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印:魂系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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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很久以前,1美元能兑970里拉,我32岁。地球也比如今轻了二十亿个灵魂。在那个寒冷的十二月的夜晚,当我抵达火车站原文stazione,意大利语,作者在文中谈到威尼斯的地名以及某些专有名词时,多用意大利语单词,后文都用仿宋体表示,不再注明。的酒吧时,里面空无一人。我站在那里,等待着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来接我。

她来得很晚。

每个旅行的人都知道这种困境:这是一种疲劳与忧虑的混合。这是钟面和时刻表开始向下的时刻,是细察你脚下的大理石曲张的纹理的时间,是吸入阿摩尼亚和在寒冷的冬夜由蒸汽机车的铸铁引发的沉闷的气味的时候。这些事,我全做了。

除了那个打哈欠的侍者和站在收银台边一动不动像个佛一样的大妈外,酒吧里看不到任何人。可是,我们彼此都爱莫能助:在他们的语言中,我只知道“espresso”意式咖啡。这个词,这是我仅有的语言钞票,但已经花掉了;而且,我还用了两次。我也曾从他们那里购买了第一个表情包,在即将到来的几年里,它代表的是“邪恶之国”、“社会运动”和“必死无疑”这三个词的意大利语首字母缩写都是MS。:这也是我的第一个“MS”包裹。所以我提起我的行李袋,走了出去。

只有在谁的眼睛注意到我白色的伦敦雾牌风衣London Fog,美国著名制衣公司,二战时曾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生产风衣。和深褐色的博萨利诺帽Borsalino,意大利著名制帽公司。1942年亨弗莱·鲍嘉在《卡萨布兰卡》中即戴此帽,1970年阿兰·德龙在同名黑帮片Borsalino(《江湖龙虎》)和1974年续集Borsalino & Co.(《江湖大杀手》)中也戴此帽。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剪裁出一个熟悉的轮廓。当然,夜晚本身将毫不困难地把它吸收掉。我相信,角色扮演是每个游客的重头戏,而此刻,我心中的意大利是五十年代的黑白电影和我那同样是黑白两色的职业媒介指作家用白纸和黑字写作。的一种融合。因此,冬天是我的季节;我想,我缺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条围巾,不然看起来我就像个本地的流氓或烧炭党人了。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并不显眼,我适合融入背景,或者填满一部低成本的侦探剧的画面,也许,更可能是走进一部情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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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是个有风的夜晚,在我的视网膜可以显示东西之前,我已经被一种彻底的幸福感弄得神魂颠倒:我的鼻子被冰冻的海藻气味——对我而言它一直是幸福的同义词——击中了。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新割下来的草或干草;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是圣诞节的松针和橘子的芬芳。就我来讲,它是冰冻的海藻(seaweed)——这部分是因为这个连接词的拟声性(在俄语中,海藻是一种美妙的藻类植物俄语中,海藻(Vodorosli)的发音类似于英语中的美妙(wonderful)。),部分是由于在这个观念下的一种轻微的不协调性和一种隐藏在水下的戏剧。我们会在某些元素中认出自己;在我于火车站的台阶上闻到这种气味之前,隐藏的戏剧和不协调性就已经成为我的特长很久了。

无疑,这种气味的吸引力应该归之于我在波罗的海边度过的童年,归之于来自蒙塔莱Eugenio Montale(1896—1981),意大利诗人,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诗歌里的那个漫步着的赛壬的家。然而,我对这个吸引力仍有疑惑。首先,那个童年并不是多么快乐(童年很少是快乐的;确切地说,它是一所自我厌恶和心神不定的学校);至于波罗的海,事实上,你得是条最滑头的鳗鱼才能逃脱我与波罗的海的那种纠葛。至少,作为一个乡愁的主题,这个童年几乎是不合格的。我总是觉得,这个吸引力的来源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它超越了传记的疆界,超越了一个人的基因的组成——在某个人的下丘脑的某个地方,它储存了我们的脊索动物祖先们与生俱来的领域——例如引发这种文明的那条“鱼”ichthus,原文为希腊文。曾被基督徒作为暗号,因其可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等五个希腊文单词的缩写,故有此语。——的印象。而这条鱼是否快乐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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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归根结底,一种气味是对氧平衡的干扰,是别的元素——甲烷?碳?硫磺?氮?——对它的入侵。靠着这种入侵的紧张性,你闻到了一股香气,一种气味,一股臭气。这是一个分子事件,而幸福,我猜,是认出处于自由状态的构成你自身的元素的那一刻。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它们大量来自于那里,冷风下,我觉得我已经走进了我自己的自画像中。

