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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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幸福的家庭不尽相同；每个不幸的家庭却多少相似。”一位俄罗斯文豪在一部著名小说的第一页便开宗明义（《安娜· 阿尔卡季耶维奇· 卡列尼娜》，由R.G．斯通洛厄转译为英文，芒特泰伯有限公司出版，一八八〇年）。此说与以下即将展开的故事—— 一部家族纪事——却无甚关联，或许故事第一部分倒是和托尔斯泰的另一篇作品《童年与祖国》（Detstvo i Otrochestvo，庞休斯出版社，一八五八年）较为接近。

凡的外婆达莉娅（“多莉”）· 杜尔曼诺夫是布拉多州长、彼得· 泽姆斯基王子的女儿，那地方是美国的一个行政区，位于我们广袤而多彩的国家的东北部。彼得· 泽姆斯基王子一八二四年娶了时髦的爱尔兰女子玛丽· 奥赖利。多莉是他们的独女，生在布拉多，并于一八四〇年，也就是在她稚嫩而任性的十五岁妙龄时嫁给了伊凡· 杜尔曼诺夫将军，后者是一位平和的乡绅，官至育空要塞司令，统辖塞文托里斯的大片土地。塞文托里斯类似于镶嵌在边疆的一个附庸小国，仍被昵称为“俄罗斯”艾斯托提，与“俄罗斯”加拿第（另称“法兰西”艾斯托提）呈马赛克状有机交错，不仅法国人，还有马其顿和巴伐利亚移民也在我们的星条旗下安享太平的日子。

不过杜尔曼诺夫夫妇最喜欢的领地却是拉杜加，即与其家族同名的堡垒周围的地区，在艾斯托提境外，位于北美大陆大西洋一侧，在新柴什尔州优美的卡卢加及美因州同样优美的拉多加之间。那里有他们的世袭领地，三个子女也在那里出生：一个儿子弱冠之年便已成名却早离人世，还有一对孪生姐妹。多莉秉承了母亲的美貌和脾性，但也保留了更古老的祖先血统：古怪且常常很糟糕的品位，比如说，她给女儿们起的名字就充分彰显了这一点——阿卡和玛丽娜（“为什么不叫托凡娜呢？”好脾气的且已长出顶级角叉的将军疑惑地问道，同时有节制地大笑着，随即又装作超然地轻咳一声止住了笑——他很畏惧夫人的肝火）。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烟雨蒙蒙、温暖翠绿的卡卢加，芳龄二十五、受着惯常的青春期偏头疼困扰的阿卡，与沃尔特· D．维恩结婚，新郎是曼哈顿银行家，有古老的盎格鲁-爱尔兰血统，与玛丽娜有着长期的炽热恋情，而这风流韵事很快还将间歇性地延续下去。玛丽娜于一八七一年的一天嫁给了她首位情人的嫡亲堂兄弟，也叫沃尔特· D．维恩，小伙子同样富足，却少了好些情趣。

阿卡丈夫名字里的D代表德蒙（德米安或杰缅季的变体），亲戚们也这么叫他。在社交界人们通常称其为“黑· 维恩”或干脆叫“黑· 沃尔特”，以区别于玛丽娜的丈夫“杜拉克· 沃尔特”或是“红· 维恩”。德蒙的双重嗜好便是收集老旧的绘画和年轻的女子。他也喜欢使用不新不旧的双关语。

丹尼尔· 维恩的母亲是特伦贝尔家族的成员，他总爱喋喋不休地对这个姓氏加以解释——除非有被他烦透了的人把话题引开——美国历史上，英语单词“bull”是如何转变为新英格兰的“bell”的。二十多岁时，他不明就里地“进入了商界”，且顺风顺水发展成一个曼哈顿艺术品商人。他对于绘画——至少在最初是如此——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在营销上也毫无天分，但无论“职业”如何起起伏伏，都撼动不了维恩家族精通生意且锐意进取的诸位前辈创下的坚实基业。他坦承自己不怎么热衷居住乡间，因而到了暑期他只在拉多尔附近位于阿尔迪斯的豪宅里度两三个周末，还小心翼翼地躲着太阳。少年时代之后，他便很少光顾他的另一份地产，在北边卢加附近的基特支湖，包括了那片方正得有些奇怪但又的确是天然的水体——或者说实际上就是由这片水域构成的。他曾凭一根栖木沿对角线渡到对岸，耗时半个钟头。他和精于垂钓的堂兄弟共同拥有这片领地。

