在桌边的椅子里，我则在床上蹲着。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正面对我坐着。那顶旧毡帽还扣在他的头上，小胡子发黄，嘴里叨叨咕咕，话语破碎不成语句。虽然我挺烦他的，但这会儿我很无聊，也不困，便跟他攀谈，聊起他的狗来。他说他老婆去世之后，他就去领养了这条狗。沙拉玛诺很晚才结婚，他年轻时热爱戏剧，想从事相关的工作，还在军队里做过歌舞团团员。可惜最后去的是铁路部门。他现在享受着一小笔退休金，所以对于铁路部门的工作也没什么后悔的。虽然他跟老婆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但时间一久两个人也都习惯了。所以老婆去世后他很孤独。因此，他便去找工友要来了一只小狗。那狗太小了，他只好拿着奶瓶给它喂食。与人相比，狗的寿命要短很多，他们俩就这样一起走向衰老。“那家伙脾气特别坏，”沙拉玛诺老头说，“所以我们动不动就要吵架。不过说到底它还是一条好狗。”我赞同他说那是一条良种狗，听了这句话沙拉玛诺看上去很开心。他说：“您还没见过没生病时的它呢，那会儿它有一身非常漂亮的皮毛。”狗得了这一身皮肤病后，每天早晨和晚上沙拉玛诺都会给狗擦药膏。不过他认为，这条狗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无药可医。
说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哈欠，沙拉玛诺老头表示他应该离开了。我说我为他的狗而感到难过，他可以在我这里再待一会儿。他对此表示十分感谢。老头还说我妈妈特别喜欢那条狗。提起妈妈，他大概以为妈妈去世后我一定很痛苦，因此把她称作“您那可怜的母亲”。我听了没有作声。这时，他不太自然地快速对我说，他知道因为我把妈妈送去了养老院，这一片的人们对我颇有微词，但他知道我对我妈妈感情很深，他说自己了解我的品行。我说，我并不知道人们在背后这样看我。我认为把她送去养老院很正常，毕竟我无法支付雇用人照顾她的费用。我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这么回答他了。我接着又说：“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和妈妈之间一直没什么可聊的，她自己在家待着也很闷得慌。在养老院至少她还能找着一些伴。”这是实话，沙拉玛诺也同意。说完这些他有些想睡了，便站起来告辞了。现在他的生活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这让他无所适从。他有些拘谨地向我伸出手，认识这么久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做，握手时我能感到他手上那一块块硬痂。走出房门之前，沙拉玛诺笑了一下，说：“真希望今天晚上外面没有狗叫声，要不我会以为是我那条老狗在叫。”
六
今天是周日，我昏昏沉沉地一直睡不醒，玛丽叫着我的名字，推了我好几次才把我摇晃醒。早上我们什么都没吃，急着赶去游泳。我感到很饿，头也昏昏沉沉的，连烟抽起来都有些发苦。玛丽笑话我满面愁容。今天她放下了头发，披散着，身穿一条白色的麻布连衣裙。我说：“你很漂亮。”玛丽听了后十分开心，笑容不断。
我们来到楼下，敲了敲雷蒙的门。他说自己正打算下楼。我们房间里的百叶窗没打开，我也十分疲惫，因此到了街上，明晃晃的天空中刺目的阳光直射在脸上，就像一个耳光抽了过来。玛丽兴致高昂，高兴极了，走路直蹦，不停地感慨着好天气。这让我感觉好受一些了，我发现之前的难受其实是因为饥饿。跟玛丽说了我的感受后，她给我看了她的手提包，里面有一条浴巾，还有我们俩的泳衣。我们站在楼下等着雷蒙，听到他锁上了门，踩着楼梯下了楼。雷蒙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面是一条蓝色裤子，却在头上戴了一顶很扁的草帽，草帽檐特别窄。这身装扮逗得玛丽笑个不停。雷蒙的小臂很白，汗毛又黑又浓密，让我看着很不舒服。他看起来兴高采烈，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向楼下走来。他对我说：“你好，兄弟。”又称玛丽为“小姐”。
昨天我跟着雷蒙去了警察局，向警察做证那个女人确实对雷蒙“不够尊重”。因此警察只警告了雷蒙，并没有为难他，也没有去调查我的口供。我们站在门口聊了一会儿昨天的事，最后打算坐公交车去海边。那儿离我们的住处不远，乘车去的话很快就到了。雷蒙觉得看到我们到得这么早，他朋友一定非常高兴。正准备向公交车站出发的时候，雷蒙突然向我比画了一下，让我看马路对面。一群阿拉伯人正站在香烟铺子的橱窗前，冷冷地盯着我们看。不过阿拉伯人一直是这样看别人的，就仿佛他们看的不是人，而是一块石头或一棵干枯的老树。雷蒙说从左边数第二个就是他提过的姘头的兄弟。他看上去有点儿担心。不过他又说道，那件事已经过去了。玛丽问我们怎么了，她还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听到我说那群阿拉伯人是冲着雷蒙来的，她便说要赶快离开。雷蒙站直了身子笑了笑，说是得赶快走了。
汽车站离这里有点儿距离，我们出发向那儿走去。雷蒙说，阿拉伯人没在后面跟着。我扭过头看了一眼，他们确实还站在老地方，冷冰冰地注视着我们刚才站着的地方。坐上车后，雷蒙一下子就放松了，一直跟玛丽说说笑笑。看得出来他很喜欢玛丽，但玛丽只是对他笑笑，并不怎么理他。
车行驶到阿尔及尔郊区时我们下了车，这里离海滩已经不远了，只是要先跨过一片面积虽然不大，但俯靠在大海边的高地，从那里沿着高坡走下去就到海滩了。黄色的石块和白色的阿福花布满高地，与耀眼的蓝色天空遥相呼应。玛丽自得其乐地抡起手提包在空中画圈。路上有很多小型的别墅，有的栅栏是绿色的，有的则是白色的，有些房子则与阳台一起被树丛遮挡住，还有一些房子矗立在石头中间。接近高地边上时，平静的大海和远处角落里慵懒横躺在清亮海水里的海峡便出现在眼前了。寂静的空气里忽然传来一阵阵马达声，声音不大，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远远可见一艘小型拖网渔船向这边慢悠悠地驶来。它走得太慢了，看上去甚至仿佛从未动过。玛丽摘了一些鸢尾花。我们沿着坡走到海边时，海里已经有一些游泳的人了。
海滩尽头的一座背靠悬崖的小木屋便是雷蒙朋友的家。房子底部支撑用的木桩都浸泡在海水里。雷蒙为我们介绍了彼此。他的朋友长得很高大，虎背熊腰，名叫马松，他女人有一口巴黎口音，长得又矮又胖，看上去很亲切。马松说他早上出海抓了一些鱼，已经用油炸好了，让我们不必客气。我表示他的房子非常棒。他说每个周末和每个节假日，他们都在此度过，又说：“你们跟我太太会相处得很好的。”他说得没错，玛丽和他妻子已经笑着聊到一起去了。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结婚的冲动，这大概还是我此生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马松打算下海游泳，他妻子不想去，雷蒙也不愿意动。我和玛丽便跟着他去了海边。一到岸边玛丽便冲进了海里。我和马松在后面磨蹭了一会儿。马松说话很慢，而且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一句“我甚至得说”，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说出什么有创意的新内容。说起玛丽时，他表示：“这个女人很棒，我甚至得说，她非常可爱。”听得多了我也就无视了他的口头禅，专心享受着阳光舒适地照在身上的感觉。太阳把沙滩晒得有些烫脚，虽然我很想赶快去海里玩，但还是迁就马松陪他多聊了一会儿，直到后来才跟他说：“我们下去吧！”说完便游到了水里。马松慢悠悠地向海里走着，直到被海水冲得站不稳才游了起来。马松的蛙式游泳实在不怎么样，我也没办法，便丢下他去找玛丽了。凉凉的海水冲刷过身体，让人非常舒服。我和玛丽游向了远处，我们俩特别合拍，特别协调，一起享受着游泳带来的快乐。
游到一处宽阔的海面后，我和玛丽躺在了水面上，望着天空，海浪轻柔地拂过我的脸，嘴里都进了一些海水，阳光又把我们脸上的海水分隔开。马松已经回到了沙滩晒太阳。从这么远的距离看过去，他身形显得无比巨大。玛丽想让我搂着她游，我绕到她身后揽着她的腰，在后面踩水推着她向前。她在前面起劲儿地划水。海水哗啦啦的声音轻柔地响在耳旁。后来我有点儿累了，便放开她，恢复了正常的姿势向回游去，呼吸也顺畅起来。回到海滩后，我把脸埋在了沙子里，趴在马松旁边。我说：“真舒服啊。”马松赞同地应了一声。玛丽没过一会儿也回来了。我转过身看着她走了过来。玛丽的长发散落在身后，身上波光粼粼。她贴着我躺了下来，身体的温热和阳光的温度使我昏昏欲睡。
玛丽把我摇晃醒了，跟我说已经到了午饭时间，马松已经回去了。我也很饿，便立刻站了起来，但玛丽说我今天还没有亲过她。确实是这样，但我一直挺想吻她的。玛丽说：“走，我们回水里去。”我俩跑向海边，迎着海浪游了起来。在海里划了几下水，玛丽便贴了过来，她的大腿紧紧挨着我的大腿，让我产生了一股占有她的欲望。
回到房子时，马松正在喊我们吃饭。听到我说好饿，他立刻跟他妻子说就喜欢我这样不客气。面包很香，我大口大口吃完了面包和鱼。后来他们又端来了肉和炸土豆。大家吃着饭，一声不吭。马松一直给我倒酒，他自己也喝了很多。吃完饭喝咖啡时我已经醉醺醺的了，还抽了不少烟。马松、雷蒙和我合计着，准备八月份的时候，一起平摊费用再来海边玩一次。玛丽忽然插嘴道：“你们猜现在几点了？才十一点半呢。”大家都很惊讶，不过马松说今天午饭吃得挺早的。当然了，这没什么问题，饿了就该吃饭。不知为何玛丽听到这里咯咯笑了起来。现在想想估计是因为喝了一点儿酒的缘故。马松邀请我跟他一起去海边散步。他说：“每天吃完午饭，我太太都要去睡午觉，我没有这习惯，总想活动一下。我跟她说过好多次，运动有助于健康。不过她也有睡觉的权利。”玛丽决定留下来帮马松太太刷盘子。那个巴黎小女人说，得把男人们赶出去，她们才好刷盘子。我们三个便走了。
太阳升得很高，阳光几乎直射在海滩上，强烈的日光照在海面，反射出的光芒刺目得很。没有人这时还在海滩上玩。一阵阵刀叉摩擦盘子的声音从高地边那些悬在海面上空的木屋里传出来。地面的石缝里蒸腾出一阵阵热浪，空气闷热，让人喘不上气来。雷蒙与马松闲聊起一些我没听说过的人和事，我这才知道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甚至还曾经一起住过。我们漫步到海边。一阵阵海浪拍打着海岸，弄湿了我们的帆布鞋。我没戴帽子，被太阳晒得头直发晕，什么都无法思考。
雷蒙突然跟马松说了句话，我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但就在这一会儿，离我们很远的海滩尽头，我看见有两个身穿蓝色锅炉工制服的阿拉伯人向我们走了过来。我看向雷蒙，他肯定道：“是他没错。”我们没停下脚步，继续向前走去。马松问我们这些人怎么会到这里来。他们估计是看见我们提着去海边游泳的提包上了公共汽车，所以才跟过来了。但我保持沉默没说什么。
那些阿拉伯人走得不快，但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我们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雷蒙说：“一会儿要是打起来了，我去收拾我那个对头，第二个家伙马松你来对付。默尔索，要是还有别人出现就归你了。”我说：“行。”马松双手插兜继续走着。脚下的沙子滚烫得惊人，几乎被太阳烤红了。我们齐头并进地走向了阿拉伯人，两方人马距离越来越近。阿拉伯人在只差几步远的时候停下不再继续走了。我和马松也跟着停了下来。雷蒙没有停，直奔那个人而去。听不清雷蒙说了什么，但那个人显然对雷蒙的话表示不屑。于是雷蒙先下手为强，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还招呼马松一起上。马松朝着他的对象就冲了过去，玩命地打了那人两拳，一下就把他大头朝下打进了海里，好一阵都没能动弹，只有一些气泡从脑袋旁边冒了出来，又迅速地消失在海水中。雷蒙同时也把那人揍得一脸血迹。他转过身，对我说道：“你帮我盯着他，看看他掏了什么东西出来。”我大喊道：“他拿了刀，你小心！”话音还没落下，那人已经在雷蒙的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嘴巴上也被划了一下。
