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霸政的意义与各国的称霸

霸政的意义

东周王室本身的堕落，客观上便引起了春秋时代霸政的产生。何谓“霸”？《孟子》曾批评霸的内容说：“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白虎通义》亦说：“迫胁诸侯，把持其政也。”两者对“霸”的批评颇嫌过偏，果然如此，定会招致当时诸侯的反感，霸业当无成功可言。其实从历史观点而言，当封建制度已动摇，集权帝国尚未出现之际，霸政实成为一种因应时代的政治产物。而当时称霸的真正作用大抵如下。

第一，假“尊王攘夷”之名，而行天下共主之实。如齐、晋同是封建时代的重要角色，与周天子关系亦较密切，故常保留周天子之名义，倡尊王之政。但尊王未必是真，攘夷则颇近事实。

第二，成为会盟之主，如齐桓公九合诸侯之壮举。当时国与国之间的许多大事多在霸者所主持的会盟中决定，无须听命于周天子。

当时霸者的真正价值，具体表现于公元前632年诸夏诸侯由晋文公领导抵抗楚国并取得胜利的城濮之战，及公元前627年由晋襄公领导阻遏秦国东侵的崤地一役。此两次保卫诸夏民族生存的战争，粉碎了秦、楚侵略中原的野心，使华夏文化得以继续发扬光大。孔子曾称道管仲助桓公的霸业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但分析当时所谓五霸之名，实始于《荀子》，《王霸篇》以齐桓、晋文、楚庄、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其次为《孟子》赵岐注，以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为五霸。后世史家以五霸之来源多本于此，其实颇与历史事实大有出入。若如前述，霸政本以抵抗外族侵略为目的，而秦、楚正是外来的侵略者，秦、楚所代表者，大抵为夷蛮的文化，楚国更不讳言，自比于蛮夷，故秦穆公与楚庄王正是当时行霸政的对象，岂可混入五霸之列？至其二人对于其国家的贡献，则又当别论，而与中原霸业殊欠关系。至于宋襄公，虽有称霸的野心，却无行霸之力，故所谓五霸者，实得齐桓、晋文而已。

若不以霸政的真义与目的而论，而仅以《白虎通义》所指的“胁迫诸侯把持其政”的观点看春秋各强霸的先后兴起，实与各国具备的经济条件有关。表面上，掌握黄河流域的霸权自东向西转移，长江流域的霸权则自西而东，黄河、长江两流域的霸权则自北向南不断兴起。黄河流域的霸者，自齐而晋，自晋而秦，其后则留晋霸与楚霸相持，结果霸权落到楚国手上。长江流域的霸权，则自楚而吴，自吴而越，结果，越成为长江最后的霸者，反过来号令齐、晋、秦、楚。这种事实的表现，实颇与国家的经济条件有关。凡经济先发达的地方，其文化必较他国发达，反过来说，若其经济衰退，文化必随之而委靡退缩。黄河流域经济先发达的地方是山东的齐，文化落后的地区为秦国所在的西戎诸夏；长江流域较先发达为湖北的楚，文化落后的地区为吴、越所在的沿海诸地，其后各地由于经济条件的倒转，霸权亦随之改变。因此，当时各地经济发展的先后，决定了春秋时代的霸权。

齐桓的霸业

一、齐能称霸原因

西周王室分封的诸侯王国，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与经济发展，已剩下寥寥可数。此时的政治局面是诸侯势力压倒天子，王室已不再被人重视，比较强大的国家有齐、晋、秦、楚与东南的吴、越等。戎狄纵横诸夏，由于小国受到威胁，造成大国间的争霸有所凭借，在“尊王攘夷”口号下，先后起来争霸或主持“霸业”。而较先称霸的是齐国，这是颇有客观条件的。

齐先世与周天子的关系较他国为密切，对周的建国有大功。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文王、武王的创业，多得力于太公，太公既因功而受封于齐，其后周室与齐的关系遂更密切。因而周室给予齐国之权力，除鲁国以外，较他国为大，如《史记》言：“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得此凭借，遂成大国，都营邱。其后齐桓公伐楚时，管仲对楚成王的责难便以周室所给予的特权为借口。