可怜的丹的情色生活既不复杂也不动人，却也不知怎的（他很快便忘掉了当初的确切情形，就像一个人冲动之下做了件轻便大衣，断断续续穿了至少两季之后，也就忘记了其尺寸和价钱）就轻易地爱上了玛丽娜，早在杜尔曼诺夫世族还拥有拉杜加领地时（后来卖给了艾略特先生，一位犹太商人）他便认识了这家人。一八七一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在曼哈顿第一幢十层大楼正在上升的电梯里向玛丽娜求婚，在升至第七层（玩具店）时遭到了严词拒绝，便独自下了楼。为了散心，他朝着与福格相反的方向第三次踏上了环球之旅，每次路线完全一样，如同被激活了的平行线。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他在热那亚的同一家旅馆，与已经雇用过两次的气味难闻却和蔼友善、穿牛奶巧克力色衣服的导游制订夜玩计划，此时玛丽娜的一封航空电报（是由他在曼哈顿的办公室转来的，已经迟了整整一周，一个新来的姑娘因疏忽大意将其归在了标有“韵事”的文件格子里）由一只银托盘盛着呈递给了他，称将在他返美后与他成婚。

根据一份报纸的周日增刊——该刊刚开始在连环漫画页上登载现在早已寿终正寝的《晚安孩子们，尼基和潘佩内拉（一对可爱的同睡一张窄床的小姐妹）》，它们与其余旧报纸一起被保存在阿尔迪斯庄园主楼的阁楼上——的报道，维恩-杜尔曼诺夫的婚礼于一八七一年的圣爱德莱达节举行。十二年零八个月后，在存放着尘封多时的硬纸盒的阁楼里，在有一束热辣的阳光射进来的老虎窗下，两个赤裸的孩子—— 一个黑头发，皮肤晒成了褐色，另一个也是黑头发，肤色则白如凝脂——俯身比较着两张照片的日期。一张是报纸上的（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一张是专业摄影师拍的照片（原本装在豪华的深紫色相框里，架在玛丽娜丈夫那张下有可容双膝空间的书桌上），照片一角有玛丽娜用潦草的字体记下的日期，时间还记错了（一八七一年八月十六日）。两张照片在所有细节上都完全一致——包括新娘的胶化面纱上颇为平常的下摆，被前庭的微风略略吹起，遮掩着新郎的长裤。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一个女婴降生于阿尔迪斯，她公认的父亲在拉多尔县的别墅中，出于某种隐晦的纪念意义，给女孩取名为爱德莱达。另一个姑娘于一八七六年一月三日出生，这回可是丹自己的骨血了。

除了那份保存完好但傻气十足的《卡卢加报》陈旧的插图版外，我们爱玩闹的潘佩内尔和尼科莱特在同一间阁楼里还找到了一盒卷轴带，后来才知道（是帮厨的小男孩基姆的发现，看到后面就会明白）里面是由那位环球旅行家拍摄的一大卷缩微胶片，其中有很多奇异的集市、着色的小天使以及撒尿的顽童，这些景物在不同的角度和光影之下重复出现了三次。很自然，一个人在开始经营一个家庭的时候，不可能将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抖搂出来（例如在大马士革的集体照场面，主角就是他和那位镇定地吸着雪茄、右腹部有条迷人伤疤的阿肯色州考古学家，还有三个丰腴的妓女以及老阿奇的早产儿，这是照片里的第三位男性、一个真正的英国好汉的戏称）；不过胶片的大部分——与之存放在一块儿的还有纯粹就事论事的便签，不太好查找，因为几本四处散落的旅游指南里还夹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书签——是丹在曼哈顿那获益颇多的蜜月期间为新娘子拍的。

然而两个孩子最棒的发现得自这个承载着过去的角落的下面一层。那是一本绿色小纪念册，上面整洁地粘着玛丽娜在埃克斯采摘的或是从别人那儿得到的花儿，埃克斯是瑞士山区的一处名胜，距布里格不远，她在婚前曾旅居于此，主要租住在一座木屋里。头二十页装饰着不少小株植物，那是一八六九年八月随意采摘来的，在木屋旁草木茂盛的山坡上或是在弗洛里酒店，或是在附近疗养院的花园里（可怜的阿卡开玩笑地称之为“我的nusshuaus”，而玛丽娜则在她的地点说明里煞有介事地把那标注为“家园”）。开头的二十页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植物学或心理学的兴趣；最后五十多页则为空白；而中间部分虽然标本数量远不如前面多，却由无生命的花朵的幽魂上演了一小出相当正规的情节剧。标本贴在对开的两页纸的一页上，下一页则是玛丽娜· 杜尔曼诺夫写下的笔记。