马松一个跨步向前，被打进海里的那个阿拉伯人已经站起身退到了拿刀那人的身后。我们按兵不动。阿拉伯人冲我们晃着那把刀，死死地盯着我们，慢慢向后退去。一直到他们觉得距离差不多安全了，才飞快地转身逃走了，雷蒙按着他胳膊上的伤口，我们都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马松看了看雷蒙的伤，告诉他有个医生来这边度周末，就在旁边高坡上住着。雷蒙打算现在就去找他。但他一说话，血泡就从他嘴上的伤口冒了出来。我们赶紧扶着雷蒙回到了木屋。雷蒙说他没事，都是皮肉伤，可以自己走路去看医生。马松便陪他出门了。我待在屋里，给两位女士讲了刚才打架的过程。马松太太被吓得直掉眼泪，玛丽也被吓得脸色煞白。我很不耐烦给她们讲这些，说着说着便不再出声，拿了一根烟对着大海抽了起来。
雷蒙和马松在下午快一点半的时候回来了。雷蒙的嘴上贴了橡皮膏，胳膊上缠了绷带。医生说没什么大事，都是小伤，然而雷蒙脸色还是很阴沉。马松试着活跃气氛逗雷蒙，他也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说想去海滩，我问他要去海滩哪里，他没说具体地方，只说想出去透透气。我和马松想陪他一起去，这又惹得他大发雷霆，把我们怪罪了一通。尽管马松劝我们别惹他发火，我还是跟雷蒙一起出去了。
我俩在海滩上一直走。阳光炽烈地照在海面和沙滩上，反射出道道金光。我觉得自己大概知道雷蒙打算去哪里，但又觉得自己肯定是想错了。远方沙滩尽头处，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一眼泉水正在沙地上流淌。我们就在那儿又遇到了刚才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还穿着那身脏兮兮的蓝色工装，面色平静地躺在地上，看上去甚至有点儿高兴。他们看到我俩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刚才划伤雷蒙的那个人沉默不语地盯着他，另一个家伙一边不住地瞟着我们，一边不停地吹着一根短芦苇管，只有三个音节不断来回重复。
在这个时刻，环绕着我们的只有阳光与无声的空气，以及泉水流动带来的轻微声响和芦苇管单调的三个音节。雷蒙伸手摸着口袋里的枪，但他那个对头只是跟雷蒙一直互相对视，没有别的动作。我发现那个吹芦苇管的人脚趾叉开着。雷蒙死死地盯着那个人，问我：“我把他崩了怎么样？”如果我拒绝了他的提议，估计他反而会气得真开枪，于是我说：“那个人还什么都没干，现在恐怕不是开枪的好时机。”水声和芦苇声一直回荡在寂静又炎热的空气中。雷蒙又说：“那我就骂他，只要他敢还口，我就把他干掉。”我说：“可以。不过如果他没动刀子，你也不能开枪。”雷蒙听了有点儿生气。那个阿拉伯人还在吹着他的芦苇管，两个人一动不动，都紧紧盯着雷蒙。我说：“不行。我们还是一对一赤手空拳地上吧。给我你的枪，要是有人打你，或者他掏出刀，我帮你崩了他。”
雷蒙把枪给我了，枪身反射了一下阳光。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人行动，我们仿佛都被禁锢在这个环境里。每个人都不错眼珠地紧盯着对面。大海、沙滩、阳光中的一切都凝固了，甚至听不到泉水和芦苇管的声音。我想我开枪也行，不开枪也行。突然，那两个人撤退到大岩石后面去了。于是，我和雷蒙也扭头往回走。雷蒙聊起了回程的公交车，看上去比之前高兴了一些。
我陪着雷蒙一直走回了木屋。他踩着台阶向上走的时候，我却站在下面停住了。炽热的太阳，晒得我的头嗡嗡直响。一想到费力地登上台阶后还要回去面对两个女人，我就有种无力感。但外面太热了，刺眼的阳光从天空中倾斜而下，就算在这儿待着不动也让人疲惫不堪。对我来说，在这儿待着和去别的地方溜达没什么不同。考虑了一会儿，我就转过身，走向了海滩。
海滩上也躲不开阳光。海水就像一个被憋闷得喘息不止的人，把一层层的海浪推到了岸边。我缓慢地走向那片岩石，感觉在太阳猛烈的照射下，头都要炸了。整个人被热浪包围，每走一步都艰难无比。每当热浪滚滚袭来，我都不得不紧绷身体，紧咬着牙，攥着拳头，以抵抗烈日带来的眩晕和迷幻。刺眼的阳光从白贝壳和碎玻璃上如利剑一般反射出来，刺得我无法睁眼，只能咬牙硬抗。我就这样走了半天。
隔着一段距离我就看到了那片黑色岩石，阳光蒸腾下的海水在岩石周围笼起了一层水雾，使它看上去闪闪发光。我想逃离炽烈的阳光，摆脱跋涉的疲惫，远离屋里哭泣的女人们，在一片阴凉之处听着泉水叮咚的声音好好歇一歇。结果走到岩石附近时，我发现雷蒙的对头正在那儿待着。
那里只有他自己，头枕着双手仰面躺在地上，岩石的阴影挡住了他的脸，身体则暴露在阳光下。蓝色工装上的汗水被蒸发，整个人直冒热气。我挺意外的。刚才架也打完了，这件事就算结束了。我甚至都没再想起过这件事。
看到我，他立刻稍稍起来伸手进口袋准备掏东西。毫无疑问，我也紧紧握着兜里雷蒙的手枪。那个人见状又躺了回去，但手却没抽出来。我离他大概还有十几米远。他眯着眼，偶尔隐约可见目光一闪，更多时候我则感到他的脸在热浪中晃动。海水流动得越来越慢，有气无力，趋于沉寂。烈日没变，阳光没变，绵延的沙滩也没变。两个小时过去了，白日如死亡般凝固，两个小时过去了，白日在滚烫的金属海洋中抛锚。一艘小轮船驶过遥远的大海深处，我一直死死盯着那个人，船在我视线的边缘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只要我转身离开，这事就算结束了。但是阳光太强烈了，海滩被晒得不住颤抖，挤压着我的后背。我又往前走了几步，阿拉伯人还是没动。毕竟我离他还有一段距离。岩石的阴影打在他的脸上，使他看上去仿佛在笑一般。我按兵不动，等着他的动作。我的脸被太阳炙烤着，脸颊滚烫，汗水汇聚在眉毛上。今天的阳光与妈妈下葬那天的阳光太像了，我的头也像那天一样疼得要炸开，全身的血管膨胀着，跳动着。我实在受不了这炎热，又继续走了一步。这么做很蠢，我知道，单单这一步的距离并不能让我远离烈日，然而我却又向前迈了一步。到了此时，那个人仍然没有站起来，可是却掏出了刀子迎着阳光对着我。刀刃反射着阳光，就像一把发出刺目光芒的利剑一样插入了我的脑门。眉毛上的汗珠纷纷滚落到了眼皮上，眼睛被这热乎乎的水珠蒙住了。我的视野模糊了起来。日光仿佛有了分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身上，刀刃带着锋芒冲着我，仿佛一个巨大的威胁。滚烫的刀尖闪着光刺得我双目剧痛。这一时刻天地都摇晃了起来。大海沉重地吐出一口热气。我仿佛看到天上打开了一扇大门，流火向地面倾泻。我绷紧了身体，死死攥着那把枪。我摸着光滑的枪托，扣动了扳机，瞬间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都从此刻开始。我甩掉了浑身的汗水和阳光。我意识到这一整天的平衡就在此刻被打破，海滩上奇异的寂静被打破，原本，我是幸福自在地待在这平衡与寂静之中的。接着，我又朝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在人体上，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正如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敲了四下。
第二部
一
被捕之后，我迅速被提审了几次。只是问题都是关于我的身份之类的，时间很短。第一次审讯是在警察局，看起来没人对我的案子感兴趣。八天之后来了一位预审法官，他倒是颇为好奇地看了我一会儿。他也只是问了我的名字、住址、职业、出生年月和地点等问题作为开场白，接着他问我有没有律师会替我辩护。我说没有，问他是必须要请律师吗，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的案子没什么复杂的。他笑了笑，说：“这只是您的看法。不过法律跟个人看法不同。要是你没有律师的话，我们会为您指派一位的。”没想到司法部门连这种事都管，我感到真是太方便了。我对他表达了这个想法，他也认为法律完善，非常同意我的看法。
一开始我没当真。我们见面的那个房间挂着窗帘，桌子上的台灯照着我坐的椅子，他则沉入了阴影里。这个场景我以前在书里见过。对我来说，司法程序就像一场游戏。聊了一会儿后，我仔细看了看他。这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人，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鼻梁高挺，身材高大，唇边有长长的灰色小胡子，浓密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虽然他的脸上时不时地有神经抽搐，牵动了他的嘴巴，但整个人看起来非常亲切，通情达理。离开的时候我几乎都想跟他握手了，然而紧接着我便想起自己已经是个杀人犯了。
第二天，来了一位又矮又胖的律师，看起来挺年轻，头发打理得整整齐齐。天太热了，我没穿外衣，他却严谨地穿着深色三件套西装，衬衫领子硬挺，一根黑白条纹的领带怪里怪气地系在领子上。他胳膊下夹着公文包，放下包后，他向我介绍了自己，表示自己做了充分的研究，虽然案子很难办，但他有胜诉的信心，只要我能信任他。我表达了谢意，他说：“那我们就回归正题吧。”
他坐在我的床上说，他们对我做过调查，知道不久前我妈妈刚在养老院去世。他们特意去马朗戈调查过，预审法官们已经知道妈妈下葬的那一天，我“表现得无动于衷”。他说：“我真不好意思这么问您，但这很重要，希望您能谅解。要是我给不出合理的解释，很大程度上这件事就会影响到本案。”他希望我能给他讲讲当天都发生了什么。律师问我，妈妈去世那天，我是不是很伤心。我非常惊讶他竟然会问出这个问题，换作我去问别人这个问题，首先我自己就会尴尬万分。不过我对他说，我恐怕无法提供什么线索，因为我已经不习惯于回忆过去了。我对妈妈的爱千真万确，但这说明不了任何事。哪个身心健康的人没有幻想和期待过所爱之人的死亡呢？律师听到我这么说，急忙打断了我，看上去非常不安。他希望我不要在法庭上当着众人说出这种观点，也不要对其他预审法官说。我对他解释道，我的感情常常受制于生理需求，这是天性使然。妈妈下葬的那天我特别累，还很困倦，因为这一点，妈妈去世和下葬这件事的意义就被模糊了。但我可以向他保证，我是很希望妈妈活着的。听了我的话，律师并没有显得高兴一些。他说：“光是这些还不够。”
他想了一会儿，问我他能不能这么描述，那天我是十分悲痛的，只不过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我说：“不行，这不是真的。”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我是什么让人厌恶的东西一样。他几乎是怀着恶意提醒我道，养老院院长和相关人员终归是要上庭作为证人陈述当天的情况的，场面恐怕会让我“很难堪”。我希望他能注意安葬妈妈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但律师表示我还是不够了解司法。
律师带着怒气离开了牢房。我真想挽留他，让他明白我需要的是他的同情，而不是强词夺理的辩解。要是按我的说法，应该是真实、自然、通情理的辩护。尤其我发现他已经因为我而感到很不自在。他并不理解我，甚至很反感我。我其实很想告诉他，我和他，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过就算这样说了也没什么用，再说我也懒得费劲。
过了没多久，预审法官又传唤我过去了。那正是下午两点的时刻，这次他的办公室非常明亮，窗户上只挂了一层薄纱。这一天天气炎热。法官让我坐下，非常礼貌地告诉我，因为“一些不凑巧的原因”，今天我的律师不能到场了。对于他的询问，我有权保持沉默，直到律师在场时再回答。我说没关系，我自己就可以回答。他按了按桌上的电铃，一位年轻的书记员走了进来，坐在我背后非常近的位置上。
