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春秋战国期间的变法

东方各国的变法

战国初期各国的变法运动，首先应谈到魏国。魏文侯（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396年在位）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诸侯，他搜罗了一批政治、军事的人才，帮他治国，前后有子贡、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人。其中，尤其以李悝（《史记》之《货殖列传》、《平准书》和《汉书·艺文志》中的“李克”，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书·食货志》中的“李悝”实是一人。“克”、“悝”二字，古音相通）深得文侯的信任。他曾作《法经》六篇，“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晋书·刑法志》）可惜他的《法经》今已不传。其著名的倡导，就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其详虽不可得知，但从《汉书·食货志》上看，就是要“治田勤谨”。因为“治田勤谨”就可以亩益三斗，否则一亩田便要损失三斗了。这样，便使农业生产力提高。除此之外，李悝又主张实行“平籴法”。他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所以要讲平籴。岁熟，则由政府收割，“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岁饥，则政府出粜，“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这种办法是魏国富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到魏惠王时，至少平籴法已经废除（《孟子·梁惠王篇》称其移民移粟以救灾），足见变法未能彻底实行。

楚国变法在楚悼王（公元前401年至公元前381年在位）时。大约在公元前384年，吴起从魏到楚，悼王用他做令尹，史称他“明法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他又以为楚的大臣权力太重，封君太多，教悼王立条新法令，制定封君传了三世，国王可以无条件收其爵禄（《韩非子·和氏》），意思是想逐渐打破封建领主制度。他又为了发展农业，“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于是贵族“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吴起所建议的改革多对贵族不利，故悼王一死，贵族们便起而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恐慌起来，为政敌所射杀。后来楚肃王虽然把射杀吴起的贵族们大加诛戮，夷宗者七十余家，但终楚之世，没有走通变法之路，而政权始终被贵族专横支配着。所以一直到战国后期，楚国土虽大，竟不是强秦的对手。

史称，战国初期，韩国也曾有所改革。韩昭侯（公元前362年至公元333年在位）用法家申不害为相，申不害教昭侯用权术来驾驭他的臣下，“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韩国因此“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实申不害并未曾出过什么高见，只是一种“术数”而已，说不上什么变法。且韩国面积小而多山，人民贫苦，也不易有所作为，终究在七国中属于最为弱小的国家。

管仲相齐的改革

“五霸”的事业是一部春秋史的骨干，而五霸之中以齐桓、晋文为首。《孟子》曾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又说“五霸，桓公为盛”，可见齐桓公的霸业是春秋史中最重要的。但是，齐桓公的霸业是管仲帮他做成的。管仲，字夷吾，据《史记》说，他是颍上人氏，大约是周的同姓管国的后代，少年时曾与鲍叔牙交好，鲍叔牙知他贤能，很敬重他。鲍叔牙依附了公子小白，管仲做了公子纠的臣属。齐襄王去世后，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国时，管仲曾发箭射中小白的衣带钩。桓公（小白）即位后，打败鲁兵，逼鲁国杀死公子纠，把管仲俘虏回来。因鲍叔牙的竭力保荐，管仲竟做了桓公的相。他替桓公规划政事，立定了创建霸业的基础。管仲替桓公所规划的治齐国的方法，可分为内政、军政、财政三方面。他所用的政策，约略说来，是分画都鄙而集权中央，奖励农、商以充实国富，修整武备以扩张国威。兹据《国语》等书，分内政、军政、财政三项，略述管仲治齐的政策。

一、内政方面

管仲所定的计划是把国都分为六个工商之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为二十一乡；其中十五个士乡由桓公自己带领五个，上卿国子和高子各领五个。而国政也分为三项。一是立三官之制。官吏之中，立三宰；工人之中，立三族；市井之中，立三乡。又立三虞官，管理川泽之事；立三衡的官，管理山林之事。并规定郊外三十家为一邑，邑设一司官；十邑为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一乡，乡设乡帅；三乡为一县，县设县帅；十县为一属，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个大夫。又立五正之官，各管一属政事，而受大夫的统属，每年正月，由五属大夫把其治理属内的政绩报告桓公，由桓公督责他们的功罪。于是大夫修属，属修县，县修乡，乡修卒，卒修邑，邑修家，内政便上了轨道。

