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国创新驱动研究内容分析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图谱可知当前关于创新驱动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1．创新驱动的历史沿革及内涵

1776年工业革命之初，亚当·斯密就指出，除了基本的资本、劳动力之外，技术发展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要素。19世纪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马修·凯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亨利·克莱、亨利·凯里、帕申、史密斯、约翰·雷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也提出了有关创新驱动的先驱思想：一国经济发展的源泉是技术创新而非资本积累，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资本理论以及有关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创新理论进行明确和系统的论述，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很多概念表达都与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密切相关，如《资本论》中对“自然科学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的阐述，以及《剩余价值理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提及的“发明”“技术变革”等。国内很多学者（陈宇学、张泽一、张蕾、杨朝辉）持有类似的观点。1912年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深入探讨了创新的概念及其特征，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要素纳入生产体系中。1970年以后，门施、弗里曼、克拉克等利用现代统计方法对熊彼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验证，并将其深入发展为创新理念，也称“泛熊彼特主义”。美国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E. Mansfield）认为创新是“一项发明的首次应用”,厄特巴克（J. M. Utterback）指出“创新不同于技术样品或发明，它是技术的首次采用或应用”。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将创新概念引入管理领域，认为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或者说改变资源给予消费者的价值或满足的行为。弗里曼在《技术与经济绩效：来自日本的教训》中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其把创新概念扩大到包括发明、创新和创新扩散三重概念，并于1982年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德国学者奥托·卡尔特霍夫等在《光与影：企业创新》一书中讨论认为“创新的本质”并不明确，人们对于创新的确切含义都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只是常将其作为一种新技术或者新产品产生过程中所需的技术，认为这些并没有把创新最本质的内涵表现出来，已有的解释太过于狭隘。Henderson和Clark在《建筑创新》中以创新范围作为分类依据将创新划分为渐进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并表明两者之间具有相互转化的关系。卡洛塔·佩蕾斯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首次对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二者之间的基本经济范式进行了阐明。而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以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为样本对象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其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劳动或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量并不是第一位的，认为最大经济贡献量为知识和技术等多种要素共同做出的。

创新指的是产品（包括商品和服务）、工艺、营销手段实现新的或重大改进，或在商业实践、工作场所、组织或外部关系中采取新的组织方法。“驱动”则是指推动经济增长，创新驱动就是依赖创新，使生产要素高度整合、集聚、可持续地创造财富，从而驱动经济社会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创新驱动”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部分国际组织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过程应该是先经历因子驱动阶段，然后进入效率驱动阶段，最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在三个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依赖特征。J. S. Nye提出，对于21世纪的发展，投资驱动型经济已经逐渐走向消亡，资本、原料以及土地不再是完全确定的财富，社会发展即将进入创新驱动型的新阶段，在此阶段中，需要以知识和科学技术来推动经济增长。刘刚将创新驱动的概念与创新型创业的活动相对应，认为创新驱动的实现主要依赖于知识创造、产品以及技术上的创新。洪银兴指出创新驱动是利用新的知识或发明对现有的人力资源、资本资源以及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介入并对其进行重新组合，在降低资源耗费的基础上促使经济形成内生性增长。创新驱动是一项系统工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新的范畴就已经从产品和工艺创新扩展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傅家骥认为技术创新是可以为企业家赢取市场潜在利润，涵盖科技、组织、金融和商业等活动的行为过程。为赢取商业利润，企业家通过主动对生产要素及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的途径来建立起更高效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而得以获取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的新途径、创造出新的产品或工艺并开拓新市场或者建立企业新的组织。Grossman和Helpman认为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创新则使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同时为其带来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刁玉柱和白景坤指出商业模式创新要求对组织创新等创新要素的合理利用。刘志彪认为创新驱动是应对模仿驱动和学习驱动的发展方式，是实现创新型经济的核心利器，是实施“先发优势”的基本条件。张来武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是在改革的推动下，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甘文华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来临，创新驱动的方法和模式在逐渐转变，由原来具有封闭性、单一性、技术性、人为环境性等封闭式特征的模式向具有资源配置全方位性、扩散和资源共享性、人本化倾向性、自组织性等四重维度的模式过渡。任保平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对创新驱动的内涵进行阐述并将其分类为产品创新、文化创新和产业创新等七大类型。施筱勇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出发，总结出持续型创新驱动经济体的三大特征，即高比例的知识资本投资、活跃的创业、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洪银兴指出现代化的创新驱动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原始性创新成果及其转化，二是产业创新。刘雪芹和张贵指出创新驱动的本质直接体现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和优化，应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的基础体系、运行支撑体系、演化引导体系三个方面推进创新生态系统建设。

