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继《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后，马琦又一本关于清代西南边疆矿业研究的力作即将付梓，作为他在该领域研究的见证者，在表示祝贺的同时，我更愿意将其十年来曾经与我分享的研究旨趣和多维视野拓展的体会贡献出来。

以往学界在地方经济开发史视角下研究矿业开发史或矿业经济地理的成果盈篇累牍，但却常常陷于一些问题难以解决的困境。历史上，我们的先民很早就认识各类矿种，但某些矿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开发则晚于矿种认识很多年。例如“铅”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早在7000多年前，人类已经认知了金属铅。我国文献中，《史记·夏本纪》称青州有“丝、枲、铅、松、怪石”等物产，《管子·地数篇》说“上有铅者，其下有银”，《史记·货殖列传》载“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史记集解》徐广注曰：“（连）音莲，铅之未链者。”据此推论，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先民就已经认知了金属矿物铅，先秦时代将尚未冶炼的铅矿称为“连”，并知晓了铅银伴生矿。青铜时代，青铜器铸造中已经用了铅，铅主要作为铸造青铜器的配制原料使用。然而，作为铸钱的币材，铅则是严禁的。《史记·平准书》指出郡国犯奸铸币的重要特征是在铜钱中“杂以铅锡”，致“钱多轻”，故“县官以令禁之”。说明西汉铸钱禁止掺杂铅锡。此后历代铸币几乎都禁“杂铅锡”，避免劣币泛滥，扰乱国家币制稳定。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铅主要作为铸造铜制器皿的配制原料使用，铅的用途和开发极其有限。但是到了清代，深埋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黔铅得以大规模开发，其驱动因素就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地方经济视角，而必须结合铅的用途扩大及其在国家战略层面价值意义的提升而综合考量。基于此，马琦以多维视野展开清代黔铅开发研究。

首先，作者在国家资源视野下研究清代黔铅开发。人类社会就是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史。矿产是自然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对矿产资源的利用程度则取决于人类对资源的认识水平和利用技术。进入文明时代，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形成了自然人和国家两类资源利用主体。个体的自然人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而不断加深对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而国家往往掌握部分特种资源，如作为币材资源的铜进行垄断性开发，以保证全国的币制稳定、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马琦以国家资源观为切入点，对清代币制进行充分研究，发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货币需求量剧增，而原有的货币铸造发行规模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钱荒”。为了解决“钱荒”，国家一方面允许外洋白银流入，另一方面被迫调整钱法，扩大币材的来源、加大铸币量。正如马琦研究所指出的，康熙、雍正时期钱法调整中的一大特点是加大了制钱中的铅含量，形成“铜六铅四”的配铸比来应对铜的供应不足，以满足国家的铸币需求，铅成为清代仅次于铜的重要币材。马琦研究得出“从雍正二年至道光八年，黔铅总产量达8.72亿斤，年产839万斤，其中，白铅产量占清代全国的67%～84%，绝大多数用于供给中央及各省鼓铸”，将黔铅开发上升到国家特控资源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这是矿业开发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其次，在国家安全视野下研究黔铅开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进入热兵器时代的现代战争实际上是资源消耗的对抗。清代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热兵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具有军事价值的矿产资源成为提高武器性能、保障军队战力、巩固国防安全的关键。火药在我国很早就应用于军事领域，并发明了火药燃烧产生高压气体推进发射物急速运动的射击类杀伤性武器。宋元以来，我国火器的发射物主要是石块、铅丸和铁弹，而铅以其熔点低、硬度弱、可塑性强及有毒性等特点，逐渐成为明清时期火器弹丸的标配，“制备铅弹，以供枪炮之用”，铅便成为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因此，马琦将黔铅开发与清代军事装备发展，以及边疆重大战事结合起来研究，发表了《铜铅与枪炮：清代矿业开发的军事意义》一文。他又在本书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发现在黔铅大规模开发之前，清代军铅严重短缺，军队“枪手演习，止放空枪，从未装入铅子打把，似此则信手高低，漫无准则”。雍正时期黔铅开发全面展开，故从雍正七年开始，清军训练一律“用铅子打把”。马琦研究得出“清军火器常规操演，每年所需军铅在20万～26万斤上下，这些黑铅绝大多数产自贵州”。黔铅开发保障了清军火器弹丸的有效供给，黔铅的军事用途在历次维护统一和边疆安全的重大战役中得到充分体现，康熙、雍正平定准噶尔时，清军已能“炮火铅弹，多带备用”。乾隆征缅战争中，云贵总督彰宝奏：“军营火药铅弹前已运过五万五千余斤，现在腾越存贮尚多。”虽然军铅并非全部产自贵州，但清军装备改善、重大边疆战事中铅弹供给充足与黔铅大规模开发的时间吻合，折射出黔铅开发在军备战略物资与国家安全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再次，在国家治理的视角下探讨矿产资源开发、区域经济发展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马琦通过对清代黔铅矿分布和开发区域的细致考察，指出清代黔铅开发的重点地区位于贵州西北部的彝、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该地元代为部落首领充任“蛮夷官”的辖制区，明代为土司辖地，国家只能通过土司对该区域和当地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管理。明代虽然急需铅矿资源，但无法深入土司辖区进行大规模开采。清代黔铅开发得益于两个重大的政策调整：其一，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清康熙三年（1664）平定水西宣慰使安坤叛后，设置为大定府，下辖黔西、平远、威宁三州和毕节县，使黔铅主要矿区从土司间接管理变为国家直接治理，为国家主导下的黔铅大规模开发和战略资源全面管控创造了条件；其二，马琦研究发现，改土归流使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治理逐步深入的同时，自康熙时代起，政府实施了具有区域导向性的“开边禁内”的矿业开发政策。“改土归流”与“开边禁内”两项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治理政策的互动作用，促使西南边疆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同时，为国家大规模资源开发创造了条件。黔铅的兴盛吸引了大量的内地移民，促进了黔西北的垦殖开荒和水利兴修，带动了贵州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和城镇的发展，而黔铅产销所产生的巨额收益也成为贵州地方政府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和社会经济管理的主要财政来源。国家资源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边疆社会稳定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得到了有力诠释。