这里的背景全部都处在教堂众多的穹顶和连翩的屋顶的黑暗轮廓里;一座桥拱悬在一片黑色弯曲的水体之上,两头却都被无限性所剪除。在夜里,异域的无限性带着最后一根路灯柱一起抵达,而它距此二十米开外。一切都很安静。几条亮着朦胧的灯光的小船不时晃荡一下,那个试图停在水面的黑色油布上的仙山露酒霓虹灯的巨大投影,也被它们的螺旋桨搅碎了。

不待投影静止,寂静便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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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感觉完全就像是到了乡下,抵达了某个不可知的、没有意义的地点,也许是你自己——已多年不在——的出生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感觉可以归之于我自己的匿名性,归之于在火车站的台阶上那个长身材的人的不协调性:一个容易遗忘的目标。同样,那也是个冬天的夜晚。我记起很久以前,我在前世中指布罗茨基在被苏联政府流放前的人生。下文中的“俄国”也是指苏联。把翁贝托·萨巴Umberto Saba(1883—1957),意大利诗人,但其出生并长期生活在原属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海滨城市的利亚斯特。的一首诗的开头翻译成俄语,“在狂野的亚得里亚海的深处……”在深处,我想,在荒僻之地,在狂野的亚得里亚海的一个遗失的角落……我只要简单转个身,就会看见都市风格的火车站,它整个沉浸在霓虹灯的长方形的光芒里,还会看见显示为“VENEZIA”(威尼斯)的几个大写字母。但我没转身。天空满是越冬的星斗,在乡下,这是常有的景象。似乎,在某个地方,在远处,有条狗在吠叫,或者,你听到的可能只是公鸡的鸣声。闭上双眼,我看见一丛冰冻的海藻,倚靠着一块潮湿的,也许是结了冰的岩石舒展开来,我知道它存在于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可是具体的地点却被遗忘了。

我就是那块岩石,而我左手的手掌就是那丛舒展开的海藻。

不久,一艘巨大的平底船,有点像是沙丁鱼罐头和三明治杂交的玩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浮现了出来,砰的一声,泊进了火车站的码头。几个人冲到岸上,从我身边经过,快步走上了通往终点站的阶梯。然后,我看见了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

这个景致让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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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好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致,同样是在那个前世:俄国。这景致假借一个斯拉夫语言文化研究者的名义,确切地说,是以“马雅可夫斯基”学者的名义来到了那里。在我那个圈子的人看来,这样的身份近乎意味着这个景致没有资格成为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主题。可结果恰恰其反,这应该是出于对她的视觉特性的衡量。她有5英尺10英寸(约178厘米)高,骨骼纤细,大长腿,小窄脸,栗子色的头发,榛子色的杏仁眼,形状完美的嘴唇里吐出的过得去的俄语,同样迷人的笑容,穿着华美的、轻薄如纸的麂皮绒和相称的丝绸衣服,散发着对我们来说闻所未闻的、魅惑人的香水的芬芳,这个景致很容易就成了曾经令人惊讶地在我们当中插过足的最为优雅的女性。她是那种能让已婚男人们大做湿梦的女人。而且,她还是个威尼斯人。

所以我们没有理会她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理睬与之相伴的她对我们这群三十年代的缺心眼的先锋派的情绪,而把这二者都归之于西方的轻浮。我想,即使她公开声明自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我们也依旧会贪恋她的美色。她绝对是个让人惊艳的女人,而后来当她迷上我们圈子边缘的可能是最糟的笨蛋——某个亚美尼亚裔的高薪傻瓜——的时候,普遍的反应是惊异和恼火,而不是嫉妒或者男人气的惋惜。当然,细想一下,我们也不该对被某种浓烈的种族汁液弄脏的一块精美的蕾丝生气。可我们还是生气了。因为这不只是一种失望:这是对这种织物的一种背叛。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把派头和实质,把美貌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总之,我们是一群书呆子,而人到了一定年龄,如果你信仰文学,你会想让每个人都分享——或者每个人都应该分享——你的信念和品味的。所以,如果哪个人看起来气度非凡,他肯定是我们中的一员。由于对世界之外,特别是对西方一无所知,我们还不知道,派头可以被批发购买,更不清楚美貌可能只是件商品。因此我们把这道景致当成是我们的理想和原则的肉体延展,还有化身,而她穿戴的衣饰,包括显而易见的东西,都属于文明。