2．创新驱动论的战略意义

技术进步（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当前探讨创新驱动的战略意义主要是将其与经济新常态、互联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时期等重大历史背景紧密结合起来。创新驱动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动力，是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新常态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实现新常态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创新驱动发展既是各国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提升国家竞争力、适应经济社会需求深刻变化的宏观战略，也是各国把握新科技革命、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核心对策。创新驱动是进一步激发我国创新的动力，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我国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发展的长期动力有战略意义，对我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现实意义，对我国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长远意义。创新驱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根本和最为关键的力量（卫兴华、陈宇学），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和新方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适然性（任保平、马克、钞小静）。杨多贵和周志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挖掘“技术创新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和“生态文明红利”等创新红利，已经成为提升发展质量及竞争能力的根本和关键。黄剑和黄卫平探讨了创新驱动对于转型调整及经济增长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科技创新、外交创新、金融创新三维视角论述了其对转型调整的促进作用。创新驱动的实施可以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等从创新驱动发展等视角阐述了“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思路。实施创新驱动对供给侧改革有重要意义。在推进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创新起着重要作用，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促进供给与需求平衡，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可优化结构，提升效率，通过制度创新，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辜胜阻等通过对我国近40家央企和金融机构的调研，发现实现央企创新驱动发展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引擎。

3．创新驱动增长的机制

现有文献中对创新驱动增长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创新推力方面，一些研究认为创新推力首先表现在利润动机方面。熊彼特认为创新驱动增长的目的是谋取利润。而谋取利润的具体方式不同，增加产品的多样性、创造出新的产业部门等都是谋取利润的方式。Romer P和Grossman G. M指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增加产品的多样性，创造出更多消费体验和市场，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Saviotti P P和Pyka A.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指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创造出新的产业部门，以创新的产品或服务替代原有的产品或服务，推进生产和消费水平的跃升，带动中间产品部门的发展，以互补性产品或服务延伸和扩大市场空间，强化创新价值的获取能力。王高升和王欣指出，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时，一方面应该保持要素驱动型产业的持续发展，而另一方面也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对驱动型产业中劳动力安排较密集的下游环节进行投资和创新，完善产业基础，逐步发展中上游环节。部分文献认为创新推力其次表现在创新的投入上，早期的研究主要是用R&D支出或者R&D人员衡量创新投入，Aghion和Howitt认为R&D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Zachariadis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越高，专利数量越多，经济增长率越高；Laincz等对美国R&D机构的人员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后，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知识是“经济进步的发动机”。Lucas R E、Zeng J. 、Hulten C R．和Greenwood J, Hercowitz Z, Krusell P．指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提升投入要素的质量和促进要素积累，提高生产率，包括人力资本积累、知识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资本积累。王崇峰认为区域创新要素投入、知识溢出会显著影响区域创新能力。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创新推力最后表现在科技金融方面。王来军从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方式出发，认为科技金融是创新驱动升级的核心机制。粟进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创新驱动的原动力是科技金融。张岭和张胜分析了金融体系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影响。

第二，在创新拉力方面，一些文献认为创新推力首先表现在创新的市场需求方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施穆克勒提出技术创新动力主要由市场需求拉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罗纳德·阿曼和朱利安·库珀通过对近年来西方工业国家的主要科技创新成果的考察得出结论：需求拉力对于创新来说具有比技术和发明推力更普遍的激励作用，创新的最根本动因来自市场需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奎斯、迈尔斯抽查和分析了5类产业中的567个创新项目，结果显示34%的创新源于市场需求，15%的创新以技术本身为来源，因而在技术创新动力因素中，市场需求比技术的作用更为重要。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创新推力其次表现在市场结构方面，莫尔顿·卡曼和南赛·施瓦茨认为技术创新主要取决于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企业自身的规模和垄断力量三个因素。对于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所持观点各异。Galbraith（1952, 1956）、Kaplan（1954）、Soete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创新性越好。Horowitz、Hamberg认为企业规模与R&D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Jaffe（1988）证实了企业规模与R&D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而Scherer（1965）、Loeb和Lin则得出了企业规模与创新存在倒U形关系。在市场竞争程度方面，Jefferson和Bai等发现将产业效应作为控制变量之后，市场竞争程度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朱有为和徐康宁则发现市场竞争程度越大，创新效率越高，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三，在创新条件方面，研究认为其主要体现在创新的政策和制度设计领域。C. Freeman研究了日本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的关系，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推动了相关的技术创新。Romer认为对技术创新进行直接补贴可以产生最有效的政策效果。Clayton Christensen认为只有政策环境符合一定条件时新技术才能得以产生和应用。Porter也认为只有当政策制定合理时，才能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Rudretsch和Thurik指出创新过程中还涉及政治、科技和社会行为，需要政府运用相关的政策工具进行统筹。Lach发现政府资助能促进小企业的研发投入。Xulia Gonzalez and Consuelo Pazo（2008）指出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必要条件。Mathews和Dong Sung Cho（2009）研究东亚芯片产业的创生及升级之路后发现，国家政策和体制提供的“技术撬动”是其产业兴起的重要因素，且这种政策和体制还可以在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发挥作用。Mayer研究了美国州政府所推出的科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正面影响。Boekholt和Thuriaux（2012）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法国航空航天城的创新驱动发展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合理的科技和经济管理体制可以正向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而在国内研究中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产权对创新活动会产生不利影响，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较低（刘小玄、谢千里和罗斯基等）。葛秋萍和李梅（2013）指出我国创新驱动型产业升级的突破点在于对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张志元和李兆友（2015）指出要积极创造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制度环境，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创新，构建完善的多维度及多层次的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孙志燕（2013）对以色列以研发支持政策和磁石计划及孵化器为重点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分析，并指出其对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马一德（2014）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革故鼎新，创新驱动发展一直引领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刘群彦和刘艳茹（2015）则认为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影响，因此我国应对国家经济和创新能力发展阶段的实际特征和知识产权保护条约进行综合考虑，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李丹（2014）指出从改善制度供给入手，完善科技资源配置制度、强化企业技术创新意识和动力、完善协同创新制度等可以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徐峰（2014）系统分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政府的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包括支持科技发展、制订面向创新的产业政策、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强高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以及人才的培养和培训等方面。邵传林和徐立新（2015）系统地分析了制度性因素对地区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效应。吴建南和张攀（2015）指出从价值重塑、权力下放、权力制约、能力建设、考核监督五个方面重塑政府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可行路径。王宏伟和李平（2015）分析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