从经济与地理环境而论，齐亦颇有称霸的条件，齐国地居黄河下游，东北面滨大海，蚕桑鱼盐之利甲天下。司马迁撰《史记》，对齐国具备地大物博的天然条件颇赞叹，他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所以，就当时各国经济环境与进步速度而论，一般都不及齐国。

就国势而论，齐在桓公以前，已把附近各族的小国（如莱夷、根牟等）逐渐吞并，到桓公当国时（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齐国已成为海岱间的唯一强国，又重用管仲整顿齐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他先从整理赋税入手，在某些地区废除井田，改为“相地衰征”；通货积财，设“轻重九府”之制以平衡物资供应；又把内政寄于军令里，造成寓兵于农，使武备不为独立的扩张，兵属于国等措施。开源节流，促进国内经济，缓和贫富悬殊，加强军备等，为首先起来主持霸业的齐国，具备了优厚条件。（详本章第四节“管仲相齐的改革”）

二、齐桓霸业的表现

桓公霸业最盛的时代约在自公元前679年开始的数十年间，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所谓三次兵车之会究何所指？据《左传》的解释：鲁庄公十三年，会北杏以平宋乱；僖公四年侵蔡，遂伐楚；僖公六年伐郑，围新城。

何谓“乘车之会六”？据《左传》解释说：鲁庄公十四年会于鄄，十五年又会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公五年会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会葵丘。

上述会盟的用意，大略言之，又可概括为四类。

一为平他国之内乱。如北杏之会，由于宋南宫万弑其君捷（闵公）而起，于是齐会诸侯讨平宋之内乱。

二为主持国际间公道。时郑侵宋，齐会诸侯为宋伐郑。

三为安定周室。如首止之会，在谋安定周室，定太子郑的地位。

四为敦睦友邦。如葵丘之会，是修诸国间友好的会盟。

就大体而论，桓公霸业又可分为三期。首期应从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起至二十八年止，此时任务在联结中原诸侯。第二期约从鲁庄公二十八年起，至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止，这时大致上是安内攘外时期。第三期约从鲁僖公五年起至十七年止，这时期算是尊王与霸业鼎盛的时代。然而齐桓的霸业，其势力大体限于东方一带而已，并未能征服黄河上游的秦、晋和南方的楚、北方的狄，故其实力仍是相当单薄，仅是依赖诸侯的团结，才勉强做出霸政的成绩。所以说，桓公在安内方面算是有相当成就，对于攘外却未能有所表现。然而中原之所以不致沦亡，周天子之所以仍能保持虚位数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桓公的政绩，使其时无桓公创霸，而晋国势力未丰，中原无大国支撑，周室固难免于灭亡，中原地区亦必为蛮夷所统治无疑。《论语·宪问》引述孔子语：“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齐自桓公死后，霸业骤衰，未几，楚国势力北上，侵入中原，压迫黄河流域诸夏国家。此时，殷人之后的宋襄公想继承齐桓的霸业，图击退楚师，在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与楚军战于泓水（故道在今河南柘城县一带），结果大败。宋襄公负伤而死，宋的霸业就此告终。

晋文的霸业

一、晋能称霸原因

自桓公死后，宋襄公谋霸不成，中原没有霸主，诸侯互相争战，又成了一混乱局面。各族又急遽内侵，周襄王为狄人所迫而出国，南方的楚国大有进据中原之势，中国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晋文公起来继承齐桓的霸业。晋能继承桓公之霸业，亦颇有其背景与条件。其一，晋地处山西汾河流域，向为膏腴之地，但因与戎、狄杂处，常受侵扰，国力发展较慢。唯自晋献公以来，开始兼并邻近弱小邦邑，如霍、耿、魏、虞、虢等国。及晋武公以来，铲除公族专权，沿为定例，国家大权虽渐掌于异姓卿大夫之手，成为后来“六卿专权”、“三家分晋”的伏线，但晋国的力量却从分散的公族而集中到公室。其二，晋文富国时（公元前636年至公元前628年），先后任用狐偃、赵衰、郤縠、先轸等人才，一方面与狄人联络关系，一方面对内实行经济建设，不久便达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争霸条件。

