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向不一致

对最优进化挑战的第二类答案源自于我们希望采用的标准与控制进化的标准之间的偏差。进化选择讲究内在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就是说，这种适应性既包括个体自身的适应性，也包括由基因亲缘度所决定的社会伙伴的适应性。而我们在优化方面看重的则是这样一些价值：健康、成就、有知识、有意义的关系和美德——对我们来说，这些品质要比尽最大可能繁育后代更重要。

这种目标上的背离为有前途的体质增强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在我们能指出这类价值取向不一致的地方，我们不必假定人类的才智超越自然进化就可以应对最优进化的挑战。一个从没有设计过汽车的普通技术员（更不用说那些精英了）就能够将一辆宝马改造成一个粗陋的雨水收集装置。如果碰巧我们这会儿需要的正是集雨器，那它的价值就超过一辆汽车，从我们的观点看，这也应算是一种增强。同样，我们或许可以改善人的机体，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特异目标，尽管我们无法像自然界的生存繁育机制那样来增强其表现。

这并非对我们希望增强的所有生物性状都有效。我们看重的许多性状在人类早期的生存环境中也起着提高繁殖成功的作用，健康就是一个例子。但我们看重的许多其他性状则对进化的成功没有贡献。避孕技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输精管结扎术、避孕药和其他避孕方法可看作是一类增强措施，因为它们能够提高我们对生殖系统的控制。我们看重这类增强措施，是因为它们促进了计划生育并提高了择偶的选择性。为什么进化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简单的生殖开关功能，这并不难理解。

我们至少可以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价值取向偏离。其一，那种使个体的内在适合度最大化的性状未必总是其最优性状。其二，这些性状对社会或非个体对象来说也未必总是最好的。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不一致性表明增强型干预有可能是可行的。

例如，我们可以采取干预措施来提高我们的厌烦阈值水平。这种干预可能会使我们生活得更加愉快：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并从工作中、业余爱好中和其他人身上得到更多的快乐。按理说，低的厌烦阈值是人类对早期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它会阻止我们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与生存和繁衍生息无关的事情上。这里不是说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耐烦能力提到无限高（即看什么都不烦，都高兴——译者注），而是说平均来看，我们的厌烦阈值应高于让我们感到生活最美好和满足的那些事情的水平。通过某种药物或基因干预的手段，适当提高这种厌烦阈值是可行的。

我们还可以考虑那些有益于社会或整个人类的潜在的增强手段。进化为什么没提供给我们这方面的优势（例如，扩展利他主义以及控制暴力冲动的能力），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很容易看出进化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来使这些性状保持在一定水平上，从而使个体的内在适合度达到最大化。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当今社会可以从（平均而言）个人具有更大程度的利他主义和更好的控制暴力冲动的能力上受益。增强这些品质对现代人来说既是可行的也是社会的需要，其途径包括服用具有移情作用的药物（empathogenic drugs）、情绪疏导、提高修养，以及增强这些亲社会倾向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即使是我们希望增强的某种品质本身具有促进内在适合度的效果，有时我们仍会借助于价值取向偏差来应对最优进化的挑战。譬如下述情景：一种性状（品质）可能内在地就关联着另一种具有降低适应性水平的性状（品质）。进化已经在这两种性状之间达成某种取舍平衡，但如果我们对这两种品质评价的优劣次序与进化的结果不同，我们就有理由采取不同的取舍。例如，假设非常高的创造性智力需要以注意力分散为代价。虽然我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通常不愿意分散注意力，但如果注意力分散能带来很高的知识创新能力，那么我们可能会愿意接受相当程度的注意力分散。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早期人类环境下这种偏好的取舍会使得适应性变差，那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今天我们应当寻求某种干预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与此相反，如果一种拟议的干预能给我们提供好处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们就该怀疑这种干预——除非我们能在回应最优进化挑战的启发式模型的另两种答案中找到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