法官和我都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审讯开始进行。他说，其他人说我是一个沉默而孤僻的人，不知道我怎么看这种说法。我说：“那是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所以我就不说。”跟上一次一样，他笑了一下，表示这个理由很不错，紧接着又说：“不过这不重要。”他看了我一眼，停顿了一下，然后非常突兀地直起上身，飞快地说：“我倒是对你本人非常感兴趣。”我没有回答，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法官接着说道：“您的一些行为使我迷惑。我想您会向我解释清楚的。”我告诉他，一切其实都非常简单。法官请我再描述一遍案发当天的事。上次已经讲过一遍了，我便又给他复述了一次：雷蒙、沙滩、游泳、打架斗殴，还是沙滩、泉水、烈日和那五枪。我每说一句话，他都应着：“很好，很好。”讲到地上的尸体时，他肯定地表示：“非常好。”对我来说，翻来覆去地重复这件事让我无比厌烦，我此生从未讲过这么多话。
讲完后，法官沉默了。他站了起来，表示他对我很感兴趣，愿意向我提供帮助。他肯定能帮到我，只要上帝开恩。但在此之前，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跟我确认。他没再绕什么弯子，直接问我是否爱我的母亲。我说：“当然，跟所有人一样爱。”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书记员一直在不间断地打字，记到这里时大概是按错了键盘，打字的声音一下就乱了，不得不退回去重来。预审法官的问题毫无逻辑，他接着又问，打死阿拉伯人的五枪我是连续射出的吗。我回忆了一下，确信当时是先开了一枪，等了一会儿才补上后面四枪。听到这里，法官问：“为什么您等了一会儿才开第二枪？”听了他的问题，当天火辣辣的海滩又浮现在眼前，我几乎能感到炎热的日光正在烘烤着我的额头。但我什么都没说。房间里一片死寂，法官看上去焦躁不安。他坐回了椅子，抓了抓头发，胳膊撑着桌面向我倾过身来，带着一脸古怪的神情问我：“为什么呢？您为什么会用枪射击一个死人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用双手撑着额头又问了一遍，声音都有点儿变了：“到底为什么？您必须得告诉我原因。”我沉默以对。
他突然站起身，大踏步走到办公室另一侧的档案柜前，拉开抽屉拿出了一个银色十字架，一边晃动着一边向我走来。他的声音已经不像本人了，抖着嗓子大声冲我喊道：“这个您认识吗？我手里的这个！”“是的，当然认识。”听到我的回答，他语气急促慷慨激昂地说，他信赖上帝，坚信无论是谁，无论有多么深重的罪孽，上帝都会宽恕他。但是他必须悔过，就像一个孩童一样敞开纯洁的心灵去接受神意，上帝才会宽恕。他整个人都趴在桌面上，十字架在我的头上剧烈摇晃着。说实话，我并没有听明白他这番话的逻辑，屋里太热了，几只硕大的苍蝇飞来飞去落在了我脸上，法官这个样子也让我有点儿怕。此外，他的论证让我觉得十分可笑，毕竟不管怎么说，我才是罪犯。最终我总算听明白了，我的供词对他来说只有一点难以理解，那就是为什么我要等一下才开第二枪。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一直没有搞懂这一点。
我正准备告诉他，纠结于这一点毫无意义，也没必要在这儿钻牛角尖。但他没有给我说完的机会，直起身子继续劝解我，问我对上帝的信仰。我说我不信上帝，他非常愤怒，坐了下来。他说这不可能，没有人不信仰上帝，就连那些背叛上帝的人实际上也是信仰上帝的。这是他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东西，如果他对此产生了疑问，那么生活也就坍塌了。他冲我大声嚷嚷：“难道您要让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变得一团糟吗？”对我来说，他的信仰和生活跟我毫无关系。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但是他冲动地越过了办公桌，雕刻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直直地戳到我眼前，向我疯狂怒吼：“我，一个基督信徒，正在向神祈求对你的宽恕，你竟然不相信他是因为你而上十字架的？”我敏锐地发现他不再称我为“您”，而是用“你”了，但他的种种言行让我感到非常腻烦。屋里更热了。每当我不想听某个人絮絮叨叨说话，急于摆脱他时，就会摆出一副深深赞同的样子，这次也不例外。让我没想到的是，法官竟然以为自己取得了胜利，非常得意地说：“你看，你看，现在你也信上帝了吧？已经做好把真话讲给他听的准备了吧？”我再次表示：“并没有。”闻言他颓然跌倒在椅子里。
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整个过程打字机一直在试图追上我们，这会儿正在敲打最后这几句。法官的表情有点儿伤心，他的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我，低声说道：“您真是我此生唯一见过的冥顽不化的灵魂，我所有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是看到这个十字架便痛哭失声的。”我本想说，那是因为他们是罪犯，但紧接着我便想起此刻我也是一个罪犯了。罪犯这个身份我一时之间还真适应不了。法官站了起来，看上去审讯似乎已经结束了。他看起来很疲惫，仿佛厌倦了与我的对话，只是问我是不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非常悔恨。我仔细想了想，告诉他比起所谓的悔恨，不如说我感到很厌烦。我觉得他并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但是谈话就此终止，这一天的事情终于落幕。
此后我时常会见到这位法官，只是每次都在律师的陪同下。他们要么要求我确认已经复述了很多次的内容里的细节，要么跟我的律师研究我的罪名。不过这基本就没有我什么事了。总之，审讯的调子渐渐改变了。预审法官看上去失去了对我的兴趣，我的案子被他以某种方式归档了。他再也没对我提过上帝，再也没有像那天一样激动。我们因此而能够亲切诚恳地交谈。问几个问题，与我的律师简单聊聊，每次的审讯就这样过去了。法官说，我的案子在正常进行中。甚至有几次他们讨论到一般性问题时，还邀请我一起讨论。我不禁松了口气。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对我都挺好的。每件事情都有条不紊地自然推进着，我甚至有种与他们“亲如一家”的滑稽错觉。预审进行了十一个月，最让我惊奇的是，虽然次数不多，但有几次发生的事竟然是平生以来最让我高兴的：预审法官每次都会送我到办公室门口，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道：“就到这儿吧，反基督先生。”然后把我交给法警带走。
二
有些事我一直不喜欢提起。进监狱之后没几天，我就知道以后我不会愿意提起这段生活。
过了一些日子，我又觉得是否讨厌这段生活已经不重要。实际上头几天我还没有坐牢的感觉，反而像在模模糊糊地等着有什么不同的事件发生在生活里。一直到玛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探望我，我才真切感觉到监狱生活。后来玛丽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她还不是我的妻子，所以当局不许她再来了。从这次开始，我才发觉正常的生活已经离我远去，我被关在了监狱里。被捕的那天，我被关进了一间牢房，房里已经有几个囚犯，多数是阿拉伯人。看到新面孔他们都笑了，问我犯什么事了。我说我开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便不吭声了。没过一会儿天色暗了下来，他们又给我讲解怎么把席子铺好睡觉，需要把一边卷起来当枕头。臭虫在我脸上爬了一夜。没过几天，我被带去了一个单人间牢房，除了一张木板床、一个木制马桶和一个铁质脸盆，屋里什么都没有。监狱海拔比较高，墙上有一面窗，远远望去能看得见海。有一天我正透过铁栅栏看着窗外，走进来一个看守，说有位女士来探监。我估计是玛丽。果然如此。
穿过一条很长的通道，爬一段楼梯，再穿过一段通道，才能到达探视室。我来到一间大厅里，大厅宽敞明亮，阳光从一扇大窗户里洒下来。大厅被两道铁栏杆分成了三个区域，栏杆之间有大约八到十米的距离，囚犯与探视者被分隔在两旁。我在对面看见了玛丽，她的脸晒得很黑，穿了一条条纹样式的连衣裙。我这边站了十来个囚徒，基本都是阿拉伯人。玛丽那边则全是摩尔人，她左右两边分别是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和一个胖女人。老太太穿一身黑色衣服，紧抿着嘴唇；胖女人没戴帽子，指手画脚，嗓门特别大。因为距离过远，人们不得不大声讲话。一进到这个房间，我就听到一片嗡嗡声在光秃秃的墙壁之间回荡，剧烈的阳光打在玻璃窗上，又反射到了屋里，沸腾的人声和气温让我头昏脑涨。那间单身牢房很暗很安静，突然来到这个空间，我很是适应了一会儿。最终我看清了屋里的每张面孔。一名看守人员在两道栏杆中间的隔离带尽头坐着。大多数阿拉伯人和家人蹲在地上面对着彼此。他们很安静，不会大声吵嚷。虽然大厅非常吵，他们说话的声音仍然很低，互相也能听得见。这些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从地面涌向上方，与屋内回荡的声浪汇合，构成了一个低音部。这些都是我走向玛丽的过程中感受到的。玛丽紧紧贴着铁栏杆，试图向我微笑。她真美，但我不知道要怎么告诉她这份心意。
“你怎么样了？”玛丽大声问。
“就现在这样。”
“身体怎么样？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吗？”
“很好，没有。”
两人一时沉默了下来，玛丽一直保持着微笑。她旁边的胖女人锲而不舍地冲我旁边的人大喊大叫，估计是她丈夫，一头金色的头发，高大威猛，目光诚恳。他们已经说了半天了，我只听到了一部分：
“让娜不想要他！”胖女人大喊着。
“我知道，我知道！”男人回答。
“我跟她说，等你出来了就会再雇他，但她还是不愿意。”
玛丽也大声地说雷蒙托她给我带好，我说：“谢谢。”然而这句话被旁边那个男人的声音压过去了。他高声问那个胖女人：“最近他还好吗？”女人笑着告诉他：“他从来没这么健康过。”我的左手边是一个年轻人，个子很矮，手非常纤细，人非常沉默。他对面是一个同样矮小的老太太，两个人彼此对视，非常专注。然而我已经无法再观察别人了，玛丽对我大喊，让我别放弃希望。我一边回应她说“是的”一边看着她，真希望我能隔着裙子搂住她，真希望能摸一摸她身上柔软的衣服。我还不太清楚除了这些我还能期待什么。但玛丽刚刚一定也在向我传达这个意思，因为她的笑容从未间断。我一直看着她洁白的牙齿和带笑的双眼。玛丽继续说：“你一定没事的。等你出来后咱们就结婚。”我说：“你真的相信吗？”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没话找话。她赶忙高声说她相信，她坚信我一定会被释放，坚信我们还能一起去游泳。那个胖女人又大声吼叫，说她把篮子忘在了书记室里，那里还有这样那样的东西，都特别贵，她得赶紧去找一下。另一侧的青年和母亲相对无言。蹲在地上的阿拉伯人们还在轻声交谈。阳光更剧烈了，打在窗户上，玻璃闪闪发光。
我始终不太舒服，特别想离开这个地方。嘈杂的噪声让我难以忍受。但是我又很想见见玛丽。我不知道过去多久了，玛丽一直笑着，跟我说起她的工作。人们的低语声、呐喊声和交谈声混成一团，只有旁边那个青年和他的母亲悄无声息，仿佛沸腾海洋中一座沉寂的岛屿。阿拉伯人渐渐被带走了。第一个人一走，剩下的便也沉默了下来。那个矮小的老太太走近栏杆，一个看守对她儿子比画了一下，年轻人便说：“妈妈，再见。”老太太的手伸进栏杆里，慢慢地向儿子挥了挥。
老太太一离开，一个拿着帽子的男人立刻走了进来站在她的空位上，看守领着一个犯人进来了。这会儿大厅已经比较安静了，两个人一见面便压低了声音热烈交谈起来。看守又把我右手边那个男人带走了，他老婆并没有注意到大厅已经安静了下来，仍然扯着嗓子对他喊道：“照顾好自己，凡事多小心！”下一个便是我了，玛丽对我做了一个吻的姿势。走出房间之前，我转回身看着她，她没有走，紧贴着栏杆站着，脸上仍然带着那个非常勉强的笑容。
