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卷是对孔子——经学家的原型——的初步研究。它考察了与孔子有关的某些传说，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这些传说，孔子被后世经学家视为经学的鼻祖。更重要的是，本卷还考察了此种认识如何深刻影响后世的经学家，使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文本校勘者和文字注释者，致力于半道德半教育的修身，希望为朝廷效命。就我的意图而言，在整理、传承经书和以学说影响经书诠释的过程中，孔子到底做了些什么，没有历代经学家认为他曾做了些什么重要。事实上，本书不是思想史研究，关注的不是孔子本身的思想，关注的是作为经学大师和经学教师的原型，孔子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孔子的活动所依赖的媒介（既包括口语，也包括竹简上的书面文本）。孔子活动的直接动机是双重的：培养自己和门徒的道德，把经书的学说运用到礼仪中。由于孔子是历代经学家的鼻祖，研究经学自然要从他的生平和活动开始。

《中国经学史·周代卷——孔子、〈六经〉与师承问题》篇幅较长，论述很仔细，这是必要的，因为孔子是先行者，他为中国经学的历史发展确定了范围和方向。另外，我还仔细研究了他的三位门徒，他们在传承孔子学说过程中作用非常突出。最末两章也很长，讲的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和荀子。我认为，周代的经学具有原型意义，有必要完整地呈现它。然而，更重要的是我想有血有肉地呈现先秦儒家圣贤的形象，他们自身常常是后世经学家极力推崇和效法的对象。我研究周代经学如此详尽，乃受费佛的启发，他的巨作《经学史》卷一虽然时间跨度较短，却比时间跨度长得多的第二卷篇幅大很多。

新近的两部英文传记既有助于深化和拓宽我们对孔子的认识，也展现了本领域研究中的两个极端。第一部是金安平（Annping Chin）的《真正的孔子：思想历程和政治生涯》 （The Authentic Confucius: 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此书深入探讨了思想家、政治家孔子的公共形象。然而，即便我们热切地赞美金安平在揭示思想家、政治家孔子真面目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真”孔子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孔子背负了太多的希望，太多的信念，这些希望和信念是经过历朝历代累积在他肩膀上的。因此，在时间长河中孔子有许多种不同的面貌。史书的作者有倾向性，他们所选取的孔子生平事迹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因而这些史书无论早晚，理想化的想象常常比生平事实更多。第二部是戴梅可（Michael Nylan）和魏伟森（Thomas Wilson）的《多面的孔子》（Lives of Confucius）。此书在更广阔的时空中以更开阔的视野探讨孔圣人的一生。作者解释道：“历代的孔子追随者或批判者，把各种惯例和观念归在孔子名下。本书旨在帮助读者穿越这重重的迷雾，方法是遵循史学家顾颉刚曾经的忠告，‘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在本卷中我亦将遵循此忠告，聚焦经学家孔子，考察他整理、教授和传承经书的活动如何预示并启发历代中国经学家的活动。后世的经学家不但努力自觉地遵循孔子的道德训诫，还遵循他的经学方法，虽然有时候可能只是不自觉地。

孔子是经学家的原型，他的这一面和他的学术机制在西方少有关注；然而在中国，圣人的光环越来越难以掩盖孔子作为人和学者的一面。海峡两岸的当代学者均致力阐明对经学家孔子的传统认识，并对这种认识做审慎的分析。既然本书的目标是揭示古代经学家对孔圣人的传统认识，势必借重当代中国学者这新一波的研究成果。除了细述孔子作为学者、教师和可能的整理者如何对待经书，本书的一项重要贡献是以最新的仪式理论来审视孔子对话式教学的情景——该理论经过发展已经用于研究古希腊经典。