这种联系如此强烈,而这道景致又是如此美丽,乃至到了现在,多年以后,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并且似乎是身在不同的国家,我又开始不知不觉地滑进了这个老模式里。在拥挤的水上巴士的甲板上,当我紧贴着她的海狸皮大衣站着时,我问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对最近出版的蒙塔莱的《经文歌》的意见。而在她榛子色的瞳孔边缘的火花里所反映出来的,是她那三十二颗珍珠般牙齿的熟悉的闪光,并且,它还发扬光大,上升到了头顶的银河里波光粼粼的银光之上,这就是我得到的所有的反应,但这已经很多了。到文明中心来询问其最新的情况也许是种同义反复。也许,我非常不礼貌,因为蒙塔莱这个作家并不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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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穿过夜色缓慢前行的小船,就像是穿越潜意识的一段连贯的思想的走廊。在两侧,在齐膝深的漆黑的水里,矗立着黑暗宫殿的巨大的雕花箱子,里面装满神秘莫测的珍宝——从不时由百叶窗的裂缝里显现的低强度的黄色电光来判断,最有可能是金子。确切地讲,这所有的感觉都是神话的,独眼巨人式的:我已经进入了我在火车站的台阶上看到的那种无限性,现在我正向它的居民们中间驶去。在我们的身边,是一群斜倚在黑色的水里昏睡的独眼巨人,它们时而抬起或放下一只眼皮。

那个紧靠着我的裹着海狸皮的景致开始用一种有点低沉的嗓音解释,她要带我去我的旅馆,在那儿她为我订了个房间,也许我们明天或者后天见面,她想把我介绍给她丈夫和她妹妹。我喜欢她嗓音里的这种低沉,尽管相对这个消息而言,它更适合这个夜晚,我用同样的密谋语气回答,能见到潜在的亲戚,总是件让人高兴的事。这话对此刻而言有点过火了,但她用相同的压抑的方式笑了笑,把一只戴着棕色皮手套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嘴唇上。我们周围的乘客大多是黑头发的,他们的数量是让我们亲近的原因,他们一动不动,同样压低了他们彼此之间偶尔谈话的声音,似乎他们交流的内容也具有一种亲密的本质。然后,天空瞬间被一座桥的宏伟的大理石圆弧遮住,突然间,一切都被光亮淹没了。

“里亚托桥。”

她用她的正常的声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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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水上旅行,即使是短程的旅行,也总有某种原初的东西。你会被告知,你不应该在那里,而这与其说是你的眼睛,耳朵,味觉,或手掌告知的,还不如说是你的脚告知的,作为一种感觉器官,它可以察觉到奇怪的表演。尤其是在夜晚,当水面变得像路面一样时,水把水平度原理弄得动荡不定。不管在你的脚下它的代用品——甲板——有多么牢固,在水上,你会比在岸上稍微警觉一点,你的机能会更多地用在平衡上。例如,在水上,你永远不会像在街上那样心不在焉:你的两条腿支撑着你,你的理智处在警醒状态,你就像是某种圆规。好吧,也许,当你航行在水上时让你的理智更加敏锐的东西,实际上是那些愉快古老的脊索动物的一种遥远曲折的回声。无论如何,在水上你对别的东西的感觉变得更加灵敏,似乎被一种共同的和一种相互的危险强化了。而迷失方向作为一种心理范畴,与其作为一种导航范畴不相上下。尽管这样,十分钟后,虽然我们还在向同一个方向航行,我却看见了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的箭头至少和我的偏离了45度。