这次见面后没过多久，我收到了玛丽的来信。从此刻起，那些无论如何不愿谈起的事情也陆续到来了。不管怎样都不该夸大这些事，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倒是不难。刚开始进监狱时，我还保有自由人的意识，这是最痛苦的。我想去沙滩上，去海里，我想象着第一波划过脚面的海浪声，想象着跳进海里时那种解脱的感觉，然后忽然意识到我已经被囚禁在牢房里了。不过几个月之后，这种不适感就消失了，只剩下了囚犯意识。每天院子里的放风时间，以及律师来和我谈话的时间就是我最期待的。其他时间我也安排得不错。有时候我会想，要是让我住在一棵枯树里，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抬头看着天空的流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我估计也会渐渐习惯这种生活。我会等着鸟儿飞过天空，云彩在头顶飘忽而过，正如现在在监狱里等着我那戴着奇怪领带的律师的到来，也正如在还拥有自由的时候，耐心地等到周末享受玛丽的胴体。再说，仔细想想，我还没沦落到在枯树干里生活的地步。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我更不幸。不过这都是妈妈的想法，她常常这样安慰自己说，到了最后，人什么都会习惯的。
而且一般来说，我还没到这个地步。前几个月是比较难，但我一直在努力，最终渡过难关。比如我常常想女人想得发疯。毕竟我还年轻，这很正常。我没有特别去想玛丽，我只是想着某一个女人，或者一些女人，所有我曾认识过的女人，回想起我与她们相爱的过去，有时思念过度，甚至能在牢房里看到她们的影子，房间里充斥着我的性欲。某种程度上这让我焦躁不安，但某种程度上也帮我打发了时间。最后连看守长都同情我了。他总是在每天开饭时与厨房工友一起走进来。他先跟我提起了女人。他说，其他囚犯也常常抱怨这一点。我说我也是，这是不公正的待遇。看守长却说：“正因如此，才把你们关在监狱里。”
“什么，难道就为了这个吗？”
“是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女人啊。你们的自由已经被剥夺了。”
我从来没往这个方向上想过，不禁赞同他道：“确实，要不然何来惩罚一说呢？”
“是的，您是明白人，其他的囚犯可不懂。不过最后他们也找到办法解决了自己的性欲。”说完，看守长便离开了。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那就是没有烟可以抽。进监狱的那一天，看守就把我的腰带、鞋带、领带全都抽走，口袋被搜了个遍，香烟是特别搜查对象。被派到单人牢房后我向看守索要我的烟。不过看守说监狱禁止吸烟。没有烟抽的头几天特别难熬，我因此而万分沮丧。别无他法，我只好掰下几片床板上的木片来嚼。每天都很想吐。抽烟有什么坏处呢，真不明白监狱为什么不让吸烟。这么熬了一段时日，我领悟了，这也是一种惩罚。不过到了这会儿我也习惯没烟抽了，所以这所谓的惩罚也不再算一种惩罚了。
除了被这几件事困扰之外，我没什么不幸的。我再强调一遍，最核心的难点仍然是时间怎么打发。后来我通过回忆来排解这种烦闷。有时我会幻想自己回到了住处，站在一个角落里，绕着房间转一圈，最后回到原点，在这个过程里默数每一件见到的物件。刚一开始很快就进行完了。后来随着数的次数变多，时间也越来越长。我渐渐能够回忆起屋内所有家具，所有家具上的所有物品，所有物品上的所有细节，哪件物品上镶嵌了什么，哪件物品上有裂痕，哪件物品的边缘破损了，以及它们都是什么颜色、什么纹理的，等等。回忆这些时我试图保持连贯性，不遗漏任何一件物品。就这么过了几个星期，光是做这件事就够我打发好几个钟头的。我越回想，越想起更多被我遗忘或当时没有认知的东西。我忽然领悟，哪怕只活了一天，一个人也能安然在监狱中度过一百年，完全不会感到烦闷。换个角度看这样也挺好。
睡眠刚开始也成问题。我刚来时，晚上睡不踏实，白天又睡不着。后来慢慢地晚上能有很好的睡眠，就连白天都能睡下。最后几个月我甚至每天要睡十六到十八小时。如此一来，每天只有六个小时需要打发，除了吃喝等日常需求，回忆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便是我打发时间的利器。
有一天，我发现一张旧报纸夹在床板和草褥子之间，报纸颜色黄得几乎透明，完全粘在褥子上。报纸上刊登了一件社会新闻，故事的开头已经遗失，但我知道这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地有个人很小便离开了家，外出打工。二十五年后，这个人已十分富有，带妻儿衣锦还乡。村里有家旅店便是他母亲和妹妹开的，他想给她们一个惊喜，便独自住进旅店，把妻儿留在别处。到了旅店，母亲并没认出他来。他专门租了一个大房间，并设法让她们注意到自己的钱财，好跟她们开个玩笑。结果他母亲和妹妹晚上潜入房间，用锤子把他砸死，抛尸在了附近的河里，夺走了他的钱财。隔天早上，他不知情的妻子来到店里向她们提了这人的名字。最终他妈妈选择了上吊，妹妹也跳下水井摔死了。我反复地看这则新闻，看了不下几千次。这新闻看上去像假的，但同时又很真实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那个男人的问题。人活一世，不该弄虚作假。
我就这样用睡眠、回忆、读这则新闻日复一日地打发着时间。以前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个观点，人要是在监狱待久了，就会失去时间的概念。但对我是毫无意义的。日子如何能既漫长又苦短，这一点我一直不懂。真的过起日子来当然是很漫长的，但这样一天接着一天地数着日子过，时间自然也就模糊一片了。每一天与别的时间毫无区别。只有“昨天”和“明天”对我才有一点儿意义。
看守有一天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五个月了，这我是相信的，但又很费解。对我来说，五个月来每一天都如此相似，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事。看守离开后，我看着铁饭盒上映出的自己，我想我看上去很严肃，就连努力笑一笑时都很严肃。摇晃了几下铁饭盒后我再次尝试微笑，但饭盒上映出的人仍然看上去又严肃又愁容满面。天色渐沉，一天之中我最无法面对夜晚。到了这个时候，每层监狱楼层中都传来了嘈杂声，很快又变得非常安静。趁着光亮完全消失之前，我走到小窗旁再次照了照自己的模样。看上去还是如此严肃。既然那会儿的我就是如此严肃，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然而自打进监狱之后，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说话声。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听到的那个声音。我这才反应过来，我在这儿的日子里一直自言自语。妈妈葬礼那天的那个女护士说过的话忽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不，人是没有出路的，谁都不知道监狱里的夜晚是什么样的。
三
可以这么说，夏天一个接一个地过去，时间其实过得很快。天气逐渐变得暖和起来时，一些新动向就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我深知这一点。重罪法庭最后一轮审理将在六月结束，我的案子就定在了这个时候。室外的气温炎热，日光火辣，法庭就我的案件进行了公开辩论。审讯最多持续两三天，律师如此向我保证道。他又说：“再说您这案子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之后还有一桩弑父案要审理，所以到了那会儿，法官们已经忙晕了。”
执法人员在早上七点半时来提审我了，我乘坐着囚车去了法院。我跟着两名法警到了一间小屋子，屋内阴凉，外面的谈话声、叫喊声、椅子挪动的声音清晰可闻，热热闹闹，有点儿像我们区内的人们在节日里的聚会，人们等音乐一演奏完便蜂拥而上，准备打扫干净后好去跳舞。我拒绝了一位法警给我的烟，他安静了一会儿后问我是不是很害怕。我否定了。我甚至告诉他，此生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打官司，很有兴趣见识一下。另外那个法警赞同道：“说得没错。但是总是看打官司也很累。”
没过多久，屋里响起了铃声。我的手铐被法警取下，他们打开门，把我送到了被告席里。许许多多的人充斥着大厅。阳光从紧闭的窗帘中泄漏了下来，屋里十分闷热，窗户却并没有打开。两名法警在我坐下后站在我的两边看守。我这才发现一排人正在我面前紧盯着我。我意识到这就是陪审团，但每张面孔看上去都如此相似。这情况就像我坐上了一辆电车，一排陌生的乘客坐在我的对面，他们紧紧盯着上车的人，试图在他身上找出可笑之处。这种联想毫无道理，我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陪审团们寻找的是罪行，而不是什么可笑之处。但我坚持认为，这两者之间其实没什么区别。
大厅门窗紧闭，屋里人头攒动，我感到头脑发胀。我朝前看了看，每一张面孔都模糊不堪。当下我想，这完全是因为我从未想过大厅里这么多人都是来围观我的。日常生活里我很难被别人注意到。然而到了法庭，面前每一个人都因我而骚动着，我总算是明白这一点了。我惊讶地对法警说：“竟然来了这么多人！”法警告诉我，报纸对我的事进行了炒作，有一伙人就坐在陪审团下面一张桌子旁。法警说：“就是他们。”我问他：“谁？”法警告诉我：“记者们啊。”其中一个人是法警的相识，他看到法警后走向了我们。这个人年纪有点儿大，长相滑稽但很和善。走过来后他跟法警热情地握了握手。我这才发现屋里的人们都兴高采烈，看上去像在一个俱乐部里偶遇了熟人一样互相问好，打着招呼，彼此交谈着。进入房间后我一直觉得自己像贸然闯入的人一样，感觉十分多余，到了这会儿我才明白为何会有这样怪异的感觉。没想到的是，那个记者对我竟然也保持了微笑，还祝我一切顺利。对此我表示感谢，他说：“报纸在夏天销量总是不行，我们不得不大力渲染了您这个案子，毕竟除了那个弑父案，也就您这个案件还能做做文章。”在那堆记者中间，有一个长得像一只胖乎乎的银鼠一样的矮个子男人，戴着一副硕大的黑框眼镜。这记者把那人指给我看，告诉我他是一名特派记者，来自巴黎一家报社。他说：“他来报道那桩弑父案，倒不是特意为了您的案子来这边的。不过反正也要来，报社便让他顺便来跟一下您的案子。”
听他这么一说，我几乎要对他表示感谢。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样做很可笑。他和善地对我挥挥手后便回到了人群中。我和法警们又等了几分钟。
终于，我的律师穿着法院的长袍出现了，被几个同事拥着走了进来。律师走到了记者中间，他自然而然地跟记者们打招呼和握手，说说笑笑，看上去十分自在，一直聊到法庭打铃。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律师来到我身边同我握手，叮嘱我一会儿不要主动讲话，如果必须要讲就一定要简短，他会负责剩下的事。
椅子挪动的声音从左侧传来，一位穿着红色法官长袍的瘦高男人站在那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坐下之前仔细地整理了衣服。他就是今天案件的法官。法官坐下后，执达员宣布现在开庭。屋内响起一阵嗡嗡声，是两个大电扇转动起来的声音。陪审员一共有三名，其中两人身穿黑色衣服，另一人则穿的红色。他们夹着卷宗脚步飞快地走向审判台，审判台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红衣庭长坐在了正中间，他取下头上的无边高直筒帽放在了一边，拿出手帕擦拭了自己小小的秃顶，对众人宣布现在开始审讯。
记者们的表情冷漠中带着嘲讽，握着钢笔，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只有一人与其他人不同，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记者，身穿灰色法兰绒西服，领带是蓝色的，笔放在他的面前，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他的脸长得有点儿不匀称，但一双清澈的眼睛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带着难以捉摸的神情专注地审视着我。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我也在审视自己的错觉。或许是因为这一点，也可能由于我对法庭程序了解有限，后来发生的事我并不很清楚。比如陪审员们轮流抽签，庭长询问了律师、检察官、陪审团。每当被庭长问到时，陪审员们都把脑袋一起转向他。起诉书念得很快，只有地名和人名我听懂了。庭长又继续询问了律师。
