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魏晋时期的治乱与兴衰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衰世现象
秦汉的大一统，到东汉末而解体。东汉桓帝时代，已经是一个衰世，不幸再接着一个昏乱的汉灵帝，使东汉的局面更不可救药。至灵帝崩，董卓除掉跋扈骄恣的宦官，又酿成天下分崩的局面。从此中国分崩离析，走上衰运，造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分裂局面。统计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至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十五年而魏亡。此下十六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吴亡，中国又归统一。吴亡后十二年，晋室即乱。晋建兴四年，长安沦陷，帝出降，自此西晋覆灭，东晋南渡，中国分南北部。东晋元帝至恭帝凡一百零三年，继起之宋、齐、梁、陈历二百六十九年，是为南朝。北方五胡竞扰，起自西晋惠帝永兴元年，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北方复归统一。但统一后不久，元魏又分东西，继东魏者乃北齐，继西魏者乃北周，是为北朝。此长时期之分裂，其间统一政府之存在，不到全时期的十分之一。
东汉王室逐步脱离民众，走上黑暗的路，原因有二：一则王室传统既久，万世一姓的观念使其与民众隔离；二则内朝、外朝的分别，使其与士大夫隔离。因此，外戚宦官得以寄生在王室身边而促其腐化，故旧的统治权必然灭亡。东汉统治危机的总爆发，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激化，专制主义统治的动摇，尤其是放弃了对西域的统治以后，反映在中央的是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斗争，在州郡是刺史、太守擅兵的割据条件的逐渐成熟，这样，到了黄巾大暴动，东汉政权终于动摇了。在东汉政权瓦解的废墟上，地方牧守和世家豪族，在镇压黄巾运动的同时，又开始互相混战起来，而表露出旧政权之趋于没落。
王莽末年之乱，除却光武一宗及隗嚣、公孙述等带有古贵族之气味，其余如绿林、铜马、赤眉之类，全是饥民的集团与散漫的农民，在饥饿线上临时结合起来，其力量不够推翻他。后农民结合于宗教与迷信的传播之下，而一致奋起，成为东汉末之黄巾。然而迷信成分太多，宗教质素太差，容易波动，不容易成功，故东汉王室并没有为黄巾所倾覆。新统治权的成长，大体为两汉地方政权所演变。
东汉末之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主要是他们自己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离心力的成长，大体为两汉地方政权所演变。同时自汉武帝崇儒以后，社会上士族地位日隆，此等豪宗、士族与地方官吏结合，遂成为脱离中央之割据势力。但离心势力成长之原因，乃由于以下诸因。
一、地方长官之权位
郡太守权重。两汉地方行政长官（郡太守）其地位本甚高，平时得召见，高第得入为公卿，在郡得自辟属官，得自由主持地方之政事，得自由支配地方财政，得兼治地方军政。故两汉的郡太守，权位既重，并得久任，俨如古代诸侯。
刺史制度之改变。西汉刺史位微而权重，每岁八月巡行所部，岁尽诣京师奏事。而东汉刺史因计吏还奏，不复诣京师，位任益尊。
设置州牧。灵帝时，地方变乱纷起，宗室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乃有地方行政实权。关东义兵起而讨董卓，大族亦各专兵柄。中央大权堕落，地方政权乘之而起，遂成三国初年之割据局面。
二、二重的君主观念
地方政权渐渐成长，便有一种道德观念为之扶翼。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视为君臣，或称太守曰府君，乃至为之死节。除非任职中央，在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期已有端倪，至三国而大盛，至魏晋以下仍有此现象，中国于是只有日见没落。
倘使当时的新政权能有较高的理想，未尝不足以把将次成长的离心力量重新团结起来，但不幸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以及不光荣的篡夺。
曹操为自己的家世，对当时门第似乎有意摧抑。有名的魏武三诏令说明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他不愿受东汉以来一般习惯的拘束，变通东汉举孝廉制，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贱人做官吏，想用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但是曹家政权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中央政府之威灵；而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当时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一“孝”字，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只为私门张目。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但如此终不足以得人心之归向。法治的激变而为名士清谈，要之中央新政权不能攫得人心，离心势力依然发展，国家只有瓦解。
当时社会的中坚知识分子，所谓名士之流，反映在他们思想上者，亦只是东汉党锢狱以后的几许反动回惑消沉无生路。过分的重视名教，其弊为空洞，为虚伪，于是有两派的反动产生：一则因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二则因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老庄。这两个趋势早起于汉末，加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国思想史上的怀疑主义时代。这时学术思想界里，盛行着清谈与玄学。所谓清谈，就是不问世事，专谈玄理之谓。这种风气起于魏废帝时的何晏与王弼，他们崇尚老庄，专谈易理。及“竹林七贤”出，风气更盛。东汉末年乃至曹魏、司马晋的政权，全是腐化黑暗，因不正义、不光明而不稳定，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长？于是，崔琰、毛玠之反激变为阮籍、嵇康之消极。他们不愿为黑暗政权有所尽力，然他们自身亦多半是门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抽身世外，以市朝显达而讲老庄，其势不得不变为虚无，尚浮华，或不负责任。最先只是自谨慎，保全门第，而以后不免于汰侈骄逸，否则为优游清谈，风尚如此，宜乎不能挽时代之颓波，而门第自身终亦同受其祸。南朝宋文帝时，特设玄学，以相教授，可见一斑。故东汉以下，儒术渐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在此时期，似乎找不出光明之道，长期的分崩祸乱，终于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