很可能是因为这段大运河太亮了。

我们在学院码头上了岸,成为坚实的地形和相应的道德准则的牺牲品。在漫步走过一小段狭窄的小巷后,我被寄放到了一个有点与世隔绝的家庭旅馆的大堂,我的脸颊被吻了一下——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吻在了弥诺陶Minotaur,希腊神话中被关在克里特岛迷宫里的牛头人身怪兽。的脸上而不是勇敢的英雄的脸上——并祝我晚安。随后,我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希腊神话人物,克里特岛国王之女,她曾用线团引导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弥诺陶并走出迷宫。消失了,留下了一节香味扑鼻的线索,那是她的昂贵的香水的气息(是“一千零一夜”吗?),它迅速地消散在一个充满微弱但无处不在的尿骚味的家庭旅馆的发霉的气氛中。

我盯住家具看了一会。

然后,我扑倒在了枕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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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就是我如何在这座城市第一次发现我自己的。正如结果那样,对于我的这次来临,没有任何特别幸运或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如果那天晚上究竟预示了点什么的话,这就是我将永远不会占有这座城市;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渴望。作为一个开始,我想这个情节还可以,尽管到目前为止还只涉及到“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它却并不标志着我们的相识的终结。后来,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我见了她两三次;事实上,我被介绍给了她妹妹以及她的丈夫。前者原来是个可爱的女人:她和我的阿里阿德涅的个子一样高,身材也很苗条,也许,甚至她更加聪明,但也更忧郁,我能看出来,她甚至更加已婚。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后者长什么样,因为这样做纯属多余。他是个人渣建筑师,他的那种可怕的战后信念对欧洲的天际线造成的损害比二战时期任何纳粹德国的空军还要多。在威尼斯,他用他的高楼大厦糟蹋了两个美妙绝伦的中央广场,一个自然是家银行,因为他这个品种的人畜酷爱银行,他以百分之百的自恋的狂热,还有果对因的渴望,热爱着银行。仅仅因为这幢“结构”(就像他们当时称呼它的那样),我想,他活该被戴绿帽子。但既然他像自己老婆一样——这泥瓦匠似乎也是个共产党员,那个活,我决定最好还是留给他的一个同志来干。

挑剔苛求只是一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之后的一个忧伤的夜晚,当我从我的迷宫深处呼唤“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的时候,也许是从我的蹩脚的意大利语里觉察到某种麻烦的东西,泥瓦匠砍断了我的阿里阿德涅传递给我的线索。所以现在,这项工作只能由我们红色的亚美尼亚弟兄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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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后来,我听说她和那个人渣离了婚,嫁给了一个美国空军飞行员,这家伙结果是我大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的市长的外甥,我曾经在那里待过。世界很小,你活得越长,越是发现没谁能把它弄得更大。所以当我寻求安慰时,我可以从这种想法里找到它,那就是我俩现在都正走在另一片大陆的相同的地面上。当然,这听起来像是诗人斯塔提乌斯Publius Papinius Statius(45—96),古罗马作家。但丁在《神曲》中写到斯塔提乌斯在经历了炼狱的救赎后与维吉尔和但丁登上炼狱山。在对维吉尔说话,不过像我这样的人把美国视作某种“炼狱”(Purgatorio)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更不用说但丁自己也做过同样的暗示了。唯一的差别是她的天堂比我的确定得多。此处指共产主义者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实现后的天堂。从此,我走进了她如此雅致地开启的布罗茨基版的“天堂”(Paradise)。不管怎样,在过去的十七年里,我一直频繁地回到这座城市,或者说反复在这座城市中再现,频率之高犹如噩梦。

除了有两三次例外,由于心脏病发作或者相关的紧急情况,其中有我的也有别人的,每个圣诞节或之前的几天,我都会从某个火车/飞机/轮船/巴士里钻出来,拖着我的装满书和打字机的沉甸甸的行李箱,向这家或那家旅馆,这间或那间公寓的门口走去。在那道景致变得黯淡无光之后,我在这里设法发展了一两个朋友,那些公寓通常是他们提供给我的便利。以后,我会试着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安排时间(尽管这样的计划同义反复到了倒退的地步)。目前,我想声称,虽然我是个北方人,可我的伊甸园概念既不取决于天气,也不取决于温度。而且,我宁愿把它的居民,还有不朽一并抛去。冒着被人指控为堕落的危险,我坦白,这个概念纯粹是视觉的,与克劳德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的关系比与克瑞德creed,教义。布罗茨基在此运用了两个词的谐音。的关系更大,而且只是存在于近似之中。就此而言,这个城市是最接近于我的伊甸园概念的。既然我没被授权去做个真正的比较,我可以允许自己有局限性。