二、霸业的表现

公元前633年，周襄王被王子带所攻，向晋告急，晋文公遂出兵勤王，进兵围子带于温邑，并护送周襄王复位，表现了尊王的行动。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为了救宋国之难，曾领导晋、齐、宋、秦四国军队与楚军在城濮展开决战，击败楚军，于是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大会诸侯，自为盟主。这是春秋前期的首次大会战，关系到其后整个中原大局不少，因其时正是夷、狄交侵的时代，楚国势力已进入中原，北方的狄人也曾进攻王畿，晋文虽然为了本身利益而争夺霸权，但毕竟使诸夏的经济文化在无外力干扰下得以顺利继续发展，故其功绩是肯定的。大体来说，齐桓尊王之功过于攘夷，晋文则攘夷之功过于尊王。晋自文公创霸，襄公继业，终春秋之世，盟主之地位始终保持。但襄公与悼公时，国势略为逊色，尤其在灵公到景公的时代，由于楚国势大，晋国实力不及楚国在中原的地位，开始受到楚国的困扰，可以说是晋国中衰的时期。晋国中衰原因颇多，尤以卿族的骄横开晋国卿族专权之始，潜伏三家分晋的暗流。

晋、楚的争霸是春秋的历史中坚，而两者的争霸，又可分五期。第一期是晋文、襄主霸时代。第二期为晋灵公即位到景公灭狄为止，此期内晋势弱而楚势强，上已言之，毋待赘述。第三期是从晋景公伐齐到厉公败楚为止，在此时间内，晋楚双方势均力敌，实行争霸。第四期则从晋厉公伐郑到栾氏作乱止，此时晋势强而楚势弱，造成晋霸复兴的局面。第五期从晋栾氏出奔到晋、楚第二次盟于宋止，此时晋国因内部分化，而楚国也受吴国的牵制，于是酝酿成国际和平的局面。此时，由晋国扶持起来的吴国和由楚国扶持兴起的越国突然强盛，南方展开争霸局面，而北方政局的内部也在急剧变化，及勾践称霸、三家分晋、陈氏篡齐，春秋时代亦告终结。

秦、楚的霸业

一、秦的霸业

秦地处关中，膏壤沃野千里，并且又是过去周人文化的发祥地，自周室东迁以后，秦人便占有此地。西周末年，秦虽曾遭受旱灾、地震的影响，但在春秋初期，此地农畜生产相继恢复。到穆公即位后（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任用百里奚，修明内政，奖励生产，国势日强，但毕竟由于经济发展较迟，终难与东方国家并驾齐驱。当晋文公死、襄公即位时，秦穆公欲乘晋的国丧越晋而出兵击郑，以争霸中原。公元前627年，秦、晋在崤山（位于今河南陕县）发生大战，结果秦兵大败。此后，晋、秦两国不时互相攻伐，而晋兵多占上风。秦穆公在东方既未能得志，乃改变方针专心从事征伐西戎，开地千余里，毕竟在西戎成为霸主。