阿尔卑斯蓝耧斗菜，瓦莱的埃克斯，六九年九月一日，得自一位住酒店的英国人。“阿尔卑斯耧斗菜，你眼睛的颜色。”

鹰耳，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埃克斯，采自拉皮内医生高山花园的围墙之外。

金色（银杏）树叶：从一本叫《关于“地界”的真相》里掉落的，那本书是阿卡在返回疗养所时送我的。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人造雪绒花，我的新护士带来的，附有阿卡的一张便条说此花采自家里的一棵“寒碜且古怪”的圣诞树。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兰花花瓣，九十九株兰花中的一朵，相信吗？是昨天用快递寄给我的，准确无误，寄自马里泰恩阿尔卑斯山的安米娜别墅。收好了十株给阿卡带回去。瑞士瓦莱的埃克斯。“在命运的水晶球里飘雪”，他过去常这样说。（日期抹掉了。）

库奇的龙胆，珍稀植物，是小爪子（亲爱的）拉皮内从他“沉默的龙胆园”里取来的。一八七〇年一月五日。

（形状碰巧如同一朵花的蓝墨水渍，或是油墨毡笔的涂抹痕迹）水生物种的复杂并发体。埃克斯，七〇年一月十五日。

精美的纸花，在阿卡的钱包里找到的。埃克斯，一八七〇年二月十六日，一位病友在“家园”里做的，不再属于她了。

龙胆（春天的）。埃克斯，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采自我的护士住的小屋外的草地。今天是待在这里的最后一日。

对这一古怪而令人生厌的财宝，两个小探险家作了如下评论：

“我可以推断出三个要点，”男孩说，“未婚的玛丽娜和她已婚的胞妹在我的出生地过冬；玛丽娜有自己的医生昆利克，可以这么说；兰花是德蒙寄来的，他喜欢住在海边，海是他深蓝色的曾祖母。”

“我来补充，”女孩说，“那花瓣属于比较平常的蝴蝶兰；我妈妈比她胞妹还要疯狂；那朵如此爽快地送出的纸花是一种早春变豆菜的完美复制品，我去年二月在加利福尼亚沿海的山坡上看见过成片的此类植物。昆利克医生，就是你，凡，提到的我们当地的博物学者——如同简· 奥斯丁为快速叙述信息所采用的措辞（你记得布朗的，对吗，史密斯？②）——已经认定我从萨克拉门托带到阿尔迪斯的标本为‘豆菜’，是B、E、A、R，我亲爱的，不是我的或你的脚，也不是那个斯塔比伊撒花姑娘的脚——这个说法要是你父亲知道了，准会来个这个（打了个美国式的响指）表示理解。”她继续道，“你应该感谢我没说它的学名。顺便说一下，另一只脚——就是那棵可怜的圣诞树上的狮掌——是同一个人制作的，他很可能是那个病得不轻、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远道而来的中国少年。”

“你真不错啊，潘佩内拉（你在丹叔叔的图画书里见过这个撒花姑娘，而我去年夏天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博物馆里欣赏过）。现在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穿起短裤、衬衣，立刻下楼将这本纪念册埋起来或烧掉吗，姑娘。我说得对吧？”

“对，”爱达答道，“销毁并忘掉。不过下午茶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呢。”

关于那个“深蓝”的说法，还留有这么一段：

前艾斯托提总督伊凡· 杰姆诺希尼王子，即孩子们的高曾祖母索菲娅· 泽姆斯基（一七五五——一八〇九）的父亲，也是前鞑靼时期的统治者雅罗斯拉夫家族的直系后裔，这个姓氏有千年历史，在俄语中便具有“深蓝”之意。不少人在意识到属于这样的族谱时激动万分，而凡却碰巧对此无动于衷；他毫不在意白痴们把冷漠与热情一并归因于势利这一事实。凡总是能够透过家族世系的郁黑枝叶，分辨出一片赏心悦目、无所不在的夏季天空，那光洁的背景会让他情不自禁地产生审美感动。他在日后的岁月里重读普鲁斯特时，总不免泛起一阵厌恶以及粗粝的心痛（正如同他再也无法享用那种带香味的土耳其软泡泡糖）；然而他最钟爱的辞藻华丽的部分还是有涉“盖尔芒特”这个家族名字的段落，该名字的气韵与凡近乎深蓝的家世融合在他思维的棱镜之中，愉快地逗弄着他那点文雅的虚荣。

气韵还是运气？不得体。换个说法！（新加的旁注，爱达· 维恩的笔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