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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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朗序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韩康伯对《易经·系辞》这句注如下:“无忧患则不为而足也。”孔颖达疏曰:“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这说明了《易经》从制器、占卜到系以文辞,才真正成了应付忧患、防避忧患,以及解决忧患之书。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各有长短,《易经》的流派众多,体例驳杂,相信失传的也不少。大抵先秦诸子不仅理论有高度,想象力尤其丰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包括自然界),既显才华,又解决问题。

汉儒治《易》,对《易》有逻辑问题上的贡献,但夹杂以阴阳五行之说,不只思维能力低落,实在也是想象力之贫乏。宋儒在佛学威胁下,以《中庸》、《易传》为体,高扬心性,《论》、《孟》为用,构建道德,终于造就了一个只见内圣,不见外王的怪胎。明儒仍在其中打转,号称重视外王的黄宗羲,在宋、明两朝接踵覆亡于少数民族之手后,还说:“盈天地间皆心也。”并称有明一代,讲学能超越前代。对一个曾经产生孔、墨、老、庄的民族,这是多么悲哀。

近代西力东侵,西学挟其泰山压顶之势汹涌而来,中学崩溃之际,有所谓的新儒家在西化派和俄化派之夹攻下,又走回宋、明理学的老路子。为首者如熊十力,极力推崇《易经》,以倡其体用不二,即用显体之宇宙论和本体论。虽然他说《大易》与《春秋》相表里,但是如何相表里?《大易》与《春秋》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点也没说清楚。外王能不谈《易》?熊谈《春秋》,勉强提个三世义;《周礼》是其所谓外王学的重要经典(熊尊称为《周官经》),勉强提个“均”与“联”,虽然“联”义深刻,却没有任何发挥。熊十力是有原创力的哲人,但是一碰到外王,就不行了。西化派捡人皮毛,俄化派冒进无知,外王学被两派玩弄于指掌间,所造之业有目共睹。秦以后,中华民族之思想衰微可堪浩叹!

二十世纪之西方,大哲渐凋,小家辈出。哲学不论,科学界亦有三种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信息论。我尝戏称“现代三论宗”。现代三论言不及玄义,但有凭有据,对现代科技与产业管理多有贡献。明德兄于西方管理学有专精,今又有志于《易经》,我本于对外王学之关注与期待,力劝其以管理学及现代三论来印证阐释《易经》,不空谈心性玄理。我也希望“注《易》者,其有忧患乎?”有问题要解决,才是作《易》者与注《易》者所该致力之处。先秦思想之活泼、富有生命力及想象力,就在对问题之提出、分析与解决上。生于忧患,不管是乘势以利用还是造势以致用,言不虚夸,行可验证,明德兄发心注《易》,勉乎哉,是为序!

曹玄朗序于美国加州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