二、楚的霸业

自晋襄公败秦师于崤山，从此两国报复无已，统计秦伐晋十二次，晋伐秦七次。过去晋之所以能胜楚，借助秦力颇多，晋国每次会盟或对外战争，秦无役不从，故晋能以全力制楚。及秦、晋构难，晋国无暇南顾，而使楚国乘机坐大。楚在春秋时，地处长江与汉水流域，占地辽阔。较早时，其社会经济落后，自周人文化传到楚国后，社会经济便急遽发展，故在齐桓、晋文相继称霸时，楚已开始向北侵略，并吞了汉阳诸姬姓的政权。楚庄王在位时（公元前622年至公元前591年），楚国日见势大，发兵北伐，直逼洛水，问周九鼎之轻重，颇欲取周天子地位而取代之。时郑国是晋楚争霸对象，常依违两大国之间，晋兵胜则从晋，楚兵来则改事楚。公元前597年，楚兵围郑，晋遣兵救郑，楚大败晋军于邲（位于今河南郑州）。楚陷郑后，继而围攻宋国，宋虽作顽强挣扎，仍难免于亡国，终于归附了楚。一时鲁、宋、郑、陈等中原国家都依附了楚国，楚庄王从此成为中原的新霸主。

弭兵运动与吴、越争霸

一、弭兵运动的展开

自晋、楚争霸，战争延续了百多年之久，中原国家人民由于经年战争而受到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痛苦，晋、楚两国亦因多年的内争外斗而筋疲力尽。当时，一般的反战思想应运而生。宋国执政大臣华元，颇与晋、楚两国交好，在他努力斡旋下，于公元前579年的夏天，晋、楚两国在宋都西门之外结盟，其盟辞见于《左传·成公十二年》的记载：“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但是条约仅保持了三年，楚国首先破约，从此以晋、楚为主的中原诸国又卷进了三十多年的混战。诸侯厌战的心理更殷切，于是复有宋二次弭兵运动的产生。这次的穿针引线者是宋国大夫向戌。他看到晋国内部权臣（赵、范、知、荀、韩）之间暗斗而无心向外，楚国亦因屡受东南的吴国所困扰，有后顾之忧，一时无力北上，其征诸国为了减轻战争的消耗与痛苦，彼此都有意媾和。因此，当向戌向晋、楚建议弭兵修好时，得到很好的反应。公元前546年，在宋都召集了包括十四国的弭兵大会，会议决定附从晋、楚的国家亦即共认晋、楚两国同霸天下。二次弭兵大会后之十四年内，战争是减少了，但其他小国仍需向楚进贡品，换来一时之和平。

二、吴、越争霸

到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相继强大起来，成为东南的支配势力。吴、越地处滨海，具渔盐之利，更宜于农业的发展；自中原文化渐进入东南地区后，加以天气良好，经济也迅速繁荣起来。公元前584年，晋国为了制楚，曾派遣楚亡臣申公巫臣将车战技术传到吴国，教吴人射御和车战之术，使楚国在东南方增一劲敌。楚国连年抵抗吴国的入侵，以致疲于奔命。吴王阖闾当政时（公元前514年至公元前496年），任用楚国亡臣伍员改革政治和军事。公元前506年，首与蔡、唐两国联军伐楚于柏举（位于今湖北麻城）。楚军大败，吴五战而入郢都（位于今湖北荆州），楚昭王逃亡，几致亡国，其后楚臣申包胥到秦国乞师，昭王始得复国。

当吴国大军在楚都得意时，地处吴国南邻的越国却乘虚攻入吴都，使吴军急急回师。公元前496年，吴、越大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吴兵大败，阖闾伤指而死，子夫差继位。三年后，吴王夫差败越军于夫椒，越王勾践卑辞求和，愿称臣降服，暗中重用范蠡、文种，君臣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计划复仇。

吴王夫差败越后，乃一意经营江淮，北上中原，伐陈，服鲁、宋，败齐于艾陵（今山东泰安东南），邀晋定公为黄池之会（今河南封丘县南），成为中原的新霸主。越王勾践乃乘吴王全力经营中原时，乘虚向吴进迫，终于在公元前473年一举灭吴。从此，勾践掌握长江下游的霸权，继而北进与齐、晋等国会于徐州，号令齐、楚、秦、晋共辅王室。秦不如命，越欲西渡河攻击，秦谢罪而止。其时越国势力已横霸江淮，东方诸侯皆低首称贺，号称霸王。越之称霸到此极盛，及勾践卒，霸业始衰，而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亦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