紧接着便要求传讯证人。其中一些人名吸引了我的注意，证人们从模糊的人群中一一站起来，走出旁门。这里面有养老院院长和门房、老多玛·贝莱兹、雷蒙、马松、沙拉玛诺老头儿以及玛丽。玛丽对我做了一个手势，看起来是焦虑的意思。我很诧异，为何在此之前我从未发现他们也在现场。赛莱斯特的名字最后一个被念起，他跟着其他人一起站了起来。之前在饭馆见过的那个小个子女人竟然也坐在他身边紧紧盯着我，身上还是那件短外套，神情一丝不苟、坚决果断。庭长发话了，我没有时间再考虑更多。他表示无须再要求人们保持安静，因为双方律师要开始辩论了。庭长宣讲说，辩论应该公平合理地进行，对本案的审视应保持客观，他的责任也正在于维护这一点，陪审团应本着公正的精神做出判决。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干扰，他都将给予制止。
屋里变得越发热了，一部分记者甚至用报纸扇着风，屋内充满了纸张抖动时的哗哗声。在庭长的示意下，执达员迅速找出三把草扇，法官们也扇了起来。
审讯当即进行。询问我的时候，庭长的语气很平和，甚至有一丝亲切。庭长要求我报上姓名、籍贯、年龄，令我不厌其烦。但转念一想这也正常，要是把甲当作乙审了半天岂不是很严重。然后庭长接着宣读我的罪行，每三句便停下向我确认：“是这样的吗？”我遵循律师的叮嘱，每次都回答：“是的，庭长先生。”庭长仔细叙述了整个案件，导致这一过程持续了很久。在此期间记者们奋笔疾书。只有那个年轻的记者和那位自动机一样的矮个子女人一直紧盯着我。陪审员们坐成一排，就像在电车椅子上坐着一样，他们全都扭过身看着庭长，专注地听他发言。庭长翻阅着卷宗，轻轻咳了一下，扇着扇子转身看向我。
庭长告诉我，有几个问题看似无关，但与本案关系颇深，他需要询问我。我明白，这是要谈我妈妈的问题，对此我感到深深的厌烦。庭长询问我把母亲送到养老院的原因，我告诉他是因为无法负担雇人照顾她的费用。他继续问我，我是否因此而感到难过。我说，我和妈妈已经习惯了新式生活，我们不会盼望从对方那里获取什么，也不会盼望从任何人那里获取什么。庭长听了后说他无意强调这个问题。他转向检察官，问他还有没有问题要问我。
检察官压根儿不拿正眼瞧我，只是半转过身来。他表示如果庭长不反对，想问我是不是因为打算杀死阿拉伯人才回到泉水边。我说：“不是。”他接着问道：“既然没有此意愿，为何当事人偏偏带着武器直奔那里而去？”我告诉他这只是巧合。检察官强调：“暂时没有别的问题了。”语气十分阴损。后面的事我感觉有点儿乱七八糟的。庭长与陪审团私下商量后宣布休庭，下午再听取证词。
法警迅速把我带上囚车送回监狱吃饭，甚至没给我多考虑的时间。一切都进行得匆匆忙忙，我刚有些疲惫，便又被提审上庭了。一切都与上午相同，同样的大厅，同一拨面孔。唯一的区别是下午的大厅越发闷热，法官、检察官、我的律师以及一些记者们奇迹般地都拿了一把扇子。那位年轻的记者和那个矮个子女人没有扇子，仍然沉默地紧盯着我。
有汗水从脸上划过，我擦了擦。庭长传唤了养老院院长，直到此刻我才对目前的场合与处境有了一点儿认知。检察官问院长，我妈妈是否对我有怨言，院长确认了这一点，但又强调说养老院里的老人普遍都会这样抱怨。庭长进一步追问，要求院长说明，对于被我送进养老院这件事，妈妈是否曾明确表示过抱怨，院长也确认了，并且没有再补充说明。庭长继续提问，院长表示我妈妈下葬那天，我表现得非常平静，他对此感到很诧异。庭长问他平静是什么意思，院长低下头，目光盯着自己的鞋尖说，我的意思是不想见妈妈最后一面，没流过泪，葬礼一结束就走了，甚至没在坟前多停留一会儿。殡仪馆的人还对他说，我连妈妈多大了都不知道，他对此也感到万分诧异。听到这里，人们一片死寂。庭长要求院长确认他刚才描述的都是我的行为。院长误解了这个问题，回答说：“这是法律。”庭长转而问检察官是否要继续询问，检察官响亮地回答说：“噢！不需要，这些已经足够。”他得意地瞥了我一眼，人们竟如此厌恶我，意识到这一点后，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愚蠢得有点儿想哭。
陪审团和我的律师都表示没有问题要问之后，庭长传唤了养老院的门房。每个上庭做证的人都要走一遍相同的程序，门房也不例外。他路过我的位置，轻轻瞥了我一眼就赶紧转过了头。庭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他都一一作答。他对大家说，我没有去看妈妈最后一面，反而吸烟、喝了牛奶咖啡，甚至还睡了一觉。听他说完这些，屋内的人们仿佛都被什么给激怒了，直到这会儿我才意识到我有罪。在庭长的要求下，门房又讲了一遍我抽烟和喝咖啡的过程。检察官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嘲讽。我的律师突然问门房，他有没有跟我一起抽烟。检察官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反驳说：“现在到底谁才是罪犯？抹黑证人好削弱证词的力量到底算什么方法？但是证词就是证词，就算被人试图抹黑也不会改变什么。”话是这么说，门房仍然被要求回答这个问题。老门房很是难为情，他说：“我不该抽烟的，这我知道，但我没法拒绝，因为烟是先生给我的。”庭长便问我是否还有什么要说明的。我说：“没了。只是证人确实没什么错，烟确实是我给他的。”听到我的回答，门房又惊讶又感激。他有些犹豫，补充说我是从他那儿得到的牛奶咖啡。一听到这个我的律师便兴高采烈起来，他表示这一点很重要，陪审团一定不会忽略的。检察官则站起来怒吼：“你说得没错，陪审团确实不会忽略，但他们同时也非常清楚，作为与您母亲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提供咖啡完全合理，而作为儿子，没有任何理由在面对自己母亲的遗体时接受一杯咖啡。”他们说完，门房走回到座位去了。
下一位证人是多玛·贝莱兹，他是被执达员搀扶到证人席上的。贝莱兹表示他并不认识我，只在葬礼当天见过一面，他只是我妈妈的朋友罢了。法官向贝莱兹询问葬礼当天我的表现，贝莱兹说：“大家知道，那天我沉浸在悲痛里，没有注意其他的。这位女士的去世对我来说过于悲痛，以至于我后来伤心得晕了过去。所以也没注意过这位先生。”检察官追问他我有没有哭过。贝莱兹表示他没有见过。检察官学我的律师说：“陪审团一定不会忽略这一点的。”我的律师火冒三丈，他用夸张的语气质问贝莱兹，那么他是否看见我从未哭泣。贝莱兹表示也没有看见。大厅里的人们都被这段对话逗笑了。我的律师挽起了袖子，以一种确凿无疑的语气说道：“什么都是真的，什么都不是真的，这正是本次审讯的模样。”听了这些话，检察官非常不悦，板着脸用铅笔戳着文件上的标题。
审讯暂时中止五分钟。律师告诉我，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继续开庭后，赛莱斯特被传唤上来，他是作为被告方——也就是我的人证出场做证的。赛莱斯特局促地摆弄着他的巴拿马草帽，时不时便要看我一眼。他今天这身新衣服正是我们几个星期前一起去看赛马时他穿的那身。不过印象中当时他的衬衫领口只有一粒铜纽扣，并没有戴硬领。庭长向他询问，我是否是他的顾客，赛莱斯特回答说：“没错，是顾客也是朋友。”法官让他谈谈对我有什么看法，他说认为我很有男子气概。法官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赛莱斯特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法官又问他，我是不是很孤僻，他说我只是不说废话而已。被检察官询问我是否按时支付饭费时，赛莱斯特笑了笑：“这是我俩的事。”检察官追问他怎么看我的罪行，赛莱斯特看起来对此颇有准备，他双手撑着栏杆说道：“我认为这是一桩不幸的事故。大家都了解不幸的事故代表着什么。我们完全无法预防。唉！因此对我来说，这就是一桩事故，非常不幸。”赛莱斯特没来得及继续陈述就被庭长打断了。庭长向他表示感谢，说他已经把自己的看法清楚地传达了。赛莱斯特听了后不知所措，高声反驳说需要继续陈述。庭长同意了，只是他必须言简意赅。赛莱斯特继续说这次的事件只是一桩不幸的事故。庭长插入了他的陈述说：“你说得没错，确实很不幸，然而今天大家也正是为了这桩不幸的事故而聚集于此。非常感谢。”作为朋友，赛莱斯特竭尽全力表达了对我的善意。他转过身来面对我时，泪光在眼角闪烁，嘴唇直发抖，仿佛问我还有什么是他能做的。我保持沉默，也没对他表示什么，然而平生第一次我如此想拥抱一个男人。赛莱斯特再次被庭长要求离开证人席，他走回到旁听席的座位边。后来他一直坐在那儿，双手拄着膝盖，拿着那顶巴拿马帽子，前倾着身子专注地听其他人的证词。下一个被带上来的是玛丽。尽管戴了帽子，她看上去仍然非常美丽。不过她长发披肩的模样更合我意。她的乳房轻颤，即便坐在我的位置上，我也感受得到。这使我不禁回想起玛丽饱满的下唇。她看起来很紧张。她刚走到证人席，便被庭长询问与我相识的时间。玛丽告诉庭长，我们原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就是那会儿认识了彼此。庭长又问我们的关系，玛丽说我们正在交往，对于紧随其后的问题她回答说的确准备与我结婚。此前检察官一直在翻看卷宗，此刻突然问玛丽我们第一次上床是什么时候，玛丽回答了。检察官看似不动声色，然而立刻指出我妈妈的葬礼正是在这之前的那一天。他紧接着不无嘲讽地说，他无意过分关注这种微妙的小事，玛丽不愿意说也很正常。然而作为检察官——他忽然提高音量——他必须暂时抛弃社交礼节。因此，玛丽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详细描述我们发生关系那天的种种细节。一开始，玛丽并不愿多谈，然而检察官十分坚持，玛丽只好说我们那天去游了泳，然后看电影，接着就去了我的住处。在预审过程中，玛丽也提供了证词，检察官说他根据证词查阅过当天影院的排片，因此请玛丽告诉大家，我们当天看的是什么影片。玛丽说，是费尔南德的影片，说到这里她的声音都变了。这一刻整个大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检察官带着严肃的神情立刻站了起来，他用非常激动的语气指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就在自己母亲葬礼的第二天，这个人便去游泳、搞男女关系、看搞笑电影、开怀大笑。陪审团的先生们，我相信已经无须多言。”检察官说完便坐了下来，大厅仍然一片死寂。突然，玛丽大声地哭了起来，说事实并非如此，她还没说完，刚才的话是被人逼的，并不是她的本意。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她一直知道这一点。然而玛丽仍然被庭长指使执达员带出了大厅。审讯接着进行。
轮到马松时已经没什么人在听了。马松说我很正直：“我甚至得说，他很老实本分。”下一个上来的是沙拉玛诺，然而更没有人关注证人的说辞了。沙拉玛诺说我对他的狗很友善。至于我妈妈的问题，他说妈妈和我无话可谈，因此才送她去养老院。“这可以理解啊，这可以理解啊。”然而人们并不理解。沙拉玛诺也下去了。
最后一个证人是雷蒙。他暗暗向我示意，一被带上证人席便立刻宣称我没有犯罪。然而他立刻被庭长打断了，庭长说，他只需要陈述事实，无须替法庭做结论。他应该等法庭问完话再回答。雷蒙被问到被害人与他是什么关系，雷蒙借机立刻说他羞辱过被害人的姐姐，因此他们之间才是有仇的。庭长继续问，我与被害者是否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结仇，雷蒙则回答说我们完全是因为偶然才遇到的。检察官紧接着问他，造成这次悲剧的起因是那封信，为什么信是由我写的。雷蒙告诉他是因为偶然。检察官并不赞同，他说，在本案里人类的良知已被偶然性摧毁殆尽。他继续质问，我没有阻止雷蒙对他情妇的羞辱是不是也是偶然；在警察局我给他做证是不是也是偶然；我纯粹出于讨好的目的而提供的证词是不是也是偶然。最后检察官问他靠什么度日，雷蒙告诉他：“我是仓库管理员。”检察官大声地对陪审团宣告说，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雷蒙是拉皮条的，而被告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同谋。整个这起案件都极其下流无耻，它的性质因为有了道德魔鬼参与而非常严重。听到此处，我的律师立刻提出抗议，雷蒙也要求辩解，然而他们都被庭长制止了，检察官得以陈述完自己的观点。他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他转而问雷蒙：“你们是朋友吗？”雷蒙说：“没错，我们是好哥们儿。”检察官转而问我这个问题，雷蒙紧紧盯着我，我看了他一眼后回答：“没错。”检察官又走到陪审团前面，说：“仍然是这个人，母亲去世后隔天就去干了放荡无耻的勾当，仅仅是因为一桩卑鄙龌龊的情感纠纷，便随意杀了一个人。”
