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东晋南朝的社会形态
第一节 东晋南朝的政治社会文化
东晋的立国背景
在永嘉前后的中原大动乱之中，除在中原建筑坞堡壁垒以自卫的豪宗大姓以外，士族多相率过江，在长江流域的荆、扬重建政权。东晋所辖的地区，自汉末三国以来本已由孙吴开始创建，过江的士族拥护着元帝而重建东南半壁的政权。士族在永嘉纷扰与五胡的进逼之下，为着要保全自己的宗族门户，纷向南迁。他们在迁徙中，通常是与其宗族、宾客、部曲、故吏、义附同行，所以士族首领仍不失其社会、政治的地位，而其互相倚靠与荫庇的关系则更形紧密。当时中原形势混乱，在江东建立政权的需要颇为殷切，士族的领袖王导所以劝元帝就国琅琊，实际是江左政权出现的准备。最初，三吴本地的士族对于这个南迁的政权表示瞻顾徘徊，除王导以中原最高士族首领的身份为支柱以外，已经在荆州拥有军事政治势力的王敦对于这个政权的建立也有极大的助力。他以长江上游的优势军力地位来加以拥护，诱得三吴本地士族的协同，东晋政权便建立起来。东晋政权的建立，固然是承继孙吴以来荆、扬二州的地利和经济条件，但王导内在的主持与王敦的上游军事、政治地位的援助，是很明显的事实。同时，由于王导定策取得三吴士族首领顾荣、贺循、纪瞻等的结纳，得以援引中原的士族过江，也是东晋政权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南朝的社会政治基础
就地区而论，主要的是在荆、扬二州。在黄河流域大混乱与人口的大流徙之后，江南反较中原安定，而江南人口又以荆扬最为稠密，所以当时人常以为“荆扬户口半天下”。就地理和军事的形势而论，又以扬州为内户，荆州为外阃。当时政权的中心区域固然在扬州，然长江上游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常有控制下游的可能。自晋平吴以至于隋灭陈，都是利用上游的优势。就南朝整个时期的内部形势来看，荆州镇将常因其军事、经济的优势孕育野心，对南朝的政权时加威胁与扰乱。如王敦初期虽以荆州既成的威势援助江左东晋政权的建立，但不旋踵，即归叛乱。其后晋的陶侃、桓温、桓玄，宋谢晦、南郡王义宣、袁
、沈攸之、桂林王休范，齐陈显达，梁武帝、陈王琳、华皎，都是凭借上游的富庶和军事优势威逼下游。因这种关系，故至宋元嘉中，世祖辽分荆州与扬州，欲以削弱地方权力，结果荆、扬两州并因此虚耗。交、广二州在南朝始终是未全开发的区域，有时由这个区域发动的变乱也足以动摇南朝的政权，但较之荆、扬间那种显著的矛盾冲突较少。
南北士族之争
东晋元帝在江左创建政权，取得三吴士族拥护的同时，也极力采取笼络本地士族的政策。如顾荣、贺循之极备优礼；又如元帝以侍中宜兼用南人，陆晔以清贞著称，遂转侍中，徙尚书，领州大中正；陆玩、顾和亦曾居尚书仆射之位，正是此种政策的表现。朝廷政策虽然如此，然北士与南士之间终不免各自援引与互相排斥，此自西晋以来即相率成风。《晋书·周处传》：“周处吴人……有怨无援……”《资治通鉴》记王彰谏成都王颖云：“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士旧将皆疾之耳。”《南齐书·张绪传》：“（上）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准则。’上乃止。”同书《沈文季传》：“世祖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南史·张率传》记梁武帝云：“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胄未有为之者。”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北士对南士在政治权位上的倾轧。而在社会门第方面，三吴士族亦低于北方士族。
《新唐书·柳冲传》载柳芳言：“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虽同为大姓，然吴姓实又下于侨姓，故侯景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张朱以下访之。”其时朝廷的铨选，多依据谱牒；谱牒之作，祖父官资的大小、氏姓的高卑与社会门第的贵贱均以此而定，起家迁徙亦以此为转移。故自晋以降，有百氏之学，居吏部尚书者须谱百氏，但东南的族姓在谱牒中有时是别为一部的。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差异与排挤，自然要引起吴地士族的反抗。东晋元帝时的周玘、周勰父子即因此而谋叛乱。其间的矛盾冲突关系又并非单纯东吴士族与北方士族的对垒。如上游荆州对于下游扬州加以威胁时，东吴大族有时参加叛乱，有时参加抵抗，即同是东吴本地大族之间，也有着利害的冲突。如王敦之乱，周玘附敦；其后钱凤为沈氏谋灭周氏，又引起王敦对于周氏的杀戮。又在北方士族之间，亦多矛盾冲突。吴人固侮称中州人曰“伧”，但同是中州人，先过江者亦侮称晚渡江者为“荒伧”，而使其从政治上隔离。此外尚有“伧楚”，在社会、政治方面亦常遭轻视。
士庶贵贱的隔离
东汉末年，富家世族已经把持选举。当时势族宦门与婚姻阀阅的关系和势力已横亘于选举与仕途之中。社会风气侧重膏腴，盖肇始于汉。曹魏之创九品官人法，最初本欲在动乱时期匡救其弊，但社会阶级制度日趋明显，世族在动乱之中，又必须极力以其门生、宾客、故吏、婚姻关系的相互结合，以争取其社会、政治的地位。州郡中正本均以显达朝宦兼任，而其出身大都属于世家士族，结果除少数例外，自不能不无党同伐异之弊。于是寝假遂有士庶贵贱之隔离，而寒门孤子无婚姻之援助者，遂被摒于上品之外。出身寒微，虽人才亦不得厕身清途，是这时期仕途中一个绝大的症结。“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因而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遂使士庶阶级的差别愈离愈远。这种风气，自魏晋以降，历南北朝均然。其时出身寒微、门孤援寡者，在社会上、政治上到处均被压抑。士庶门第的差别，真可谓“士庶缅绝，不相参知”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状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