我现在在这里说到这个,是为了避免读者幻灭。我不是个有道德的人(尽管我努力保持我的良知平衡)或圣人;我既不是个唯美主义者也不是个哲学家。我只是个神经质的人,受环境或被我自己的行为所左右;但我善于观察。因为我挚爱的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yunosuke(1892—1927),日本小说家。曾说,我没有原则;我拥有的只是神经。因此,与之相伴的更多的是眼睛而不是信念,包括那些关于如何展开一场叙述的东西。眼在笔先,我决心不让我的笔在它的岗位上撒谎。既然已经冒了被人指控为堕落的危险,我也就不再惧怕被人指控为肤浅了。表面——它是眼睛首先留意的东西——常常比它们的内容诉说的要多,当然,除了在来世,它显然只是暂时的。既然我已经把这个城市的脸审视了十七个冬天,到现在我应该有能力可信地完成一个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国巴洛克画家,曾长期在罗马工作,创作《四季》。式的任务:画出这个地方的样子,如果不能画出一年的四季,那就画出一天的四个时刻。

这是我的野心。如果我走到了岔路上,是因为在这里被岔路误导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也与水相共鸣。换句话说,即将来临的东西产生的可能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不逢时”的泥水的泛滥。有时,它看起来是蓝色的,有时是灰色或棕色的;但它的寒冷和不适于饮用却是不变的。我忙于滤取它的原因,是水里有众多的倒影,而在它们中间有我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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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旅馆房间里的镜子天生就没有生气,在看了这么多次后它变得更加晦暗了。特别是在这座城市里,它们返还给你的东西不是你的身份,而是你的匿名性。因为在这里,你自己是你没有兴趣观看的一样东西了。第一次在此客居,在敞开的衣橱里瞥见自己穿着衣服或光着的身体,我经常觉得惊讶;不久,我开始对这个地方施加给一个人自我意识的伊甸园式的或来世般的影响感到奇怪。在随后的某个时间,我甚至发展出一个过度冗余的理论,即身体吸收城市,而镜子吸收身体。显然,其净效果就是相互抵消。一个映象不可能会在意另一个映象。这个自恋的城市足以把你的心灵转化为水银合金早期的制镜工艺是在玻璃的表面涂上一层水银与锡箔的合金。,同时卸去它的全部深度。一般的旅馆和家庭旅馆对你的钱包的影响相同,因此它们让人感到意气相投。在待上两个星期之后——即使是淡季的价格——你会像个佛教的和尚一样,变得既一文不名又大公无私。倘若你到了某个年纪又入了某个行当,大公无私即便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也是受欢迎的。

当然,现今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了,因为诡计多端的家伙们在冬天让三分之二的小地方歇了业;剩下的三分之一则全年营业,以保持那些让你望而生畏的夏天的价格。如果你运气好,你可以找到一个公寓,自然,随之而来的还有主人在绘画、椅子和窗帘上的个人趣味,在他浴室的镜子里映出的你的脸上,会带有一丝模糊的非法的感觉——简言之,恰好带有你想要摆脱的东西:你自己。尽管这样,冬天还是一个抽象的季节:甚至在意大利,它也缺少色彩,偏爱短暂的白昼和寒冷的律令。这些事物将你的目光对准外界,其亮度胜过了晚上让你看清自己容颜的电灯泡。即使这个季节并不一定能减轻你神经的紧张,它仍然让它们屈服于你的本能。

美在低温下也依然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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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总之,我将永远不会在夏天来这里,哪怕是在枪口的威胁下也不来。我对炎热的耐受力很差;碳氢化合物即屁。和腋臭气味的充分排放让我觉得更加糟糕。那些穿着短裤像一群动物似的一伙伙人,特别是那些德语的嘶鸣声,同样让我神经紧张,因为他们的——任何人的——躯体,与纵列的柱子、壁柱和雕像相比都相形见绌;因为他们的移动性——和所有推动它的东西——要表达的,与大理石的静态相对抗。我猜我是那些相比流动更偏爱选择的人里的一个,而石头总是一个选择。在这座城市里,不管一个人的身体如何体魄超群,在我看来,它都应该被衣服所遮蔽,哪怕仅仅是因为它是移动的。衣服也许是我们借以接近大理石所做的选择的唯一方式了。