检察官一坐下，我的律师便按捺不住地高举手臂，袖子滑下去，浆过的白色衬衫露了出来。他高声辩驳道：“今天到底是要控诉被告埋葬了自己的母亲，还是控告他行凶杀人？”大厅内响起一片笑声。然而检察官不慌不忙地站起身，理了理衣服后说，也就只有您这样令人敬佩的辩护律师这么天真，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深刻，触及本质，震撼人心，然而您却视而不见。检察官卖力地喊道：“您说得没错，我控告他用杀人犯的心理埋葬了自己的母亲。”检察官的话在众人心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连我的律师都有些被他影响了，他耸了耸肩，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到了此刻，我忽然觉得情况不妙。
法庭结束了审讯。我走出大厅，上了囚车。忽然间，夏天夜晚的气味充斥了我的呼吸，满目皆是黄昏的色彩。囚车向前驶去，我坐在车里，仿佛深陷疲倦的深渊。这座我所深爱的城市里那些在我心情愉快时听到的声音浮现在耳边：卖报者在黄昏悠闲的气氛中吆喝的声音，迟归的鸟儿回到街心公园时的啾啾声，小贩叫卖三明治的喊声，行驶到高处转弯时电车的呻吟声，夜幕来临之前港口的嘈杂声。入狱之前，我常在城里漫步，这些声音立刻将我带回了那个场景里。是的，以前每当傍晚来临，我的心情都愉悦而满足，然而如今一切都已离我远去。那时我总是迎来心无挂碍、一夜无梦的酣睡。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我在监狱中等待明天，就像夏日晴空里熟悉的轨迹，它通向监狱，也通向安心而美好的睡眠。
四
听别人谈论自己是件挺有意思的事，哪怕我此刻正坐在被告席上。我的律师与检察官针锋相对，我敢说他们更多的是在谈论我，而非我的罪行。不过他们的意见真的有很大出入吗？律师高举双臂，认为虽然罪行无法否认，但我情有可原；检察官挥舞双手，认定我的罪行无须争辩，并且不能被饶恕。他们都判定我有罪，这让我隐隐不安。我非常担心，总想插入他们的对话中。可是每一次律师都阻止我说：“保持沉默对你更有利。”可以说，他们无须我参与其中，自己就可以处理这桩案子，完全把我抛在一边。他们并不在乎我怎么想，擅自决定了我的命运。好几次我都想打断他们说：“到底谁才是被告？最重要的人是被告。我要求发言！”不过仔细想想后我什么都没说。而且必须承认的是，一个人并不会一直关注别人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我很快就厌烦了检察官的控诉。除了一些只言片语、手势和姿态、滔滔不绝的言论，虽然与本案没什么关系，却让我惊讶或吸引了我的注意。
要是没听错，检察官的核心论点是我是预谋杀人。至少他试图让别人如此相信。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将为在座的各位进行双重论证。首先，他确实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这一点毫无疑问；然后我会为各位剖析这个罪犯内心深处的蛛丝马迹。”检察官简要陈述了妈妈去世后的一系列实情，把我的冷漠、对母亲的年纪缺乏了解、葬礼第二天便带女朋友游泳、看费尔南德的搞笑片、带女人回家上床等事迹逐一列举。检察官一直说“他的情妇”“他的情妇”，刚开始我还没弄明白他在说谁，因为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所谓情妇就是玛丽。在此之后检察官又回忆了雷蒙事件。这显示出他缺乏对事物清晰明了的观察。不过他的言论还是合情合理的。首先，我跟雷蒙合谋用信引诱了他的情妇，好让雷蒙这个“道德败坏”的家伙作践那个女人。在海边时，我又挑衅了雷蒙的仇人。对方将雷蒙打伤后，我拿过了他的枪，孤身一人回到海边行凶。按照计划我开枪杀死了那个阿拉伯人。等了一小会儿之后，为了“永远干掉他”，又朝尸体开了四枪。整个过程中我沉着而冷静，可以说是深思熟虑。
“先生们，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检察官陈述道，“为了说明被告杀人时是完全清醒的，我为大家复述了整个案件发生的经过。这一点必须让大家看清楚。这次的杀人案并不普通，被告并不是未经思考，当时的情况并不存在值得原谅的因素，在座诸位无须思考减刑的问题。先生们，我们的罪犯十分聪明。不知各位有没有注意过他的话？此人十分善于狡辩，他非常知道应该怎么说，因此他行凶时完全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我听着检察官的陈词，他说我是个聪明人，这让我很困惑，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聪明显然是个夸赞，然而用来形容罪犯时却变成了贬义词。我无法理解检察官的意思，便不再听他说什么了。然而没过一会儿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人曾因自己的罪行而感到悔恨吗？完全没有，先生们，案件预审时，他从未有一次对自己可恶的罪行表现出悔恨过。”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指着我，痛斥我的罪状，简直莫名其妙。不过我得承认他并没有说错，我确实不曾悔恨自己杀了人。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懂他为何如此激动。我发自肺腑地想友好而诚恳地向他解释，一直以来我都为以后要发生的事，为今天，为明天而忙碌，几乎从不因任何事而悔恨。然而当下以我的处境无法对任何人以这种口吻说话。我失去了对人友好的权利，失去了持有善良本意的权利。思及此，鉴于检察官已经开始探讨起我的灵魂来，我再次把注意力转回他的身上，去倾听他的演说。
检察官说，通过对我的灵魂坚持不懈的研究，他发现我的心灵极度空虚。事实上他认为我压根儿就丧失了人性，没有灵魂，占据人类心灵崇高地位的道德准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话锋一转，他又表示：“当然了，这不能成为谴责他的原因。我们不能怪罪一个无法获得良好品德的人。然而对于法庭来说，我们必须抵抗宽容带来的消极影响，倡导正义带来的积极影响。诚然这很困难，却十分高尚。尤其在本案中，被告灵魂中展现出的巨大黑洞，正在变成吞噬社会的深渊，对正义的坚守也就尤为重要。”说完这些，检察官再次提及了我对妈妈的态度，他复述了一遍自己的辩词，然而与对我的评价相比过于冗长，我烦不胜烦，干脆闭耳不闻，只觉得天气过于炎热，特别是在检察官侃侃而谈的过程中。他用低沉却坚定的语气说：“有一桩无比凶残邪恶的罪行明天将在这里被审判，一个人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检察官说，他简直想象不到世间竟有如此残忍之事。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与那桩罪行给他带来的憎恶相比，完全不及我对妈妈冷酷的行为所引起的憎恶强烈。在他看来，无论是对母亲实施精神和心理上的杀害，还是实际谋害了父亲的性命，其自绝于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一致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第一种罪行都是第二种罪行的摇篮，它的存在彰显了第二种罪行的存在，使其合法化。说到这里，他的声音越发高亢：“如果我说坐在这里的人跟明天那个案子里的罪犯同样不可饶恕，先生们，我坚信你们绝不会认为这种看法太过草率。这个人理应受到惩罚。”他停下来擦了擦布满汗水的脸。最后，检察官说，尽管非常痛苦，但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必将坚定不移地去完成。既然我完全藐视社会的基本法则，那么便与社会断绝了关系；既然人类的良知无法抵达我的内心，那么也无法再对它抱有希望。检察官说：“我请求各位取下这个犯人的首级。这并不使我心情沉重，我甚至感到轻松。我从事检察官一职已有数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曾提出处以极刑的诉求，然而这艰巨的职责却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我觉得收获了补偿、达到了平衡、获得了洗刷。因为对于本案的提议完全遵循了不可抗拒的神圣旨意，完全因为憎恶这副面孔而提出。我在他的脸上只能看到残忍，全无他物。”
检察官坐下后，大厅死一般的沉寂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闷热的空气和惊愕的心情使我头昏脑涨。庭长打破沉默，清了清嗓子，低声问我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已经憋了太久，又急于向人们述说我的想法，因此站起来后讲得毫无逻辑。我强调自己完全没想过要杀了那个阿拉伯人。庭长认同地说：“这是当然。”但他没听明白我为自己辩护的逻辑。在我的律师陈述辩护词之前，他希望我自己能够先讲清楚为何要杀人。我急促又凌乱地向他解释是因为太阳的原因，这理由就连我自己听了都觉得有点儿可笑。有些人笑了出来。就连我的律师都无奈地耸肩。庭长立刻请他发言，然而律师表示时间太晚了，希望推迟到下午再进行，因为他需要讲很久。法庭批准了他的请求。
到了下午，大厅里的空气越发混浊，被巨大的电扇搅动起阵阵热气，陪审员们手持各种颜色的小扇子，全都朝着一个方向扇着风。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十分多，我甚至觉得他大概讲不完了。他说：“是的，我确实杀人了。”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后面的辩词他一直用这种语气讲着。只要谈到我，他都会自称“我”。这太怪了，我弄不明白，便弯腰问法警为什么他要这么说，法警要求我不要说话。待了几分钟，他又告诉我说：“每个律师都是这个套路。”对我来说，这种方式仍然把我排挤在了审判之外，我消失了，又以别的形式被律师所取代。不过我觉得，我跟法庭之间的距离已经十分遥远，律师也显得非常可笑。他马上替我辩护说，是阿拉伯人挑衅在先，紧接着跟检察官一样开始剖析我的灵魂，可惜他并不像检察官那样善辩。律师说：“本人也曾深入探查被告的灵魂，与这位来自检查机构的精英不同的是，我有了其他发现，显而易见的发现。”律师说，通过对灵魂的探查，他发现我是一个正经人，认认真真地工作，忠于职守、废寝忘食，朋友们都很喜欢我。我会对别人的不幸怀有同情心。从他的角度来看，我可以说是个孝子了，竭尽全力赡养母亲。只是由于老太太所期望的生活我难以负担，最后才不得不把她送到养老院。他紧接着又说：“让我十分奇怪的是，有的人竟然否认和看低养老院。先生们，归根结底，养老院是由国家出资补贴的，这足以证明这类设施的伟大和存在的意义。”他忽略了葬礼的问题，我想这是他辩护体系里的一处漏洞。律师的辩护实在太长，人们又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剖析和点评我的灵魂，我感到眼前的一切就像无色无味的水，看着它便头晕得厉害。
