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秦速亡原因的分析

人民感受方面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穷奢极侈。每次攻陷一国，定把这国家的宫殿的图样描绘下来，在咸阳仿造，又在二百里内建造了二百七十座宫殿，还兴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的阿房宫，建筑“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溉，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的骊山陵墓。同时，又筑长城，辟驰道，向外征讨；又不绝徙民戍边，南征百越，军民无异流放。此外，始皇深信阴阳五行学说，迷信方士，追求神仙，耗费也很巨大。秦始皇的军费支出本来已很浩大，再加上如此奢侈浪费，因而不得不加紧向人民榨取，力役要“三十倍于古”，租赋要“二十倍于古”，有所谓“头会箕敛”，在此重税下，民生困苦，自然民怨沸腾。

人民经春秋战国五百年之战争纷扰，早已疲惫不堪。始皇好大喜功，动辄征发民夫数十万从事征伐、戍守、筑长城、辟驰道、建陵墓、修宫室等，于是人民的徭役便加重了。据说单被征用建筑阿房宫的即达七十万人。加以为防止匈奴，不断在南北两路同时用兵，曾经派蒙恬带了三十万人驱逐匈奴，又派了屠睢带了五十万人分五路南下岭南，迫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民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古代封建小国，四境农民行程相距最远不出三四日，每冬农隙，为贵族封君服役三四日，往返不过旬日。秦一统天下后，全国版图已扩大许多，但力役尚沿旧制，以致往返时间增为十倍；而秦法过期皆处斩，故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实属不得已之举。董仲舒曰：“日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民不堪苦，遂启乱端。

秦自商鞅以来，一向以严法为治，自秦始皇即位，益“专任刑罚”来镇压人民，主张“刻削，毋仁恩和义”。秦的刑罚是非常严酷的，死刑有多种，如弃市、腰斩、车裂、坑、磔、镬烹、族、夷三族等，死的固然惨，活的也不容易。徒刑有鬼薪、白粲、城旦等，都有一定的年限，如鬼薪、白粲是三年刑，黥城旦是四年刑，髠城旦是五年刑。在政府管领下劳作，实际上就是短期的官奴隶，期满以后才能“免为庶人”。又有“谪遣戍”和“徒谪”的办法，把犯罪的人民编成军队派到边境防守，规定凡赴役衍期者斩。一人犯罪，诛及三族；一户违禁，比邻连坐。这样的刑罚实在使人民忍受不住，于是最后造成“官迫民反”，全是由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易也。

政治社会方面

秦始皇并天下，开后世一统之局，定郡县之制，其设官定律，均为汉所因袭。任法术，斥百家言，定一尊于朝廷，力反战国游士讲学之嚣风，始皇既卒，赵高用事，天下解体，怨望日甚。封建之残余，战国之余影，尚留存于人民心目中，对于统制思想和生活的新法制，人民还是不能习惯，于是戍卒一呼，山东响应，为古代封建政体作反动，而秦遂以亡。其时六国皆立后，复公侯世袭之旧制，以废封建为秦之罪。在时人心理中，封建思想犹有莫大势力，群情怀古，仍不免恋恋故国王孙。

秦始皇虽兼并了六国，六国没落的贵族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刻图妄想东山再起，希望能产生新的割据势力与秦王朝中央政府对抗。始皇在世时，六国势力尚未能如何发挥作用；始皇死后，其内部斗争削弱了秦国的统治力量，六国潜伏下来的反秦潜力也不断起来反抗，六国乘机建国称王。自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群雄竞起，楚人项梁与侄项羽起兵于荥，沛人刘邦起兵于沛，其后，项羽大破秦兵于巨鹿，刘邦亦进兵霸上。二世三年，赵高杀李斯，弑二世，立子婴。刘邦于是年入咸阳，子婴迎降而秦乃亡。

由于始皇企图把帝位传到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的野心，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国事皆决于己。他既以法术来统一六国，在政策上当然是采行“强干弱枝”，中央为干，地方为枝。废封建，置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使郡尉和县令皆为流官，以减削地方权力，土地和财富皆集中央；又实行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并集兵权于中央。由于集权政策来得太快，残酷的刑罚来得太凶，矫枉过正，未得执中，地方的旧势力多少还有点余威；而且大部分的力量，注意集中于国家内部的统一，对于外部的威胁，初时不大注意，致令匈奴强大；国内人心对于过去的制度又还有点眷念，对于统制思想和生活的新法制，还是不大习惯，遂致一夫发难，而全国便骚动。且以始皇之雄才大略，尚可驾驭，但二世昏庸，加上赵高弄权，在对内对外关系之不调协、不均衡的情况底下，秦遂为汉所取代。

始皇三十七年病死于沙丘，死前曾召宦官赵高召长子扶苏参与葬礼，随即继位。但赵高素与蒙恬弟蒙毅有隙，而恬又为扶苏之亲信，恐扶苏一旦即位，蒙氏得势，于己不利；此时始皇诸子只有少子胡亥在侧，素与高相善，高希望拥立胡亥而乘机窃取权位，于是与素与扶苏有积怨的李斯合谋，矫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后，赵高挟拥立之功，变本加厉，肆行诛戮，指鹿为马，赋敛益苛，征发无已。而二世又纵情声色更甚于乃父，以致加速秦之灭亡。

秦二世即位后，对于劳役人民，更是变本加厉的剥削和压迫。恢复阿房宫的修建，征调材土五方人为屯卫，又多养狗马禽兽。京城食粮不足，由各地转输菽粟蒭稾，人民运输粮秣到京城，路上要吃自己携带之粮食，公众的不能食用。各地政府官吏，使用刑罚也更滥更严厉，又诛杀大臣及诸公子，巡行全国，查察“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以立威，统治力量日见动摇。

秦人本无文化传统，战国以来，凡所兴建皆自东方移植，而秦人又始终未能融以为己有。然东土学术，本身有齐鲁与三晋之别，凡秦人所师受而信用者，特三晋功利之士。至于齐鲁间学者之历史文化精神，秦之君臣固未之前闻，抑亦无情欣赏，而方列国争强，方宇割裂，诸家论学，异说竞鸣，初唯见其凌杂，乃不感其相互间之冲突，逮于战国晚期，此情益显。及秦统一天下，而天下学人萃于一国，于是相互间冲突之形势大显，李斯得君行道，乃本其师说，以法后王之见相继，此实有合于秦廷向来对于东土文教不表珍重护惜之态度。焚书一事，即可证明秦人鄙视东土。此外，秦人之视东土，仍以战胜奴虏视之，指挥鞭挞，不稍体恤，引起东土人民怨愤。

秦始皇焚书坑儒，立以古非今之禁。其焚书之目的，在于禁绝“私学”，强制人们“学法令，以吏为师”，使国家法令“定一尊”，这就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政策的继续。当时，“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以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始皇斥百家之言，尊霸王之法，无非是禁锢人民思想。此外，始皇又于次年在咸阳活埋了四百名儒生，这种做法，确令天下文人，尤以儒生感到不满，更助长了秦国的灭亡。

秦始皇采取了“强干弱枝”政策，以中央为干，地方为枝，废封建，设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使郡尉和县令，皆为流官，以减削地方势力，土地和财富皆得集中央。盖由于均权转变为集权的时间过速，难使人民适应，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若要完成统一的历史任务，固然需要由始皇一类的君主求诸实现，可惜他完成统一任务以后，乃不断向人民榨取与剥削，使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严重地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因而在始皇死后不久，秦帝国便宜告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