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塞外民族入侵原因与汉化的分析

塞外民族入侵的分析

欲了解塞外民族的入侵，首先要明白塞外民族的生活及社会背景，这也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最重要问题之一。北亚草原地带，是近代以前整个草原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动乱摇篮。两千多年来，游牧民族无数次的移民运动与对外侵略多肇于此，以至造成连锁的反应影响及于远方的定居社会。我国更首当其冲。什么是游牧民族侵袭农耕社会的原因呢？约其要分析如下。

第一，在心理上，北亚游牧民族自古便感觉与中国各有不同的文化，不应服属于中国，而应分庭抗礼。这一观念无疑成为把他们纳入中国为中心世界秩序的障碍，以致时服时叛。同时，游牧民族自古便有君权神授的观念，由此而衍出主宰世界的普遍王权的观念。这一观念更导致他们屡次发动征服农业地区的战争。如汉初，中国以“天子”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尚未制度化，匈奴与汉廷的关系是建构在对等的和亲制度上，老上单于致文帝书是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开端，文帝也答以“皇帝敬问大单于无恙”。狐鹿姑致武帝书也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子骄子也。”可见汉初匈奴一直以与汉为对等，而汉廷也承认这一主权上的对等地位。宣帝时，呼韩邪虽然纳贡于汉，但这一朝贡关系的建立主要是由于双方实力的转变，并不反映匈奴对汉观念的更换，以后八世纪时，薛延陀取代东突厥而成为漠北霸主，薛延陀的可汗曾明言：“我薛延陀可汗与大唐天子俱一国主。”17世纪初，察哈尔林丹汗也说过：“明帝为南方之主，我为北方之主。”可见游牧民族始终保持与中国对等的观念，并未因屡次迫于经济或政治原因而向中国天子称臣纳贡以致有所改变。

第二，政治的解释是对外的掠夺，贸易或战争也是游牧领袖加强自己权力、扩大势力的方法，从氏族长、部族长上升到游牧帝国的可汗和征眼王朝的帝王的必要手段。许多学者的著作中都表现出这一看法。以农牧两种生产为后盾，游牧国家往往发动长期的掠夺战或征服战，以确保大量农产品和奢侈品的来源。如适逢中国内乱，而又有可以利用的官僚或地主，游牧国家便会不惜一战，在边境或中国内部设立傀儡政权。这种傀儡政权又往往是建立征服王朝的先声。所以农耕社会的内乱便是游牧国家施行战争和征服的最好时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中国与外族盛衰的连环性；赖德懋所说中国的中央化（Centralization）和地方化（Decentralization），及游牧社会的分散（Dispersion）与集中（Concentration）两个循环的相互呼应；汤因比所说的地居社会的内在失调足以将游牧民族拉进来，都是指此而言。

第三，气候变迁。这一解释，以美国地理学者亨廷顿（E. Huntington）为首倡，而以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为后劲。亨氏曾作出两条历史上气候变迁的曲线，再由这两条曲线推断出气候脉动（Climatic Pulse）的结论：两千年来世界的气候曾有若干相互承继的润湿和干燥周期。他以这一理论来解释游牧民族的历史。他认为：一干燥周期开始以后，草原随之干化而成沙漠；牧民为寻求新牧场，不得不向外族移动，遂造成一连串移民和征服的现象。

第四，人口膨胀论。最先主张者便是人口学大师马尔萨斯。马氏在其名著《人口论》中指出：草原人口增加的速率如超过生活资源的增加，便会造成饥馑，这便是迫使游牧民族侵袭中国和波斯等地的根本原因。

第五，天性嗜利说。这是农业社会中传统的看法。我国史书中可寻出许多这类例子。如《史记》说匈奴人“逆天理……以盗窃为务”、“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唐书》说回纥人“贪婪尤甚，以寇抄为主”，都是此类的记载。至于《汉书》所谓“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袵，人面兽心”，更是出于激愤的指责。这些看法，以游牧民族天性贪婪，近于盗窃，故以掠夺为职业，都是忽略了游牧社会的经济特性而发。

第六，游牧民族有向农耕社会取得若干物资的必要。这些物资可以和平的方式（如朝贡与互市）取得，也可以掠夺的方式去取得。掠夺是一种无偿的贸易，但因中国边防坚强，武器优越，游牧民族宁愿出之于和平的方式。但武装掠夺仍是一种不得已的次要方式。中国朝廷往往由于政治设想或财政困难，而与游牧民族断绝或减少互市。在这种情形下，游牧民族唯有以武力来开拓市场，对游牧民族而言，战争与贸易是不相矛盾的。