律师还在滔滔不绝，一个卖冷饮的小贩的喇叭声穿过重重大厅和法庭，从街上飘进了我的耳朵里，这几乎是我最后的印象了，因为它唤起了我对从前生活的各种回忆。我已经失去了这样的生活，然而它也曾赋予我可怜又难忘的快乐，夏日的味道、我热爱的街区、夕阳西下时的天空、玛丽的笑容和长裙……此时法庭上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一想到这些我就堵得慌，只想赶快结束这折磨，回牢房里昏睡不起。因此，我差点儿错过了律师最后声嘶力竭的呐喊。他说，我只是个一时犯糊涂走上歧路的劳动者，为人老实而本分，陪审员先生们不会把这样的人送上断头台。悔恨终身已是对我最残酷的惩罚，所以他申请为我减刑。律师辩论完累得快虚脱了，他疲惫地坐了下来。然而他的同事都走过来祝贺他，有的人说：“讲得太好了，亲爱的。”甚至还有一个人问我：“怎么样啊？”我也非常疲惫，因此只是言不由衷地恭维了一下表示同意。
天差不多黑了，气温也降了下来。一些声音从街上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想象得到外面应该已经凉快一些了。人们聚集在大厅内等着审判结果，然而事实上这些人所关注的事其实只影响到我而已。我扫视了一圈，一切都与昨天一模一样。那位穿着灰色上衣的年轻记者和那个机器人一般的矮个子女人仍然在注视着我。看到他们我才想起来，审讯开始后我就没再试图寻找过玛丽。倒不是把她忘了，而是眼前已有太多事需要我去应付。我看到她正坐在赛莱斯特和雷蒙中间，她低调地向我做了个“总算结束了”的手势，忧伤的神情里浮现出一些笑意。然而我已经封闭了内心，无法回应她。
全体法官回到了大厅里。庭长语速飞快地向陪审团念着问题。隐约可以听见“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等。陪审团听完后离开了大厅，我也回到了用来等候的那间小屋。律师跟着我一起过来了，带着我从未见过的自信心亲切地跟我说个不停。在他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坐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我便能解脱了。我问如果判决结果对我不利，我还能否继续上诉。律师说不能。为了避免引起陪审团的反感，他建议我不要提出意见。律师说，对判决不满，提出上诉的话必须有理有据。当然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反对。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其实这很正常，否则得浪费多少公文状纸。律师继续说：“不管怎样你都可以上诉，但我坚信判决结果一定对你有利。”
差不多等了三刻钟或更久，铃声响了起来。律师先离开了房间，临走之前他说：“庭长要先点评双方的辩论。等会儿宣布判决结果时会叫你的。”门外响起了开门的声音，有人跑过楼梯，不知道离我多远。然后，我便听见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大厅里宣读着什么。第二次响起铃声时门打开了，我刚走进大厅，声音便消失了，整个大厅鸦雀无声。那位年轻的记者不再盯着我看，而是移开了目光。这使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没看玛丽，没时间了，庭长正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宣判，我将被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广场斩首示众。此时此刻，我忽然懂得了审讯过程中那些听众的表情代表了什么。我相信他们是对我另眼相看。法警对我的态度更加温和，律师抓住了我的手腕。我失去了所有的想法。庭长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思考了一下，说：“没有。”紧接着便被带出法庭。
五
这是我第三次拒绝见指导神甫了。我不想说话，也没什么想跟他交流的。反正马上我们就会见面。现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逃避死刑，在被宣判之后能否找出一条出路。我住在新牢房里。只要躺下便能看见外面的天空，这也是我唯一能看到的东西。从白昼到黑夜，天空的色彩与光线不停地变化着，我便整日整日地看着外面。每当躺在床上，我便枕着双手等待着。我想过千百次有没有被判了死刑的罪犯曾成功逃离那残酷的断头机，摆脱执法者的束缚，在被处决前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一想起这些，我就后悔以前没多关注那些描写死刑的作品。谁都不知道这种事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人们应该经常关注这类问题。我也和别人一样看过报纸上的类似报道。不过肯定有人写过这方面问题的专著，只是以前的我可没兴趣看这些。或许我能在那些作品里学到逃脱刑法的方法。如此一来我便可以知道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绞刑架滑轮因故停止的案例；或者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偶然间出现了唯一一次机会改变了最终的结局。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对我就已足够，我的良心会去处理剩下的。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他们谈论个人对社会的亏欠，按照那些说法，欠债就得还。但假如欠下的债只发生在我的想象中，就无所谓还不还了。有可能能够逃跑，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下便从那些威严不可侵犯的规矩中跳出来，拔足狂奔。只要能跑，希望就拥有许多机会。而希望，也不过就是奔跑到街道某一处时被呼啸而来的子弹击倒。虽然幻想了这么多，然而在现实世界里，我却并不能享受这种奇遇，非分之举被万事万物所禁止，我被铁面无情的机制完全掌控着。
本案的判决咄咄逼人，结论非常武断，就算是我这样和气又善良的人也完全无法接受。根据这种结论得出的判决，与宣判后一丝不苟的执行过程之间可笑得并不相称。如果判决不是在晚上十七点宣判，而是在二十点，那么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一群穿着新衬衣、装模作样的人以法兰西人民（不是德国人民，也不是中国人民）的名义做出了判定，然而“法兰西人民”到底是谁？从我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些原因，本案的判决有失公正，滑稽可笑。但我也无法否认，自从判决被宣判，它便像我此刻正靠着的牢房墙壁一样坚定不移、冷酷无情。
我忽然想起关于我父亲的一件事，妈妈曾经给我讲过。父亲从未在我的人生中出现过。除了妈妈给我讲过的那几件事，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一天，一个犯人要被处决，父亲决定去观看。虽然看人被处决让人心里很别扭，然而他还是去了。回到家后一整个早上他都呕吐不止。听妈妈讲了这件事后，我有些厌恶这个人。但此刻我忽然理解了他，当时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执行死刑？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说到底人最感兴趣的也就是这件事了？假使有一天我重获自由，一定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执行死刑的场面。设想这种可能性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如果有一天我重获自由，站在绞刑绳索的后面，确切地说是作为观众站在另一边看热闹，看完之后大吐特吐，只要想象一下这个场面，虽然这样做并不理智，但我的心中不禁充满恶毒的愉悦。这种想法让我浑身发冷，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无法自控地打战。
没有人能永远保持理性，这是当然。比如说，我制定了好几次法律。我发现必须要给被判处决者一个机会，无论那机会多么渺小，都足够让他安排很多事情，因此我对刑罚制度进行了改革。那么我想，应该可以发明一种化学合成剂，服用这种药剂的受刑者在本人事先了解的前提下，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会被杀死。我反复思考这件事，权衡种种利弊，最终发现断头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去无回，任何人上了断头台都绝没有一丝回头的机会，必死无疑。这简直就是板上钉钉，不可逆转，就像已经商议完毕、毫无回旋余地的协议。要是断头机因为某些原因失灵了，还得再执行一次。如此说来，被处决者甚至得盼着断头机能正常工作，这简直令人烦恼。这都是不完善的一面，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如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整个严密机制的核心奥秘。总之，被处决者的精神必须与机制保持一致。他只需关心一切正常，绝没有意外发生。
必须要承认的是，在这类问题上我的某些想法并不正确。举例来说，我不知为何一直认为断头台有很多台阶，人要一步一步地走上去。现在看来，应该是因为1789年大革命而得到了这种印象，这是人们引导或灌输给我的看法。一天清晨，我想起以前在报纸上看到过一张照片，刊登的是一次轰动一时的处决现场。其实断头台特别简单，就在地上平放着，与我想象中的样子相比它又窄又小。真奇怪，我竟然没有早意识到这一点。让我惊讶的是，图片里的断头台机闪闪发光，看上去精致而完美。人们总是过分夸大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的看法。一切都很简单，我早该注意到：断头机放在平地上，被处决的人也站在平地上，他走向机器，就像走向另一个人。当然这很讨厌。可以想象登上断头机就像升上天堂。然而事实上却是走向毁灭，被断头机处死有点儿丢脸，悄无声息的，但又精准、高效，非常便捷。
黎明与上诉是我念念不忘、时时放在心里思量的另外两件事。事实上，我一直努力让自己不要再想了。我躺在床上，竭尽所能地对天空产生兴趣。当天空染上绿色时，黄昏便来临了。我继续努力转移思路。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简直无法想象跳了这么多年的它有朝一日停止时是什么样子。我的想象力一直很贫乏，尽管如此，我仍旧努力想象着心跳停止时那短暂的时间。费了这么多力气，并没有什么效果，黎明与上诉充斥我的大脑。最后我告诉自己，不勉强自己才是最合理的做法。
狱警总是在黎明时来提犯人，这我是知道的。所以这一整夜我都全神贯注地等待黎明的到来。我一直不喜欢突发事件，让人措手不及。我更喜欢准备充分地面对发生的事。所以我只在白天睡了一会儿，整个晚上都保持清醒，耐心地等着晨曦爬上窗棂。朦朦胧胧接近天亮的时刻最是难熬，狱警都在这个时间段动手。午夜一过，我便窥伺等待。我的耳朵前所未有地听到无数声音，分辨出无数细碎的声响。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运气总算还在，来提我的脚步声一直没有响起。妈妈以前经常告诉我，不管一个人有多倒霉，他也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倒霉。每当新一天来临，天空被晨光照亮，妈妈的话都显得如此有道理。因为脚步声本来有可能响起，我的心脏有可能紧张到炸裂。即使声音再小，也会惊得我飞扑到门口，耳朵死死贴着大门，狂乱无措地等待，粗重的呼吸听上去就像一条狗在喘气，万分恐惧。然而最终我的心还好好地待在那儿，我又活过了一天。