上述观点还可总结如表2-6所示。

但事实上，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很难将某一因素确定为创新的唯一动力因素（美国斯坦福大学莫厄里和罗斯伯格），现有研究更多从综合的角度探讨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傅家骥（1998）认为创新活动的激励有国家宏观层面的激励和企业内部激励两个层次，激励的具体方式包括产权激励、市场激励、政府激励和企业激励等。Furman和Hayes指出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不断加大的研发经费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以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创新基础设施环境。孙青春认为企业进行可持续创新活动主要是由于瓶颈、政策和文化三个驱动因素。张秀武和胡日东发现创新驱动的影响因素包括知识生产函数（考虑了R&D存量因素）、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和区域间的知识扩散等。方健雯等认为政府科技经费支出、FDI、企业R&D经费支出等因素对创新驱动具有显著影响。Bergsman J, Greenston P和Healy R将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因素分为新市场拓展、新利润中心发现、行业创新或新行业产生三个方面。李婉红等分析了IT进步、IT设备供应商、政府IT政策、IT范围经济、IT能力对工艺创新的影响。Hood C发现新产品开发、高层次人才引进对印度班加罗尔信息技术与软件科技产业集聚区具有重要影响。陈曦从创新评价、创新人才、创新政策、创新文化等方面出发，分析了创新驱动的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及提升机制。马克认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以单一型创新转换为多类型创新为起点，对创新效应进行模拟，经过创新政策与创新方向调整，最终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惠宁指出产业创新驱动的实现要从基础研究、自主创新、市场培育和制度保障四个层面出发。同时，部分学者也指出创新驱动带有明显的区位特征，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创新驱动机制会不一样。栗献忠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例，探讨了新兴国家的创新驱动模式及其驱动因素，指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侧重点在于理论创新，巴西的侧重点在于创新氛围的营造，印度的侧重点在于技术的引进及改造。谢科范等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达城市和地区创新活动的特征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各地区提高创新能力的途径各异，沿海发达地域主要通过原始性创新能力带动内生经济的增长，而中西部较发达城市和地区的创新驱动则主要依赖于政策的推动。蒋绚将国家创新体系分为技术、产业、市场与制度四个子系统，梳理了德国从18世纪至今的科技与产业创新政策，分析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及宏观制度的影响。潘宏亮从微笑曲线理论的视角出发，以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为着力点，结合区域发展特征的不同提出了以创新驱动解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房汉廷指出社会资本、技术资本、创新资本和企业家资本是创新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并以此构建了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资本体系”以及新的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型——STFE模型。张银银和黄彬指出技术轨道、市场轨道、全产业链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三条路径。肖文圣、王志标和杨盼盼指出创新驱动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包括硬驱动和软驱动，硬驱动主要是指技术进步，软驱动则是指辅助技术进步的制度、政策等柔性要素。纪玉俊和李超在考虑地理距离以及信息化水平等影响因素后，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对地区创新与产业升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区创新与空间溢出效应是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付一凡认为应从科技领域、人才领域以及驱动机制领域着手，刺激创新驱动和经济发展的活力。曹霞和张路蓬指出统一管理财政科技投入可以显著推动产学研合作。李丛文通过建立三部门的动态博弈模型结合微观视角和宏观机制分析了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性。王海兵和杨蕙馨测算了不同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在整体样本区间回归中，对外开放水平、非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等与创新驱动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伟光等分析了高技术产业创新中中低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认为我国经济现已进入嵌入驱动阶段，要实现创新驱动需要把握住知识溢出、研发、干中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性因素，此外，还要平衡FDI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刘骏发现产品组合线、产品价值链重构、新业务渗透、高层次人才引进、人力资本投入、新市场拓展和新利润中心发现对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唐建荣和石文发现企业管理费用、资本密集程度、企业规模、资本结构、高管年龄、董事会规模、税费返还、高管薪酬8项指标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新增长理论专家菲利普·阿奇翁（Philippe Aghion）认为实施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需要六大支柱，包括竞争政策、好的教育和大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民主法治环境。

