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东土文化西渐的讨论
秦僻处西方，本无文化传统，若与中土主流比较，实在远为落后，但秦何以能稳居西方，成功地统一六国？究其原因，实与东方文化的西渐有关。秦土与中原距离甚远，极少有接触或交流的机会，故东方文化之所以能够西流，实由秦能任用东方游士所致。秦自襄公始国，与东方诸侯通聘享之礼。及缪公与晋通婚姻，与东方交涉益频，重用虞遗臣百里奚、蹇叔，称霸西戎。但东侵之路为晋所扼，终春秋世，秦人未得志于东方。及孝公变法而其势遂变。故东方文化之西渐，亦自孝公后而其迹益著。现兹将东方文化西渐分为四点，由商鞅变法至李斯为止，分述如下。
商鞅新法之意义，务在破弃旧传统封建贵族制度之种种束缚，而趋于新军国之建设。传统封建制度之积弊，在东方文化较高诸邦久已呈露；有识之士，激于世变，咸思改革。然以受古代文化之染缚较深，种种因袭牵制，荡涤匪易。商鞅本卫人，较李悝、吴起二人为后起；而秦人在文化历史上之演进，较之东方诸国，乃远为落后，故反得为种种之创新。其实，商鞅变法之最重要者，在东方之晋、楚诸国早已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至西方如法炮制而已，使西方人赶上东方一步，但结果则反而后来居上——新军国之创建，唯秦为最成功。
秦孝公立，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可是当时东方诸邦对秦人之鄙视。自商鞅入秦，其势遂一变。自后有张仪、范雎（皆魏人），仕秦，屡建伟绩。其实秦人本无文化可言，东方游士之西入秦者又大多为功名之士，对其故土文化本已抱不满之感，欲求别辟新局以就功业。秦人之视文化，亦仅以为致国富兵强之捷径，于东土文化本身之佳美及其意义之深邃处，则并未能认识接受而消融以为己有。故东土文化之西渐，在秦人视之，仍为一种客体，并未能真有栽根立脚之点。而大规模鼓励东方文化之西渐者，厥为吕不韦。
吕不韦籍三晋，然其在秦所努力者，实欲将东方学术思想之全部移植西土，不仅如商鞅、范雎诸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设而已。史称吕不韦为秦相国，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亦招致群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十二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当时东方诸国，以武力言，固已远不敌秦，而言文化，则仍不脱其鄙视秦人之旧见。蔺相如使秦，直斥其君，自缪公以来，未尝有坚明之约束；又渑池之会，强秦君击盆缻以辱之。此均是东方人于文化上轻傲之证。至吕不韦，乃欲将东方学术文化传统移植西土，其心愿固宏，成绩亦殊可观，今传《吕氏春秋》一书，便是其成绩之结晶品。然当时吕氏宾客虽居秦土，彼等观念上亦并不尊秦，似仍抱其以东方文化轻傲秦土之素习。
吕不韦死，东方学人入秦者尚有韩非、尉缭、李斯等。韩非乃韩之诸公子，亦籍三晋。至于尉缭，大梁人，亦籍三晋。此二人亦深为秦王赏识，而终不能善终，均证秦人之视东土之文教及学者仅等于一种工具。然李斯本亦吕不韦舍人，后为秦客卿。始皇十年，不韦免。是岁，秦议一切逐客。李斯上书历述秦收客卿之效，又谓珠玉狗马声色之玩，一切物质享用，秦皆取之于东方，何得取人而独不然？秦卒罢逐客令。
《史记·李斯列传》：“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禳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据李斯所言，入秦帮助秦国的多为东方国家的游士，可见秦之能并六国而霸天下者，实与东方士人的入秦有莫大关系。而李斯大用事，良以秦人对东土文化虽抱歧视之念，然终不得不降心以相就。且李斯学于荀卿，其议论意趣，亦主于严肃统治。其对东方文化现状，多抱一种裁制之态度。此点与吕不韦极违异，而与秦之国情则较合。此其所以能得志原因在此。
秦居西陲，文化传统落后，战国以来凡所兴建皆自东方移植，而秦又迄未能消融为己有。然东土学术，本有齐鲁与三晋之别。凡秦人所信用者，特三晋功利之士。至于齐鲁间学者讲学，重历史文化精神，求为社会改革之理想，则秦人因未前闻，亦无心欣赏。而方列国争强，方宇割裂，诸家论学，异说竞鸣，初唯见其凌杂，乃不感其相互间之冲突。于战国晚世，已有学者恶此凌杂而求有一新途径。总论秦之能富强，则拜东方文化之西渐所赐，然可惜为其所取者，乃三晋之功利主义而已，此与秦之速亡原因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