每个白天我都用来思考上诉问题。这个念头里最可贵的地方我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我估算着可能出现的结果，从中得到很多乐趣。最坏的可能就是上诉被驳回，这一点我也一直在考虑。“那么，我只能去死了。”显然我走在了其他人之前。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大家都明白这一点，活着并不值得。三十岁死还是七十岁死，并没有太大区别，这我是知道的。无论什么时候死，几千年来人们都这样活着。总之这再明显不过。现在死也好，二十年后再死也好，反正我都是要死的。每天想着这些事时，一想到自己还要再活二十年，这种飞跃让我最为难、最无法适应。二十年后的我会怎么想呢？每当这个念头浮起来，我便强行把它镇压下去。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显然，人早晚都要死，早死晚死、如何死的就都不重要了。所以——这个词所代表的逻辑推理关系让我难以忘怀——要是法庭驳回了我的上诉，我也应该服从。
此时此刻，也只有在这种时刻，我才真正有权利通过某种方式幻想获得特赦的可能。然而一想到这一点，我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血液和肉体不要过于亢奋，不要因为这不理性的狂喜而高兴得两眼发花。并且要竭尽全力保持理智，压抑叫喊的冲动。为了使放弃第一种假设看上去更合情合理一些，我尽量自然地做第二种假设。一旦我成功做到这一点，便能获得片刻的安宁，毕竟这是很困难的。
正是这种时刻，我再次拒绝了指导神甫与我见面的要求。我躺在床上，看着天空泛起了金黄色，猜想应该到傍晚了。在想象中我刚放弃了上诉，心情归于平静，并不需要指导神甫来做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玛丽第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很久没有收到过她的信了。这个晚上我翻来覆去地想，或许她不想给一个死刑犯当情妇了吧，又或者她病了、死了。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既然原本我们就只有肉体关系，而这关系早已断绝，谁也不想谁，那不知道她的近况也很正常。而且对玛丽的回忆从这一刻起也不再能打动我。要是玛丽已经不在人间，我便也不再关心她。这很正常，我知道等我死后，也没人会记着我。本来么，人与人之间毫无关系，这样想便也不能称之为无情无义。
我正沉浸在这样的想法中，指导神甫走进了牢房。见到这个人的一瞬间，我不由自主地轻轻抖了一下。他一定是注意到这一点了，对我说别怕。我说，这不是他惯常来的时间。神甫告诉我，这只是一次友好访问，他并不了解我上诉的事，这次拜访也与上诉无关。神甫在我的小床上坐下，并且邀请我也坐过去。我拒绝了。但心中觉得神甫看上去很和善。
神甫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就这样坐了一会儿。他的手虽然又细又长，但看上去十分有力，就像两头轻灵的野兽。他就这么低着头，搓着双手坐了很久，我几乎都要忘了他还在这里。
突然，神甫站起身盯着我问道：“为什么您一直拒绝我的拜访？”我告诉他我并不信奉上帝。他问我你确定吗？我说这不重要，不值得考虑。神甫听了后靠在墙上，双手放在腿上，自言自语一般地说，他早就发现有些人看似把握十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保持沉默。神甫盯着我问：“您怎么看？”我说有可能。但虽然我未必知道什么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事，却一定知道什么是我毫无兴趣的，而他要跟我说的事正是我毫无兴趣的。
神甫没有动，只是看向了别处。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深陷绝望吗？我解释道，我没有绝望，只是害怕而已，这很正常。他说：“上帝会助您渡过难关。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与您处在相同情况的人，最终都皈依了上帝。”我说，他们确实有这个权利，这也说明他们尚有时间。而我则不喜欢被人帮助，也没时间关注我没兴趣的事。
神甫被我气得双手发抖，但很快便站直了身体，抚平衣服上的褶皱。他管我叫“朋友”，告诉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死刑犯他才跟我说这些。世间每一个人都被判了死刑。我打断了他，说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说辞也无法给我带来安慰。神甫表示同意，说：“确实。然而就算今天你活了下来，日后也无法逃避死亡。到时仍需面对这个问题，到了那一天，您又要如何面对这个考验？”我告诉他，今天怎么面对的，到时就怎么面对。
听我这么说，神甫霍地站起身，紧紧锁住我的目光。这套把戏我太了解了。以前艾玛尼埃尔、赛莱斯特也总跟我这么闹着玩，通常我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立刻看出指导神甫也是个中好手，他果然瞪着双眼，一眨不眨，说出的话也很有压迫感：“难道您已放弃一切希望？难道因为即将毁灭您就这样自甘堕落？”我说：“对。”
神甫低着头又坐了回去。他说怜悯我，无法忍受一个人竟然这样活着。我呢，只觉得他变得讨厌了。我转身离开床边，走到窗户下面靠着墙。神甫还在质问我，急促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安的情绪。他大概动了真感情，本来心不在焉的我认真地听了听他在讲什么。
神甫说，他坚信法庭会批准我的上诉，但这不能改变我背负一桩本该摆脱的罪孽的事实。神甫认为，人对罪孽一无所知，法庭也仅仅是给我加上罪犯的身份而已。我说，既然是罪犯就得付出代价，没人有权利要求我更多了。听到这里，神甫又站了起来。牢房如此小，要是想活动活动身体，除了站站坐坐也没更好的方法了。
我看着地面。神甫朝我的方向挪了一步，又仿佛失去勇气一般停了下来。他越过铁窗望着外面的天空说：“我的儿子，您想错了。我们可以向您提出更多要求，或许我们会要求您更多。”
“什么要求？”
“要求您看。”
“看什么？”
神甫看了看周围。我这才意识到他听上去如此疲惫。“我知道痛苦从每一块石头上面流出来。每当看到这些，我都感到忧伤。然而说心里话，我知道，就算是身世最凄惨的囚犯，也能在这些黑糊糊的石头上看到一张神圣的面孔，这就是我们要求您看的。”
他的话让我愤慨，我说几个月来我天天看着这些石头，我太熟悉它们了，比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事都熟悉。或许我曾经确实试图从那上面看出一张面孔，但那是带着阳光的颜色和欲望火焰的面孔。那是玛丽的样子。然而这只是白费力气。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反正从没有从这些渗着水的潮乎乎的石头上看出过什么东西来。
神甫看了我一眼，神情有些悲伤。我靠在墙上，阳光晒到了我的额头，没听清神甫在说什么。他紧接着又问能不能拥抱我。我说：“不行。”神甫转身走向墙壁，手慢慢地贴着墙，轻声细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您爱这个世界的方式吗？”我没吭声。
神甫一直这么待着，他的存在使我非常压抑而恼火。我刚准备请他不要再烦我，赶紧离开，他却转过来冲我大喊：“不！你说的不是真的，我坚信您曾对另一种生活心怀渴望！”我说当然了，但这种渴望跟盼着有钱、盼着游泳游得更好，或盼着自己的嘴唇长得更好看没什么区别，都一样。神甫打断了我，问我设想中的另一种生活是什么样的。我恼怒地喊：“就是那种能回忆现在生活的生活。”紧接着我就告诉他我受够了。神甫还想继续跟我谈上帝，然而我逼近了他，最后一次努力向他说明我的时间所剩无几，不想浪费在上帝身上。神甫转而问我为什么不叫他“我的父亲”，而只是叫“先生”。我火冒三丈，说你本来就不是我的父亲，滚去别人那儿当父亲吧。
他按着我的肩说：“不对，我的儿子，我就是您的父亲。只是您深陷迷茫，无法明白这一点。我为您祈祷。”
很突然地，我感到体内有东西炸裂了。我扯着嗓子大吵大嚷，跟他说我不要他的祈祷。我拎起神甫的领子，把心底种种情绪一口气丢到了他的身上。他不是坚信自我一直这么有把握吗？然而他的信仰甚至比不上女人的一根头发，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活着，因为他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般。我看似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对所有一切都真正有把握，远胜于他。无论是我的生命，还是即将到来的死亡。没错，我所拥有的只有这一点把握，然而正如真理抓住了我，我也抓住了真理。从前、现在，包括将来我都有理。我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完全能选其他的生活方式。我干了这个，没干那个，我做过这种事，没做过那种事。将来呢？我仿佛一直等待这一刻，等待这个知道自己也许会被无罪释放的黎明。一切，所有的所有都不重要，我深深明白因为什么。神甫也知道。当我度过生命中那段荒诞可笑的日子时，从未来人生旅途的深处涌出一股阴暗的气息将我包围，它流淌过那些尚未到来的岁月，摧枯拉朽，往日人们曾向我提出的一切建议在它的冲刷下都不再有差别，未来并不比过去更真实。人类的死亡，母亲的爱完全不重要。既然我已被这唯一的命运所选择，与这位神甫一样幸运的千千万万个人与我称兄道弟，那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他们信奉的上帝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他明白这一点吗？每个人都是幸运儿，这个世界上只有幸运儿。每一个人，在未来的某一天都会被宣判死刑，包括他，无一例外。这样看来，因杀人而被指控，因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泣而被处决又怎么样呢？沙拉玛诺的妻子与狗毫无差别，那个机器人一般的矮个子女人跟马松的巴黎太太甚至与想和我结婚的玛丽毫无差别，人人有罪。雷蒙是我的同伙吗，赛莱斯特比雷蒙好吗，这些算得了什么？玛丽今天是不是吻了另一个默尔索，这算得了什么？眼前的神甫与我一样已被宣判死刑，他明白吗？我站在未来死亡的深渊冲他喊出了这些话，几乎喘不上气。然而看守们从我手里解救了神甫，恶狠狠地警告了我。神甫安慰他们不要吵，他眼含泪水默默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转身走出牢房，消失在门外。
房间里没了神甫，我也平静了下来。我耗尽了全部力气，疲惫不堪地栽倒在床上。醒来时夜空繁星密布，点点星光洒在脸上，看来刚才我是睡过去了。千百种声音从田野间传到我的耳中。夜晚、大地和海水的气味让我的鬓边感受到阵阵凉意。夏夜潮水般的寂静蔓延过我的全身。黎明将至，外面响起了汽笛声，昭示着人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将要去往的地方跟我再也没有关系。这么长时间以来，妈妈第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好像有点儿明白为什么临到晚年，她却给自己找了个“未婚夫”，为什么又搞“从头再来”的把戏。那里呢，那里也是一样的。一个个生命在养老院黯然离世，夜幕包围着那个地方，就像一个伤感的时间空隙。妈妈离死亡如此近，她一定感受到了解脱般的如释重负，所以才决定重新活一次。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权利为她流泪。至于我，此刻我感到自己也已经准备好重新来过。愤怒犹如火焰，仿佛已将我心中的痛苦燃烧殆尽，清除我所有的感情和欲望，在这个繁星满天，充满默示意味的夜晚，我第一次向这个冷漠又温情的世界打开了心门。世界的感觉与我如此相似，我们友好而融洽，我想，从前的我很幸福，现在的我也很幸福。为了将这幸福持续到最后，善始善终，为了免去属于另类的感受，行刑的那天，希望许多人都能来看热闹，希望他们都对我投以仇恨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