4．创新驱动的影响因素

在创新系统的影响因素研究上，王焕祥和孙斐提出区域创新系统的动力主要来自竞争合作机制、网络学习机制和知识的外溢机制，强调动态创新系统的开放性。Furman以内生增长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以及产业集群理论为基础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提出了创新基础设施、科技与产业部门的联系以及产业集群的微观创新环境三个方面的因素。国内很多学者都采用Furman的国家创新能力的分析框架研究国家或区域创新系统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或区域创新能力受国家贸易、外商投资和技术引进的影响越来越大。魏守华等将国际技术溢出作为考虑因素之后对Furman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改进，认为区域创新能力应从创新基础、产业集群环境、产学研联系治理和区域或国际技术溢出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陈凯华等从系统的功能性来量化和分析创新系统，把创新系统分为创新产出、创新收益、外部知识获取、创新环境等9个功能块，并分析了每个功能块的运行绩效。刘晖等在对产业创新驱动的影响要素进行分析时，将市场需求、创新投入、发展效率、发展质量作为研究的关键要素，并提出了创新驱动四要素螺旋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四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验证。孙东同样以Furman的国家创新能力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国际技术溢出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拓展，并运用DEA-Tobit模型考察了创新基础、微观创新环境、产学研联系和国际技术溢出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对科技创新整体和分阶段效率的影响。周柯和唐娟莉指出贸易水平、对外开放水平、非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地理区位等因素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楠等指出，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创新人才、创新政策和创新载体是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5．创新驱动的路径与战略选择

关于创新驱动的路径与战略选择的探讨，戴星翼（2012）指出在实现创新驱动的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对于科学怀疑文化没有足够的包容性，因此首先要对思想和政策进行创新，为企业进行研发活动营造平等适宜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陈曦（2013）认为在创新驱动基本格局被建立的情况下，搭建平台、完善制度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由之路。惠宁（2014）通过构建产业创新驱动的内容并结合其滞后因素加以分析，指出产业创新驱动的实现路径可以从加强基础研究、坚持自主创新、培育创新市场、创新制度环境等方面出发。辜胜阻（2015）指出通过金融创新可以弥补现有金融体系的缺陷，推进资本市场体系多层次化，构建支持创业创新的市场环境，将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效结合才能推动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施。毕新华和李建军（2015）指出可以通过协同创新，实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高度融合，完善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实现微观层面的融合，可以从健全和完善开放的创新体系等层面对创新路径进行制度设计。魏江等（2015）指出可通过优化国家和地方创新驱动政策、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内在激发创新主体的动力和活力等来提升创新驱动力。胡长生（2015）指出要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体制机制支撑、人才支撑、研发资金支撑、创新合力支撑、法律支撑和创新源头支撑等。付一凡（2015）认为要以科技、人才以及驱动机制为着手点，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创新驱动的效应。高冉晖指出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是“新常态”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樊继达指出要加快战略模式由比较优势型向竞争力升级型转变，打破创新驱动的根本性障碍，利用“央+企+地”的协同创新效应，为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李良成构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三维分析框架，即政策工具维度、创新驱动主体维度、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维度。王俊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的关键是体制机制改革。刘燕华和王文涛指出我国在加快科技与经济融合的进程中，需要重视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林平凡指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在于重构区域竞争优势，将创新能力和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增强区域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李俊江和孟勐指出应在强化自主创新的同时，以制度创新保障技术创新，建立二者之间互动互促的关系来掌握未来创新驱动的发展着力点。洪银兴指出科技创新驱动落脚在产业创新层面上，要提高科技对接经济的程度、创新成果对接产业的程度、创新项目对接现实生产力的程度。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的过程既与科技创新相关，又与科技创业相关联。对接创新创业不仅需要创新创业集聚的科技园区，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参与者风险共担机制和创业团队收益共享机制，而“互联网+”为创新创业提供了新的平台。