本卷分做三部分。第一部分以经学家的原型孔子为中心，讨论了孔子的活动在三大领域开创了先例：第一，他的教育活动如何以德行为中心；第二，他整理、诠释经书的活动如何在本质上是礼仪化的；第三，他的口头释经活动如何将道德和礼仪结合起来，内在的道德是外在的礼仪行为的先导，口头释经则证明阐释者的道德品质。第二部分讨论孔子几位最重要的门徒——曾子、子夏和子思，他们推动了孔子学说的传播。第三部分关注的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和荀子，但讨论的重点是他们在孔子学说的接受和传承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而不是他们在孔子学说发展过程中所秉持的不同的思想立场。

分析初期的中国经学，我们的视线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到文本的定型和传承上。所有文本，无论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都需要倾听和朗读、阐释和运用、教授和秉承。以书面文本而言，它们还需要编辑和校理、抄写和流通、维护和储藏。因此，在一部探讨中国经学鼻祖的著作中，小学（研究文本自身而非阐释文本的思想）是一个有价值、有必要审查的对象。以口头文本而言，它们需要具体的情景，用于讲授和听讲，用于讨论、释疑、阐发、记忆和传承。换言之，口头文本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触书本。在此情形下，仪式理论、礼仪行为和口授的具体环境，就与小学一样有研究的必要了。

在阐明孔子与弟子之间仪式化的口头传承的情景之后，紧接着关注的是被奉为经书的孔门弟子的文本，这些文本原是讲稿的笔录，我们会简单介绍它们的原始面貌。周予同在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所作序言中认为应少关注经书，而多关注经学的历史。然而，古代稿本遗存的不断发现无疑是否定了这种观点，虽然这种观点的初衷是好的，在周予同那个时代也是有用的。稿本遗存不仅为研究古代经书提供了新视角，而且让我们得以了解口头传承的过程。因此，这些新发现使本部经学史受益匪浅。

然而，任何一部经学史都应适当关注历代学者如何看待经书、经书的起源和经书的政治、社会、教育功能。不过，最迫切需要关注的也许是促使这些学者在思想上和精神上与经书互动的动机。一部经书的真正起源，无论作者为谁，其原始状态或当初的目的为何，并不影响后世的信徒以它为真，实际上，对这些信徒而言，他们信奉它的根本动机深植于他们自身的现实生活。因此，本书将关注原始经学传承中这种理想化、主观化的现实，关注它的鼻祖、重要代表人物，关注它的方法和它的目的。如果我们偶尔揭示了能被史实或文物证实的、的确发生过的更“真实”更客观的真相，当然更好。但是缺乏，或者故意忽略这种客观实证，并不能抹杀经学史之“真”，它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参与其中的学者无不感受其真。孔子的经学鼻祖形象及其影响是本研究的对象，因此我在此传统中无拘无束地漫游，从开始到结尾，无论什么材料只要贴切就加以利用。如果旨在寻绎此传统出现之前的“真”孔子，那么我这种不论时代的做法就是对学术规则赤裸裸的违背。然而，若旨在审视一个传统，这样做就完全必要了。如果有人希望我按照兰克史学那样去发现“真”孔子和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这种尝试也许是可行的），那么很遗憾我这种天马行空的做法注定要令他们失望。

尽管如此，我还是尝试着审视经学传统，根据手边的资料尽可能准确地描述经学的发展过程。费佛认为，西方经学起源于史诗诗人的自我注释，他们“为意思模棱的措辞或专名添加说明文字，为它们画半线或直线”。荷马时代之后，史诗吟诵者“像从前一样，难于理解古老的、罕见的单词或这些单词的奇怪组合，他们有时篡改它们的原貌，甚至赋予它们新的意思。可能在现代人看来，这种改动是非常鲁莽，甚而错误的。然而，它仍可以视作一种最早的阐释传统文本的行为”。这不是经学——只是他们诗学的一个方面——但它无意间却促成了经学的形成。经学的正式形成主要得力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那些小学家，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让那些宝贵而残缺的古代稿本遗存可以被人读懂。我在此书中要论证的观点是，中国经学也起源于孔子那些自发地保存和阐释古代稿本残卷的活动。孔子以老师的身份开展这些活动，追求“述而不作”。述，尤其是在礼仪化背景中的口头讲授将是本书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