二、军政方面

管仲所定的计划是作内政而把军令寄在里面。他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乡设乡良人以掌管军令。每家出一人，一轨有五人，五人为伍，由轨长带领；一里有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戎，由里有司带领；一连有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有两千人，两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有一万人，立一个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元帅带领。全国三军，由桓公与国子、高子带领，桓公等三人也就是元帅。这是后世保甲制度的雏形，也是一种军国制度。他们定出这种制度，每逢春、秋二季，借狩猎以训练军旅。于是，“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训练完成以后，下令全国的人不许自由迁徙，每伍的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人与人、家与家之间都互相团结，就做到了“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的地步，这样的军队自然是最好的了。那时，齐国缺少军器，管仲又定出一种用军器赎罪的刑法来。臣民犯了重罪，可以用一副犀牛皮制的甲同一柄车戟赎罪；犯了轻罪，可以用一副皮制的盾同一柄车戟赎罪；犯了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打官司的人应该用一束箭做入朝听审的讼费。这样一来，甲兵也就充足了。

三、经济政策

管仲之经济政策，有许多颇合于现代财政原理，或较现代欧西财政更进一步。其计划是“相地衰征”、通货积财、设“轻重九府”之制。观察年岁的丰凶、人民的需要来收散货物、制造钱币，由官府掌管，更提倡捕鱼煮盐的利益，于是齐国就富庶了。我们分析他的主张，约有下列数点。

（一）无税政策

我国一向属于以农业为主，一切财政的收入皆以田赋为大宗，国家支出随着岁月之久远，其需要则愈大，人民田赋负担日益增加，而至伤及税源，影响生产成本，使经济长期停滞。因此，他不赞成税收政策，理由有三：租税会妨碍国民生产力；租税会使国民对政府生怨恨；租税乃剥夺国民所得。

但租税之作用，本为供应国家开支，因国家不能没有开支，亦即不能不征收租税。管仲既倡无税政策，然则以何法供应国家之经济？于是他主张盐铁专卖、森林矿山国有化，以及粮食国有政策等以补救之。

（二）食盐专卖政策

近代国家所推行食盐专卖政策，远在三千年前的管仲时候已见实行。管仲主张食盐专卖，目的是使财政增加收入，并且实施其社会政策，因此在国内实行计口售盐，对外以盐为国家专卖事业，借以吸引外国资金。因为盐乃人生必需品，在政府统制下，使人民不会感到高价之压迫；至于对外，更以专利方法，利用供求多取余利，以充实国家政费，减轻人民负担。

（三）铁矿国有政策

矿铁为天然财富，理应不许私人独占，如归私人占有，则容易造成社会财富不均而生产动乱，故现在之国家多将矿铁收归国有，但在管仲时候已见诸实行。他对于铁矿特别重视，主张由国家封禁所有矿藏，不得任人自由采掘。其办法是人民欲采购者，必先得国家允许，而缴纳一定之税额，约为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如此，矿山之所有权归于国家，采矿冶铁则归于人民。

（四）森林国有政策

管仲以树木之大小分为等级，以租植于民。此外，他积极主张造林，保护森林、用国家力量，结果颇有成绩，国家财富随即增加。

（五）粮食国有政策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故粮食之重要自古已然。管仲对于粮食国有政策之主张，乃把握谷米之买卖权，用货币调整其价格之高下，借此增加税收，而不直接课税于民。政府能把握粮食，既可增加收入，亦可安定社会。

（六）以货币稳定物价

货币属于金融范围，金融与财政又具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货币问题之中心，是货币价值问题，货币价值之变动，亦即显示物价之变动，故影响社会经济甚大。管仲主张之货币操纵物价，亦即利用金融力量以左右物价。物价高，政府乃收缩货币，使物价下跌；物价低，乃散货币于市场，扩大其流通数量及速率，则物价自然腾贵；高涨至某一程度，再收缩货币，使物价达于水平而止。

我们综看管仲治国方法，实在是一个大政治家的手腕。他治国的要点先在分画内政和统一政权，富国的要点先在整理赋税和发展农、商，而由国家统制经济。尤其可以佩服的，是把军令寄在内政上，使武备不能独立扩张，兵属于国，民属于兵，兵、民合为一体，国家岂有不强盛的道理？他所定的保甲制度等，到现在还有值得模仿的地方。即此可以知道，一国的强盛，固然需要其他外在和内在的条件，而大政治家的有益人国，也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

商鞅变法

一、商鞅改革的时代背景

秦地处于边陲，与中原国家有截然之不同，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均比较落后。春秋战国期间，中原国家（如齐、晋两国）有些强大之卿大夫，为争取国君之政权，不惜提拔新兴大夫阶级中之贤者，以助其推行政治改革，后因而产生“三家分晋”及“田氏取齐”之局面。魏、赵、韩三家及田氏得政后，就作进一步之政治改革，国家逐渐富强起来。魏文侯时用李悝，以致魏在战国初期成最富强之大国；赵烈侯时用牛蓄、荀欣、徐越，以推行改革；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讲究驾驭臣下之术；齐威王时用邹忌为相推行改革；至于郑、宋两国，亦相继推行政治改革；最后，甚至与秦国一般处于边陲之地的楚国，亦有吴起变法一事。处此形势之下，秦国亦不能不推行政治改革。

