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水江木材贸易中的商人团体

清初时期，清水江沿岸有诸多生苗村寨，未归王化。康熙初年黔阳知县张扶翼说：“相传峒木出天柱清水江者为佳。清水江，木所由以出，而非其产也。由清水江入生苗扳岩数百千里，悉皆苗寨，各有分界……又经诸生苗寨，必与其酋长交欢，递相传送，递者稍侵其界，即执刀相杀。虽有往者，尝苦不得出，此其所以难也。”民国时人芦隐在《南京上新河木业志》中曾追溯清代的木业经营状况：“产广木之境曰苗。采木者尝从湘逾黔而桂。历苗河，入摇山，涉水登山，穿林越溪，逾越掉绝，颠仆瞒珊（蹒跚），豺狠当道，熊黑是胆，有历数年而不归者，其艰辛之况可矣。……洪江为进苗之孔道。可达黔之会同、黎平，是为苗境，即产木之区。采购者寓食于洞家（苗人或 ‘黑苗同类’有山产之主家），或少数，或多数，或占山约数，寓而收购，或一年，或数年。事蔽，运木止于洪江，循洪江而至常德。”这里说的是木商跨省采木的艰难。清朝时期，每年来三江购木的水客约有千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资本较大的商人。营利是商人的目的，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清水江木材本钱大、买价低、运缴大、利润高。清朝前期木商运木获利情况还不得而知。到了中期这类资料就比较多了。《姜氏族谱·世系纪略》记述了嘉庆年间姜仕朝的经商经历：“仕朝自幼失怙，惟母教是从。及长兴家创业，生理大顺。晚年值坌处与卦治争江，两年不通买卖，吾祖（仕朝）罄其所有，广囤木植。嗣事结（争江平息），沿江半属我家印木。以一二年购进万数之木，四五旬尽卖之，获利数倍。其时，虽未广置田产，然黄白已冠千家。”下面以民国木商李万昌经营一次木材为例来加以说明，民国22年（1933）李万昌在剑河南嘉乡购买青山砍伐树木，其木每株平均约有木码五五钱，购价每株为银元1元，共砍伐1300株，总计木码680余两。运到王寨每株合成本5元（包括购价、砍伐与陆地拖运、水上放运以及税款在内），两株合木码1两，每两成本为大洋10元左右（王寨市价为每两18元左右，则利润每两8元左右，利润率高达80%）。此单木材的成本共折大洋6820元，运至茅坪木坞成排运销洪江，需付运费282元，撬排工资328元，大小缆索费1126元，修头、做篾、锯木等工资474元，木坞、包头费51元，雇排头工10名，工资300元，解厢工5名，工资75元，筏排工56名，工资1200元，关税310元，沿途木坞、清椿杂费共50元，总付运缴杂费4196元，其成本共计11016元。再改成大排，直放陬溪转运汉口。在整个运输途中，每两木码平均放运工资6元，需付4080元；每两缆索费2.16元，需付1468.6元，每两拖轮费2.03元，需付1380元；此段运程共付费用6929.2元，其总成本为17945.2元。在汉口出售，每两木价34.8元。全部木材按汉口篾尺头计算即出码25%，增为850两木码，共得价款29580元，除按九五扣除“行用”外，实得28101元，共获利润10156元，利润率高达56.59%。据民国时期《台拱县文献纪要》“物产”项载：“杉木出县东南区，满山苍翠，有轮围合抱者，近年来，江路开通，贩运三江出售，其质较他处所产坚实，价值亦较他处为优。”光绪《黎平府志》卷二“山水”条载，黎平府境内“杉木岁售百万金”。该条又载：“……远商来此购买。在数十年前每岁可卖二三百，今虽盗伐亦可卖百余万……”又据《贵州经济》载：“查清水江自平越之羊老、经黄平之重安江入剑河、锦屏、天柱等县，其中森林最多者，首推天柱、锦屏、剑河等县。”在清水江木材贸易过程中木商的作用最大，本章主要介绍水客、山客和行户在木材贸易中的地位和经济关系。从整体上看，清水江木材贸易活动中山客、水客和主家三者形成连通生产和大规模流通的纽带，共同活跃了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推动着清水江流域地区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