我想,这是一个极端的观点,但我是个北方人。在抽象的季节,生命似乎比在任何其他的时间更真实,甚至在亚得里亚海也是如此,因为冬天里,一切都变得更严酷,更荒凉了。要不然,就把这当作是为威尼斯时装店做宣传吧——在低温下,它们的生意总是好得爆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在冬天我们仅仅是为了保暖也需要更多的衣服,更不要说隔代遗传的那种人要褪去身上毛皮的强烈欲望了。然而没有哪个旅行者到这里来,会不带一件备用的毛衣、夹克、裙子、衬衫、短裤,或者宽松的上衣的,因为威尼斯是这么一个城市,陌生人和本地人都已预先知道,我们将在这里展览自己。

不,两足动物们在威尼斯血拼和盛装打扮的理由并不完全是实际所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座城市似乎在向他们发起挑战。对于我们外表、躯体的缺陷,对于我们容貌本身的不完美,我们都怀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我们在这座城市的每个台阶、每个拐角、每个远景和每个尽头所看见的东西,无一不使我们的情结和不安全感变得更糟了。这就是一个人——特别是女人,但男人也一样——会一到这里就拼命地冲向商店的原因。美包围着我们,以至于我们立刻萌生出一种混乱的、动物般的渴望,想要与其媲美,与其平分秋色。这与虚荣或者与此处镜子的天然过剩没有任何关系——最大的一面镜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水。这只是因为这个城市告诉了两足动物们何为视觉上的优越性,而在他们的自然巢穴和他们所习惯的环境中,这一点是匮乏的。这就是为什么皮草会在这里飘扬,同样,小山羊皮、丝绸、亚麻布、羊毛,还有各种别的织物,也都在这里招展。可回到家后,当人们盯着他们弄到的玩艺时,顿时就傻眼了,因为他们完全知道在本地的话,如果不让本地人心生反感,就没地方去炫耀这些战利品。你必须让这些东西在你的衣橱里消失或者枯萎,否则,就把它们送给你年轻的亲戚们。举个例子,我记得在这里买过几样东西——显然,是赊账的——后来,我却再没有胃口或神经去穿用了。这里面有两件雨衣,一件是绿芥色的,另一件是色调柔和的咔叽色。后来它们让世界最棒的芭蕾舞演员和我这篇文章所用语言的最棒的诗人的肩膀优雅起来——尽管这两个绅士在身段和年龄上与我不同。这是本地的街景和透视导致的结果,因为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人与其说是他自身独特的容貌,不如说是个剪影,而一个剪影是可以被改善的。同样,大理石饰带、镶嵌物、大写字母、檐口、浮雕和线脚、有人居住和无人居住的壁龛、圣徒、非圣徒、少女、天使、光屁股的小天使、女像柱、三角墙、阳台和它们的大幅度向上弯曲的小腿,以及哥特式的或者摩尔式的窗户本身,这些都让你变得自负。因为这是一座目光之城;你别的官能所扮演的是微弱的次要角色。而仅仅是看着本地建筑门面的色调和节奏如何试图平息波浪那千变万化的颜色和图案,你就会想要抓起一条精美的围巾、一个领结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它甚至把一个根深蒂固的单身汉粘到了被五颜六色花枝招展的裙子淹没的一扇橱窗前,更不用提漆皮鞋和小山羊皮靴子了,它们散落得到处都是,就像是停泊在乐湖凹the laguna,地名,即威尼斯所在的潟湖。的各种各样的小船。不知怎的,你的眼睛总会怀疑,所有这些东西和外面的街景都是从同一块布上剪裁下来的,无论标签如何证明。归根到底,眼睛并没有错得离谱,哪怕只是因为这里每样东西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被看见。更加归根到底的是,这座城市是脊索动物的真实的胜利,因为眼睛,我们仅有的裸露的、像鱼一样的内脏器官,实际上是在这里游泳:它迅速向前游动,拍打,振荡,向下潜沉,上浮。它暴露的胶状物带着返祖的快乐逗留在宫殿、钉子般的高跟鞋、贡多拉等的倒影上,在这种把它们带到存在表面的中介中所认出的不是别的,却是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