商鞅又名卫鞅，乃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卫国之贵族。因其政策主张不合于卫国，乃之魏，亦不见重，而入秦国，经孝公宠臣景监以谒见孝公。孝公欲图富强，乃用商鞅变法，十多年间，秦国大治，家给人足。在此以前，秦国还是由领主制度支配，世卿、世禄、世业制度也还存在，把吏称为百姓（百官族姓）；国家大权都落在庶长手中，国君的废立全由若干庶长做主，往往引起内乱；农民苦于沉重之劳役地租。秦孝公时，有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于是下令国中，要求改革政治。卫鞅于此时入秦。鞅从法家之学，习李悝之法，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孝公任命鞅为左庶长，实行改革。

二、改革之理论根据

商君之时，秦国贵族势力代表甘龙、杜挚皆斥商鞅变法，主“缘法而治”、“循礼无邪”。鞅倡一套反古之论，以反对古法，主张因时制宜，可从《商君书·更法篇》及《史记·商君列传》内窥见一斑。

《商君书·更法篇》云：“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又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史记·商君列传》云：“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由此可以看出商鞅的两大观点：从时间上看，不可拘于过去之成法，竭力反对师古；从空间上看，不可以拘于世俗的习惯，主张因时制宜，便是强国之道。

商君鉴于战国时代秦国经济情况，而先后从事土地私有改革。为充实国力，必需推行增产政策与“重农抑商”。为维护地方安宁，必要实行法治，“严刑峻法”。为应付战争环境，必要“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这都是秦国所需要的。况且当时秦国的情形是文化经济落后，华戎杂处，虽无强大的大领主，但小领主却甚多，把秦国分为千百个小国，人们只知有领主而不知有秦室；氏族公社的残余很有势力，大家族聚族而居，家里互相依赖，劳逸不拘，华戎之间，常起争斗。商鞅便是针对这种情形，创立新法。

三、商鞅变法的内容

商鞅于公元前356年及公元前350年两次颁布了变法的命令，并在施行之前徙木立信。威信既立，便大力地推行他伟大的改革。兹将其两次改革内容说明于下。

（一）经济方面之改革

第一，奖励人民生产，压抑商业。他规定凡努力从事农业或纺织而使生产量增加的，可免除徭役。至于商业方面，因懒惰而致经营失败者，妻儿子女没为奴婢。

第二，废除井田制。他配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实行“废井田，开阡陌”，使民得自由买卖土地。并承认人民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既能安于本田，努力生产，政府亦能按照农民耕作面积，课收租税。

第三，男子分居立业。他规定男子到了一定年龄，便要分居立业，独立谋生，否则要加倍出赋税。

第四，统一度量衡制，使全国货物交易有统一的度量衡。规定六尺为步。制定标准度量衡器具，一升约合现在0.2升，一尺约合现0.231米。此乃根据现时出土之名为商鞅量的青铜器皿所测度。

（二）政治方面之改革

第一，推行郡县制度。郡县之设立非始于秦国，早在春秋时代已有推行，但自商鞅变法后，郡县之执行，以秦国为最严。其法是集小乡邑聚为县，大县设县令，小县设县长，专营一县之政事。下设县丞，协助县令。又设县尉，负责一县之军事。

第二，明定爵位等级，定官阶。“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这是从政制上分爵位为二十级，第一级为公士，第二级为上造；第一至四级属士阶层，五至九级为大夫阶层，十至十八级为庶长阶层，十九至二十级是诸侯阶层。新官阶定立后，把过去封建制度下之旧官阶废除，以前之爵位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爵位即有土地，但新官阶是与土地分开的，升官并不等于增加封地。新官阶之中，要到彻侯才能享有食邑权利，其余十九级官阶，只食禄而已。

第三，严定刑法。法家之政治主张，以严刑峻法为本，死刑分枭首、腰斩、凿颅、镬烹等。

第四，迁都咸阳。把首都从雍迁往咸阳，并大修宫阙，以建立一国的政治中心。

（三）社会方面之改革

第一，编制人民户籍。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别家如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得重赏，匿藏坏人的处重罚。

第二，革除同居陋习。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四）军事方面的改革

第一，奖励军功。立军功之人，各按功劳大小受赏。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凡在战争中取得敌人首级者，可得赏一级爵位，并严刑处罚降敌者。