第七，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掠夺，主要是由于受到物质诱惑。当游牧民族有统一的政治组织，而且兵强马盛时，常会发动大规模的掠夺战。故贸易与掠夺是游牧民族取得所欠缺物质的两种方式，两者相辅相成。掠夺是一种无偿的贸易，以武力为后盾的贸易也可视为一种变相的掠夺。至于以武力屈服农耕国家，在西域绿洲城市或其他草原部落强征贡赋或岁币，也可视为一种长期性的制度化的掠夺。

塞外民族汉化的分析

中国之塞外部族，自汉以还，每以受招内徙，或自动内徙，而造成边民之割据，攘乱，而终之则同化于中华民族。考其原因，自秦统一中国，全国的力量都集中于统一的建设，却减少对边疆的注意，因此边疆问题也就接着起来了。由于边疆人民不自满足边区的生活环境，引起内侵的行动。而内地人民为着保障他们原有的繁荣起见，其应付之办法，有以实力抵抗、择地开发、筑城防御、招致内徙或听从内徙等。而边区民族之内徙，每每引致其部族之归宗的史例甚多。

边区部族内徙以后，只能居于塞下，其住地和人民都由中央政府统治。但由于人口众多、管理繁难，生活虽有改善，其不满之感觉还未排除；且以学习内地语言及其他技术，养成其畸形心理，一旦内地政局不安，他们便乘机割据；到了相当时日，则以他们本来与内地人民同出一源，而皆趋于融和，而归宗于中华民族。因其发展方向已由边疆而进于内地，其原日在边疆的居地，使后面或左右邻的部族得到发展机会，又照前一族的方式内侵或内徙，又成另一割据局面，终又归宗于中华民族。

中国边疆民族，首先崛起者便是匈奴。秦始皇统一六国，修筑长城及北伐匈奴，胡人因此不敢南侵。秦末汉初，匈奴复强，侵占河南等地，高祖虽曾亲征之，竟被困平城，失败而回。经文、景之休养生息，民富国强，武帝先后两次令霍去病及卫青北伐，屡立战功，匈奴远遁。新莽时，匈奴再起，复占河南地。东汉初，匈奴分南北二部。明帝时，以北匈奴胁西域诸国为寇，乃命窦固两次北伐匈奴，又再使班超出使西域，以牵制其发展。和帝时，以大将窦宪统兵北伐，大获全胜，逐北匈奴至燕然山，降二十余万人，两年后再大破于金微山。北匈奴由是衰耗不振，其散乱部众因而西徙侵扰欧洲。南匈奴以势困而内附。

匈奴内徙塞下之后，其原地东部之鲜卑又乘机崛起，占据匈奴故地，逐渐南下。汉魏时，以形势所迫，不得不招致鲜卑入居塞下。三国初年，塞外诸侯内徙益多，匈奴、羯、鲜卑、氐、羌其尤大者也。及晋武帝荒淫失策，形成八王之乱，使塞下之诸外族乘时纷扰，而促成“五胡乱华”。司马氏遂领中原人士渡江而东，而五胡扰乱江北，逐渐同化。鲜卑一支至北魏时期，华化成熟之际，其背后之柔然部族又乘时而起。不久，其邻之突厥又兴起，雄踞关外。南朝时，突厥分东西，东突厥屡侵中国西北境，素为北朝之患。唐贞观四年，遣李靖伐之，大破于阴山，更擒其首领沙钵罗可汗，西突厥亦亡。

突厥既平，契丹又起，至唐末势力渐大，助石敬瑭夺帝位，得燕云十六州，改国号辽。宋太宗时，欲收回燕云诸州，亲征辽国，均失败而回。太宗以后，辽国益盛，北宋之季岁赠银帛，辽由是逸乐渐衰。当辽人向中土发展之际，其背后之女真乘机兴起。宋时有生、熟女真之分，皆称臣于辽，至辽国日衰，乃叛辽而起；北宋时，更联宋灭辽，据辽原有中土地，由是金乃代辽进侵中土，更陷二京，北宋遂亡。至南宋，由于长期之战争，两败俱伤。其时金右邻之蒙古崛起漠北，乃联南宋灭金，而占其中土地。忽必烈时，乃南下灭宋，建国号曰“大元”。其军势虽强，然汉化不深，加以暴政穷征、以致国祚不长，卒为朱明所代，而保存其势力于漠北。其左邻之满洲部落又乘机崛起，向中土发展，终灭朱明而建清朝，虽其汉化较深，而入主中原之时间较长，唯因其民族意识之狭隘，对汉、蒙、回、藏诸族采分门压制之策，致使道器不振，为外邦所欺。卒赖孙中山先生之起义，使五族共和，融合如一。

可见秦汉以降，迄乎民国，五胡、柔然、突厥、辽、金、蒙古，经入中土发展后，建立政权，悠久接受中土传统文化，习俗之洗礼，而终同化于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