最后，用历史经济地理与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这是该书用力最深勤、研究最精到、创新最突出的地方。马琦研究发现黔铅采冶地虽然在贵州，但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需求则遍布全国各地，影响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领域，所以清代黔铅开发研究必须跳出了地方开发史的窠臼和主要运用地方志的局限，以多维的视野进行国家全局性的思考，并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档案、实录、会典、方志等资料。例如长期困扰研究者的矿产量估算问题，马琦便在清宫中档中找到了雍正至道光时期相关官员向中央上报的黔铅逐年生产、贮存、购销、运输奏报，以及地方志中无法反映的黔铅开发制度体系、地方官兼职矿务管理的运作机制等方面的资料。在大量新发现资料的支撑下，作者在清代黔铅开发的市场需求、产地转移、采冶技术、政府影响与产业兴衰；清代黔铅矿厂运作、抽买制度与管理机制；清代黔铅产销关系演变与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调节；黔铅运输交通地理与分销渠道；黔铅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黔铅矿务与贵州地方行政六个方面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的实证研究。多维视野下的研究思考和全方位的资料收集，为该书取得超迈前人的研究进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矿业开发史研究方法创新的典范，更能客观准确地揭示清代黔铅开发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当作者通过扩大视野，将清代黔铅开发研究引向国家资源、国家安全、国家治理层面而取得重大突破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忽略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地区性问题的思考。例如该书就缺乏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黔铅开发的研究，贵州铅锌矿集中的黔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其生态脆弱，加之清代150余年传统采冶方式下的高强度黔铅开发，必然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危机。黔铅开发的衰败除了作者书中探寻的原因外，生态环境的破坏使黔铅开发无以为继也是重要原因。黔铅开发辉煌退去之后造成的石漠化，成为当地居民长期深度贫困的重要原因，其影响至今，使黔西北成为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难度最大的滇黔桂石漠化区的核心地带。因此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矿业开发史研究，理应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再有，清代“开边禁中”政策下西南边疆矿业开发中的民族关系、边疆社会变迁、生产生计方式变化等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或专题研究。因此该书拓展了清代黔铅开发研究的思考维度，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然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去拓展、去思考、去探索，期待作者继续努力，不断创新。

陆韧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天水家园

2018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