第二，严禁私斗。

四、变法后的裨益

秦国内政方面上轨道后，商鞅便开始向外国图谋。秦国以前曾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因而势力不得不退到洛水以北，且魏国在河西设郡，派重兵防守，对秦国防造成威胁。秦献公时，曾派兵东出，欲收回此地方而无功。不久，孝公即位，任用商鞅变法，发愤图强，于是乘魏、齐交兵之际，向魏国进兵，不但收复秦国河西之地，且兵临魏国旧都城安邑并迫降之，获空前大胜。秦国内政成功，致使国家无论在金钱上或人力上均富足，从而为对外战争亦孕育了有利之条件。其他裨益可从其他书籍中得知，例如：“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地。”（贾谊《过秦论》）“孝公为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李斯《谏逐客书》）“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杜佑《通典·食货》）

五、商鞅变法之成功因素

在中国历代维新变法的历史中，行之而有成效的，当推秦之用商鞅。其所以克致成功，实有数因。一则，自春秋战国以来，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农工商业的发展，人民普遍已有统一的要求。商鞅的一切改革，其目标都是为着统一的，也即是说，适应时势的需要；其所行之措施，切合一般人民之愿望，自然容易成功。二则，商鞅的改革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在改革之先，树立威信、立论以服人心；改革之际，不论在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各方面，都能全盘顾及，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截然不同，其成功自在意中。三则，秦孝公于聆听商鞅改革计划后，即委以重任，且信之不疑，从此大权在握，当无牵制之弊，推行政令自易成功。四则，商鞅的作为，虽近乎惨核寡恩，但这样重大的改革，若没有大刀阔斧的手段、言出必行的精神，怎能战胜顽固保守的旧势力？这种赏罚严明、毫不徇情的法家精神，正是他获致成功的主要原因。五则，一种改革运动是不能急切从事的，非有长期准备和全盘的计划不易成功。商鞅执政十余年，有充分时间，又得人主信任，及其后虽被诛戮，而定下之法未改，所以他的改革事业能顺利完成。

六、商鞅改革之影响

秦始皇在统一全中国之过程中行“上农除末”之政策，曾不断用定期免除徭役之法，去奖励农民迁到农业劳动力不足之边地，不断将商人视为“谪戍”（充军）之对象，此为商君“困末作而利本事”政策之扩大。始皇曾拆毁战国时代各国在内地利用堤防扩建而成之长城（即所谓“决通川防”），此又为商君“决裂阡陌”政策之扩大也。始皇曾统一法制，统一度量衡，统一道路之宽度，统一文字，此也为商君统一度量衡制度之进一步发展也。始皇曾焚《诗》、《书》、百家语，令人们学法令“以吏为师”，此亦为商君“燔诗书而明法令”政策再扩大之实施。商君运用其策略，以清除秦国领主贵族割据之局面，建立统一之地主权。始皇扩充商君之政策，更消除诸侯割据之局面，建立统一全中国之政权。

商鞅处在封建与君主政治过渡时期，坚决实行变法，以求加速封建之崩溃，创立君主制度之规模。近效则使秦国富强，远效则使中国一统。如果没有商鞅坚决变法，封建政治必要延长，战国局面必会改观，偌大的一个中国必不能在两千余年前即成为大一统的局面。明张居正更谓：“周王道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铲除之，而独持之以法。”又说：“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这是说秦代政治变法的彻底与传后的久远。然其创制立法，非托始于始皇或李斯，而实始于商鞅。故商鞅之变法，不但创造了秦国的命运，而且奠定了秦以后两千年之政治历史。

经商鞅变法，法家理论完全确立，法家的实效充分表现，于是法家在政治思想和实际上均占优势。尚自然的道家和尚兼爱之墨家从此失势，固不待说；即使历史最久、凭借最大和大师最多的儒家，也无法在当时政治上发生大实效。孟子周游列国，终不得见用。荀子不得已，乃采法家思想而混于儒家理论。他也讲“强国”、“富国”并且“议兵”，他所说的“礼”与法家所谓的“法”相去无几。他曾说“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刑”，“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胜悍”，“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隆一而治，二而乱”，这都是明显受了商鞅思想上的影响。至于集法家大成之韩非，受商鞅启示更多，自不待赘。商鞅在法家中实居正中地位。汉以后儒家虽多非难商鞅，然暗中仍酌采商鞅的主张。曾国藩主张“酷其罚”，便是一个例证。由此可见，商鞅在中国政治思想上是一个首要的法家，并予以儒家不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