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关孔子生平的史料

考察孔子生平，本书主要依据两部古代文献：《论语》和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与圣人生平相关的其他三部文献，《左传》《国语》和《礼记》中的某些章节，本书采纳较少。显然，有关孔子生平最重要的古代文献是《论语》，在第三章将对之有详考。第二重要的文献是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本章以《论语》所记载的事件为基础；司马迁参考《左传》和《国语》，再加入他自己的揣测，赋予这些事件以历史语境。司马迁描绘了孔子平易近人的一面，就孔子可能的动机、真切的哀与乐进行了原创性的分析。最近，学者戴梅可和魏伟森贴切地转述了司马迁所塑造的孔子形象。然而司马迁的原作似乎采用的是传注家而非历史家的方式，他将孔子的生平当作一个文本来读。司马迁所采用的文体“记”，令人有理由视他为一名传注家，因为这类作品的功能常常像注释，解释某子的学说或者某部经书中的费解之处。这一认识启发我将《史记》翻译成“Records of the Historian”（史家之记）。作为传注家，司马迁把与孔子相关的事件和语录放置到确定的历史语境中，与其说是为了建立连贯的叙事，不如说是为了解释孔子的行为。传说孔子试图变革其时代，成为与其身份相称的“素王”，但他失败了；为了实现对孔子的认同，司马迁压抑了完全客观地书写历史这种史家的本能冲动。

孔子在《春秋》中运用过的传注形式和结构框架，被司马迁采用，成为《史记》最重要的结构之一。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就此解释说：

为了继承孔子保留下来的历史传统，司马迁以《春秋》为榜样。本纪的地位如同经（“纪”实际上是半神化的“经”的同义词）；列传则如同附加的传注“传”，为编年体的梗概充实内容。

因此，传注型视角与其著作的这种内在结构，都不是后世附会上去的；相反，它们是司马迁诠释历史，创作优美历史散文的固有手段。

在微观层面，对这位传注型史家的叙事结构，王安国（Jeffrey Riegel）甚至研究得更深入。司马迁记述了孔子的流亡生涯，王安国认为这个小片段的结构乃受《诗经》中的某些颂歌启发，特别是《毛诗》第34、36和37首；叙事是精心设计的，以使孔子展现与《诗经》中所蕴含的规范和意象相符的得体行为，即使流放在外漂泊多年这也是必需的。孔子的“流放岁月”，阅读起来更像历史传奇，而非历史叙事，因为“这三首古诗和时代稍后的某些关于孔子流亡的轶事，在语言与结构上相似，甚至在某些地方相同。有关孔子流亡的轶事，现在主要见于《论语》和《孔子世家》，也零星见于其他讲述流亡的传说”。这里，司马迁视孔子为《诗经》身体力行的传注者，不但用文辞还用自己的行为注释《诗经》的文本。司马迁如何描绘孔子对本研究很关键，因为他的传记被后世经学家当作信史，从而与《论语》一起形成后世认识孔子的基础。

另外两部古书，《左传》和《国语》，据信与孔子同时或几乎同时，也是有关孔子生平的重要资料，但在本研究中采用较少。《左传》是为六经之一《春秋》所作的广博的传注。《春秋》按年代顺序简洁地罗列事件，《左传》则为它提供历史背景。《左传》有46处提及孔子，孔子被刻画成政治与礼的权威，提供历史与政治评价。很早以来，《国语》就被视作《左传》的姊妹篇，并被认为同出左丘明（约前556～约前451）之手；《论语》中提及过这位左丘明。《国语》是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或政治家演讲词和其他形式的言语的汇编。它编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传统上亦被视作《春秋》的传注，但不如《左传》正式。《国语》中孔子共出现8次，其中三次阐释奇异现象，四次阐释鲁国某贵族母亲的行为；孔子的形象如同先知，能够解读自然现象，品鉴人物。

另外，《礼记》中的某些章节引用孔子言论甚多。《礼记》成书于汉代，选编了与孔子同时或时代更早的礼类文献。这些章节的许多内容也见于《孔子家语》中的类似章节。《孔子家语》为王肃（195～256）编辑，是一部言论、轶事集。既然保存于《礼记》中的文本语言形式更古老，我便视其为更古老的史料，没必要再引用《家语》中的相似段落，除非它们很独特。庄子、孟子、荀子等诸子对孔子的引述也有价值，已经有其他著作对它们进行搜集、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